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義派錯誤的世界觀和革命觀，使之必然與帝國主義和軍閥走向合流，“名為講國家主義，其實對于帝國主義的罪惡，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實況，似乎還沒有多少精力顧到；他們最大的努力，處處看出只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

　　20世紀20年代，標榜“國家至上”、“外不親善”和“全民革命”的國家主義派發展組織、創辦刊物，一度吸引不少革命青年，頗具聲勢。然而，國家主義派的主張和階級本質很快受到批判和揭露，雖然自稱“中國青年黨”，最終卻走向墮落。

　　鼓吹超階級的國家觀

　　從思想源流來說，“國家主義”最早出現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國，主張“國家”是一個有意志和行動力的有機體，每個人都要成為國家有機體的一分子，成為合格國民，“國家”是弱肉強食的民族競爭中的最基本單位。“國家至上”和“國家高于一切”的思潮適應了像德國這樣相對落后的國家建構統一民族國家、反對封建割據分裂、抵抗外來侵略和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壯大的歷史需要，但也帶有鮮明的對內獨裁專制和對外侵略擴張的法西斯主義傾向。近代中國的國家主義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人，或從歐洲或從受德國影響較大的日本接受相關思想，多讀過推崇德日“國家主義”的梁啟超的相關作品。民國初年，中國教育界也一度出現效仿德式教育、鼓吹軍國民主義的風潮，談及德國時無不歌頌其國民之“愛國心”。可以說，“國家主義”強調國民要投身于建設和鞏固統一、獨立、強大國家的事業，與近代中國人民抵抗帝國主義列強、避免亡國滅種，反對軍閥混戰分裂、追求國家富強的愿望有相通之處，因而獲得不少國人的認同和擁護。1923年末，曾琦、李璜等人在巴黎秘密成立中國青年黨，翌年在上海創辦《醒獅》周報，因此國家主義派也被稱為“醒獅派”。

　　國家主義派在宣傳其主張時，基本隱去“國家主義”原有的對外侵略性，但依然延續其超階級國家觀，認為“國家即是信仰”，“個人依國家而存在，無國家即無個人，所以應當犧牲個人，盡忠于國家”。同時，他們鼓吹“愛國保種”、“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宣稱“豈有愛國而不講國家主義者耶”。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人民愛國熱情高漲，反帝廢約運動加快發展，國家主義派借機擴大影響，各地的國家主義團體十分活躍，如上海孤軍社、北京國魂社、廣州獅聲社、南京國光社、重慶光國社、寧波愛國青年社，等等。其成員以大中學校教師、青年學生等知識分子為主。10月，《醒獅》周報發表《國家主義青年團宣言主張及簡約》，特別要與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爭奪革命青年，至北伐時期，更號稱“全國之信仰國家主義者，不下百萬”。

　　當時負責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的任弼時特別指出，“現在國內國家主義盛倡一時”，必須批駁其謬論，“按中國實際情形去解釋我們的理論”，為青年指明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青年運動領袖蕭楚女根據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針鋒相對地指出“國家主義”國家觀的致命癥結，“國家是統治者壓服被統治者——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工具”，不存在超階級的國家。不分析國家的性質和階級本質而擁護抽象的“國家”，實是維護近代中國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聯合統治。共產主義青年團轉發黨中央通告，“和國家主義派的爭斗，在宣傳上應說明要救國，要愛國，但反對國家主義”，更一針見血地點出信奉“賣國家騙民眾”的“國家主義”的后果，“站在國家主義上面來救國愛國，其結果必然對外為帝國主義者破壞國際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對內為資產階級抑制工農群眾之奮起”。

　　錯誤的世界觀和革命觀

　　歷史證明，要從根本上改變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必須走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砸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正如陳獨秀指出，“自資本帝國主義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經濟關系成了整個的”，中國的民族運動是一個國際的民族運動，是和全世界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共同推翻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封建時代閉關孤立的國家主義”早已不合時宜。國家主義派雖然宣稱“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卻一方面將矛頭對準同情支持中國革命的蘇聯，取消反帝的根本任務，另一方面以籠統的“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模糊革命的動力和性質。

　　首先，國家主義派回避資本主義發展至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列強聯合宰制中國，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現實，“誤認中國國民革命乃整個一國家的孤獨運動”，且攻擊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北伐就是助長蘇聯及共產黨勢力發展”。他們甚至要求中國繼續遵守與列強締結的一切既有條約，反對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收回利權運動，宣稱現在連帝國主義的爪牙——軍閥都沒有力量剪除，不配反對其“主人”帝國主義。1926年9月萬縣慘案發生后，中國共產黨人組織四川國民雪恥會，發動罷工、罷市、罷課和反帝大游行。但重慶教育界的國家主義派卻要求當地中學校長阻止愛國學生參加抗英運動。1927年1月，英國水兵刺傷在漢口英租界附近慶祝北伐順利進軍和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的集會民眾。在各界群眾的反帝斗爭和武漢國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下，漢口和九江英租界被收回。當時英國政府曾策劃調集更多軍艦來華，企圖以武力威脅要求恢復租界原狀，而國家主義派不僅未站在中國人民一邊，視收回租界為維護主權的外交勝利，反而污蔑反帝運動為“共產黨之無理的暴動”,危言聳聽地表示此舉會讓中國面臨亡國險境。正如任弼時所言，他們的活動無異于“使中國民族革命成功的期限延長”,“等于援助帝國主義者施行殖民政策延長機會”,也如中央通告所言，是“幫助帝國主義者來破壞被壓迫的國家和蘇俄間之反帝聯合戰線”。

　　圖為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成立漢口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接管租界的場景  FOTOE/供圖

　　其次，中國青年黨打出所謂“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旗號，為的是反對工農運動，否定階級斗爭，是不觸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資產階級改良主張，不可能真正改造中國社會。惲代英道破國家主義派利用“全個民族”等好聽名詞欺騙無產階級的企圖，“一方要無產階級受資產階級之利用，幫著反對妨害他們發展的外國資本主義，一方又想使無產階級眼光注意到對外，因而自甘忍受本國資產階級的壓迫，而不努力于謀自己階級利益的爭斗”。陳獨秀質問國家主義派，所謂“全民”究竟何意?如果說是抽象的為全民利益而革命，建設全民利益的政治，那么實際與國民革命并無差別，即不過標新立異而已。如果是具體的讓全民共同革命，由全民來管理政治，那么國家主義所宣稱的被革命對象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中，即是否完全混淆了革命的對象和動力?國家主義派只與那“必然要信資本主義而口中諱言資本主義的有產階級”為伍，甚至聲稱雖然“全民革命”的最終目標在舉一切外寇內奸而悉掃除之，但最初的工作則在舉共產黨一切“邪說”而排斥之，其“內除國賊”、“全民革命”的實質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

　　與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同流合污

　　國家主義派錯誤的世界觀和革命觀，使之必然與帝國主義和軍閥走向合流，徹底暴露其所謂“愛國救國”的本質。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成員的李大釗與曾琦等人曾為學會是否有標明主義的必要、信仰什么主義、要不要信仰共產主義等問題發生爭論。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周恩來、趙世炎等人于1922年6月在巴黎組織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乘此勤工儉學潮流同時赴法的曾琦、李璜等國家主義者大受刺激，也加快組黨步伐。曾琦曾經設想，在掌握少年中國學會領導權后加入中國國民黨，“借母懷胎”、擴大影響。但最終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政策，國共兩黨也開始在法國合作，原“少共”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因此可以說，國家主義者于1923年末成立中國青年黨，是要在國民黨外，通過反對“三大政策”和國民革命來反對中國共產黨。惲代英指出，國家主義派“名為講國家主義，其實對于帝國主義的罪惡，軍閥政府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實況，似乎還沒有多少精力顧到；他們最大的努力，處處看出只是一個反對共產主義”。

　　隨著革命形勢發展，害怕失去影響力的國家主義派不惜徹底背離本來主張、勾結投靠曾經的革命對象——北洋軍閥，印證了惲代英的判斷。1924年11月，孫中山北上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國家主義派卻對此大加誹謗、抵制。曾琦還派代表會見段祺瑞，表示擁護其操控的“善后會議”，換取其不妨礙國家主義派在北方的活動。1925年末1926年初，曾琦策劃促成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的聯合，以反對廣東的革命軍，并派秘書前往漢口游說吳佩孚，還經常向吳佩孚贈詩以投其所好。1926年末，吳佩孚被北伐軍擊敗后，國家主義派又依附孫傳芳，向其告密，導致革命者被捕。曾琦轉而參與孫傳芳的機要，余家菊在孫傳芳創辦的金陵軍官學校擔任教官，負責進行所謂“政治思想教育”，又為孫傳芳創制所謂“三愛主義”以對抗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曾琦自己承認，“當本黨受國共兩黨壓迫時，予不得已而奔走南北，廣交各軍領袖，借其掩護以圖生存”。對其廣交軍閥，該黨內部亦心知肚明，如左舜生為曾琦辯護，稱“愛國而反共”的青年黨，“簡直弄得無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幾個軍閥，他不去和他們接近，還和誰去接近？”

　　隨著國家主義派的反動賣國本質逐漸暴露，1926年下半年，一些受“國家主義”迷惑的青年逐漸覺悟。失去青年的青年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轉而與國民黨右派合流。1927年7月，中國青年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為徹底反共，宜與國民黨合作”方針，認為倘若“國民黨能實行統一內部成功”，青年黨愿與之“攜手”，建設“鏟除共產的聯合戰線”。至20世紀40年代初，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中國青年黨不得不秘密活動，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但抗戰勝利后，民盟領導人張瀾等堅持反對國民黨包辦的“國民大會”，中國青年黨的曾琦、李璜、左舜生和陳啟天等人卻甘受蔣介石的拉攏收買，轉而依附國民黨政權，參加1946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所謂“制憲國大”，淪為獨裁統治的裝飾品。隨著解放戰爭勝利和國民黨政權垮臺，中國青年黨退出歷史舞臺，“國家主義”最終也被歷史拋棄。

　　20世紀20年代是各種主義、各派勢力紛紛提出對時局和中國革命道路的看法、彼此論戰并急劇分化重組的時代。一種主義究竟能否引導中國革命走向成功，取決于它能否指導制定出符合近代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正確指出中國革命的對象、性質、動力、方式和前途。“國家主義”和國家主義派顯然無法完成這一任務，進而在中國共產黨人的批駁揭露下逐漸式微，而馬克思主義，也正是在思想戰線的大浪淘沙中脫穎而出，成為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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