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今年4月，這個紅色文化研究會召開了“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理論研討會”。此次研討會有力地批判了當前在一部分經濟學家、經濟工作者中流行的鼓吹取消公有制、私有化一統天下的錯誤思潮，透徹地論證了由黨領導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相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在反擊新自由主義思潮、捍衛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兩個核心理論和輿論戰線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

　　受這次研討會的啟發，本文將進一步探討關系到中國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百年大計的人口問題。眾所周知，中國人口長期面臨著難以逆轉的下降趨勢。如果無法有效解決人口問題，中國在本世紀后半葉將同時面臨嚴重老齡化、綜合國力嚴重削弱、國際地位嚴重下降等重大挑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也將面臨夭折的危險。如果任由此種惡果發生，我們都將成為歷史和民族的罪人。

　　在討論了未來中國人口趨勢，探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口理論，分析了當前中國解決人口問題的政策可能性之后，我們認為：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且積極發展公有制經濟，才能從根本上扭轉中國人口持續下降的不利趨勢，穩定出生率和人口規模，確保民族復興的偉大航程不在中途擱淺。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中國人口的嚴峻形勢

　　中國的總人口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趨于下降，這是一個人所共知、無法回避的事實。

　　據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人口司的預測，假設生育率保持在2021年水平(1.2左右)，中國的總人口將從現在的14.2億減少到2050年的12.8億，再進一步銳減到2100年的6.3億。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25歲至59歲的最佳勞動年齡人口將從現在的7.4億減少到2050年的5.5億，再降到2100年的2.0億。65歲及以上需要社會撫養的老年人口則將從現在的2.1億增加到2050年的3.9億，至2100年仍保持在3.1億——這將占當時人口的一半。[2]

　　根據育媧人口研究的預測，如果沒有實質有效的生育減負政策，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將從現在的17%下降至世紀末的不足5%，而新出生人口將不到世界新出生人口的1%、不到美國新出生人口的一半。中國將不再是一個人口大國，華夏民族在過去幾千年中積累起來的人口優勢，將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喪失殆盡。承載華夏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的文明根基將灰飛煙滅。[3]如果上述預測不幸變為現實，毫無疑問，到本世紀末，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都將被嚴重削弱，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將遭遇嚴重的挫折。

　　中國人口長期趨于下降，不僅會直接影響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目前關于人口下降對經濟影響的討論，往往著重于人口減少會壓制消費需求、減少買房需求以及對幼兒教育等特定行業的影響等等。這些局部影響雖然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一定的沖擊，但不足以構成對經濟發展全局的致命沖擊。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單純因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經濟問題，都不難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有針對性的產業政策來克服和解決。

　　人口下降對中國經濟長遠增長潛力的真正的致命危害在于供給方面。如上面數據所說明的，中國25歲至59歲的最佳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速度比總人口的下降速度更快。2024年至2050年，中國25歲至59歲人口年平均下降1.1%;2050年至2100年，年平均下降2%。由于一個國家的勞動力規模主要取決于25歲至59歲人口的規模，2050年以后，中國勞動力總數年平均下降速度估計也將達到2%。

　　一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率等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加上勞動力數量增長率。如果勞動力數量在減少，那么長期經濟增長率等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減去勞動力數量下降率。如果中國未來勞動力數量每年減少2%，除非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能始終保持在2%以上，否則中國經濟至遲在本世紀中葉就要面臨零增長或負增長的困境。

　　在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較快。但是，從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增長。據佩恩世界表的數據，日本經濟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在1960-1969年期間曾經達到8.8%的高峰;但1994-2003年下降至約2%;2010年以后，日本經濟的勞動生產率甚至出現了絕對停滯和下降。1986-1995年，韓國經濟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曾經達到9.2%，但2010-2019年，下降至1.4%。本世紀初以來，美國經濟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1.3%。也就是說，在經過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以后，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在長期通常都會下降到2%以下。[4]

　　2001-2010年，中國經濟全員平均勞動生產率(按照平均每名就業人員創造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來計算)年平均增長10%;2011-2020年，年平均增長7%;2021-2023年，年平均增長速度進一步下降到6%。簡單計算可知，年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每十年下降約30%。按上述趨勢計算，到2030年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會下降到5%，到2040年將進一步下降到3.5%，2050年下降到2.5%，2060年下降到2%以下。到那時，中國經濟將會不可避免地跌入零增長乃至負增長的深淵。

　　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確實在過去幾十年促成了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偉大成就。然而，如果不能及時扭轉中國人口長期下降的趨勢，到本世紀中期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不但將不再增長，甚至還會停滯和萎縮，這將從根本上違背改革開放的初衷，使改革開放的宏偉藍圖化為泡影。

　　養孩為家，育孩為民——生育和撫養后代是現代社會的“公共品”

　　導致中國人口長期趨于下降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的下降。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6.1下降至1990年的2.5和2010年的1.7?，F在，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0左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排倒數第二位(僅比韓國略高)。生育率長期趨于下降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而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普遍現象。世界平均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4.8下降到1990年的3.3、2010年的2.6和2021年的2.3。

　　在傳統社會中，子女剛進入少年時期就可以為家庭提供更多的勞動力;而當父母步入老年、逐步喪失勞動能力時，子女是父母賴以安度晚年的主要依靠，這就是人們長期形成的“養兒防老”觀念在現實生活中的基礎。用經濟學的概念來說，在傳統社會中，生育和撫養子女相當于生產一種“投資品”，預期收益大于投入成本，因此傳統家庭通常都有強烈的多生多育的經濟動機。

　　在現代社會，子女一般要經過長時期的基礎教育;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多數青年直到二十多歲才開始進入勞動力市場。當父母步入老年后，主要也不再依賴子女來撫養，而是依靠社會化的養老保險體系提供基本收入，甚至還有許多子女自身沒有收入或收入不足，反而依靠父母提供生活來源，“啃老”的現象屢見不鮮。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生育和撫養子女不但不再是“投資品”，而且基本具備了“公共品”的特點。也就是說，對于私人家庭來說，生育和撫養子女只有成本，卻幾乎沒有經濟上的收益。但是，繁衍后代對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仍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巨大的社會利益。用流行的經濟學行話來講，生養后代為國為民創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性”。

　　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單純依靠私人來提供產品或服務，對公共品的供給必然是嚴重不足的，甚至在長期趨近于零。現代市場經濟中，生育率普遍趨于下降的事實驗證了生育和撫養后代已經成為公共品生產。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公共品生產只能由公共部門即政府來提供或負擔，正如國防、醫療、教育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都必須完全或主要由政府負責一樣。然而到目前為止，在絕大多數市場經濟體中，私人家庭仍然是生育和撫養后代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就必然導致人口這一特殊的公共品的供給嚴重不足。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這也充分反映了再生產利益的社會化與再生產過程仍被私人占有制度支配這一重要矛盾。

　　如果生育和撫養后代已經成為一種公共品。那么由整個社會通過政府來承擔起生育和撫養后代的經濟成本就是不可違逆的歷史大勢。

　　根據育媧人口研究2024年版的《生育成本報告》，以2022年的消費支出數據為基礎來計算，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54萬元，平均每年3萬元;其中城鎮家庭0-17歲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是67萬元，平均每年3.7萬元。2022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約為86000元。所以，全國家庭平均每個孩子每年的養育成本相當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35%，城鎮家庭平均每個孩子每年的養育成本相當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43%。[5]

　　育媧人口研究主張參照發達市場經濟體的經驗，通過提供現金補貼、減稅、購房補貼、新建公共托兒所等辦法，每年將國內生產總值的5%作為生育財政補貼，有望將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現在的1.0提高到1.6，達到大多數發達國家生育率的水平(但仍低于人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率)。

　　在本文中，我們設想一種簡單明確、易于實行也便于廣大人民群眾理解和支持的鼓勵生育政策。設想國家下定堅定的決心，花大氣力鼓勵生育，突破人口危機這個改革的“深水區”，就應當由中央政府撥款，從2025年開始，給每個新生兒的父母每年提供一定數量的基本現金補貼，直至孩子長到20歲。例如，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即給孩子父母提供每月3000元、每年36000元的現金補貼;這筆錢由中央財政直接劃撥到孩子父母按照出生證、身份證、銀行賬號等信息設立的銀行賬戶上，不經過任何中間環節。此后，中央政府每年都按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定比例(可以考慮將這個比例設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40%)給每個孩子的父母提供一定數量的現金補貼。比如，到203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到了15萬元，那么，每個孩子的父母每年就可以得到6萬元的補貼(每月得到5000元的補貼)。2023年，全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約39000元，我們所設想的國家提供的生育和撫養現金補貼接近全國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所產生的鼓勵生育的效果也很可能是立竿見影的。[6]

　　這種生育鼓勵政策的啟動成本很低。中國現在每年新出生人口約900萬，約占總人口的0.64%。如果每個新生兒獲得補貼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40%，第一年財政補貼的總金額僅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26%。這項政策實行四年以后，財政成本才會逐漸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以上。

　　假設到2050年，該生育鼓勵政策已經實行了二十多年，所有的20歲以下兒童和少年的父母都有資格享受生育和撫養補貼。假設到那時中國每年新出生人口1000萬，占13億總人口的0.77%，給當年新生兒父母的生育和撫養補貼就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31%;給全部20歲以下兒童和少年的父母的生育和撫養補貼總額就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6%，這與育媧人口研究所估計的鼓勵生育的財政成本接近。

　　到本世紀末，假如中國每年新出生人口仍為1000萬，人均預期壽命達到90歲，從而總人口穩定在9億，那么每年新出生人口就占總人口的1.1%，每年給新生兒的生育和撫養補貼就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44%，給全部20歲以下兒童和少年的父母的生育和撫養補貼總額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約9%。

　　從近期來看，在實行生育和撫養補貼政策的最初幾年，與之相關的財政成本可以控制在國內生產總值的1%以內，政府部門可以適當增加財政赤字，不必增加居民和企業的稅收負擔。但是到了本世紀中葉，為了支付生育鼓勵政策的財政成本，就需要顯著增加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6%的稅收，否則將無法避免嚴重的財政赤字。到了本世紀末，則可能需要將國家財政收入在本世紀中期的各項稅收基礎上再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的3%左右。

　　盤根錯節，多方掣肘——市場經濟的“改良困境”

　　那么，如何獲取這些必要的財政資源呢?

　　以2021年為例，中國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額是20.3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7%;稅收總額17.3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1%。在各項稅收中，主要是各種間接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等)，共11.7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2%;其次是企業所得稅，共4.2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個人所得稅1.4萬億元，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7]

　　間接稅構成了商品價格的一部分，提高間接稅會提高各種物價水平，增加人民群眾的支出負擔。所以，不宜將提高間接稅作為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

　　與發達市場經濟體相比，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明顯偏低，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多一點;與2021年的居民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相比，中國的個人所得稅也僅占2%。相比之下，美國的個人所得稅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0%、個人部門總收入的12%。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為什么嚴重偏低呢?未來中國政府是否可以通過增收個人所得稅來大幅度提高財政收入呢?

　　如果查閱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法以及相關規定，中國的法定個人所得稅率并不算低。目前，年個人收入在36000元至144000元之間的納稅人應對其收入超過36000元的部分按照10%的比例繳納個人所得稅;這個收入區間包括了絕大多數城鎮勞動者。如果個人年收入超過96萬元，對于超出的部分，甚至要按照45%的稅率納稅。

　　中國的法定個人所得稅率并不低，但是政府每年實際收到的個人所得稅為什么如此之少呢?讓我們算一筆粗賬。2021年，中國政府部門實際收到的個人所得稅是1.4萬億元?？紤]到絕大多數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都是按照接近10%的稅率來納稅，用1.4萬億元除以10%，可以得出，作為中國個人所得稅基礎的個人收入大約是14萬億元，占居民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的20%。就是說，在中國經濟中，有五分之四的居民收入實際上根本沒有納入個人所得稅的征繳范圍。2021年，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的平均工資約為11萬元。用作為個人所得稅基礎的總收入來除以平均工資，就可以估算實際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數;用14萬億元除以11萬元，結果為不到1.3億。就是說，在中國大約7.5億的全部各類就業人員中，只有大約1.3億(大約六分之一)實際參與了繳納個人所得稅。

　　2021年，中國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總數是1.7億人。國家統計局在統計中使用的“城鎮非私營單位”概念除了包括國有單位(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以外，還包括了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我們知道，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就業人員無一例外地依法繳納了個人所得稅;此外，外資、港資、臺資企業的就業人員通常也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所以，我們可以推斷，上面所估算的實際繳納個人所得稅的1.3億人幾乎全部在城鎮非私營單位中工作。在中國，由于一些眾所周知的，短期內也無法改變的具體國情，實際上只有公有制經濟單位和一些外資、港資、臺資企業的就業人員才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其他經濟單位的就業人員的個人所得稅，則基本上是收不上來的。只要這種情況沒有根本的改變，中國個人所得稅的稅收基礎就無法擴大，個人所得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就不可能顯著提高。

　　未來中國的政府部門要擴大財政收入，既不能靠增加間接稅，在短期內也無法顯著增加來自于個人所得稅的收入。此外，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財政創收的辦法也已經難以為繼，那就只剩下增加企業所得稅一個辦法了。

　　如果查閱中國的企業所得稅法，可知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就是說，企業繳納的所得稅應占企業利潤的25%。但是，目前稅法對“非居民企業”(即外資和港澳臺資)實行10%的優惠稅率，此外，對于小微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在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注冊的企業等也有很多減免稅措施。[10]

　　2021年，中國的企業部門初次分配總收入32.2萬億元，非金融企業部門支付紅利3.4萬億元，金融企業部門支付紅利約0.4萬億元，以上各項相加共35.8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1%。此外，據投入產出表數據，全社會固定資本折舊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假設其中三分之二是企業部門固定資本折舊，則企業部門固定資本折舊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2021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15萬億元，所以這一年的企業部門固定資本折舊就是11.5萬億元。這樣，可以算出企業部門稅前利潤總額為24.3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1%。[11]2021年，中國企業所得稅總額是4.2萬億元，與企業部門稅前利潤總額相比，可以算出，中國企業部門的平均有效所得稅率是17%，比法定的企業所得稅率低了八個百分點。

　　為了支付給0至19歲孩子父母的生育和撫養補貼，政府部門需要努力從現在起至本世紀中期將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增加6個百分點;此后至本世紀末再增加3個百分點。這里我們設想，從現在起至本世紀中期財政收入的提高主要靠提高企業所得稅;此后，則主要靠擴大個人所得稅的征稅基礎。

　　為了簡便起見，我們假設未來中國的企業部門稅前利潤總額將一直保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20%。作為提高來自于企業所得稅的財政收入的第一步，首先取消對一切外資以及其他各種企業的減免稅，確保對所有類型的企業都一視同仁地征收25%的所得稅率。至于高新技術企業和小微企業，可以用政府注資或政府提供低息貸款等方式加以扶植。這樣，就可以將企業所得稅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現在的不到4%提高到5%，即提高一個百分點以上。

　　此后，可以每年將企業所得稅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到2050年時，將企業所得稅率提高到50%，政府從企業所得稅獲得的總收入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0%，與現在相比，企業所得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提高了6個百分點。

　　如果是國有企業，無論是向國家上繳稅收還是利潤，都不影響國有企業職工和經理的個人利益，國有企業仍將照常生產、投資。但是外資企業現在僅繳納10%的所得稅率，許多私營企業的實際有效稅率也不到20%。這些企業的所得稅率提高到50%以后，意味著它們的稅后利潤比原來減少了37.5%至44%。那么，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呢?

　　這里不能不提到一般市場經濟在進行經濟和社會改良時所面臨的“困境”。一些受到了改良思想影響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者網上的業余評論家，一方面看到了市場經濟中常常存在的貧富分化、經濟危機、環境崩潰等問題，另一方面又舍不得私有制以及一些市場經濟的表面繁榮。他們把被簡單化、浪漫化的“北歐模式”當作典范，好像只要政府愿意向資本家征稅，搞一點再分配，一切資本主義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就都煙消云散了。

　　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所謂“北歐模式”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往的“北歐模式”也已經江河日下。這是因為資本家不是慈善家，資本家生產和投資的目的都是為了攫取利潤。如果政府要對資本家增加稅收，資本家就會關閉工廠，制造失業，然后設法將資本外逃，對“不尊重資本”的政府進行懲罰!

　　雖然中國實行的是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私營企業家逐利的本性與其他國家的資本家仍然是一樣的。如果政府大幅度地提高了企業所得稅率，那么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的稅后利潤率就會顯著低于在其他國家投資可以獲得的稅后利潤率，外資就會大規模地退出中國市場。一些利潤至上、對國際國內形勢有錯誤估計的私營企業家也可能追隨外資的步伐設法將資本轉移到國外。即使仍然留在國內的私營企業家，也可能會減少投資、縮小經營規模。

　　如果我們為了中華民族繁衍生存的長遠大計，下決心由政府承擔起生育和撫養成本的歷史責任，我們就必須考慮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會發生私營企業、外資企業通過減少投資來對抗改良政策的情況。盡管這些企業長久以來享受著中國的人口“公共品”紅利，而且還將繼續享受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沒有任何法理依據可以阻止他們通過“投資罷工”的方式破壞政策的執行。

　　遇到這種情況，該采取何種對策呢?

　　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只有“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根定海神針才能解決中國人口問題

　　盡管中國的私營企業在履行維持人口的基本社會責任方面，與他們的日本、烏克蘭、和利比里亞同行們相比，沒有明顯的優越性，但是中國的經濟制度相比于“自由”市場經濟，有著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中國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不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我們有“以公有制為主體”這根定海神針!

　　現在“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資投資加起來大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六成，國有投資占四成。未來，如果“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和外資投資萎縮一半，只要將國有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以上，就可以維持全社會投資的穩定。

　　在這方面，可以借鑒以往每次經濟下行時政府和國有企業增加投資穩定經濟的先例。當然，未來的國有部門投資需要減少已經過剩的基礎設施投資，更不能搞“形象工程”，而是要多在有收益的生產性領域進行投資?？梢栽趪夜膭畎l展的戰略性新興領域新建國有企業;也可以收購一些私營企業的股權，將其改造為新型的公有制企業;還可以在農村征購拋荒土地，建設國營農場，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

　　國有部門投資所需要的資金來源，可以從國有商業銀行貸款，也可以由政府負責發行債券來融資。只要國有投資平均的收益率顯著高于銀行存款利率，整個國有部門債務的還本付息就有保證，就不會發生資不抵債的情況。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為1%至2%，而國有工業企業近年的凈資產收益率接近10%。所以，只要維持正常投資和經營，國有企業完全可以獲得比融資成本更高的收益率。此外，還需要在國有企業中加強黨的領導，結合群眾監督，努力杜絕腐敗，改善經營效率。

　　2050年以后，還需要進一步提高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如前面討論過的，中國政府部門征收到的個人所得稅過少的主要原因，是只有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的就業人員依法納稅，而在其他經濟單位就業的人員實際上都不參加個人所得稅的繳納。要改變這種狀況，只有靠大幅度地提高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就業在全社會總就業中所占的比例。增加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員的數量和比例可以與上面講的增加國有部門投資的過程結合起來。新建國有企業可以直接增加公有制部門的就業人數;如果通過收購股權將一些私營企業改造為新型公有制企業，也就可以同時將這些企業以及在其中就業的人員納入國家依法納稅的范圍;還可以向已有的國有企業增加投資，促進國有企業擴大就業。

　　現在中國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總數共1.7億人，去掉其中的外資、港澳臺資企業就業人員約2000萬，其他的公有制、半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員共約1.5億人。假設從2025年起，國家采取既定政策，不斷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確保公有制單位就業人員每年增加100萬，那么，到本世紀末，全部公有制企事業單位的就業人員總數就可以達到2.25億。再假設未來中國每年新出生人口始終保持在1000萬，那么，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勞動力隊伍總數就會穩定在3.5億左右(按照25歲至59歲人口數量估算)。

　　所以，到本世紀末，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就業人員總數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總數的比例可以達到接近三分之二。假設到那時個人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公有制企事業單位職工工資總額占其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按照10%的個人所得稅率，國家財政可以獲得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就可以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比現在約增加三個百分點)。

　　如果未來中國的經濟改革以這種思路繼續前進，到本世紀末，無論從就業看還是從投資看，中國都將是名副其實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國家保證所有公民從出生到20歲以前的基本收入，每年新出生人口穩定在1000萬，勞動力數量穩定在3.5億，人口總數穩定在9億。只要勞動生產率繼續增長，國民經濟就可以實現可持續增長。

　　到那時，自鴉片戰爭以來幾十代中國人拋頭顱灑熱血、夢寐以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就完全變成現實了，中國人民也終于可以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

　　注釋：

　　[1]衛鴻：紅會舉辦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理論研討會，https://m.hswh.org.cn/wzzx/llyd/jj/2024-04-28/87726.html

　　[2] 聯合國人口數據：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MostUsed/;以上數據來自完整“complete”數據庫中的不變生育率情景

　　[3]育媧人口研究，“中國人口預測報告2023版”，2023年2月

　　[4] 佩恩世界表數據：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lang=en

　　[5] 育媧人口研究《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https://file.c-ctrip.com/files/6/yuwa/0R72u12000d9cuimnBF37.pdf表3-1，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6] 國家統計局，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6_1946622.html

　　[7] 表7-1和7-4，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8] 表3-17，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9] https://www.shui5.cn/article/d5/71078.html

　　[10] https://www.shui5.cn/article/f7/116201.html

　　[11] 表3-15和3-17，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3/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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