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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曉:鮮為人知的槲煙林戰斗——解密“二渡赤水”決策過程

王春曉 · 2024-09-25 · 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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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拜讀了雙石先生《荒腔走板的〈桐遵之戰研究〉》一文, 為長期從事軍史研究者雙石(周軍)先生采用歷史文獻研究方法點贊。文章通過對大量文獻的深入研讀,獲取大量的歷史信息,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我們黨的歷史進行深入考證,撰寫了許多反擊歷史虛無主義的力作,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那些搞歷史虛無主義者的癥結和“貓膩”所在。雖然周軍先生在我黨黨史考證方面著述不少,但自謙為“草根”研究者。他嚴謹的研究方法,和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是許多基礎建在沙灘上的所謂“專家”望塵莫及的。

 

國家課題《桐遵之戰研究》正是對毛澤東指揮的“二渡赤水”過程的一般性研究,其中的荒腔走板確實是存在的。嚴格地說,幾十年來我們對毛澤東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的研究,雖然著述汗牛充棟,但正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軍事指揮與管理教研室)孫果達教授指出:“四渡赤水是中國共產黨黨史和解放軍軍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行動。但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四渡赤水期間十分關鍵的決策過程的研究卻幾乎是個空白。”(見孫果達《毛澤東與四渡赤水》一文)
 

我認為孫教授的觀點是非常正確的。原因是許多研究“四渡赤水”的著作及文章,只一般性描述了“四渡赤水”時毛澤東果斷決策回師黔北,并制定了回師黔北的絕妙計劃,而實際上“二渡赤水”的決策是整個“四渡赤水”取得勝利的關鍵和核心內容。但是為什么要這么決策?其戰略進退的邏輯是什么?多數研究者沒有深入探索過。 正是由于對“四渡赤水”決策過程缺乏深入研究,因此一些研究者得出“四渡赤水”勝利偶然論,是“神來之筆”,甚至認為“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是沒有必要的決定。有專家還認為根本不用二渡、三渡、四渡,來回折騰兜圈子,直接從鎮雄——昭通——進入云南——直奔——巧家縣——從皎平渡過金沙江。

 

不熟悉黨的歷史的研究者,也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不可以直接從鎮雄——昭通——進入云南——直奔巧家縣——從皎平渡過金沙江? 因此也認為,根本不需要回去二渡、三渡、四渡就能過金沙江。但是實際情況是:這是一廂情愿的理想路線。蔣介石、龍云、楊永泰都不是傻子,當然不會輕易讓紅軍這樣順利入滇,必然會調兵阻止。

 

從鎮雄、昭通一線從金沙江入川,這其實也正是當時中革軍委的第二套方案,《中革軍委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是這個歷史文獻的全稱。顯然第二套方案沒有實現是有原因的。第二套方案是1935年1月7日19時開始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的第一議題[1]。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聶榮臻、劉伯承制定渡江作戰方案。其中有“在沿長江為川敵所阻,不得過江時,我野戰軍應暫留于上川南地域進行戰斗,并準備渡過金沙江,從敘州(即宜賓)上游渡河”(《紅軍長征·文獻》240頁)。方案的制定人聶榮臻、劉伯承,他們都是四川人。他們都知道,紅軍若不能從瀘州至宜賓之間的長江段過江,就只能從云南皎平渡過金沙江入川。我們從地圖上看,已經到達了云南只要從鎮雄進至昭通,金沙江就在前面。為什么已經到云南的鎮雄,卻不下決心直接打過去呢?我們很多人都漏讀了歷史文獻。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槲煙林戰斗”。

 

 一、鮮為人知的“槲煙林戰斗”

 

1935年2月8日,中央紅軍九軍團在位于云南鎮雄縣坡頭鎮南面的新場茶林,與滇軍一個連遭遇,打了一仗,史稱“槲煙林戰斗”。“槲煙林戰斗”雖然是一場小小的戰斗,但它卻是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戰役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不了解槲煙林戰斗,就不明白毛澤東為什么作出回師黔北“二渡赤水”的原因。在過去幾十年研究“四渡赤水”的文章汗牛充棟,但許多研究者只是重復“四渡赤水”的過程,很少有人注意到二渡赤水的決策過程(實際上四次渡赤水的決策過程的起因,都沒有人認真研究過)。無論是美國西點軍校的多次沙盤推演,還是國內軍事專家的文章,很少有人提到槲煙林戰斗。

 

甚至“一渡赤水”的原因都沒有真正搞清楚。為什么呢?因為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從武漢一直想過長江入川,一直沿長江到了仁懷廳(即現赤水縣)。石達開派人前探瀘州至宜賓段情況,江水寬闊最寬800米,窄處也有500余米,因沒有水師還是無法過江。一直到宜賓(舊名敘川)后仍無法過江。于是石達開企圖由長江支流金沙江過江入川。金沙江雖不如長江寬闊,但水流湍急。當時石達開過江入川心切,曾幾次逼士兵泅渡過江,結果有5000多名士兵無一生還。最后才在金沙江上游云南巧家縣的皎平渡段,過了金沙江。故史家得出結論:“冷兵器時代軍隊由貴州入川,若沒有水師,唯一的選擇就是從云南皎平渡過江”。當年蔣介石稱贊他的首席智囊楊永泰“精準算定紅軍必將從金沙江皎平渡過江”。其實楊永泰只不過是認真研究過歷史資料的緣故。毛澤東在遵義期間其實也光顧過遵義文史館,拿走了不少相關貴州歷史的歷史文獻。《續遵義府志》記載,紅軍離開遵義后“舊志書版亦失四分之一”。毛澤東歷來認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在貴州打仗如果不看貴州歷史文獻,沒有比這更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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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1]確定的戰略方向即北渡長江,從宜賓——瀘州間過江,若受阻,即從金沙江上游過渡入川,即從敘州(宜賓)上游、金沙江的皎平渡入川。這是石達開5000多人犧牲換來的歷史教訓。這就是中革軍委制定入川第二方案的原因和邏輯。

 

我們知道紅軍是在土城遭遇川軍,是在“土城之戰”后而西出赤水的。從土城到皎平渡路要怎么走呢?這個地域即當年李白流放地——桐梓,所謂“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崇山峻嶺間只有小路,別無分道。這里的道路除了近千年來形成的省際驛道外,大多不具備行軍的條件。

 

我們知道軍隊行軍至少得能過馬的路這是常識。因此,路只能分兩步走,即先從土城走小路,到一個叫古藺的地方。古藺這個地方是“川滇古鹽道”的一個中點。“川滇古鹽道”是從成都到云南昆明的一條古驛道。能通馬幫,是一條適合軍隊行軍的由四川成都直通昆明的唯一可選之路。當年朱德同志就是跟鹽商馬由這條路到昆明講武堂從軍的。

 

毛澤東是運動戰的專家,朱德、劉伯承都是四川人對這條路非常熟悉。故于1月29日電令一軍團從猿猴(現名元厚)渡口西渡赤水后,“從元厚取道黃泥埂轉向古藺以南前進”,上“川滇鹽道”向鎮雄集結。但一軍團于1月30日18時、19時、21時3次電告軍委:“請求改變路線,不向古藺以南行進,而經古藺向永寧前進。”(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530頁)

 

當時中革軍委考慮到中央縱隊有兩個梯隊隨一軍團行軍,同意繞道從永寧(注:舊名敘永,敵我雙方經常混用,并非兩地)進至鎮雄,但規定31日全部通過該地區。然而2月2日在紅1軍團路過永寧(敘永)時,林彪擅自決定用云梯撲城攻打敘永縣城,致使川軍四路趕來圍攻,并陷入重圍不得已向軍委求救。2月2日18時,一軍團向軍委發報求援:“三岔河發現敵情,我1師主力被截斷敵明日有夾擊我一、九軍團及2、3梯隊之可能。請軍委派出有力之部隊鉗制范旅向永寧之行動。”(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543頁)

 

這就是所有看“四渡赤水”沙盤推演、“四渡赤水動態地圖”所不理解一軍團莫名走位的原因。許多著名研究專家文章及很多影視作品演繹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在城下指揮“攻打敘永”失利,完全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產物!如電視連續劇《偉大轉折》,這種顛覆我黨軍史的演繹是違背黨的歷史的。1軍團的“敘永之戰”并非軍委意圖,更不是毛澤東指揮失誤或不當,而是林彪違背軍委電令使然。當時中革軍委根本就不在敘永,而在前往“雞鳴三省”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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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渡赤水后一軍團與軍委所處位置】

 

1935年1月30日中央縱隊從土城出發到古藺非常順利。1萬多人的中央縱隊非軍事人員包括婦女團都能在幾天之內到達“雞鳴三省”,說明軍委指揮1軍團從“沿川滇古鹽道”走是正確的。2月6日中央縱隊到了一個叫“大河灘”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開始召開“扎西會議”。我們知道“扎西會議”并不是全部都在扎西召開的。“扎西會議”是從1935年2月5日至2月9日,在云貴川三省結合部的扎西縣境內,在水田寨、大河灘、扎西寨連續召開會議,統稱“扎西會議”。1935年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大河灘召開會議(扎西會議前段2月6日—2月8日)

 

2月7日4時,中革軍委決定通知各部:“規定今日集中地區:一軍團由雙合場、建武營開扎西集中,打開扎西土碉,向長寧及鎮雄兩方向警戒”。(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566頁)

 

中革軍委1935年2月7日19時下達《關于紅軍川滇黔邊境發展的指示》,同時向一軍團發出電令:“一軍團主力(缺一師)應由洛表,1師應由長官司以東分向通鎮雄大道約50里處宿營。并將全部集中前進。”林彪當即回電:“部隊相當疲勞,此去扎西南走,尚希兩日行程。”(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5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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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1時,中革軍委還在向一軍團發電:“你們昨日午后。于到羅海宿營與主力愈離愈遠是不妥的,萬望遵照7日19時電令向鎮雄方向前進。”(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572頁)

 

由于一軍團電臺未開,沒有回電。2月8日18時,中革軍委再次電令林彪:“一軍團主力及一師(缺3團)8日到何地?距扎西、鎮雄多少里?軍團主力與一師彼此相距多少里?明9日,一軍團應進至同一地點,并靠近扎西二三里處。”

 

然而,到了2月9日,中革軍委突然向九軍團令改變方向。“我野戰軍今日決集結扎西、石坎子之線,準備作戰。已令:  ①1、3軍團進駐扎西及其附近。②9軍團以兩團駐大河灘,另一團開駐院子。向大灣子方向游擊偵察。遲滯敵進。③軍委縱隊開扎西附近。”

 

同時電令“五軍團應渡回赤水河,經水田寨開到石坎子附近。如時間允許可應開至大河灘附近。在行動中應加強后衛警戒。并引敵向我尾追……”

 

2月9日24時,軍委發出電令:“我野戰軍明10日,仍集結戰斗,一軍團應在三角塘、斑鳩溝地域休息,對大灣子進行偵察而不應再向鎮雄前進。”    

從2月7日起中革軍委一直強調向鎮雄集結。鎮雄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敵、我后面幾次博弈,都是以鎮雄為攻防點)。若能到鎮雄經——昭通——巧家——皎平渡過金沙江,即可完成中革軍委第二方案計劃入川。為什么毛澤東要放棄這條捷徑回師黔北呢?無論是當時的指揮員彭、林都不知道,今天我們許多研究專家也未必知道原因。只有九軍團的指揮員深知是怎么回事。

 

中革軍委放棄從“川滇古鹽道”入滇計劃轉入“二渡赤水”是有原因的。蔣介石在龍云的建議下,電令滇軍4個旅到鎮雄、昭通一線阻截紅軍。4個旅(一般文獻只講滇軍出動3個旅,實際上還有一個預備旅,共4個旅)擺在號稱蜀道“行路難”的“川滇古鹽道”上。

 

蔣介石的這一招是致命的。因為鎮雄到昭通一線即:烏蒙山脈最險要的地方,這個地方是橫斷山與烏蒙山重疊交界的地方。也就是毛澤東《長征》詩中“烏蒙磅礴”的地方。這些地方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這些地方的情況朱德是最清楚的,因為當年朱德去云南進“講武堂”就是沿烏蒙山脈這條路跟馬幫走進云南的。也就是說“一渡赤水”時,中革軍委試圖奪取“川滇古鹽道”從土城——古藺——威信(扎西)——鎮雄——昭通——巧家縣——皎平渡過渡入川完成軍委計劃的意圖,在蔣介石、龍云的阻截下,已經不能實現了。

 

由于1935年1月30日,猶國材向龍云報告了情況。龍云已經于1月30日通過電報得知紅軍可能從鎮雄——昭通或畢節——威寧——巧家進入云南,故龍云將3個旅放在黔西、大定、畢節一線是非常專業、毒辣的軍事部署(另文專論)

 

實際上,因為1月30日黔軍在修文的扎佐發現毛澤東派出的地圖科(科長賴傳珠)及偵察員,黔軍總指揮猶國材非常敏感地認識到,毛澤東的目的是擬從“奢香九驛”(500余里)這條直通云南的高速路(可日行600里加急驛道,其間20余座大型橋梁)問題的嚴重性。實際上毛澤東確有此意,4月1日在流長鎮臨時改將占領鎮西衛改為經扎左——龍里,兩個月后的1935年4月2日所有人才明白。兩個月前,毛澤東派出的偵查隊的目的,是在探路川黔線如何接駁“茶馬古道”的龍里驛站。蔣介石在貴陽的時候,紅軍正是從這條道,從扎佐——繞過貴陽經紫江(現開陽)——到烏當——過馬場到在龍里驛上“茶馬古道”,直奔南、北盤江入云南。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毛澤東預見性、整體性、系統性的戰略戰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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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文獻可以看出,“一渡赤水”的實質是搶占“滇川古鹽道”,由滇境過金沙江入川,并不是一些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是為了建立根據地,或赤化四川。即便當時電令中有建立根據地之內容,其實不是真正目的,更不是什么“土城大敗仗后的潰逃”。

 

“一渡赤水”計劃受阻,“二渡赤水”也同樣是因為龍云的精準部署,而決定放棄“一渡赤水”從鎮雄——昭通——巧家縣金沙江上游入川計劃。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抉擇,因為此地已經離完成軍委第二方案的金江沙江很近了。

 

同時紅軍已經到了威信(即扎西),毛澤東當然不會重蹈石達開的覆轍,更不會再走一遍鎮雄到“馬、邊、屏”一線(即金沙江中游)再去試探。因為之前有石達開“試錯”的教訓,毛澤東顯然是了解這段歷史的,而蔣介石、楊永泰、龍云也知道毛澤東絕不會再去走石達開走過的彎路。故無論是蔣介石、龍云,都把阻截紅軍的方向鎖定在鎮雄、昭通一線。

 

2月8日到9日,一天之中,中革軍委的電令發生了重大轉變。無論是后衛“五軍團渡回赤水河”,還是前鋒“九軍團軍開回大河灘”,都是令對當地歷史、地理情況不熟悉的研究者難以理解的。這就不得不說引發“二渡赤水”重大決策的“槲煙林戰斗”。

 

二、槲煙林戰斗過程

 

時間定格在“四渡赤水”動態地圖1935年2月7日。1935年2月7日清晨,根據中革軍委電令九軍團一部先頭探路部隊,來到鎮雄和威信交界處的畢墅河邊。文獻上的“槲煙”,從植物學上說應該是橡樹的一種,即西南一帶叫青杠樹的樹。實際上并非這種植物,而是川黔一帶叫“芙煙樹”的是一種長得很直、皮很厚的有如泡桐樹的速生喬木,鄉民們通常刮皮來卷成長長的號筒,聲音很響亮。

 

紅軍來到之前,鎮雄坡頭地主隴富成,因有人傳信給他說,這幾天有一個在黔軍當官“鄭家的人”,有可能會帶兵回來尋仇,于是他讓人把唯一可渡河的木筏毀掉(順便說一下這里其實就是赤水河的源頭段), 并派30多人到畢墅,占據河南岸的制高點和尚老包和雞啄嘴,扼守渡口。

 

紅軍九軍團先頭部隊一到畢墅河北岸,地霸武裝即開槍封鎖渡口。我軍隔岸還擊,迫使南岸的“和尚老包”上的地主武裝潰退,但雞啄嘴地形險要,地霸武裝拒險繼續頑抗。為了殲滅頑抗的地霸武裝,我軍派五位紅軍從渡口上游的鳥大洞游水過河,繞道至和尚老包,攻擊雞啄嘴守敵的左側翼。地霸武裝在我側翼和正面隔河部隊攻擊下,倉皇逃走。隴家人不知來頭,打電話給龍云有土匪襲擾他家。龍云告訴他,不是土匪是從四川過來的紅軍。龍云還告訴他,他已經派出幾個旅過來了,可能已經到畢節了。同時告訴他頂住,他會在附近調出一個連,由宗繼武連長帶領連夜趕來坡頭。

 

當九軍團一部渡河占領畢渡河渡口后,即向南經中寨、營腳、老房子、坡頭、沙壩、壩子、山腳、茶林前進。2月8日下午4時許,先頭抵半邊山時,與滇軍前來防堵的宗繼武連遭遇。敵人有50人左右,占道路右側石巖進行阻擊。我軍沿道路兩側進攻斃敵1人,敵即經營盤灣向槲煙林潰退。紅軍一部緊追不舍,一直追至場上田。敵連在連長宗繼武帶領下退到槲煙林,然后火速龜縮到地主廖國章家的石碉中,負隅頑抗。 這石碉共三層,四周都開有槍眼。它西面的尖山包是個巖石聳立的小高山,雖能扼制它,但隔一道寬約四五百米的卷柴溝,一般火器對它威脅不大。

 

宗繼武一連人退入碉內后,用火力封鎖了東面進碉的道路,紅軍被敵用猛烈的火力阻止,紅軍當場犧牲兩名,重傷兩名,后搶救無效,亦于當晚犧牲。隨后我軍占領槲煙林四周小山頭的道子頭、坳上田、土地埂、比得夠、大青田、尖山包,圍攻敵人石碉。占領尖山包的紅軍用機槍隔溝向敵碉射擊,由西牽制敵火敵封鎖由坳上田到碉樓兩丈左右寬的咽喉地帶。紅軍以為還是地主武裝,此前軍委曾經下過通知對地主武裝如不阻礙我軍行動的情況下可暫讓其存在。于是幾名紅軍戰士向碉堡中喊話,宣傳紅軍政策。宗繼武繼續頑抗,兩名紅軍宣傳員犧牲。為了掩護宣傳隊員后撤,紅軍戰士彭吉新隱藏在石碉側面的山頭營盤灣石頭后面,手持雙槍,向碉中射擊,傷敵數名,轉移敵人火力。宣傳員安全轉移,而彭吉新同志中彈犧牲。隨后紅軍發起進攻,用迫擊炮將碉樓頂部轟塌,激戰中又有兩名戰士犧牲。占領尖山包的紅軍用機槍隔溝向敵碉射擊,由西面牽制敵人火力,掩護我軍從東面坳上田向敵碉正面進攻。由于敵封鎖咽喉地帶,我軍無法接近石碉,多次進攻均未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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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煙林戰斗遺址舊照(圖源:昭通黨史)】

 

傍晚,我軍停止攻擊,當晚部隊宿于槲煙林、茶林、坡頭一線,先頭部隊指揮員在茶林拗口的廖國朝家連夜向上級發報,詳細報告了前進受阻及戰況。

 

多年后,昆明軍區派出史料采訪組到“槲煙林”收集當年情況,當地人回憶當時向導曾經說過,有一位紅軍首長曾經到槲煙林山上看過地形。從中央軍委所駐院子離此地很近的情況看,在作重大決策的時候,一般毛澤東都要親自作調查研究的。完全可能是毛澤東或其他首長到過此地觀察情況。(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637頁)

 

三、中革軍委對槲煙林戰斗敵情分析并作出決定

 

 2月8日下午接到九軍團(“槲煙林戰斗”昭通黨史辦資料誤為五軍團。本文依軍事科學出版社資料評述特此說明)關于槲煙林戰斗情況,毛澤東立即組織軍委連夜分析各方情報。九軍團在鎮雄坡頭茶林遇阻滇敵的“槲煙林戰斗”,敵人僅僅是四五十人的一個連,竟然能拒止九軍團的軍事行動,顯然紅軍進入了“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復雜的地帶。此去前往鎮雄、昭通之地域,正是橫斷山與烏蒙山脈疊交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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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雄”地名是取“鎮守云南之雄關”之意,是云南的第一大縣。此處不但崇山峻嶺其路難行,同時根據當地向導說法,地主隴某家有直通昆明的電話機,曾經向龍云報告情況。龍云不但派出滇軍在附近的一個連的兵力阻擊,還對在“黔、大、畢”的滇軍作了更精準部署。因為龍云已知紅軍將由“川滇古鹽道”入滇。更要命的是這里只有一條唯一的路可走,再往鎮雄走后果不堪設想。于是中革軍委決定立即退出“川滇古鹽道”這條驛道,橫入扎西。因此,“二渡赤水”決策不是毛澤東異想天開或突然腦洞大開的決策,也不是什么“神來之筆”,更不是一些研究者認為的“走的一步錯棋”,而是對形勢的正確判斷。

 

從二局破獲龍云《第2路軍總司令龍云陽午電》情報看:滇軍第2旅8日到大灣子后,并不向院子(軍委指揮部駐地)方向推進,而是西延雨灑、芒部、牛街一線,并在這一線布防;滇軍第5旅尾第2旅向大灣趕進,其縱隊司令孫渡又率第7旅由畢節開赴鎮雄集結。今天我們攤開當年的地圖,可以看出龍云的部署無懈可擊。這一切說明原計劃轉移集結地域——鎮雄,滇軍已云集布防。于是,軍委從8日18:30時起電令各軍團,軍委決定放棄到鎮雄集結休整的計劃,改令各部集結扎西地域待命。果然8日晚,滇軍2旅一部已經趕到大灣子,距中革軍委駐地僅20公里。

 

四、毛澤東立即作出“二渡赤水”回師黔北部署

 

面對2月6日已任二路軍總司令的龍云的部署,此前滇軍已經開畢節、黔西、大定、畢節3個旅(實際還有一個預備旅共4個旅)急行軍前往鎮雄圍阻紅軍。8日下午軍委結合二局情報:原破獲孫渡致龍云電,15日才能從畢節到鎮雄,但有安旅一個團已經進至鎮雄大灣子離軍委駐地院子僅20公里了。更沒有想到滇軍一個連竟然能據止九軍團的行動。

 

毛澤東接到九軍團“槲煙林戰斗”的報告后,綜合各方情報立即作出決定:不能與滇敵糾纏。并立即作出放棄執行軍委經鎮雄——昭通入滇過金沙江的第二方案的決定。在研究四渡赤水決策過程中,我們許多人都沒有注意到這段文字:

“中央軍委連夜分析各方面情況,得知滇軍第2旅8日到大灣子后,并不向院子方向推進,而是西延雨酒、芒部、牛街一線,并在這一線布防;滇軍第5旅尾第2旅向大灣趕進,其縱隊司令孫渡又率第7旅由畢節開赴鎮雄城集結;加之左翼9軍團在坡頭前面遇阻,這一切說明原計劃轉移集結地域,滇軍已云集布防。于是,軍委決定放棄到鎮雄集結休整的計劃,改令各部集結扎西 地域待命。2月9日凌晨,9軍團在坡頭地域的部隊,奉命返回水田寨,然后尾主力,經石坎子、大河灘,至扎西以南地域集中。
槲煙林戰斗雖是一個小戰斗,但它的發生卻為我中央軍委判斷鎮雄方面敵情,作出不再向鎮雄方向前進的決定,提供了一個方面的根據,所以是有相當意義的。”(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第633頁)

 

當日,毛澤東立即電令各軍團停止執行進至鎮雄集結的電令。軍委立即作出了一系列決策:

 

①通知中央縱隊立即準備離開大河灘,跳開““川滇古鹽道””橫入扎西(威信)繼續召開政治局會議。

 

②軍委立即著手制定“二渡赤水”回師黔北的計劃。

 

③2月9日凌晨開始電令五軍團董振堂、李卓然集結扎西、石坎子準備作戰。引敵尾追以便實行反突擊。2月9日凌晨3時開始向一軍團發電令集結扎西、大河灘之線準備作戰。

 

④令一、三軍團進駐扎西及其附近;

 

⑤令九軍團兩團移駐大河灘。同時為了迷惑敵人,令九軍團一個團繼續向大灣子偵察前進。

 

⑥2月9日24時令一軍團一個團在三角塘、斑鳩溝休息,停止向鎮雄前進,對大灣子進行偵察前進,以遲滯滇軍。

 

⑦2月10日20時,電令五軍團主力、九軍團一個團于11日向大灣子之敵實施佯攻。偽裝我軍主力進取鎮雄。

 

⑧電令一軍團于11日抵扎西,準備于12日跟三軍團所取路線,向雙合場及其以東地域前進。

 

⑨決定2月10日,由政治局委員向各軍團有關領導傳達《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大綱》(即遵義會議精神)

 

⑩當天決定對各軍團進行整編。發布整編電令,史稱“扎西整編”。

 

?2月10日19時,發出立即離開扎西向雪山關進軍電令。

 

?2月11日紅軍離開扎西時軍委向二六軍團發出《關于今后戰略問題的指示》。

 

?2月15日進至白沙,軍委根據“猴場會議決議”在白沙向政治局報告回師黔北的計劃及原因。當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史稱白沙會議)同意改變計劃回師黔北。同日軍委立即下達《東渡赤水河行動計劃》這一系列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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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會議舊址】

 

毛澤東的三條計謀:

 

(一)毛澤東讓五軍團及九軍團一個團在大灣子偽裝主力作出繼續沖擊鎮雄模樣。五軍團在鎮雄大灣子與滇軍接火。這次戰斗是一次掩護性質的戰斗。軍委2月10日19時下達了行動部署令。規定部隊分三路前進:三軍團及一軍團一部為左縱隊,向摩泥前進;軍委縱隊及一軍團主力為中央縱隊,向石廂子及其以東地域前進。五、九軍團為右縱隊,擔任佯攻和迷惑滇敵,五軍團主力及九軍團一個團,于11日向大灣子之敵佯攻,偽裝我軍主力進取鎮雄,以掩護野戰軍主力向東轉移,任務完成后向水田寨、水潦前進。11日下午2時左右,五軍團前衛進抵大灣子東北(距鎮子約兩華里)之老場坳口時,即向滇軍陣地發起攻擊。敵人沖下山來與紅軍激戰,紅軍奮力沖殺,迅速奪占了坳口左側的松林包。敵旅長魯道源一面派兵增援正面戰場,一面派部沿干溝,企圖從東面對我進行迂回。激戰數10分鐘后,我軍即往原路逐步回撤,當晚紅軍即撤到距老場坳口3公里的水牛山東端、木林一線與滇軍對峙。滇軍沒有對紅軍跟蹤追擊,只在老場坳口兩側加固工事,防我第二日來進攻。2月12日,五軍團和九軍團一部,越過洛旬河,經石坎子,向水田寨、水潦前進。大灣子佯攻掩護戰斗,紅軍共斃傷滇軍數十人,我軍亦有小的傷亡。紅軍在大灣子與滇軍遭遇后,使龍云篤定紅軍,一定是要沿舊路奪取鎮雄,直接迷惑滇軍及重慶參謀團。龍云深知毛澤東慣用誘敵深入之計,令滇軍取守勢,滇軍大修防御工事取守勢。這一招遲滯滇軍追兵三天時間,給在扎西的中央縱隊及各軍團以充足的回師黔北的時間。

 

(二)2月15日白沙會議后,軍委電令,“(我)軍委總部,決以一部遲滯追敵主力并把該敵引向溫水以北。”(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煙塵譜》第318頁)中央縱隊在一、三軍團護衛下秘密渡過赤水(二渡赤水)。2月24日“為保證我軍攻打桐梓、婁山關的勝利,中央軍委派張際春(注:政治部宣傳部)同志到一軍團帶一個團,偽裝主力在官渡河一帶阻擊敵人,并把敵人引向溫水、綦江方向。”(見《紅軍長征在貴州選輯》第第756頁)

 

作出向長江方向突進模樣,迷惑川軍指揮者及重慶參謀團,以影響蔣介石及重慶參謀團的決策。資料顯示,張際春帶一團人偽裝紅軍主力意圖是用以迷惑川軍指揮者及重慶參謀團,從而致使重慶參謀團認為,紅軍回師估計是要再次沖擊長江防線。于是重慶參謀團向已到武漢的蔣介石報告這一情況。蔣介石于2月23日下達了《梗(23日)巳機漢電手令》電: “朱毛果東竄,切勿使其竄過遵義、桐梓、松坎、綦江。黔北部隊應負其責。裴昌會師只留一團駐重慶,其余先在綦江、松坎(四川地界)一帶集中”。(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匯總》第770頁)

 

因此,薛岳要求黔軍副總指揮何知重進至溫水,立即從川風坳、旺龍場前往溫水截剿紅軍“主力”。故在“桐遵戰役”時,王家烈電告薛岳:“唯我蔣旅既被遮斷松坎附近,何副總指揮、魏副師長各部亦被斷絕于土城一帶。”(見軍事科學出版社《紅軍黔滇馳騁史料匯總》第770頁)長期以來有一個情況一直令人疑惑不解,那就是為何黔軍精銳主力何知重師沒有出現在二渡赤水時的“桐遵戰役”的戰斗中。無論任何資料都沒有提及這個情況。其實是重慶參謀團篤定紅軍要再次沖擊長江防線,并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則電令黔軍副總指揮何知重進至溫水,立即從川風坳、旺龍場前往溫水截剿紅軍“主力”,黔軍侯漢祐(時任黔軍教導師第一旅旅長)旅固守赤水。毛澤東這一計實際上調走了黔軍一個師一個旅的兵力,這對“二占遵義”、桐遵之戰的勝利有重大意義。因為何知重這個師配備了蔣介石1933年給黔軍王家烈配備的1000多支德國 “九子槍”,還有德國開花毒彈20余萬發。同時王家烈還用鴉片從陳濟棠手里搞了不少新式武器,大都配備在王家烈這個侄子何知重的隊伍里。很多人認為黔軍戰斗力弱,實際上是誤會。何知重的這個師即后來國民黨103師,在抗日戰爭時期是著名的能打硬仗的“草鞋兵”。只不過當時被毛澤東用宣傳部張際春帶的一團人引向了重慶方向,并未與紅軍交過手。

 

(三)規定各軍團按軍委“逐日電令”行動“二渡赤水”后,毛澤東吸取了事前沒有規范各軍團行動的失誤。特別是林彪擅自攻打敘永(永寧)教訓,強調各軍團行動一定要按軍委“逐日電令”行動。決定仍然以一、三軍團為前鋒直攻桐梓,直下婁山關,再圖遵義。并及時調軍團到婁關,依關斷后。同時還指揮軍團一部牽制在綏陽的黔敵蔣再珍的縱隊暫一師一部、四縱隊第三師五旅、四縱隊第一旅。


正是因此,一、三軍團在紅花崗、老鴉山鏖戰之時,沒有后顧之憂。顯然,沒有毛澤東的這些招數,二占遵義時的“桐遵戰役”不會這樣順利。這一調虎離山、聲東擊西、虛虛實實的策略,對紅軍回師黔北也有重大意義。

 

二渡赤水”是一個連續的戰略指揮過程,重拳出擊續作戰打下了紅軍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仗顯然毛澤東這三條計謀,對一、三軍團配合戰斗,取得“桐遵戰役”消滅吳奇偉兩個師的勝利,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一些研究者認為“桐遵戰役”只是一、三軍團“自己自動配合”打下的,這種認識顯然是膚淺的。

 

“二渡赤水”謀略使得蔣介石及重慶參謀團摸不著頭腦。中央紅軍主力、中央縱隊迅速秘密從二郞灘、回龍場二渡赤水,三軍團兵不血刃拿下桐梓縣,一鼓作氣,同時阻擊已到紅花園的黔軍,三軍團與一軍團協同拿下婁山關并進占遵義城。

 

結 語

 

正是從這個小小的“槲煙林戰斗”,可以看出毛澤東指揮作戰的高度敏感性。這個小小的細節,使毛澤東敏感地認識到,必須放棄各軍團到鎮雄集中計劃,改到扎西集結。因為由于地理條件,紅軍將很難突破龍云的部署。槲煙林戰斗,滇軍僅僅50人左右的一個連,就將九軍團阻擊了一天時間。2月9日凌晨,九軍團在坡頭地域的部隊,奉命返回水田寨,然后尾主力,經石坎子、大河灘,至扎西以南地域集中。“槲煙林戰斗”雖是一個小戰斗,但它的發生卻為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判斷鎮雄方面敵情,艱難作出放棄軍委第二入川方案、不再向鎮雄方向前進的決定。從“四渡赤水”整個過程來看,“二渡赤水”的一系列戰略戰術運籌、決策,才是“四渡赤水”勝利的根本原因。

 

注釋:

[1] 陳云同志在《(乙)遵義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手稿記載:“當著紅軍占領遵義以后,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開幕。……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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