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等等，

　　都不過是垂死的力量，而我們則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們方面。

　　對于他們，我們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

　　話說1955年3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批轉衛生部黨組給“主席并中央”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作出批示，他寫道：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同意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現將這個報告發給你們。

　　節制生育是關系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贊成適當的節制生育的。各地黨委應在干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制生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附衛生部黨組報告一件。本文和附件均可登黨刊。

　　中共中央 3月1日

　　這是中共中央對中國人口計劃生育問題的首個決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關于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指示中說：

　　“糧食的緊張情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糧食緊張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不足，而發展生產則是解決糧食問題的決定環節。糧食生產增長一分，糧食緊張的情況就可以緩和一分。因此，農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須圍繞這一環節，都必須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都必須避免對于這種積極性的任何損害。必須認識，糧食的購銷是具體表現工人階級同農民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做到既取得糧食，又能鞏固工農聯盟，既照顧國家的需要，又照顧農民的可能。這里，政策的界限具體表現于糧食統購數字和糧食統銷數字的正確規定。統購數字過大，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和必需的機動糧留得不夠，就不僅要招致農民的不滿，而且實際上要妨害農民的生產。統購數字過小，就不僅不能保證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不能保證工人階級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而且不能保證約五千萬缺糧農民、五千萬經濟作物區農民和每年都有的幾千萬災區農民的需要。這樣也就必然會發生嚴重的混亂，影響市場物價的穩定，影響國家的建設。因此國家對于糧食的統購數字和統銷數字的規定，必須切合實際；必須進一步采取定產、定購、定銷的措施，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鄉為單位，將全鄉的計劃產量大體上確定下來，并將國家對于本鄉的購銷數字向農民宣布，使農民知道自己生產多少，國家收購多少，留用多少，缺糧戶供應多少。這樣，使農民心中有數，情緒穩定，才有利于緩和農村的緊張情況，才使農民有可能訂定自己的生產計劃和安排自己的家務，才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才有利于國家有計劃地控制糧食的購銷。”

　　3月5日，毛澤東將他的衛士從家鄉帶回的一封群眾來信批轉給河北省委書記林鐵。信中反映河北安平縣一個鄉里在農業合作化當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產黨走，還是跟老蔣走”一類的大帽子壓群眾入社。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林鐵同志：

　　此事請你予以處理。這是我的衛士回他的家鄉安平縣從那里帶回的一封信。這種情況恐怕不止安平縣一個鄉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澤東 3月5日

　　據杜潤生回憶說：“在3月8日，鄧子恢還跟我說，毛澤東囑咐要重視黨和農民的關系，農民負擔很重。5年實現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許多農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農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達到50%。”

　　3月初，正當中國外交部為周恩來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進行緊張籌備之際，國家有關部門獲悉國民黨特務制訂了“1號”行動計劃，要在會議期間暗殺周恩來及代表團成員。

　　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擔心周恩來萬隆之行有什么閃失，考慮不讓周恩來出席這次亞非會議，毛澤東動情地對周恩來說：

　　“恩來呀，這次風險比較大，國民黨特務機關已經在多處布下暗殺你的網，你若是有點閃失，那可不得了。我們黨和國家需要你呀。我們是多年的好戰友，親密的戰友，你對我的支持和幫助太大了，一刻也離不開你，所以我請你慎重地認真地考慮，是否你就不要去參加這次會議了。”

　　周恩來說：

　　“我知道，誠如主席所說的，去固然要冒很大風險，但是去，可以促使亞非會議更好的進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擴大中國的影響，促進亞非國家的團結和友誼，在亞非國家中架起友誼之橋，和亞非人民一道，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大和平地區，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貢獻。外交也是斗爭，有斗爭就有犧牲。如果我因為怕死而不出席會議，就辜負了亞非人民的希望，也對不起吳努、尼赫魯、蘇加諾、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他們誠心邀請我出席亞非會議，而我卻不能如約對印尼進行訪問，談好了的計劃日程不能實行，豈不是失信于人嗎？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澤東也考慮到找不到合適的人來代替周恩來，就說：

　　“你和陳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萬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來說：

　　“這次去得分兵兩路，全部經過緬甸，對方接待有困難；同時，印度的飛機已租好，不能毀約。我想，我和陳毅同志及代表團主要成員經緬甸飛雅加達，現在民航已準備從昆明試飛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們可以在昆明多停留兩天，把會議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則按原計劃從香港飛雅加達。”

　　3月8日，毛澤東到達賴喇嘛住地看望他，并和他進行了親切交談。毛澤東說：

　　“你很有希望，你比我年輕。我們要將全中國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義也有這個思想。”

　　達賴激動地說：

　　“主席突然到這里來，我像是在做夢。經過和主席的幾次見面談話，我的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這些指示變成實際行動，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報告，同時也請主席給我各方面的指示。”

　　毛澤東說：

　　“我這個人薪水不多，開支不小。一要抽煙，二要喝茶，三還要買點書看。這樣一來，所剩無幾。你要走了，我也沒有什么禮物可送，就送你8個字：團結進步，更加發展，作為臨別贈言。”

　　3月9日，國務院第7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規定自治區籌委會是負責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帶政權性質的機關，由達賴喇嘛任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員。

　　3月9日下午，毛澤東到暢觀樓班禪額爾德尼住地為其返藏送行，在座的有汪鋒、計晉美等人。毛澤東說：

　　“昨天我去看望了達賴，今天特意來看您，為您送行。”

　　他又說：

　　“每個民族都應有自己的民族領袖，西藏有達賴和班禪這樣的領袖是很好的。”

　　班禪聽到毛澤東稱自己是“領袖”，感到很驚訝，以為自己聽錯了。毛澤東便把這句話重復了一遍。班禪覺得自己承受不起，他說：

　　“我不是領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

　　毛澤東認真地說：

　　“您就是領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還要喊‘達賴喇嘛萬歲!’‘班禪喇嘛萬歲!’”

　　他問計晉美：

　　“我早給張代表講過，在西藏，不能只掛我和朱總司令的像，還要掛達賴和班禪的像。他們掛了沒有？”

　　計晉美回答說：

　　“1953年國慶節時，在拉薩和日喀則都掛了。”

　　毛澤東滿意地說：

　　“這就好嘛!”

　　他又對班禪說：

　　“昨天我給達賴喇嘛講了，我這個人薪水不多，開支不小。一要抽煙，二要喝茶，三還要買點書看。這樣一來，所剩無幾。你們要走了，我也沒有什么禮物可送，就送你們8個字：團結進步，更加發展，作為臨別贈言。”

　　3月12日早晨，毛澤東連續工作了一個通宵，正準備躺下休息，聽說達賴馬上就要離京了，立即吩咐備車。倉促之間，他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車直奔東交民巷為達賴送行，與達賴握手告別。

　　3月13日，應周恩來之邀準備從香港歸國的衛立煌，將事先草擬好的《告臺灣袍澤朋友書》發至北京。毛澤東展開一看，見衛立煌在《告臺灣袍澤朋友書》中寫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澤：

　　我現舉兩項個人親身經歷之事，使各位更知蔣介石如何卑劣。

　　抗戰時期，我負第一戰區責任，在黃河北岸，背水奮戰，拒敵5年。因為我主張國共共同抗戰，故凡八路軍（解放軍前身）擔任之任務和補給，都主張公平辦理。乃竟召蔣疑忌，認為我偏袒八路軍，破壞他攘外必先安內之陰謀，將我調離第一戰區，并暗行監視。東北之戰，完全由蔣三到沈陽親自主持策定，雖經各將領一致陳述意見，認為不可，但蔣一意孤行，終至全軍覆沒。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國人指責，乃竟向部下諉卸責任，謗為系我失職，派憲兵特務將我監視于南京私邸，并由憲兵司令張鎮告我：未見蔣以前，最好不要接見其他客人。后經吳禮卿先生向蔣提問此事，蔣竟諉稱不知。吳先生事后又問張鎮何以總統并不知道衛長官家中會派有憲兵，不許見客。張鎮聞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過就我親身經歷中較大者而言。我同蔣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這種喪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棄義、陷害部屬的事來，諸位還不及早警惕嗎？

　　我自辛亥年投筆從戎以來，即決心獻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舊社會，建設現代國家。只因蔣介石竊據領導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圖千方百計鞏固私人權勢，置國計民生于不顧，以致數十年光陰虛耗，未能如愿以償，既恨且愧。自從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來，閉門閱讀各種書報雜志，站在客觀的立場觀察實際，尋求革命真理。新中國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凡百設施，突飛猛進，為有史以來所未有?；叵脒^去蔣介石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為，比起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5年來的建樹，使我更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從。所以我覺得這幾十年誤隨了禍國殃民的蔣介石，實在愧對國家愧對國人。現在祖國正在進行解放臺灣，予我們大家一個效忠革命，為人民盡力的機會，以贖前愆。

　　衛立煌

　　毛澤東看罷，稍加思索，提筆在上面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劉朱鄧（請小平辦）：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衛到廣州時即行發表為好。在廣州發表時，即送香港登報，并登廣州報紙。同時由新華社發來北京，播發北京及全國登報，并發口語廣播，譯成外文發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毛澤東 3月13日

　　3月14日，毛澤東在彭德懷轉報的華東軍區司令部關于對馬祖、金門斗爭問題給總參謀部的請示電上批示道：

　　彭德懷同志：

　　馬祖及其它任何島嶼敵人撤走時，我均應讓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擊或阻礙。此點請予考慮酌定，指示華東及福建。

　　毛澤東 3月14日

　　3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轉發王化云《關于進一步開展水土保持工作的總結報告》：

　　陜西、山西、甘肅、河南、河北省委、內蒙古分局并告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委：

　　茲將王化云同志根據會議總結經驗所提出的“進一步開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報告和水利部黨組意見，發給你們。中央認為這個報告很好，所總結的各種經驗都切合實際。這個報告說明陜、甘、晉3省幾年來的水土保持工作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也說明，只要我們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依靠群眾，因勢利導，那么“大自然的破壞力是可以利用到另外一方面，即利用它來為人民造福。”

　　中央認為召開這種水土保持工作會議，很有必要，責成中央水利部每年或每兩年召開一次有華北、西北各地代表參加的這樣的會議，總結水土保持工作經驗，并擬定實施計劃，報告中央批準施行。各有關的省、專區和縣亦應酌量召開這樣的會議，并將結果報告上級和中央。

　　關于水土保持領導機構問題，望水利部本精簡精神加以研究后，另定方案按國家規定的批準手續辦理。

　　此件及附文二件可登黨刊。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5日

　　3月15日這一天，衛立煌和夫人韓權華一行甩掉國民黨特務的跟蹤，由香港回到祖國大陸。他們一到廣州，就受到了華南局書記陶鑄和華南局統戰部長林李明及廣東省黨政負責人的熱烈歡迎。

　　衛立煌立即發表了《告臺灣袍澤朋友書》。新華社及香港、廣州和內地各大媒體按照毛澤東的批示，均同時播發了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衛立煌給北京發電報，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致敬，報告他已經回來了。

　　3月17日，毛澤東在衛立煌的電報上給楊尚昆寫了一個批示：

　　“應發一電表示歡迎。由華南分局派適當干部好好護送來京。如他愿意廣州、長沙、武漢、鄭州等處（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設情況，應先電告各處好好引導招待，并表示熱情歡迎態度。”

　　他還擬寫了一份發給衛立煌的復電稿：

　　廣州華南分局即送衛俊如先生：

　　3月16日電報收到。先生返國，甚表歡迎，盼早日來京，藉圖良晤。如有興趣，可于沿途看看情況，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澤東 3月17日

　　衛立煌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和夫人韓權華一起在有關人員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參觀訪問。

　　3月17日，毛澤東召見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陳正人、杜潤生。他在聽完農村互助合作和糧食征購的情況匯報后，說道：

　　“合作社問題，也是亂子不少，大體是好的。不強調大體好，那就會犯錯誤。在合作化的問題上，有種消極情緒，我看必須改變。再不改變，就會犯大錯誤。對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縮有全縮，有半縮，有多縮，有少縮。社員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辦法?？s必須按實際情況。片面的縮，勢必損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后解放區就是要發，不是停，不是縮，基本是發；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發。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里面，也有要發的。譬如山東30%的村子沒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縮。那里社都沒有，停什么?那里就是發。該停者停，該縮者縮，該發者發。”

　　3月21日，毛澤東為在北京開幕的空軍首屆英雄模范代表大會題詞，他寫的是：

　　建立一支強大的人民空軍，保衛祖國，準備戰勝侵略者。

　　毛澤東

　　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致詞，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各位代表同志們：

　　我們這次全國代表會議有3個議事日程：第一，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1個五年計劃和關于這個計劃的報告；第二，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第三，關于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根據列寧關于過渡時期的學說，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驗，在我國國民經濟恢復階段將要結束的時候，即1952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就是在大約3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對于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以求達到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黨的總路線以及黨為著實現這個總路線而采取的各項重要的政策和辦法，已經在事實上被證明是正確的。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們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我們在工作中也有缺點和錯誤。我們的許多辦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規定得很恰當，這應當在實行中根據新的經驗加以補充和修正。

　　發展國民經濟的第1個五年計劃是實現黨的總路線的一個重大的步驟。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應該根據實際經驗，認真地討論這個計劃草案，使它的內容能夠比較妥當，而成為切實可行的計劃。

　　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里面，情況是復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后，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能經過3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50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我們的任務要求我們必須很好地處理我國人民內部的關系，特別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很好地處理我國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同時，必須很好地繼續發展同偉大的先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親密合作，也要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們經常說，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有成績就驕傲自滿起來，應該保持謙虛態度，向先進國家學習，向群眾學習，在同志間也要互相學習，以求少犯錯誤。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我感覺仍然需要重復地將這些話說一遍。鑒于高崗、饒漱石的反黨事件，驕傲自滿情緒在我們黨內確實是存在著，在有些同志的身上這種情緒還是嚴重的，不克服這種情緒，就會妨礙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最大任務的完成。

　　同志們都知道，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我國現階段激烈階級斗爭的一種尖銳地表現。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為反革命的復辟開辟道路。全黨在中央委員會團結一致的領導下，已經把這個反黨聯盟徹底地粉碎了，我們的黨因此更加團結起來和鞏固起來了。這是我們在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中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對于我們的黨說來，高崗、饒漱石事件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全黨應該引為鑒戒，務必使黨內不要重復出現這樣的事件。高崗、饒漱石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在同志背后進行挑撥離間，但在公開場合則把他們的活動偽裝起來。他們的這種活動完全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類丑惡的活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說過：“共產黨人認為隱秘自己的觀點與意圖是可恥的事。”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

　　為著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個目的，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候按照黨章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代替過去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階級斗爭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加強對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斗爭，特別是防止像高、饒反黨聯盟這一類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的事件重復發生。

　　鑒于種種歷史教訓，鑒于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必須懂得，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這樣兩個方面，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而個人負責，則和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獨裁，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目前的國際條件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有利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強大的，內部是團結的；而帝國主義陣營則是虛弱的，在它們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機。雖然是這樣，但是我們應該了解：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后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2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的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國內反革命殘余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計劃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的削弱下來，借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安全。如果我們在上述兩方面都做了適當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敵人給我們的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

　　同志們！我們現在是處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6萬萬人口的東方國家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在這個國家里改變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要在大約3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工業化，并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好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決不會不遇到困難的，如同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所曾經遇到過的許多困難那樣，也許還會要遇到比過去更大的困難。但是，同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以不怕困難著名的。我們在戰術上必須重視一切困難。對于每一個具體的困難，我們都要采取認真對待的態度，創造必要的條件，講究對付的方法，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將它們克服下去。根據我們幾十年的經驗，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困難，都被克服下去了。種種困難，遇到共產黨人，它們就只好退卻，真是“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這里就得出一條經驗，它叫我們可以藐視困難。這說的是在戰略方面，是在總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難，我們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謂困難，無非是社會的敵人和自然界給予我們的。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等等，都不過是垂死的力量，而我們則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對于他們，我們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只要想一想我們自己的歷史，就會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在1921年剛剛建黨的時候，只有幾十個人，那樣渺小，后來發展起來，居然把國內的強大敵人給打倒了。自然界這個敵人也是有辦法制服它的。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舊勢力，不管它們的數量如何龐大，總是要被消滅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難，把它們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是有科學根據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

　　會議聽取了陳云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1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3月22日，陳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發言稿，如你能加以審閱指正，會使我獲得進益，并增加發言的勇氣。本文對高、饒的罪惡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評黨內現狀，是否需要，是否過火，我在這點上是有些猶豫感的！另外關于路線檢討，我是把我入黨30多年來的思想演變過程作了概括敘述，既不護短也不是嘩眾取寵，力求適當，即做到有更大的妥當性。這個問題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夠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說反革命有規格，我想自我檢討亦有其一定的規格，我開的規格只此而已，故熱望指正。

　　陳毅

　　3月23日，毛澤東在陳毅的發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你的發言稿，看了一遍，覺得很好，可以和應該那樣說，不算過火。在第21頁上，我加上幾個字。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

　　全國代表會議期間，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此后在會議討論中，由于饒漱石鬧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發材料的出現，高、饒問題“逐步升級”。

　　3月下旬，毛澤東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談到了高崗問題。

　　尤金回憶說：“在這時，毛提出高崗可能與貝利亞之間有陰謀，貝利亞的代表到東北會見了高崗，但高崗沒有向中共中央報告。毛同志說高崗可能通過貝利亞與英國人有聯系，他當時正在認真地研究這問題。”

　　“毛還說：進城后，沒有受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訓練的黨員，受到城市資產階級的腐朽影響。這些人喪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觀點，滑回到小資產階級立場上去了。這些人贊揚斯大林和毛澤東，但實際上是反對他們的。在革命中，他們跟著黨走到一定程度，就離開了革命。高崗和饒漱石就是這樣的人。”

　　3月31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關于接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問題給上海局的復電：

　　上海局：

　　原華東局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1月22日曾來電提出關于接收一些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意見，中央基本上同意他們的意見。在高級知識分子中發展一些黨員是需要的，對黨團結、改造知識分子有很重要的作用，應積極地去進行這項工作。但為了同樣的目的，經過黨的培養教育，在進步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有目的、有計劃地培養一些具有共產主義觀點同黨忠誠合作的黨外朋友，即非黨布爾什維克也是很重要的。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注意到這兩方面。對上面所說的這樣的黨外朋友，黨的組織應同黨員一樣的教育和幫助他們，并應吸收他們參加黨內討論同他們工作有關的會議。

　　關于民主黨派?。ㄊ校┘壺撠熑酥械母呒壷R分子入黨問題，應按照1955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戰線工作的指示》執行。

　　中央 1955年3月31日

　　欲知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和培養非黨布爾什維克的情形如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詞說：“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舊勢力，不管它們的數量如何龐大，總是要被消滅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難，把它們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是有科學根據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這段話實在太精辟了，應該成為一切愿意獻身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志士仁人的座右銘！

　　電子版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