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文明，并非每一條河流必定會孕育出一種文明。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為宗，地位尊崇，《山海經·西山經》有“河出昆侖”之說。《漢書·溝洫志》中進一步把黃河尊為百川之首“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于四瀆，而河為宗”。

2024年4月23日，游客在山西吉縣黃河壺口瀑布觀賞“清流飛瀑”景觀（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劉宏達 攝）

　　黃河有著世界大河中最為偉大的塑造平原的能力，在為華北平原提供肥沃的土壤、平坦的土地和便捷的交通的同時，也因其善決、善徙成為一條水患災害眾多的河。

　　梳理黃河歷史上幾次大的改道，理解黃河下游河道變遷與水患災害的自然、社會背景及洪水治理經驗，可為當今黃河流域的自然與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歷史智慧。

有歷史記載以來黃河下游河道主要改道情況

　　文 | 葛劍雄 著名歷史地理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徐夢珍

　　編輯 | 李亞飛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黃河九篇》（科學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張楚漢主編），原標題為《黃河下游河道變遷與水患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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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河故道

　　上古時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見《孟子》），堯派禹父鯀治水，鯀采用“圍堵障”之法，“堤工障水，作三仞之城”。然而洪水超常，加之人力物力維艱，鯀九年治水未獲成功，被放逐羽山而死。

在山東省東營市黃河入海口，黃河匯入渤海，形成獨特景觀。新華社記者 郭緒雷 攝

　　禹在其父“圍堵障”的基礎上，創新治河工具、發明“準繩”和“規矩”，因勢利導，加入“疏順導滯”之法，黃河終得安治而形成穩定的禹河故道。據《禹貢》，戰國以前的禹河故道自今河南武陟、浚縣向北流，至河北平鄉北，東北流分為九河，最北支為干流，北流至深縣南，折東北至靜海入海。

　　據《山海經》，上述河道由深縣東北流至霸縣南，向東流至天津入海。禹河故道的長期穩定得益于當時華北平原北段地勢下沉、比降大，且有大陸澤等眾多湖泊濕地，能夠消納黃河從黃土高原帶來的泥沙，河道能夠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輸送水沙入海。

黃河禹河故道（公元前2278~前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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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大改道

　　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黃河已由初期低洼的禹河故道逐漸轉變為地上河，諸侯各國開始大量修筑黃河堤防抵御洪水，大陸澤發生嚴重淤積，洪水位不斷抬高，黃河經常漫溢潰決，尤其是北面的持續淤高使得河道有向南遷移的趨勢。

　　據《禹貢錐指》，至周定王五年（前602年）禹河故道自宿胥口（今河南浚縣，淇河、衛河合流處）決口，發生了有記載以來的第一次大改道，整個河道向南移動數百公里，形成的新河道一直持續到西漢末年，因此稱此河道為西漢故道。

　　據《漢書·地理志》和《水經注》，西漢故道經滑縣、濮陽、河北大名、山東高唐，折北流經德州、河北南皮，又東北流至滄州東北入渤海。此次改道后數千年黃河基本都在禹河故道以南演變，北側海河流域也從此發育形成獨立水系。

黃河第一次大改道及西漢故道（前602~公元11年）

　　整個秦漢時期，黃河流域天然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河道來沙增加，河勢不穩，頻繁擺動導致河患不斷，兩岸生靈涂炭，農田灌溉系統和水運系統也受到威脅。

　　為保黃河下游免受洪水淹沒，秦始皇主導修建黃河千里長堤，“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形成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標準化堤防，此后較長一段時間未見黃河決溢的記載。

　　進入西漢，“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歲所浚，且不能敵一歲所淤”，自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黃河幾乎連年決口，因決口規模較小，沿岸地方政府基本都成功堵口。至漢武帝時期，黃河下游決徙之患十分嚴重，瀕河十郡（縣），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數千人，歲費至數千萬。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黃河發生漢代歷史上第一次重大決口，“河決于瓠子，東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也是黃河入侵淮河的最早記錄。此次決口雖很快被堵住，但洪水向下游傳播，隨即“北決于館陶，分流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入渤海”，屯氏河水流湍急，再次造成大規模淹沒。瓠子決口形成的黃泛區內頻發洪水持續20余年，民不聊生。

　　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漢武帝親自組織黃河堵口工程，河水復歸西漢故道北行，此后80余年未發生大水患。

　　司馬遷《史記》中將此次堵口與大禹治水相提并論，稱贊“自是之后，用事者爭言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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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大改道

　　西漢末年（公元9年）大司馬王莽篡位，改國號為“新”，第三年（11年）黃河便發生了漢代歷史上最著名的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大決口，決口下游河道向東南方向擺動百余公里，奪漯水而東流至千乘（今山東濱州）入渤海。

　　此次改道造成了大規模的淹沒區，為應對河患，王莽多次召集研討治河方案，如著名的賈讓治河三策。然而治河措施并未有效實施，洪水造成災民起義，南陽劉秀領導起義軍推翻了王莽十五年的統治，建立東漢。

　　黃河第二次大改道形成的河道稱為“東漢故道”，相較西漢故道，其地勢低洼且入海距離更短，流路幾乎直線入海，比降大、流速大，挾沙能力強，為此后長達千年的河道穩定奠定了基礎。

黃河第二次大改道及東漢故道（11~1048年）

　　漢代漕運在中國古代具有重要意義，是京杭大運河航運工程的重要起源。此次黃河改道打亂了下游水系分布，河水侵入東漢漕運要道汴渠，造成汴渠內泥沙淤積嚴重，洪水不斷向東泛濫，兩岸民眾食不果腹。永平十二年（69年）漢明帝劉莊“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此次實際主持修汴渠的便是享譽后世的王景（營造官王吳的部下）。

　　因王景善治水，后得明帝重用，負責龐大的治河工程。《后漢書·循吏列傳》記載王景治河方略“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沖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即修筑了自滎陽至千乘入海口千余公里的黃河大堤，以鞏固流路，地勢有利的溝道被截直利用，險工河段加強防護，淤積河段進行疏通，通過合理的水門布設實現主河槽與灘地高效分水分沙的理論體系，緩解了河道淤積態勢。

　　漢明帝稱贊王景治河“今既筑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跡”“東過洛汭，嘆禹之績”。王景治河千年無恙，除了與其精湛的治河方略和工程措施密切相關外，當時黃河下游支流，如汴水、濟水、濮水等，以及大野澤等巨型湖泊在大洪水期也發揮了調蓄作用，有效分滯洪水和泥沙。

　　此外，東漢時期對黃河全流域建立了健全的組織機構統一管理，此后也十分重視對黃河大堤的維護，特別是隋唐時期更是大興水利建設。加之東漢以后水土保持不斷改善，氣候優化、少有極端天氣，黃河下游水沙條件改善。

　　這些良好的社會管理措施和自然條件的優化也為黃河千年安流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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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大改道

　　西漢故道和東漢故道之間的低洼地帶在經歷漢、唐、五代十國多年的淤積后，蓄洪滯沙能力逐漸喪失，至北宋后東漢故道已難以維持穩定，河患逐漸增加，先后發生兩次大改道。

　　景祐元年（1034年），黃河在濮陽橫隴決口，離開了千年東漢故道，徑直向東北分流，經河北大名至濱州入海，自此稱為“橫隴河道”，稱“東流”流路。而后該河道迅速淤塞，極不穩定，慶歷八年（1048年）在橫隴決口點上游的商胡縣再次發生決口，且決口形成的新河道進一步向北擺動，經大名至乾寧軍（今滄州北）入海，稱“北流”流路。

　　此次大改道之后的70年間，黃河發生了30余次重大決溢事件。北宋仁宗嘉五年（1060年）“東流”的黃河在大名決口，自此形成北流和東流并行的“二股河”入海局面。熙寧十年（1077年）至元豐四年（1081年），“北流”的黃河在澶州南、北兩側決口，南側決口洪水大范圍入侵淮河流域，大面積淹沒造成巨大損失；北側決口侵入永濟渠，淹沒淤塞航運干線。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發生最慘重的一次決溢，黃河在瀛洲、滄州決口，“滄州城不沒者三版，民死者百余萬”。此后不久，在河患泛濫、民不聊生的內憂和金兵南侵、列強煩擾的外患之下，北宋滅亡。

　　北宋河患空前，而宋儒耽溺于論辯，主要圍繞東流、北流，維持新河還是回歸故道爭論不休，重要歷史人物深度參與，其中東流派包括官至宰相的富弼、王安石、司馬光、呂大防等，北流派包括歐陽修、范純仁、胡宗愈、蘇轍等。

　　縱觀北宋70余年的治河爭論，在黃河治理策略上猶豫遷延，終致河道左右搖擺不定，朝廷為整治河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開發了各種堵口技術，但均未能成功控制河勢。

　　例如，每當堵塞北流恢復東流，積蓄的水勢仍然會在東流河道更大范圍決溢；反之，如果放任北流，則北流下游河道依次決溢，甚至分出二級東流、北流。

　　因此，無論北流還是東流的實踐都未能改變河患無窮的局面，被后世譏為“治河無策而唯堵口有功”。

黃河第三次大改道（含多次決口）及北宋故道（1048~11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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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大改道

　　黃河下游的改道和洪水災害與水沙不協調的自然特性相關，同時大規模不和諧的人類活動也是重要原因。

2023年8月21日，黃河九曲第一灣日落美景。新華社記者 邢廣利 攝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為了阻止金兵南下，以水代兵，在河南滑縣決開黃河大堤，造成了第四次大改道，形成“金元故道”。

　　黃河從此離開數千年入流渤海的河道，開啟了長達700余年東南流的時代，經泗水南流、奪淮河入黃海。

　　此次改道淹沒了最富有的兩淮地區。之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黃河在陽武（今原陽）大決口，經商丘、徐州入泗水的古汴渠，成為南向黃河的主流。

　　從元朝開始，黃河逐漸離開游蕩千年的河北平原，侵占淮河下游河道，導致淮河下游大量泥沙淤積，洪水下泄不暢，水域在這一帶匯聚形成洪澤湖。洪澤湖隨著湖底泥沙淤積，水位進一步抬高，最高水位超出東側的蘇北平原，形成“懸湖”，給蘇北地區帶來巨大的水患威脅。

　　元后期持續加劇的黃河北泛對漕運和鹽稅也產生嚴重威脅，迫使元代治水名臣賈魯出山，大洪水期開工治河，九十日內完成疏汴渠、修北堤、堵決口等重要挑戰，挽河南流以復故道。緩解了黃河北泛對京杭大運河的威脅，同時使得南流所經的汴渠、泗水、淮水等恢復通航。地方百姓為紀念賈魯，對其疏通的河道冠以賈魯河之名。

　　然而，河之危局可解，政之大勢已去，賈魯治河之功績并未挽救業已腐朽的元政權，終被受擾多年的淮河流域農民軍轟然擊潰。農民軍領袖朱元璋于1368年在南京稱帝，國號大明。

黃河第四次大改道（含多次決口）及金元故道（1128~13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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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大改道

　　明朝初期河道與元末幾乎沒有改動，治黃策略與元代一脈相承，北筑堤以保漕，南分流以泄洪濟運。因明朝黃河決溢多發，治河貫穿于整個明代歷史。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三月和四月黃河兩次在原陽黑羊山（今原陽西北）決口，分為三支。

　　一支東經開封城，折向東南，流經通許、太康西、淮陽、項城，在沈丘注入潁河，過界首、太和、阜陽、潁上注入淮河，這條河道水流相對較大，被稱為“大黃河”。

　　另一支仍走賈魯河，東流從徐州以南入淮，水勢相對微弱，被稱為“小黃河”。

　　第三支東北流經陽武、封丘、菏澤、鄆城，漫入梁山安山（今梁山縣北）地區，致使元代開通的會通河淤塞。永樂九年（1411年）明成祖朱棣令恢復洪武元年故道，自封丘金龍口（今封丘縣荊隆宮西于店）經菏澤到魚臺匯入運河。

　　永樂十四年（1416年）黃河決開封，東南流經杞縣、睢縣、亳州注入渦河，經懷遠入淮。正統十三年（1448年）黃河決為兩支，南支從滎澤縣孫家渡（今鄭州市西北）決口，南奪潁河經項城、沈丘、太和等入淮；北支從新鄉大柳樹口分出，東流經原陽、延津、封丘、長垣、東明、鄄城、范縣等地，沖壽張沙灣入運，由大清河入海，賈魯河湮沒。

　　弘治二年（1489年）河決開封，呈多股分流之勢，北決占全河水量的七成，南決占三成。南決自中牟楊橋至開封界分為兩支：一支經尉氏等縣由潁水入淮；另一支經通許等縣由渦河入淮。北決正流從原陽、商丘、開封、蘭考等地，東趨徐州入運，大體是賈魯河也稱汴道的流向，還有一支從金龍口、黃陵岡等決出，從山東曹縣注入張秋運河。當年冬天，注入張秋運河的一支因金龍口水消淤塞。

　　弘治三年（1490年）白昂北岸筑長堤，南岸疏通河道，分黃河之水由潁河、渦河、泗水等入淮河。弘治六年（1493年）劉大夏受命治張秋決河，他也采取了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策，修三百六十里太行堤，產生巨大的南向導流作用，促成黃河“北流于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線受萬里長河之水”，大河重歸蘭陽、考城，分流經徐州、歸德、宿遷，南入運河，匯淮河東注入海。

　　此次也是黃河歷史上少有的人力為之的平穩改道，即第五次大改道，也促成了后來持續三百余年的明清故道雛形。

黃河第五次大改道及明清故道（1368～1855年）

　　正德三年（1508年）黃河“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明史·河渠志》）。此后黃河依舊決溢不斷，下游分幾股甚至十幾股入海。

　　嘉靖九年（1530年）黃河又決曹縣；嘉靖十三年（1534年）河決蘭陽趙皮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后黃河在曹縣新集（今河南商丘市北）決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決沛縣，下游分流超過十三支之多，逆流入漕河，散漫湖坡。

　　潘季馴奉三朝簡命，先后四次出任總理河道都御史，主持治理黃河和運河，前后持續二十七年（1565～1592年），在長期的治河實踐中總結并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黃方略和“蓄清刷渾”以保漕運的治運方略，發明了“束水沖沙法”。

　　其治黃通運的方略，以及“筑近堤（縷堤）以束河流，筑遙堤以防潰決”的治河工程思路及其相應的堤防體系和嚴格的修守制度，成為其后直至清末治河的主導思想。

　　清代河道總督靳輔在助手陳潢協助下，統攬治河全局，漸次理清河、運一體的總體思路，疏以浚淤，筑堤塞決，以水治水，借清敵黃，雖難以根治，但終其治河效益還是極大地推動了康熙王朝社會經濟發展，“其利益在國家，其德澤在生民”。

　　細數明清治黃歷史，眾多治河名人兢兢業業的治河生涯中，多以改良的方式小心翼翼地維持著黃河在淮河流域的流轉遷移，卻終難重現東漢黃河千年安瀾的歷史。

　　黃河南徙時期的水系格局、洪澇災害、漕運關系、城池發展等復雜的自然和社會系統交融，徹底改變了黃河和淮河流域的自然屬性，同時也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

　　一方面，隨著黃淮運水系的交匯，黃淮運地區憑借舟楫之利，商業繁榮，人口稠密，城市興起，成為城市群較為密集的城市化地區。

　　另一方面，隨著洪澤湖水面日益抬高，洪澤湖東側里下河地區危如累卵，一旦淮河漲水，淮揚地區頃刻成為汪洋大海，飽受水患。其中

　　，泗州城是黃淮運地區水城抗爭的典型代表。泗州城建于唐代，至明代時泗州城已有商賈往來，繁榮景象堪比揚州。然而，由于泗州城依傍汴渠和淮河，地勢低洼，在潘季馴加筑高家堰之后，水災更是頻繁。

　　最終，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泗州城徹底被洪澤湖淹沒，成為“東方龐貝”，終結了近千年的繁榮。除泗州城外，明清時期黃河下游沿線城市幾乎都面臨洪災的考驗。黃河流域的城市在遭受水患的同時，人們也積累了十分豐富的應對洪災的城市建設和水利建設的理念、技術和方法。例如徐州，位于汴泗交匯處，明清黃河故道從北面和東面流經，多次被黃河灌城，為此建立了完備城市防洪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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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次大改道

　　清咸豐五年（1855年）8月1日黃河在河南蘭陽（今蘭考）北岸銅瓦廂發生第六次大改道。

　　此次改道也是黃河演變中的重要歷史事件，從此，黃河從南徙的明清故道先改向西北，后折轉東北，奪山東大清河入渤海。

　　決口之初，清政府希望通過堵口把黃河改回明清故道，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南行復故道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清政府只得認可黃河北行。

　　此次改道山東受災最重。黃河經過30年的沖刷和堤防建設才形成新的河道，其間，除1861年、1862年、1876年外幾乎年年黃水泛濫。同治年間，官府在原有民埝的基礎上，開始陸續修建沿黃堤防。光緒十年（1884年）新河堤防已成規模，漸趨完整，然而堤防修成后黃河仍是“無歲不決，無歲不數決”，1884年至1887年的4年間決溢132次。

　　直至民國之初黃河災情仍然不斷，1933年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黃河甚至發生了近代史上有水文記錄以來最大洪水。

　　1938年6月9日，為阻滯日寇進攻，國民黨以水代兵，在花園口扒開黃河大堤，人為造成決口泛濫，黃河改道東流，從淮河入海。此次人為改道造成54萬平方公里的黃泛區，洪災歷時九年半。

　　直到1947年3月國民黨才在花園口堵口，黃河重歸北方山東河道入渤海。如今的黃河下游只有大汶河一條天然支流入匯，是歷史上流域面積最小的時期，僅占黃河流域面積的2.77%，僅相當于華北平原面積的6.3%。

黃河第六次大改道（含銅瓦廂決口、花園口決口）及現行故道（1855年至今）

　　民國時期，西方現代治河理論逐漸傳入中國，我國現代水利建設的先驅李儀祉學貫中西，主張治理黃河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運、灌溉和水電兼顧，改變了幾千年來單純關注黃河下游的治水思想，大步推進了我國黃河治理的理論和方略。

　　之后治黃史上出現了第四位實踐大師王化云，主持治理黃河40余年。他基于歷史經驗和當代黃河流域的氣候水文條件，用“寬河固堤，蓄水攔沙，上攔下排，兩岸分滯”16個字歸納治河方略。他采用寬河蓄滯洪水和泥沙，使得黃河每年大約6億噸泥沙淤積在河床和灘地上。他主持修建了大功、北金堤、東平湖、北展和南展五大滯洪區，以及三門峽、劉家峽、陸渾、小浪底等十幾座骨干水庫。三門峽之后，黃河治理繼續實施以水庫大壩為骨干、水土保持為根本的減沙滯沙方略，2002年后實施小浪底調水調沙，下游河道基本上穩定，未發生決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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