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亂云飛渡
第1章
“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
很!6億5千萬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
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兇,我就越高
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
話說1959年8月18日,張聞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寫道:
“我這次動了大手術,對我以后的身體健康,定會起良好的影響。我衷心地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給予我的幫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導。”
毛澤東看了張聞天的信,立即批示道:
“印發各同志。印160多份,發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在廬山會議閉幕后的第4天,毛澤東離開廬山,到了南昌,又從南昌乘專列到了上饒,召集地委、縣委負責人進行了座談,有針對性的進行了調查研究。
8月21日,中央辦公廳通知浙江公安廳廳長王芳說,主席途經金華時,要召集地委、縣委負責人座談一下。王芳立即趕往金華,準備迎接毛澤東,并召集地委和蘭溪、永康、金華、諸暨各縣負責人參加座談會。
這天下午,跟隨王芳來到毛澤東專列上等候接見的5位地委、縣委負責人都有點緊張,也非常激動。王芳向他們說明了見到毛澤東時和匯報工作時必須要注意的事項。
5時許,王芳帶著他們來到毛澤東辦公的車廂,毛澤東已在車廂門邊等候了。他見地委、縣委的幾位同志都傻愣愣地盯著他看,就主動伸過手來和大家一一握手問好。眾人落坐后,王芳逐個將這幾位地方領導人向毛澤東作了介紹。毛澤東一邊在紙上記,一邊問每位負責人年齡、籍貫,是在何時南下的?生活是否習慣?大家見毛澤東這樣平易近人,緊張了半天的心情這才放松下來。毛澤東問的最多的是農業生產問題,他見大家回答問題有些遲疑,顯然感到不滿意,就說: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講問題一定要實事求是!”
縣委書記們匯報到生產指標過高時,毛澤東說:
“指標要留有余地,不要說大話,不要吹大牛,不要光聽上面那一套。”
有人匯報到基層干部作風時,毛澤東嚴肅地說:
“千萬不可高指標,放空炮,強迫命令假匯報。”
有人匯報說,群眾對公社搞一平二調、生產隊辦食堂有意見,大家從食堂打回去的飯菜回家還要重新燒,浪費人力物力。毛澤東說:
“群眾不愿意辦食堂,就應當解散。集體的東西不能隨意調撥,要按勞分配,等價交換,互通有無。”
他問永康縣委書記馬蘊山:
“你們永康什么最出名?”
馬蘊山搔了一會頭,說:
“永康五指巖生姜最出名。”
毛澤東說:
“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們永康方巖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長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實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時期的一名清官,他為人民辦了很多好事,人民紀念他罷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
座談會結束后,毛澤東帶上諸暨縣委書記離開金華北上,進入諸暨境內,他又和諸暨縣委、蕭山縣委的負責人們進行了座談,了解農村和生產方面的情況。
此后,毛澤東到杭州小住,每天工作到凌晨,上午睡覺,下午起床后學習英語,然后到附近的丁家山散步或在亭子間里休息。
8月23日,毛澤東給陳伯達等人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航送伯達、喬木、冷西、家英4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問題,很有興趣,可以一看。這種討論,是非常之好的。科學討論,《人民日報》要多起來,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豈不是很好嗎?請你們于衣食住行用5大要政討論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攪動一下了。你們8月21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寫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興。
毛澤東8月23日上午6時,倚枕
這一天,毛澤東到丁家山散步,他忽然聽到啾啾的鳥叫聲,循聲望去,見道路兩旁的樹上掛著幾個鳥籠子,立刻就明白了,心想,這一定是警衛處處長伍一的特意安排。
原來,杭州的警衛處長伍一為了給毛澤東增添一些雅興,就在毛澤東經常散步經過的道路旁邊和山坡上種上了各種各樣的花草樹木,又從園林部門借來了幾個裝有小鳥的鳥籠子,掛在道旁的林子間,以使幽靜的山林增添幾分悠閑的情調。
毛澤東讓林克叫來了伍一,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指著樹上的鳥籠說:
“你這個伍一,搞這個干嘛?舊社會玩鳥的都是公子哥兒。今后生活好了,別人搞了消遣消遣,我不反對,反正我不要!你馬上把它給我拿走!”
伍一見毛澤東如此生氣,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嚇得不敢做聲。等毛澤東批評完了,他轉身就去摘鳥籠子。毛澤東又叫住了他,指著路旁的花木,放緩了口氣說:
“伍一呀,我們國家現在還很窮,你看這么多的空地多浪費。庭院綠化也不要光考慮到好看,形式的東西,中看不中用。你動動腦子,假如種些蔬菜、果樹,既能開花結果,又有經濟收入,群眾減輕了負擔,我們也能改善改善伙食,何樂而不為呢?”
毛澤東一席話說得伍一打心眼里敬佩眼前的這位領袖,他高興地說:
“主席說的是,我一定照辦。”
后來,伍一果真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領導警衛部隊開出了不少地,種上了各種各樣的蔬菜、果樹,還種上了不少茶樹。
8月24日,劉少奇在第17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批評那些對大躍進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好意不多”,他說:
“這么幾千萬人上山,幾億人搞大躍進,大家動手搞,這樣才會得到經驗。我相信,這樣我們進步快。這個是出錢買不到的。而我們是在很短的時期內取得這個經驗的。我們取得這個經驗,那怕是犯很多錯誤。這個錯誤我們必須犯,現在不犯將來還得犯。我們犯了,將來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錯誤,發生了問題,也要從積極方面看。犯錯誤也有好處哩。”
8月24日下午,毛澤東就分期分批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問題,在給劉少奇的信中寫道:
少奇同志:
關于全國45萬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問題,據江西省委楊尚奎同志說,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他說,已經向你說過了,你答應回北京統一考慮此問題。我認為,積以時日,至少可以爭取70%的右派分子改變過來。例如說,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時間),每年爭取轉變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請你提向常委和書記處討論一次,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在國慶10周年時機,根據確有改變的情況,給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對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將大有作用,他們會感到確有前途。對于目前反右傾、鼓干勁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舊病復發,再次、三次……右傾,也不要緊,給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國慶10年紀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時所謂“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辦此事,離國慶只有30幾天時間,是否來得及審查清楚?或者不趕國慶,在秋天辦理即可,但仍用國慶10年的名義。此事是否可行,亦請召集有關同志商議一下。
我月底可回。
毛澤東8月24日于杭州
關于反右問題,《戚本禹回憶錄》中說:“右派是有的,辯論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著搞那么大的反右派運動,搞了幾十萬人。這個責任,毛主席有,他應該負領導責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掌握的,彭真也很積極。彭真那時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為什么后來又那么右?是他們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說百分之一、二、三,他們說5%都不夠,有10%。鄧小平在中央黨校講話,提出按10%的比例打右派。后來不是每個單位都按10%的指標打右派嗎?依據就在這里,這個是當時有文件的。現在有些人把反右擴大化的錯誤都歸到主席身上,這是不對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沒有想那么大規模,按指標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說的。”“主席真是好心,劉少奇卻不像話,不檢討,還把屎盆子扣在主席頭上。‘我是執行者,我是第一線的,負主要責任’,這話劉少奇該說卻不說。主席都說了要負責任,他劉少奇就不說一聲負責任的話,何況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們也打了很多。”
再說8月24日這一天,毛澤東就黃克誠8月22日承認錯誤的來信,在復信中寫道:
克誠同志:
信收到,很高興。你的那種態度很好。我表示熱情歡迎。錯誤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錯而能改,出以真誠老實,就能逐步地見信于人,變為一個好同志。這樣一想,憂愁就可以減輕了,順復。祝你大進一步。
毛澤東 8月24日
此時,毛澤東在杭州已經住了兩天,他要乘專列經上海、南京、徐州、濟南、天津一路北上回京。由于北京的警衛干部要參加學習班,都提前回了北京,所以就只好由伍一帶幾個干部隨專列護送。
途中,毛澤東正在批閱文件。他見伍一來了,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招呼道:
“這邊坐。”
伍一落座后,毛澤東和藹地說:
“這次警衛人員不巧都回北京了,只好辛苦浙江的同志,你代我向大家表示感謝。”
伍一說:
“主席,這是我們應該做的。能夠護送主席回京,同志們都感到很光榮。”
8月25日,印度巡邏隊侵入中國西藏馬及墩地區南端的朗久村,越過麥克馬洪線,向中國部隊猛烈開火,挑起中印邊界第一次武裝沖突,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還擊。
8月27日上午,毛澤東回到了北京,李敏和孔令華一塊兒到車站接爸爸回家。
葉子龍受毛澤東的委托,負責招待伍一這幾個浙江的護送警衛干部,他對伍一說:
“主席講,你們中有些同志是第一次到北京來,讓我請你們吃頓飯,飯錢主席付。下午再安排去參觀。”
這天下午,毛澤東派他的專車送伍一他們去頤和園參觀,伍一等人連連謝絕。隨車的工作人員跟他們開玩笑說:
“主席安排的,誰敢不坐!”
車子開到頤和園門口停下來,執勤的民警見車子里只下來了幾個年輕人,就有些不解,有一位上前問司機說:
“首長沒有來?”
司機笑著說:
“首長的客人,也是首長。”
8月28日早飯后,毛澤東把李敏和孔令華叫到面前,商量他們的結婚日期及準備請哪些客人參加婚禮。李敏說,我是一個女孩子,我和令華商量了,只請媽媽們。于是他們決定除了雙方家長,要請蔡暢,因為李敏在蘇聯就見過她,回國后在哈爾濱、沈陽,和她來往多,比較熟悉。要請鄧穎超,因為江青多次帶李敏到她家里去,李敏自己也曾多次去過她家,比較熟悉。還要請曹軼歐,因為江青曾認為李敏的畫畫得好,請她給找人幫助輔導了一下。毛澤東又問:
“你是否要請宋慶齡來?”
李敏搖搖頭說:
“我是晚輩,請那么多老人不好吧,還是別去麻煩更多人了。”
毛澤東同意了,但他又說:
“我的親戚王季范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請來的!”
他們還決定,要請姐姐毛遠志,要請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還要請李敏的同學和朋友。就這樣,參加李敏和孔令華婚禮的客人,主要由他們倆提名,毛澤東做主定了下來。
李敏的新房,是由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家屬幫忙布置的。他們把新房布置得既簡單、又典雅。房間里有書柜、寫字臺、桌子,還有3、4把靠背椅子,一張雙人床。這些都是李敏從公家的倉庫里臨時借來的舊家具。床上擺放著兩套白色被罩套起來的夾被。褥子是舊的。用白色的大床單蓋著。毛澤東的工作人員把被褥擺放整齊,又把地面打掃干凈,把桌椅擺好。這就是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的新房。
8月28日,中共中央軍委為了在軍隊中貫徹八屆八中全會“反右傾”斗爭的精神,在北京舉行了軍委擴大會議。會議主要內容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清查“反黨俱樂部”,清除其影響。
8月29日午后,李敏和孔令華在北京中南海菊香書屋舉行了婚禮。
李敏的公公孔從洲正在北京開會,毛澤東一早就叫秘書把他接到了中南海豐澤園內的頤年堂。
下午,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親家孔從洲,緊緊握著他的手,親切地說:
“今天是兩個孩子結婚,請你來坐一坐,敘一敘。”
孔從洲以前還從來沒有單獨見過毛澤東。他見毛澤東如此平易近人,初次見面的拘謹很快就消除了。
毛澤東一向不主張大操大辦,他委托生活管理員張國興幫忙采辦了3桌酒席,每桌規定8個菜,除了雞鴨魚肉和幾個素菜,沒有別的。
此時,江青在廣州休養,李訥也沒有在家。參加婚禮的客人除了孔從洲外,還有蔡暢、鄧穎超、曹軼歐和姐姐毛遠志,還有毛澤東的表兄王季范,王季范的孫子王啟華、孫女王海容,還有毛澤東身邊的機要處處長葉子龍、衛士長李銀橋、機要秘書羅光祿等工作人員以及羅光祿的愛人劉若風等,一共30多人。
新娘穿的是一件淺藍色的連衣裙,白色的皮涼鞋。新郎穿的是白色襯衫,深藍色西褲。他們的服裝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毛澤東拉著孔從洲向在座的客人們介紹說:
“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華的父親,孔從洲同志。”
毛澤東親自為女兒主持婚禮。他特別高興,舉著酒杯為女兒和女婿祝福,說:
“你們要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他還特意對女婿孔令華說:
“不用憂來不用愁,二人心意兩相投。”
逗得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毛澤東還舉著酒杯向參加婚禮的客人表示謝意,為大家勸酒。
李敏和孔令華雙雙舉著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說什么,可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深深地向爸爸鞠躬,表達做晚輩的深深的謝意。毛澤東笑著,喝了好幾杯酒。
李敏和孔令華又舉著酒杯,走到孔從洲跟前,向他敬酒,獻上兒女的敬意。
毛澤東和工作人員、客人們一起,共同舉杯,為新人祝福。
新娘李敏、新郎孔令華一左一右拉著毛澤東的手,與參加婚禮的所有人一起在頤年堂門口合影留念。毛澤東又單獨與女兒李敏、女婿孔令華合影留念。
飯后,毛澤東請大家在春藕齋看了一場電影,婚禮就這樣結束了。
毛澤東留下孔從洲和王季范,到他書房里談話。毛澤東問孔從洲現在哪里工作?孔從洲說:
“在沈陽高級炮兵學校擔任校長。”
毛澤東對王季范介紹說:
“高級炮兵學校是炮兵的最高學府。”
他又轉向孔從洲問道:
“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難沒有?”
孔從洲說:
“沒有什么困難。就是文化水平低,這個任務重。”
王季范問:
“炮兵要用數學的吧?”
“是的,我數學很差。”
毛澤東說:
“你的先人是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禮、樂、射、御、書、數’六藝,6門學科就有數學。你應當學好數學。”
孔從洲說:
“主要是過去學習基礎不好。今后我一定努力學。”
毛澤東又問到孔從洲的經歷,說:
“你什么時候到楊虎城那個部隊的?”
孔從洲說:
“1924年就去了。這支部隊的前身是為反對袁世凱稱帝而建立的靖國軍。我是慕名而去的。”
毛澤東向王季范介紹說:
“孔從洲同志參加過西安事變,當時是警備2旅旅長兼城防司令。”
王季范笑著說:
“噢,官還不小哩!”
毛澤東說:
“楊主任對你很信任啊,抓蔣介石前一天晚上,別人不知道,就跟你說了,保密啰!假使走漏消息了不得。做得很好嘛。楊主任對你很賞識嘛。”
孔從洲說:
“楊主任是我的老上級,他把我一手培養大,看著我長大的。”
“你十幾歲出去的?”
“18歲,我上不起學,高小畢業后考取中學,讀了一個月,生活很困難。我家住在渭河邊上,往往大水一沖,生活就成問題。民國十三年是最苦的困難最大的一年,沒辦法,上不起學,我就當了兵。”
“噢,是這樣。你工作上還有什么要求?”
“沒有什么要求,因為我是干炮兵的,對炮兵最有感情。”
王季范對毛澤東說:
“這個人是老實人。”
“哦,他是個老實人。”毛澤東接過話頭說:“他教育子女很嚴格喲!孔令華很好嘛。今后兩個孩子婚后一定會相處好的。”
李敏婚后,和丈夫孔令華就住在爸爸家里。毛澤東時常到女兒的屋里坐坐,說說學習,問寒問暖。有時候,毛澤東還讓女兒、女婿陪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他像所有的父親一樣,疼愛著自己的兒女。
李敏新婚后不久的一天,毛澤東把女兒叫到了自己的書房里。李敏站在那里望望爸爸,爸爸不說話,只是用手示意她坐下。
毛澤東踱著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著煙。李敏心想,爸爸怎么不說話呢?是家里有什么事?還是自己做錯了什么?還是媽媽她……?一想到媽媽,李敏的心咯噔一下,有點急了,忙問: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說……”
毛澤東猛吸一口煙,把煙頭狠狠地掐滅在煙灰缸里,然后就把他與賀子珍見面的事告訴了女兒。他說:
“你媽媽的身體不行……見面什么也不說,光知道哭……讓她來……”
毛澤東的聲音很低很低,很悲傷。李敏想聽聽爸爸再說些什么,可是,爸爸再沒有往下說。李敏感到爸爸和媽媽見面后,爸爸的反應是失望的,顯得很痛心。她心里想,兩位老人相見還不如不見的好。毛澤東轉過臉來,看著女兒又說:
“江西省委告訴我,你媽媽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該怎么辦?”
李敏一聽,知道爸爸轉入正題了??墒?,自己哪兒有主意呀?她就接著爸爸的話說:
“媽媽病得不輕,這該怎么辦呢?”
“該怎么辦?該怎么辦?”毛澤東像是和女兒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語:“你先莫著急。讓我來想想該怎么辦?”
他說著又劃著火柴點燃了一支煙,不住地抽著。李敏回到自己的房間里,一會兒收拾東西,一會兒又不知所措地把東西放回原處,急得在房間里只是轉。當晚,爸爸沒有再找她,就是說爸爸還沒有想出辦法來。第二天,爸爸也沒有找她。李敏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中央辦公廳突然給她打來電話說:
“專機已經準備好,送你到南昌去。”
李敏急忙收拾了幾件換洗衣服,帶上日用品,正要出門。毛澤東來了,在他的身后,一個警衛員拎著兩大筐水果。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顧你媽媽。告訴她要看病,要吃藥,要喝水,要吃飯。”
李敏笑著點點頭,表示記住了。毛澤東又說:
“這兩筐水果你帶去,給你媽媽吃。她不喝水,吃點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點營養。只聽說你媽媽病重,不知道你媽媽的病情究竟如何。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什么事情處理不了,就讓這位管理員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請他幫忙。”
李敏拿上東西,就要上汽車了,毛澤東又叮囑說:
“要好好照顧你媽媽。”
李敏到南昌見到媽媽,不由得大吃一驚。才幾個月不見,眼前的媽媽形容枯槁,頭發又亂又臟,兩眼直愣愣的,面部毫無表情。工作人員告訴她:
“你媽媽不肯讓醫生看病,也不肯吃藥。她已經好幾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進食,會有生命危險。我們怎么勸說都不行,實在沒有法子,只好這么陪她坐著。”
李敏再看看媽媽,見她只是呆呆地坐著,不說也不動,除了兩眼閃動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一般。李敏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她走上前去,慢慢地拉著媽媽的手叫道:
“媽媽,媽媽,我是嬌嬌,我是嬌嬌……”
賀子珍不理不睬。
“媽媽,媽媽,我是嬌嬌,爸爸讓我看您來了。”
賀子珍連正眼也不看一下。李敏把拿來的水果洗干凈,端到媽媽面前,一邊削皮,一邊對媽媽說:
“您吃吧。這是爸爸特意讓我給您帶來的。”
李敏把水果切成條,切成塊,或者切成片,陪著笑臉,小心翼翼地送到媽媽嘴邊,變著法兒勸她吃。可是,賀子珍就是不張嘴。李敏勸得多了,賀子珍心煩了,就動手把水果一塊塊、一條條、一片片地扔到地上。李敏無計可施,只好把剩余的那么多水果送給工作人員吃了。
李敏心想:媽媽心里的疙瘩解不開,就不會吃喝。那么,她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廬山和爸爸見了面嗎?這樣的疙瘩不是靠勸慰所能解得開的,只有想辦法把她的思想引開,讓媽媽的心情開朗起來,事情就好辦了。于是,李敏和工作人員商量,在她和媽媽吃飯的時候,準備好幾瓶汽水和礦泉水的混合水,她要裝出吃飯吃得很香的樣子,以引起賀子珍的食欲。一開始,賀子珍連看都不看,后來,李敏故意弄出一些動靜來,賀子珍看一眼又把臉轉向別處。李敏心想,這法子興許能成,就愈發裝出很夸張的吃相。賀子珍看著看著,伸手要李敏的飯碗,李敏趕緊遞過去,賀子珍又拿過李敏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李敏拿起水瓶子,咕嘟咕嘟地喝著,賀子珍放下飯碗,要過李敏的瓶子,也喝了兩口。李敏盡管心里很高興,就是不表露出來,也不勸媽媽吃飯喝水。
后來,李敏吃飯時,一邊慢慢地吃,一邊輕聲慢語地說起了自己的婚禮。李敏說她和孔令華的婚禮非常熱鬧,請了媽媽的老戰友蔡暢、鄧穎超,還有曹軼歐等人,吃了一頓飯,一塊兒照了相,看了一場電影。還說她的新房布置得如何典雅、樸素、大方。賀子珍傾聽著,沒有說一句話。飯后,李敏幫媽媽洗漱,換好衣服,攙扶著媽媽,一步一步在屋里轉轉,走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地走著。
“媽媽,您看這是棵什么樹呀?蘇聯有這種樹嗎?”
李敏故意指著一棵樹問道。賀子珍看看,搖搖頭。
“媽媽,您看這是什么花?東北、哈爾濱有這種花嗎?”
賀子珍又搖搖頭。娘倆就這樣在院子里轉著,后來,又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看看。賀子珍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吃飯、喝水、看病,吃藥,一切都恢復了正常。有一天,賀子珍突然對李敏說:
“我離開老家永新已經幾十年了,還一直沒有回去過。我現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李敏馬上表示支持,說:
“好吧,我向組織上講講,只要您身體好,可以回去看看。”
“你來了快一個月了吧。”
“媽媽,您的記憶真好!”
“那你也該回去看看小孔了。”
李敏向江西省委報告了賀子珍想回永新看看的事,江西省委同意了賀子珍的請求,還專門派人全程陪同。李敏為媽媽安排好了一切,望著遠去的車子,終于舒了一口氣。她回到北京后,向爸爸詳細地匯報了照顧媽媽的經過。毛澤東聽得很仔細,還不住地點頭。最后,他高興地說:
“我的嬌娃長大了。會辦事了。”
1959年9月1日,毛澤東給《詩刊》編輯部負責人寫了一封信,還寄上《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他在信中寫道:
臧克家、徐遲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寫了兩首七律,錄上呈政。如以為可,可上詩刊。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里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家伙,簡直要把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做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6億5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兇,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就是答復那些王八蛋的。
毛澤東 9月1日
1959年初秋,李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歷史系。她住在北大校內,只有每周末才回家一次,周六晚飯與父母共餐。她每次回家,從來不坐小車,不搞特殊化,都是自己乘坐公共汽車。從北大到中南海,要換乘兩次車,兩頭還要走一段很長的路。一旦學校有活動,李訥往往就要摸黑回家了。
李銀橋覺得一個女孩子獨自走夜路不安全,就瞞著毛澤東去接李訥,他讓司機將車子停在僻靜處,然后到宿舍去叫出來李訥接回家。誰知這事還是被毛澤東察覺了,他嚴厲地批評了李銀橋。李銀橋不服氣,爭辯說:
“天太黑,一個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不然我也不會去接……”
毛澤東嚴厲地說:
“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別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為什么就不行?”
李銀橋也大聲說:
“誰叫她是毛澤東的孩子呢?別人的孩子敵人不感興趣,毛澤東的孩子國民黨特務可是很感興趣呢!”
毛澤東一怔,看著李銀橋這種口氣和不服氣的樣子,忍不住笑了。但他還是不松口,只是把口氣放緩了一些,堅持說:
“不許接,說過的要照辦。讓她騎車子回來。”
有一個星期六,李訥感冒發燒,老師怕她乘車路上出事,就沒有讓她回去。江青晚上打電話一問,才知道李訥生病了。她馬上告訴了毛澤東,可毛澤東說什么也不讓自己的小車司機去接女兒。
李訥剛入校的一個時期,同學和老師都不知道她是毛澤東的小女兒。
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春藕齋的舞會上歡聲笑語。海政歌劇團的劉芙蓉又有了一次和毛澤東跳舞的機會。她忽然對毛澤東說:
“毛主席,我一直覺得芙蓉這個名字不好,花花草草的。”
滿面紅光的毛澤東搖搖頭,說:
“哪個說的?芙蓉這個名字蠻好的嘛!來來來,我說個故事給你聽。”
一曲未完,毛澤東就坐在舞池邊的藤椅上給劉芙蓉講起了故事:
“唐朝時,有兩個很有才華的詩人進京趕考,結果一個人金榜題名很高興,一人名落孫山蠻灰心??贾械谋惆参柯浒竦恼f:‘你雖然沒中榜,但你的才華橫溢,還可以來年再試,或在別的方面好好發揮嘛!’臨別還贈詩一首鼓勵他:‘天上碧桃和露種’,”
因毛澤東的湖南鄉音重,“碧桃”的“碧”劉芙蓉聽不懂。毛澤東便在她的手掌上,邊劃邊解釋:
“碧,就是王、白、石的碧。”
劉芙蓉笑著點點頭。毛澤東見她聽懂了,接著說道:
“日邊紅杏依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東風怨未開。”
他吟誦完了,看著劉芙蓉還是一臉茫然不解的樣子,又解釋說:
“詩人所指的芙蓉乃是水芙蓉,秋天開的那種,春天不開秋天開,耐寒力強,這便是它的長處。意思是說:當一個人遇到挫折時,不要灰心喪氣,要看到自己的長處。結果,這個落榜的詩人鼓起勇氣,發奮努力,第二年也上了金榜。”
說到這兒,他笑著問:
“小劉,你說芙蓉這個名字好不好?”
他見劉芙蓉笑而未答,沉思片刻后又說:
“要不,你就叫秋江吧。”
毛澤東的一番話使劉芙蓉學到了知識,愉悅了心情,受到了鞭策。這一天她回到宿舍,馬上把毛澤東吟誦的4句詩,端端正正地記在了自己的筆記本上。一個星期后的夜晚,劉芙蓉去春藕齋演出,毛澤東一見她就問:
“那首詩背下來了沒有?”
劉芙蓉不假思索地一口氣背了下來。毛澤東高興地點點頭,說:
“很好,很好!背得好,更要做得好喲!”
9月6日,毛澤東看了題名為《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一文,文章中說,國家統計局在學習、討論八屆八中全會決議時,就1958年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和比例關系問題進行了討論。多數同志根據統計數字,駁斥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關于1958年以鋼為綱和全民煉鋼鐵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失調的論點。大家一致認為,1958年國民經濟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發展的。他立即給陳伯達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駁謬論’一篇,你看了沒有?如未,請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個論點,是否都是對的?或者還有某些不對的呢?請你找國家統計局的主要幾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處開一次座談會,切實研究一下,以其結論(最好寫成文字)告我。這是大問題,應當廢寢忘食,全力以赴。”
9月7日,毛澤東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喬木同志: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么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主題雖好,詩意無多,只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云橫九派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毛澤東 9月7日
9月8日,周恩來就印度政府在8月制造中印邊界沖突、印軍侵入“麥克馬洪線”以北朗久村向中國駐軍開火、制造流血事件復信給尼赫魯,說中國政府不能承認過去英國制造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建議越境的印軍撤退,恢復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
尼赫魯對此置若罔聞,強詞奪理把中印邊界緊張局勢的責任推給中國。
9月9日,蘇聯塔斯社發表了關于中印邊界事件的聲明。蘇聯在聲明中偏袒印度,譴責中國。把中蘇分歧公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9月9日這一天,劉少奇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認為大躍進是為了徹底解放生產力,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還會有的,恐怕一萬年以后還得有”。
關于樹立毛澤東的威信問題,他說:
“毛澤東同志的領導,絕不次于馬克思、列寧的領導,假如馬克思、列寧生在中國,我想他們領導中國革命也不過如此。”“黨要有威信,無產階級要有威信,如果沒有什么個人的威信,怎樣建立得起來?”
9月9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主席:
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消除了制造黨內分裂的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后機會,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同志對我的耐心教育和幫助。
這次黨對我的錯誤進行系統的歷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我真正認識到錯誤的極端的危險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錯誤在黨內外的惡劣影響,現在我深刻體會到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是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是極端嚴重的,現在我認識到黨和人民培養我這樣一個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價,如果不是及時得到徹底揭發和批判,其危險性又是多么可怕。
過去由于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作怪,將你對我善意的、誠懇的批評都當作是對自己的打擊,自己都沒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錯誤頑癥得不到醫治,30余年辜負了你對我的教導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你。
今后必須下大功夫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證晚年不再做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情,為此請求中央考慮,在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后,請允許我學習,或者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是否妥當,請考慮示復。
敬禮!
彭德懷 1959年9月9日
毛澤東看了彭德懷的來信,當即和他通了電話,告訴他,馬上將他的信轉發全黨,并在彭德懷的信上作了一個批示,他寫道:
此件即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印發在北京開會的軍事、外交會議各同志。
我很高興接到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我建議全黨同志對彭德懷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評他的錯誤,一面對他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了31年歷史關系的老同志。對其他一切犯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們表示愿意改正,都用這兩種態度對待他們。必須堅信我們的這種政策是能感動人的,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是能改變的,除開某些個別的、例外的情況不計在內。
德懷同志對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工作分配的建議,我以為基本是適當的,讀幾年書極好,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每年有一段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去作觀察和調查研究工作,則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將同德懷同志商量,作出適當的決定。
毛澤東 9月9日
后來,彭德懷搬出中南海,移居到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黨校東面的吳家花園,進入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
9月9日,郭沫若給胡喬木寫信說:
“主席詩《登廬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讀起來似有踟躇不進之感。擬易為‘坦道蜿蜒’,不知如何?”
9月10日,郭沫若寫信給胡喬木說:
“主席詩‘熱風吹雨灑南天’句,我也仔細反復吟味了多遍,覺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觀世界’不大諧協。如改為‘熱情揮雨灑山川’以表示大躍進,似較鮮明,不識如何。古有成語,曰‘揮汗如雨’。”
胡喬木將郭沫若的意見轉呈給毛澤東。
9月1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結束。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號召全軍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
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后,全軍各大單位召開干部會議,批判彭、黃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本單位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9月13日,毛澤東致信給胡喬木,他寫道:
喬木同志:
沫若同志兩信都讀了,給了我啟發。兩首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
毛澤東9月13日早上
毛澤東又在信的末尾解釋道:“‘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斗爭。通首寫32年的歷史。”
后來,郭沫若看后再沒有提出什么意見。
9月14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特赦一批戰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他寫道: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我們的祖國欣欣向榮,生產建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空前鞏固和強大。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組織程度空前提高。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極為良好。黨和人民政府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實行的懲辦和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的政策,已經獲得偉大的成績。在押各種罪犯中的多數已經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確實已經改惡從善。根據這種情況,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對于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采取這個措施,將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繼續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這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考慮上述建議,并且作出相應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1959年9月14日
9月15日,毛澤東在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說:
“王明路線把蘇區搞垮,把白區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時期又右傾,但是,當時我們未把對王明路線的決議公開發表,是為了留有余地。后來過了幾年才把這個決議收到我的選集中,作為附錄發表。大多數覺悟了,只有王明不覺悟。”
他還回顧了炮打金門的歷史,他說:
“金門打炮每一個環節都是我跟總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個嚴重的局面,美國12艘航空母艦來了6艘,第7艦隊是它最大的艦隊,搞邊緣政策,護航。這個地方是美國軍艦,這個地方是國民黨軍艦。”
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拿起兩個茶杯,分放兩處,比作美、蔣的軍艦:
“相隔這么一點。他這里掛著美國國旗也不動,他也不打我們,我們也不打他,我們專打國民黨。這個事情不能粗枝大葉,要很準確,很有紀律,后頭轉到雙日不打單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臺灣同胞書這套東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輿論,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兩大本(指新華社編印的內部資料《參考資料》——筆者注),你才了解情況,才知道動向,不然怎么決策?開頭我們不是在這里報告了嗎?那個時候,我們跟張文白,還有許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門、馬祖搞回來。后來一到武昌,”
毛澤東對著張治中說:
“我不是跟你一道嗎?形勢不對了,金門、馬祖還是留給蔣委員長比較好,金、馬、臺、澎都給他。因為美國就是以金、馬換臺、澎這么一個方針,如果我們只搞回金、馬來,恰好我們變成執行杜勒斯的路線了。所以,10月間回到北京的時候就改變了,金、馬、臺、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國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馬?這樣,我們就不會變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們的領導者,就是以金、馬換臺、澎,蔣介石不做總統。蔣介石不做總統,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美國人壓迫他,不要他做總統,要陳誠做,講好了的,蔣介石答應了的,陳誠也答應了的。后頭我們這個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勁了,共產黨支持嘛(笑聲)。他現在決定做總統了。是蔣介石做總統比較好,還是別人做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
毛澤東在談話中再次提到了特赦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問題,他說:
“適值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際,對一些確定已經改惡從善的罪犯實行特赦,將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9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出《關于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全文如下:
1957年,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全國人民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揭露出一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取得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兩年以來,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偉大勝利的影響,由于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會主義覺悟的人民群眾的監督和幫助,由于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更加鞏固和各民主黨派的努力,大部分右派分子在目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其中一部分人,確實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在言論和行動上都表現出確實是改好了。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為了使這些人以及其他右派分子更好地進行改造,更有利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他們感到,在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現在決定:凡是已經改惡從善,并且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確實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對于這些人,今后不再當作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們的右派的帽子。他們所在的單位,應當根據他們在工作和學習中的表現,作出結論,在群眾中予以宣布(載于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筆者注)。
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向黨內發出《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957年,黨領導全國人民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在這一斗爭中,全國揭發出右派分子約45萬人。對于這一批右派分子,黨采取了嚴肅與寬大相結合和區別對待的正確處理方針,對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時,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偉大勝利的影響,這就促使右派分子中的多數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轉變和分化。根據若干單位的初步統計,右派分子的當前表現,大體可分為以下3類:(1)已經低頭認罪、確實悔改;并且在工作、學習和勞動中表現較好、愿意向黨和人民靠近的,約占右派分子總數的20%到30%,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經有顯著的悔改表現;(2)表示愿意悔改,但內心不完全服,表現時好時壞的,約占右派分子總數的50%到60%;(3)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現不好的,約占右派分子總數的20%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甚至繼續有反動言行。上述情況說明,只要我們堅持正確的方針,繼續加強對他們的改造工作,經過相當時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改造過來。
二、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決定在慶祝建國10周年的時候,摘掉一批確實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央認為,這樣做,對于教育右派分子,對于教育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將會大有作用,他們會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確有前途;對于目前反右傾、鼓干勁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數目,以控制在全國右派分子的10%左右為好。今后,根據右派分子的表現,對那些確實改好了的人,還準備分批分期摘掉他們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數死不悔改的、花崗石頭腦的反動分子,就會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舊病復發,再次、三次進行右派活動,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給他戴上。
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嚴肅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須具備下列3個條件:(1)真正認識錯誤,口服心服,確實悔改;(2)在言論、行動上積極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勞動中表現好,或者在工作和勞動中有一定的貢獻。各地各部門應該根據這些條件和實際情況,把右派分子仔細排隊,定出摘帽子的具體計劃和步驟,對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做出實事求是的鑒定。但不要機械地硬湊比例數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10%。
四、原來是黨員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復黨籍;只有經過一個更長時間的考察,確實具備入黨條件的,才可以接受他們重新入黨。
五、審查和批準的手續,應該是,由右派分子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研究討論,提出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名單和對他們的鑒定。在討論的時候,可以吸收群眾中的一部分積極分子參加,征求他們的意見,但不要開群眾大會。名單和鑒定,經過現在所在單位的主管機關審查批準、取得原機關的同意以后,在有關單位中公布。在國慶節以前,最好宣布摘掉一批。進行這一工作的時候,應該根據9月18日公布的中央,國務院關于確實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向群眾作必要的解釋,使群眾正確認識這一措施的意義。
在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各地黨組織要充分利用這個事實,對右派分子繼續加強教育和改造工作,給他們指明前途,使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精神振作起來,在工作、勞動和學習中努力進行自我改造,爭取重新做人。
六、現在,在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成員中,還有少數人繼續散布右派言論,惡毒地向黨、向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向大躍進、向人民公社進行攻擊,表現得十分惡劣。對于這些人的言行,應該進行調查研究,準備充分的材料和證據,在國慶節以后,選擇適當的時機,在他們所在單位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群眾中進行斗爭,給他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黨委應該注意掌握,打擊面不要寬?,F在,不進行像1957年那樣規模的反右派斗爭。
七、關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的工作和待遇問題,中央將另有指示。
9月17日,第二屆人大常委會第9次會議,根據毛澤東9月14日的建議,通過了《關于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決定中說: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次會議,討論了毛澤東主席所提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特赦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議。會議一致同意這個建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第15項的規定,決定: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對于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
這一天,劉少奇根據人大《關于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頒布了特赦令。
后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第一批被特赦罪犯中的33名戰爭罪犯于12月4日執行。在這批戰犯中,原屬于蔣介石集團的有30名;另外還有偽滿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等人。
溥儀被特赦后回到了北京,不久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園工作。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59年8月24日就分期分批為右派分子摘帽問題給劉少奇的信,值得認真一看。他在信中說:“積以時日,至少可以爭取70%的右派分子改變過來。”“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時間),每年爭取轉變和摘掉帽子10%左右,”“對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成員,將大有作用,他們會感到確有前途。”這是毛澤東最先提出解決右派分子問題的重要證據。可當時工作在第一線的鄧小平等人對這一重要指示先是拖著不辦,繼而在毛澤東身后卻對反右運動一風吹,最終使得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右派分子在平反后惡毒咒罵毛澤東而對鄧小平則歌功頌德、頂禮膜拜?,F在是到了應該認真梳理從反右到平反這一整個過程、以還原歷史真相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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