“中國工人要解除痛苦，只有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之下，有秩序有步驟有計劃的努力于國家經濟的建設，然后才能成功；若果像過去的罷工示威，徒然擾亂秩序，適足增加工人痛苦而已。在此訓政時期，中國工友們，應與政府共患難，負艱巨，耐苦耐勞，堅忍沉著，一步一步地遵照訓政大綱建設計劃做去，不但工人痛苦可以解除，即國民革命亦可以完成，這乃是在今天五一節紀念的時候，全國工友應該認識的。”——《南京日報》1930年5月3日

　　在西方國家大張旗鼓地推行四天工作制等的自由時間的延長，抑或是彈性工作制這種后福特主義制度的背景下，地球另一邊的境況在大部分人看來似乎是戲劇性的反差的，也是極其悲哀的。是的，也許在資產階級法權下的勞工權益方面西方國家確實做的比我們好，但是他們同樣也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樂觀地估計，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滿足人類需求所需要的工作時間將越來越短，人們有望從生計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到了21世紀，居民經濟水平會達到非常富有的程度，以至于我們每周只需要工作15個小時。但就現在來看凱恩斯的預言無疑是錯誤的：目前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工人每周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工人工時達到每周50—60小時；大約五分之一的工人從事短期的非全日制工作。總體上，有55%工人的工作在標準工時之外。

　　而在西方，我們能從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里看到西方工人并沒有在后福特主義下解放多少，隨之而來的卻是消費主義、文化工業、規訓社會與加速主義新異化的誕生。當左翼歡呼著技術進步與社會運動帶來的勞動者的“重新主體化”，轉過頭卻發現勞動者似乎并沒有按照他們的辯證法朝著人類解放的最終目標前進。因此，左翼不得不重新反思到底出了什么問題。而反過來說，這正說明了雖然基于不平等交換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是存在的，但南北方工人所面臨的困境與與之奮斗的目標仍然是一致的——西方工人并沒有比東方工人好多少，甚至說因為資本主義操作更加復雜使得變革的可能性更加渺小。

　　在中國社會上，對于“沉迷于數字娛樂”的年輕人的批判自千禧年開始便始終存在著，他們將技術作為系統性問題的替罪羊，從現實主義一下子轉到了規范主義的“道德批判”。在他們那里，這種禁欲主義實際上是理性的——每個人每個階段都有特定的任務，作為個體我們應該嚴格履行我們的職責。在他們那里，勞動與休閑是嚴格對立的，不存在所謂“勞逸結合”之說。工人除了滿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之外沒有剩余時間做任何事情的情況本來應該只存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但我們卻看到了這一觀念在當代社會的延續——極端的禁欲主義。

　　在19世紀，資本家還沒有意識到完全沒有閑暇時間會導致社會消費和社會再生產的嚴重不足，換句話說資本家此時只在乎生產卻忽視了消費與再生產。在經濟學與管理學還不算發達的時期，資本家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清教禁欲主義的——對財富的追求，因此在管理上也是對工人價值的榨取，即僅僅維持工人的生存。最終自由資本主義在這一體制下走向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也使得資本主義開始反思消費的重要性，“全民基本收入”這一社會民主主義改良方案開始出現了其經濟與社會的基礎。

　　但這實際上并沒有打破勞動-休閑的二元對立，僅僅是將這一對立擺在了臺面上而已。而走向自在自為的道路并不是決定論的，辯證法的運動并不是預設方向的，螺旋式上升并不是單憑思想的辯證法運動就能將正反合相互聯系的，必須要考慮到現實的歷史運動。因此，在自由資本主義之后，我們將看到對勞動-休閑的多種思考以及各種方案，但這些方案卻并沒有破除勞動-休閑的二元對立。

　　作為政治的勞動

　　“斯達漢諾夫運動的意義就在于：這一運動打破了不髙的舊的技術定額，而且往往超過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就使我國在實際上有可能更加鞏固社會主義，有可能把我國變成最富裕的國家。”——斯大林：在全蘇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對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戰時的那種生產主義崇拜是現實的，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加全國電氣化。但是這種現實主義政策卻淪為了一種以技術為中心的現代化癡迷與家長式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工業黨。工人在這里不是勞動的主體，而是增加工業產出的工具，社會主義本來是以消滅異化為目標，卻在唯生產力論那里助長了異化。

　　斯大林非常清楚，要解決國防危機，就要集中發展重工業。并且在此時縱觀全球，經濟大危機正在發生，國際金融資本正在通過極端的軍事化沖銷它的內在矛盾。由于工業化資本稀缺，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不得不采取科層制的組織模式。工業秩序也隨之建立了起來，讓專家們可以有更大的權力來控制工人的生產生活。這些專家們將勞動與休閑嚴格對立起來，以促進生產為目標，要么激進一些要求工人們生活樸素，要么溫和一些認為休閑只有在提高勞動者生產率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正當的。這種功利主義反映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線性歷史決定論誤讀下深層的困境：對于后發國家來說，這些國家如何要在同一歷史時期下完成先發國家經歷三百多年才完成的現代化，或者換句話說，如何快速完成原始積累。

　　對于激進的革命禁欲主義方案，即要求工人們生活樸素，我們要說的是，雖然這一方案看似是最高領導人的思想，但實際上是“本意是好的，執行壞了”。我們清楚出于無奈建立起來的“無民主的公有制”在使得生產更具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官僚化和技術壟斷，這顯然背叛了當初的平等主義理想，因此領導人才會選擇繞開官僚系統尋求體制外的人民群眾的力量，其運動性質是雅各賓主義的——“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過的革命”，這一運動正試著去探索建立新的平等主義社會。但現實的歷史運動并不會隨著構想而進行——人民群眾的無政府主義烈度不得不暫時后退一步，因此這場轟轟烈烈的雅各賓狂歡也不得不退化為一場運動型治理而被官僚系統所重新體制化，平等主義理想從而僵化成了道德禁欲主義：領導人自稱代表人民，并以“他們的名義”行事，從而結束了革命風暴，而官僚自認為是大他者的代言人，并在目的論上設定了一場關于“高貴”與“低賤”的偉大斗爭，借此從作為主人的大他者那里竊取快感，最后便是自由派所批判的“生活困苦”——對革命精神的濫用——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工人生活水平的停滯。

　　這一“鬧劇”作為教訓，激發出了較為溫和的方案。對于溫和的家長式方案，即認為休閑只有在提高勞動者生產率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正當的，雖然是溫和的但是是最直接體現出唯生產力論的方案，“對于生產過程的抽象化（即掩蓋其再生產條件）的后果即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的確立”。

　　“在一個經濟時代，一個沒有表明理解和指導經濟關系的國家必須宣稱自己中立于政治問題和政治決定，并由此撤回統治的宣稱。現在，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的歐洲自由國家可以將自己按照中立性國家的形象來塑造自己，并把中立性看作是自身的本質上的合法性。”——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這一方案可以說是去政治化的威權資本主義社會最主流的一種觀念。通過孤立地看待生產，乃至將它看成從生產過程抽象出來的純粹生產實踐的觀點，從而將生產條件（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和生產力的再生產）的生產從生產過程中排除出去，進而構筑出一個抽象的生產過程。這一路徑在自由派看來是積極的，因為對工人生活的態度不再是通過宣傳機器發出道德說教，而是通過滿足人民需要來獲得自身合法性；工人不再被要求為國家做出犧牲，要做的只是為自己的物質利益去工作。但是現代化困境依舊存在，不僅僅是本國，還有國際層面上的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作為最大的第三世界國家，隨時試圖替換第一第二國家的位置，通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取代不平等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幫助各國走出現代化道路并避免其現代化中的異化。但在生產技術相對落后的情況下，“低人權優勢”，即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壓抑參與、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沖動，顯示出了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大規模對外出口、引進外資，客觀上就是全球替換主義，通過在規則內主動受到剝削，以蟄伏一時來獲得主體性和話語權。

　　但無論如何，這種方案也與前一種方案一樣，通過貶低休閑贊揚勞動來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先進生產者”的定義仍然具有政治含義。

　　但是，這種為集體風險的偉光正意識形態在這個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義時代顯然無法對抗個人主義。今天這個重視“治理”的時代，人們更多的關心自己的生活。工作也不是為了集體榮譽，而是個人的物質利益，因此資本主義通過這一心理讓人們通過另一種方式讓渡閑暇。

　　作為內卷的勞動

　　“在現代性的工業階段，一個事實不容置疑，那就是每個人在擁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須是個生產者。在現代性的第二階段，即消費者的時代，這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變成了：人首先要成為消費者，才能再擁有其他特別的身份。”——鮑曼《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在前面我們提到，資本主義面對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提出的方案便是鼓勵消費。但僅僅強調消費是不夠的，還需要看到消費者的消費意愿。在凱恩斯那里，或者說在整個經濟學那里，人們的“需求”都是有限的：當我們收入增加時，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幅度小于收入的增幅，因為在企業家那里，若增加就業量僅被用來達到現期消費量的增加，那么企業家的成本反而會劇增。因此，在宏觀經濟學那里，總會有一個均衡值，超出這一均衡值不僅沒有意義，還會蒙受損失。

　　但凱恩斯本人也非常清楚，主觀消費動機的強弱程度會由于某些因素而有很大的不同，即鮑德里亞那里的象征性交換。

　　“物遠不僅是一種實用的東西，它具有一種符號的社會價值，正是這種符號的交換價值才是更為根本的——使用價值常常只不過是一種對物的操持的保障（或者甚至是純粹的和簡單的合理化）。”——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在鮑德里亞那里，現代消費關系不再是禮物式的“純粹的轉移”，而是一種符號的交換。“在物的消費之中，存在著一種不透明性。整個符碼的限制操控著社會的價值：一些特殊分量的符號調節著交換的社會邏輯”，“物成為符號，從而就不再從兩個人的具體關系中顯現它的意義”，也就是說，在消費關系中消費物的定義完全不依賴于物本身，而是在社會場域中的一種意指邏輯的功能。“沒有交換價值就沒有使用價值”。

　　在經濟學那里，需要與需求并沒有區分開。而我們說，需要是一種自然事實，而欲望則是需要這一自然事實經由文化編碼后的產物。欲望是符號學意義上的，而語言學已經證明，對于所有的符號，意義都是隨機的，因為語言就是始于對欲望客體的喪失的否認，也正是這樣人們才能從創傷中走出來（所以抑郁就是對符號否認的拒絕，從而使符號對主體產生意義的心理價值被取消）。所以反過來說，欲望是可以無限擴展下去的，因為這恰恰是主體的僵局。在這里，休閑仿佛成為了一種神話，人們在無意義的工作中感受到了異化，所以不得不尋求在另一個世界中找到意義。所以，事實上已經被異化的休閑成了人們的“幻想鄉”。

　　既然欲望是主體間塑造的，因此欲望的滿足過程也是被資本主義所異化的。在文化工業下，快樂轉變為了對純粹的占有欲的滿足，即消費。所以我們看到，休閑活動變成了一種消費活動。而為了更好的消費，就需要犧牲閑暇時間來換取財富。

　　“‘提高人民福利’是假，強迫人民勞動是真。蘇修集團讓廣大蘇聯人民為他們‘勞動、勞動、再勞動’，就是想使他們這一小撮人獲得‘福利、福利、又福利’。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不惜重新拾起拉薩爾的破旗來招搖過市。”——蘇修為何翻來覆去讓人民奮斗？

　　在這里，便是鮑曼所說的“從工作倫理到工作美學”。“在這個方面，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有少數幸運兒能夠把職業作為真正的使命，并在自我實現時體驗到引人入勝、令人沉醉的滿足感，但這通常被歸因為‘職責完成得很好’的意識。”不論是什么工作，只要努力就可以帶來欲望的滿足與地位的提升。

　　當今對人力資本的強調便是體現出了工人在當代雇傭勞動中的主客體結合：既表現為能決策的主體，也表現為一個受強迫的客體。勞動者在這里體現的主體化實際上是外部否定性想內部肯定性的轉變。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卻投身于一種強制的自由，以達到最終目的，而這最終會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在自我剝削下，作為“缺位”的消費主義“美好生活”成為了客體小a。

　　作為自由的勞動

　　“讓我們先指出一點︰黑格爾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他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而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勞動是人在外化范圍內或者作為外化的人的自為的生成。黑格爾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共產主義應當生產出什么樣的“新人”？蘇聯官方支持了對于泰勒制的膜拜，嘗試探索個人與機械相融合的社會設想，在“無產階級心理學”中，一種“機械化的集體主義”將“取代個體人格”。用一種集體意識的新形態取代個體人格，反過來將進一步將人的心靈與身體分隔開。我不再充分地具身化，而是由一個第三方來協調中介著二者，這就是馬勒伯朗士的“機緣論”。

　　正如拉康在“電視”理論中對亞里士多德的反駁，身心之間的關系從來都不是直接的，因為大他者總是介入兩者之間。因此，機緣論在本質上代表著“能指的任意性”，指的是那道分割了觀念因果網絡和身體實在因果網絡的裂縫，因此，正是大他者解釋了兩種網絡之間的協同性。

　　在前面，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黑格爾式對于“生命勞作”的揚棄：雖然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工人不勞動不得食被迫出賣勞動力，但在目的論上不再僅僅是為了生存，而更多有了社會文化塑造出來的習慣。例如性生活在一開始被認為是“社會再生產的勞作”，生物繁殖是資產階級社會永葆不朽的手段，但是在今天，性生活早就失去了繁殖的目的，各種姿勢手段、玩具以及避孕技術，性隨著時代的發展早已成為了主體間精神獲得滿足的中介環節。在晚期資本主義那里，一種對勞動-休閑的協同實際上已經顯現出來了。

　　社會生活當然依賴著自然循環的自發性與否定性，因此我們只能否定勞動的生存狀態，而無法全然取消它：勞動將喪失其服務于生存斗爭的直接特征，而以受到中介的方式重現。勞動將成為更高的社會總體性的一個環節，此種總體性跟從著精神目標。在必然王國階段，物質生產的此岸和彼岸的對立，換句話說就是勞動生產的異化。人的勞動不屬于自己，而屬于資本家，因為工人和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自由王國，不再是社會關系奴役人，人的勞動不再被異己的存在所支配，人本身成為了發展的目的，但這里的人不是自己，而是社會給個人的個體化的認知。此時在終極目標——共產主義那里，集體與個人完成了同一：集體就是個人，個人就是集體；勞動與休閑也完成了同一：勞動就是休閑，休閑就是勞動。

　　“這種自由活動不像勞動那樣是在必須實現的外在目的的壓力下決定的，而這種外在目的的實現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說社會義務——怎么說都行。”——馬克思《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

　　參考：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

　　華爾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

　　鮑曼《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韓炳哲《倦怠社會》

　　齊澤克《連線大腦里的黑格爾》

　　克里斯蒂娃《黑太陽：抑郁與憂郁》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

　　秦暉《南非的啟示》

　　張一兵《反鮑德里亞：一個后現代學術神話的祛序》

　　趙煒 Jens Thoemmes：誰改變了工作時間——有關工時的勞動社會學研究

　　徐曉宏 Isaac Ariail Reed：Moder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Newness：Unraveling New Tim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 to 1968

　　秦暉：中國經濟發展的低人權優勢

　　夏瑩 牛子牛：當代資本秩序中，勞動者的主體性為什么反而成為了新的異化？

　　Charles Chu：Why the 15-Hour Workweek Never Happene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T4y1H7bL/?spm_id_from=333.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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