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農業是關乎時間的技藝，新中國的合作化農業試圖憑借科學技術重整農業生產的時間體系以配適國家建設的整體節奏，傳統農業“順應自然”的觀念難以為繼，“向自然開戰”代表了這一時期“征服自然”的整體意志。20世紀60年代初，現代科學的退卻使得作為傳統授時內核的物候知識被重新起用。從物候認知到物候學，對物候時間的承認反映出新中國再造農時的難度，物候的科學化過程則暴露了現代農業知識在其生成時的糾結及其內在結構的錯亂，這些都觸及自然觀念的變動。從端木蕻良到周立波再到李準，農業合作化小說因其對農業生產典型場景的復現、對具體歷史語境中物候話語的編碼，以及不同時期對待物候認知的復雜態度，參與進新中國農業改造的歷史與自然中。

　　關  鍵  詞

　　農業合作化小說 時間 物候 土洋結合 自然觀念

　　引 言

　　回首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既有研究常常聚焦于農村社會生產關系的深巨變革，探究隨之而來的社會人心變化，罕有注意到農業合作化運動因其特殊的農業屬性，同時也是對農業生產所置身的自然世界的劇烈改造、對包括農事活動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自然觀念在內的社會意識形態的重塑。農業是關乎時間的技藝，“不違農時”的古訓口耳相傳，傳統農民恪守自然時序，傳統的農耕觀念與對天象、時令、物候等自然現象的認知相互融合，并與民間經驗和地方性知識構成對流與互證。盡管這種拘囿于經驗、在自然與人事之間尋求平衡的農業傳統已經證明其具有可持續性，但它顯然不符合新時代的要求。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對農業剩余的嚴重倚賴要求突破傳統農耕觀念和農耕實踐的囿限，控制和改變既有農業生產的自然機制及其節奏，最大限度地獲得土地和農耕的回報。傳統農業“順應自然”的觀念由是為之一變，“向自然開戰”重新界定了這一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新中國的合作化農業紐結了社會主義農業現代化改造和自然改造的雙重議題，提供了一處充滿征候的歷史斷面，現代農業對傳統農業的取代、技術對自然的征服、政治時間對農業時間的管控，凡此種種切實存在于其中的超克及其難度，都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新的自然觀念就孕育于這種新舊交接的混沌場域中。

　　本文擇取物候這一維度，從時間經驗入手討論農業合作化對人與自然關系產生的復雜而深遠的影響，以及與此相關的自然觀念的變化。社會主義新中國試圖憑借科學技術重新整頓農業生產的時間體系，以配適國家建設的整體節奏，“再造農時”成為合作化農業的一大追求，卻不免受到物候表征的自然時序的掣肘。農業合作化小說提供了大量的物候書寫，端木蕻良、周立波、李準在不同時期的代表文本前后相序地書寫了物候知識的沉浮境遇及其科學化歷程，回應著“再造農時”在合作化運動不同階段遭遇的問題及其轉化方式。

　　一 鐘表下鄉：政治時間的降臨

　　1954年，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尚未在全國刮起風暴的初期，端木蕻良就憑借短篇小說《鐘》對“農業工人”的描繪，為這一運動提供了文學造像。“擴莊”以后，“統一工時”，各大隊按時“打點”，集體出工。至此，一個崇高乃至神圣的時間猛然降臨。“準”或“不準”成為伴隨合作化農業而來的新問題，莊員的生活充斥著校準時間的焦慮。這個陌生的時間不僅入侵私人生活，考驗著第三大隊的領頭人胡大叔能否按時“上工”，還在村莊里制造出更為公共的新興事件——“對時”。這里存在著一個嚴明的權力層級：農莊辦公室的墻上懸掛著一面大電鐘，無論是油滑的莊員朱長林為集體出工時“不早來一分鐘”而買的懷表，還是積極分子胡大叔為“不遲來一分鐘”而買的鬧鐘，都需要被不時地拿去和辦公室里的大電鐘校準。[1]

　　“統一工時”之初，胡大叔曾因不知時間屢次“誤卯”而羞憤難耐。機械鐘并非農村世界的自有產物，胡大叔“他家從來就沒有過鐘表”[2]。胡大叔時間感的喪失更因于往昔農業生活的中止。騾子沒送到大院歸飼養員喂養之前，胡大叔夜里趁出屋給牲口添草的空當，順便看看三星，就知道幾更幾點。如今作為莊員的他，已經脫離與自家牲口朝夕相伴的生活狀態，轉而在夜間不知早晚地識字，努力向另一種未知的農業生活靠攏。會計老孫原是城里人，肚子里有“一本鐘表經”[3]，在老孫的指點下，胡大叔順利地從城里的百貨大樓買回一個嶄新煊紅的小鬧鐘，每天早晨五點半準時叫醒一家人。有了鬧鐘，胡大叔方能掐準時間上工，精神為之一振：“到第三遍鐘了，他獨自走在田里，只覺滿眼清新，什么都是美的。太陽像從他心里升出來，出現在地頭上。”[4]胡大叔成了第三大隊的時間標尺，是“真正按著起床鐘、吃飯鐘、上工鐘來辦事”的“農業工人”。[5]

　　這里觸及的正是機械時間在中國農村的推廣，以及隨之而來的農民時間經驗的轉換。農業合作化運動雖然并非機械時間進駐中國鄉村的起點時刻，但在此之前，借由機械計時裝置嚴格劃分時間的做法多流行于城市，因此，當往返于城市之間的火車穿行過農村腹地時，以小時和分秒區隔時間的精確感尤其能為農人獲悉。胡大叔擔心錯過六點半的“上工點”“心里不由得犯急”時，兒子小強卻鎮靜從容地告訴父親：“不會晚，二趟‘急行’火車還沒過去呢！”[6]對傳統農民而言，時間和空間緊密粘黏在一起，時間誕生自對周遭空間及事物的感知。“半夜子時，雞叫丑時，天亮寅時，日出卯時。”[7]這種依賴感性經驗生成的時間難以被準確測量，正如朱長林憑借懷表報時責罵莊員小艾虎一行人“晚來五分鐘”后，艾虎反駁道：“莊稼人底時間是按煙袋鍋計算的，誰也摸不準。”[8]農業合作化之后，原先囿于一地、尺度不清的時間體系不再適用，農人轉而依賴機械時間。機械時間是一種統一、均質的虛化時間，時間是機械裝置的結果，時間的產生和區分不依賴任何外在實體。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契機，機械時間借助附著其上的政治勢能深入農村世界，對原本邊界不明、充滿彈性的農村時空進行理性、精準、等量的切割。家中買入鬧鐘的第一天傍晚，胡大叔吩咐胡大嬸：“都五點一刻了，怎么還不做飯？”胡大嬸感到前所未有的新奇：“她家從來沒有人把時間說得這么準。”[9]

　　“準”或“不準”的焦慮透露出兩種時間體系的錯位，建設社會主義的浩大熱情支撐著以胡大叔為首的農民們不斷調試自己的身體，以適應和彌合二者的齟齬。農人的意志和行動也在時間的整肅中被重新規約，拋棄“農民”身份轉做“農業工人”成為莊員們的共有理想。克服時間焦慮之后便迎來戰勝時間的豪情：“我們能捉住時辰，就能趕過時辰去！”[10]

　　《鐘》的創作源于端木蕻良的實際工作經驗。自1949年冬天起，端木蕻良接連參與北京南郊的“土改”“合作化”運動。這時的京郊是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排頭兵，互助組、合作社、集體農莊等不同程度的合作化組織并行[11]，京郊形勢的超前和復雜使得端木蕻良得以敏銳地把握集體農業下的農村世界。農業合作化運動取消個體農民分散耕作的生產形式后，以整齊劃一的生產計劃、層層分配的產出指標將地方農業嚴密地編織進國家建設的整體藍圖中，由上而下的政治指令遍布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這樣統一調配的政治動作要求人們共享一種全新的同時性的時間觀，它讓人們按照同一的時歷標準行動，分別確定自身在其中的位置，由此方能使超規模的、抽象的國家活動成為可能。不同于同一時期摹寫新人成長或道路斗爭的農業合作化小說，《鐘》弱化了農業合作化作為政治運動的一面，選擇捕捉農人幽微的時間經驗，甫一發出就招致批評，被認為寫雞毛蒜皮的小事與時代不相稱。事實上，相較于火熱的政治場面，與耕種相關的日常經驗反而更能切實地觸及歷史錯動中的農業問題。端木蕻良正是通過書寫新時間到來時農民的震顫體驗，揭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改造農業觀念的序章。

　　《鐘》細膩地提及了合作化農業的耕作環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確定春播時間。集體春播的一天，指導員李平匆匆找到小隊長金生，告知他“方才接到氣象臺的電話，晚上要有六級風吹過來，要他到辦公室開緊急會議，商量春播該停下來”[12]。對統一調配的合作化農業而言，如果說出工的鐘聲作為鄉村社會時間管理的直觀表現，只是保證生產進行的外部機制，政策指令對具體耕作環節的推進或調停則更為深入也更為關鍵。相較于可以被人為設定的上工時間，春播受制于紛繁復雜、流動變化的自然條件，這是一段難能被精確測算的時間，更多地仰賴自然世界給予的恰當時機。在金生商議未定之前，胡大叔憑借經驗給出判斷：“要是六級風，吹不走！”“我保準！”[13]這是一位技藝純熟的老農，對春播胸有成竹，這天早晨剛下地就“舉手向風試試”，知道“是南風，很濕和”，順便“用腳踢了踢道邊新翻起來的土，看那土頭正好，心想要是人人都不誤點，點種點得及時，早日按著隊上訂的活兒干完，今年的年成會長三分”。[14]正當莊員猶豫胡大叔說話是否“有準兒”時，金生帶回來的政治指令和“老把式”的經驗判斷不謀而合：“還是接著耠。”[15]一個疊合了政治要求和自然律令的春播時間巧妙誕生了。

　　端木蕻良詳寫了“上工”時農民身體在兩種時間之間調適的痛苦過程，卻對更為復雜的“春播”輕輕放過，回避了自然時間可能與政治時間產生的沖突，這實則是更為深重的較量。春播時間的恰當與否直接關系農業的實際收成，而產出是衡量合作化運動是否成功的最顯白的物質標尺。胡大叔所在的農莊是新中國農業合作化的縮影，指導員李平喻示著政治的在場，氣象站的電話表明了科學的參與，“統一工時”則給農民的生產生活帶來系統性的調整。這是社會主義政制下農業勞動對工業勞動科學結構的模仿，全新的政治力量希望憑借科學意志，以分秒分明的現代機械時間完成對農業生產所需時間的理性計算與計劃，以此才能有機會擺脫自然生長周期的限制，也是擺脫農民因循作物在自然世界的生長節奏而形成的生活慣習。然而，在之后各地的合作化農業實踐中，政治對農時的干預是否如《鐘》所述般輕快簡單？現代科學是否如想象般無往不利？事實顯然并非如此。新中國“再造農時”的背后還牽連著現代科學回收傳統農業經驗的復雜歷史進程。

　　二 “桐花開放”：物候知識與土洋之爭

　　1956年，周立波在《長江文藝》12月號發表了近作《桐花沒有開》。此時正值湖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原計劃于1958年基本實現的高級化目標被大幅提前至1956年底完成，“大規模的農業增產運動”與“全省農業合作化大發展”相結合成為1956年湖南省委部署農業生產工作的要旨[16]；雙季稻取代一季稻，徹底變更稻田耕作制度成為這一時期湖南合作化農業增產的核心舉措。[17]《桐花沒有開》就誕生在這樣緊張熱烈的歷史氛圍中，周立波借早稻的育秧問題延續了對“再造農時”的討論。

　　按照上級指示，石塘高級農業社今年要：“插上百分之九十五田畝的雙季稻，保證兩季大豐收。”[18]“要插雙季稻，早谷子播種是越早越好。”[19]大坡生產隊隊長兼黨小組組長盛福元帶領一批青年社員決心不等桐樹開花提前泡種，卻遭到老農張三爹的反對。“窮人不信富人哄，桐樹開花才下種。”張三爹恪守“老班子”留下的古訓：“越早越好！你想要早，就能不按節氣了？我作了三十幾年的田了，年年是‘清明泡種，谷雨下泥’，如今才看見時興。”[20]可是，今時不同往日，為了完成豐產任務，憑借從縣上學來的科學方法，盛福元一改傳統。這是一整套嚴密的育秧流程，處處可見技術的革新，操作力求合乎規范。翻曬過的“齊火粘”禾種被一擔擔地浸泡在鹽水里選種，接著放進小蘇打溶液里浸泡，然后倒進拌桶催芽。這樣的秧谷子最后才被“一把一把撒在作成一廂一廂的‘合式秧田’里，撒得又稀又均勻”[21]。然而，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自然力量突然進入文本，一場五天五夜的陰雨攪擾了科學與傳統的簡單對峙，陰雨阻礙了新禾種順利下泥，大自然彰顯著自身的不可抗性，讓新的科學的耕作方法充滿兇險，張三爹的古訓又被想起：“節氣沒有到，也霸得蠻的？”[22]好在落雨只是虛驚一場，不久便雨過天晴，發芽的谷子順利落地。張三爹這一回徹底成了笑話，變成需要集體，尤其是青年人，耐心“教育”的“有毛病”的人。[23]

　　每年三月至五月，湖南省所在地區由于南方暖空氣和北方冷空氣互相消長，寒流頻繁，易造成長期低溫陰雨、日照少、相對濕度大、天氣變化無常的“梅雨季節”。1950年代中期，由于水稻改制，湖南省全省早稻播期提前到清明前五天至八天，1958年以后則基本在春分左右播種，這個時間較1953年提前了二十天至二十五天。復雜的天氣狀況與打破傳統的耕種安排使得不同程度的爛秧時有發生。[24]為了更好地把握水稻育秧時機，湖南省啟動了專門的水稻氣象生態研究，培訓農業氣象人員，在全省各地設置農業氣象站。對以個體家庭為單位分散經營的傳統農民而言，更改作物品種與耕作制度并非樂于嘗試的易事，這涉及土地的重新整頓、作物的綜合配置、家庭農業運作周期的整體調整、經濟利益的多寡變化等多重問題，一粒種子可能會對先前已經熟悉且成望在握的整個家庭農業系統構成沖擊。新中國的合作化農業擁抱科學主義，拋棄傳統農業的“保守”秉性。科學的就是新的，新的就是進步的，進步的就是合理的。一發不可收的耕作系統調整在時代話語中被簡化為先進和落后的沖突，并被文學敘事具象為青年和老農的對立，青年掌握絕對話語權，老農的身份則曖昧不明，甚至受到貶低。石塘高級農業社的帶頭人不再相信“虎出太平年”的古語，它因“迷信”而可笑，否則“老虎應該調到氣象臺去工作了”？[25]

　　有意味的是，盡管張三爹對節氣時令的堅守在今年落了空，周立波仍在小說中給了他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他心里暗想：‘農業社是狗戴帽子，碰對了。’”[26]如果今年陰雨不停，現代科學與傳統經驗的角力誰輸誰贏呢？張三爹之問讓《桐花沒有開》變成了一個不穩定的敘事，小說表面上順應科學主義的時代浪潮對農民的經驗式認知給予否定，實際上卻潛藏著猶疑，這構成了文本的內在張力。通過科學技術控制農業產出雖然是新中國合作化農業的理想境界，但在現實的基層農業生產中，當現代科學無法如承諾般普遍惠及農業生產時，如氣象預報時有失靈、技術操作難能符合規范、化肥農藥供應不足、“良種”表現不如預期穩定，傳統的農業經驗與自然觀念反而趁機躋身而出，因生產的實際效用得以留存。關于桐花開放的爭論成為農時問題的時代隱喻，傳統物候認知在以科學為旗幟的現代農業生產中面臨著尷尬的處境。

　　1959年11月，周立波寫完《山鄉巨變》下卷，發表于1960年《收獲》第1期，再次提及“爛秧”問題。這一次，小說不僅對老農無甚貶損，反而讓他們以生產顧問的形象出場。早稻育秧時，因“到常德學習的后生子”沒聽從“老作家”謝慶元“落雨忌下泥”的教訓執意種谷，導致爛秧。社長劉雨生在舉行社委會研究爛秧問題時特別“擴大了幾位老作家”。恰逢“‘割麥插禾’日夜在叫，桐子樹也都開花了，今年是隔年陽春”，老農一致判定今年泡谷已經來不及，建議劉雨生另想對策。[27]這一時期真正為老農立像的，當屬李準。從1960年開始，李準接連創作多篇小說。《耕云記》最初發表于《人民文學》1960年第9期，同年修改為電影劇本《耕云播雨》，被翻拍后獲得更大反響。故事講述“大躍進”期間，玉山人民公社為了安排集體大生產，派年輕姑娘蕭淑英到省氣象訓練班學習氣象知識，回來建設氣象站。可是，氣象班學來的科學知識難以準確預報當地變幻莫測的天氣。在黨委“土洋結合”的口號下，蕭淑英積極向老農學習，終于準確預報了天氣，保障了公社農業生產順利進行。類似的還有小說《春筍》，老農孟云山指導新任生產隊隊長耿良抓準棗樹發芽的時機種高粱。李準將農業生產推向臺前，傳統農事經驗的價值得到凸顯和尊重，老農作為傳統農耕文明代言人，他們對天氣、時令、土地的判斷影響著整個敘事的展開。

　　作為同樣深嵌于時代褶皺的文學文本，《桐花沒有開》與《耕云記》面對相同的傳統農業經驗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這與“科學”在不同時期的認知滑動相關。以兩部作品的創作時間為節點，從《桐花沒有開》到《耕云記》，新中國合作化農業的科學改造經歷了一場結構性調轉。老農的耕作經驗在指導具體農業生產時不可或缺，吸收老農經驗的指導意見在最初的合作化政策文件中就已經存在，但在科學擴張的時期，舊經驗是需要審慎對待的曖昧存在，政策提倡：“新舊生產技術的互教互學運動，普及和提高舊技術舊經驗中的有用的合理的部分，逐步地與那些可能應用的新技術相結合，不斷地改良農作法。”[28]文學作品對獲得現代科學知識的青年農民的稱頌，也展露了這一時期對老農經驗的壓抑。自“大躍進”起，專業科學的撤退使得“土科學”隆重登場，對老農經驗的公開認可構成籠罩性的時代氛圍。老農作為傳統農業文明的化身，其保留的自然經驗相對于國家的整體性農業籌劃是地方的，相對于現代科學是失之粗放的，廣大農民自覺掌握農業科學的渴望以及對應用性科學技術的偏好，使官方的話語空間向農民世界敞開，農民的地方性經驗一時被納入“科學”的行列，又因其與專業科學的不同被貼上“土”的標簽，“土洋結合”成為時代口號，基層農業生產中逐步衍生出的由干部、青年、老農組成的“三合一”小組被宣傳為農業生產的理想模式。[29]借此窗口期，文學作品得以有機會重寫農民群體，老農地位的上升成為一種文學現象。只是在具體的農時問題上，老農的物候時間如何與政策時間調停，經驗與科學的知識如何互動，傳統的自然觀念如何被具體地轉化，以及轉化后會衍生出怎樣的問題，還需借助文本貯留的農業場景繼續勘探。

　　三 物候如何科學？

　　不妨再次細讀《耕云記》中蕭淑英的歷次工作場景。蕭淑英從省“氣象訓練班”學成歸來后，玉山公社為她“在龍王廟臺上找了塊地”，“把百葉箱、風向儀、量雨器都安放在這里”，用高粱稈編成的籬笆一圍，就成了氣象站，取名“觀天臺”。[30]氣象員的工作并不神秘，蕭淑英要做的是“在‘觀天臺’上檢查著百葉箱記錄著什么”[31]，取讀儀器監測出來的氣象數值，作出諸如此類的氣象預報：“根據各方面的預測，第二天的天氣情況是：‘晴天，早上九點鐘有四級偏北大風，到下午加大至六級。夜間風住后，有霜凍！’”[32]這是一套十分成熟的描繪天氣及其變化的科學話語，飄忽不定的自然事物被編碼進一套分類明晰的識別系統中，不見大氣、陽光在其自然樣態下的聲色形貌，自然的“肉身”被抽象化、符碼化，以“九點鐘”為代表的機械時間的參與，使得氣象預測越發精準而可以為人類所掌握。在集體出工防霜凍的夜里，蕭淑英緊盯溫度表的水銀柱：“溫度降到五度、四度，馬上又降到三度了！”就在即將通知點火的時候：“呼呼呼刮來一陣南風，溫度停止下降了！”蕭淑英急忙喊：“‘張社長，別敲鐘！’因為她只要一敲鐘，七八萬斤柴禾就要點著了。”[33]微小的數字操縱著龐大的農民隊伍，號稱無所不能的氣象科學在指導具體生產時卻稍顯笨拙，這是集體生產難能避免的境遇，即在獲得統一調配資源的規模效益的同時，必然需要應對統一指令帶來的機械性、遲滯性難題。“報錯了！報錯了！知道咱這土氣象不管事。”[34]按“洋科學”行事的蕭淑英被嘲諷為“土氣象”，這揭露了基層農村在專業科學方面的匱乏，而堪稱“土氣象”的實則另有其人。

　　僅憑氣象科學無法應對玉山公社復雜的自然環境，在“土洋結合”口號下，蕭淑英向老農學習，老農豐富的物候觀測經驗成為補足現代科學的有效手段。《耕云記》中，敬老院的老農們都是“聚寶盆”，“黨委開始下聘書，請他們做氣象站的顧問”，與觀測自然相關的農諺，僅九十七歲的柏大爺一人，就能記幾百條。[35]“日落三條箭，隔天雨就現。”麥收第四天的傍晚，蕭淑英發現“天空上有三條箭形云”，連忙和關書記在天色蒼黑時找到正在山坡上放羊的趙松大伯詢問是否有雨。[36]這是位放了五十多年的羊、經驗老道的農民。讀者得以由此一覽老農對天氣和農時的感知方式：

　　他看了看我們，一口氣沒吭，蹲到地下，先扳起來一塊石頭叫我們看著說：“有雨。你們看，這石頭出汗了。”他又從地下撿起一段節節草看了看說：“節節草發白了，要下雨。”[37]

　　趙大伯的天氣預測沒有憑借任何科學儀器和數量測算，而是來自對周遭自然現象的直接觀察。這要求人與自然身體同時在場，自然物是能夠聯動起周遭環境的細密變化且不斷改變自身樣態的生命實體，有經驗的農民則將身體直接置于自然事物之中，充分發揮感官機能，在具體鮮活的農事場景中捕捉物候現象，從自然身體的表象直接推演出結果，作出對農時的預判。

　　蕭淑英和趙松大伯自然認知的不同，進一步說，是抽象的、普泛的現代科學式認知與具身的、地方的博物式認知之間的不同。現代科學所依傍的認知系統一度被視為人類認知自然的極為優越的手段，人與自然的直面觀照被各式各樣的科學儀器中介，量化的數字關系取代人對自然整體性的直觀感知，人對自然的認識在這一維度上更加理性、客觀。然而，對自然物的量化認知本身存在著與認知真實自然事物背道而馳的危險，精確的數值演繹不見得必然能夠復現自然世界。蕭淑英科學預測的失敗正是抽象的數值系統面對具體地方自然時的不適用。正如竺可楨在建立現代物候學時所述：

　　或許有人要問：自從十六七世紀溫度表、氣壓表發明以后……氣候學已有迅速的進步。但是，物候學直到如今還是靠人的兩目所能見到和兩耳所能聽到的作記載，這還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們要知道，物候這門知識……依據的是比儀器復雜得多的生物。各項氣象儀器雖能比較精密地測量當時的氣候要素，但對于季節的遲早尚無法直接表示出來。[38]

　　《耕云記》以氣象問題為依托，對應的卻是現代物候學的誕生。物候觀測對氣象觀測的補充，物候學對氣象學的延伸，正是氣象員蕭淑英向老農學習的原因。氣象學作為一門研究大氣中所發生的各種物理現象和過程的科學，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誕生，新中國對農業生產的倚賴使得氣象工作尤為重要。然而，氣象科學的發展并不能完全滿足現實需求，這才促生了物候學。[39]1962年，中國正式設立物候學研究組。[40]1963年，竺可楨、宛敏渭合著《物候學》，該書成為我國第一部系統研究物候理論、物候知識以及物候學在生產實踐過程中起作用的專門著作，標志著物候學的成立。相較于1930年代竺可楨為普及氣象科學而著的《氣象學》，《物候學》一書在論述如何研究自然界植物、動物和環境條件的周期變化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在觀察方法上更強調對動植物進行直觀觀察而非儀器測算，在觀察目的上更強調認知具有整體性的自然季節變化現象而非單獨的氣候元素。此外，著者尤其強調物候學是一種“帶地方性的科學”[41]，“物候資料不僅適用于指導大范圍的農業生產，指導小范圍的一鄉一村的生產，尤其可以作為依據”[42]。物候學在成立之初，就被要求兼具實用性、科學性和地方性的品格，以全力服務于農業生產。隨著物候學躋身現代科學的殿堂、物候觀測正式成為自然觀測的科學方法，全國各地建立了物候觀測網，編寫物候歷、收集農諺的勢頭更勝，《物候學》作為讀物也進入農民中間。[43]

　　蕭淑英的實驗裝置就是物候認知科學化的結果，物候觀察成為氣象科學實驗的一部分。為預測麥收時節是否有雨，淑英“回到家里，看了看瓶里螞蝗，螞蝗也不在水底了，它老想跳出來”[44]。稍遲出現的報告文學《農民氣象員陳艷》給了更為詳細的呈現。氣象員陳艷所在的氣象站辦公室“墻上新掛了一個個棉花團、紙團、茄葉，濕漉漉的剛被鹽水浸過；窗臺上，除了原有的裝泥鰍的瓶子以外，還增加了一個新瓶，里邊裝著新捉來的螞蝗；桌子上，在收音機和氣象觀測記錄簿旁邊，還擺了一些新書，有‘矛盾論’，‘氣象學’等”。[45]

　　四 天時上移：再造農時的難度

　　物候學作為一門新起的現代科學，被認為需要自上而下地向大眾普及，如《物候學》一書所述：“物候的數據是從活的生物身上得來，用來指導農事活動就很直接，而且方法簡單，農民很易接受。”[46]物候學的成立及應用卻是傳統物候認知向現代專業科學自下而上的流動的過程。方向的相對與交錯背后，潛藏著物候知識科學化的復雜機制。當物候憑借指時功能被“科學”容納以后，物候時間對新中國“再造農時”的參與使得不同自然觀念的纏斗及轉化悄然發生了。

　　斗轉星移、雷始發聲、桐花開落等循環有序的自然現象能夠表征出素樸、亙久的自然時序。農耕時代，先民為合理安排生產生活，主動探尋自然變化的規律，物候知識由此產生。物候強大的指時能力還催生了古中國歷法。從《夏小正》開始，經歷《禮記·月令》《逸周書·時訓解》，一套由四時、十二月、二十四節氣與七十二候共同構成的時令系統逐步衍變成熟。[47]截至《禮記·月令》成篇的兩漢時期，純粹的自然時序和陰陽、五行融合，成為具有神秘化、倫理化內涵的嚴密時間系統，恪守時令與道德訓誡聯系在一起，不依時而作便會招致災禍，時間成為兼具樸素自然節律及神圣律令的“天時”。對傳統農人來說，“天時”包含著人對自然的深刻理解，充當著農耕的最高律令，是人與自然互動的最佳原則。明代徐光啟撰《農政全書》談及“農事”的“授時”問題時給出一幅“授時之圖”，在往復不止的時間循環中，最外圍的農事活動與內里逐漸細化的物候時令直接對應，傳統農民遵循時令流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時而種，則失之太晚而不成。”[48]

　　農業合作化小說不乏恪守“天時”的農民形象，但這類農民多以問題化、癥結化的方式現身。小說在書寫傳統農民敬畏天時的思想觀念時，往往抽空農民與自然世界的復雜交互過程，著重凸顯其“迷信”的一面。在《創業史》中，舊式農民王瞎子經常喜歡對民國年間出生的莊稼人講解“天官賜福”四個字的深刻含義，認為“老天和管家是無上權威，人都應當聽任天官的安排，不可以違拗”，對合作社宣傳科學種田充耳不聞。[49]馬烽的《祈雨風波》、趙樹理的《求雨》等短篇小說更是直接錨定與農耕密切相關的自然神，如龍王、雷公電母等，隱去農民在日常耕作時觀天象而用水的審慎考量，僅將農民盲目參與宗教儀式的“亂象”推向臺前，最終通過行政手段解決農業用水問題，以此證明宗教儀式的虛妄。但在老農那里，當掌握了新技術的社員不按自然時令行事時，張三爹責罵：“這班后生子，沒有吃得油鹽足，把土地菩薩都打得稀爛，灶君王爺也撕掉，還說天良！”[50]《桐花沒有開》固然傳達了對張三爹“迷信”的批評，但張三爹的話語本身補充了傳統農民的深層情感結構，即將敬畏神靈與個人德性建立關聯，這與僅從理性精神作出的“迷信”批評不同。遵循“老班子”的古訓按節氣下種是對泛神的自然界的尊崇，恪守“天時”是收獲的保障，也是農民不可或缺的德性之一。

　　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恰是要給神圣的自然祛魅，掙脫“天時”的束縛，擺脫人對自然的依從狀態。現代科學在收編傳統物候知識時，首先便是剔除其中的神秘思想，文學作品對老農形象的刻畫也隨即從“迷信”的視點挪移出去，凸顯他們的“土專家”身份。老農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對一地的自然事物擁有充沛且準確的認知，這種準確通向現代科學的理性精神。《耕云記》中，趙松大伯等人在農事活動中積累的自然觀察經驗可以被技術性地運用到現代氣象預測中。蕭淑英在敬老院收集完農諺后：“把每條農諺加以研究選擇，加上對照說明。比如‘天上有了掃帚云，不出三天大雨淋’，‘掃帚云’，我們書上叫‘豆莢云’，太陽落山時候，出現這種云狀，三天以后就有雨。”[51]命名是知識建構的基座，將自然物的地方名稱向標準學名轉變，便是蕭淑英物候工作的基礎。作為一項全國性行動，整理農諺的工作在1950年代中后期起步，現實中的農諺整理同樣是在剔除神秘色彩的科學語境中展開，將仍然有效的農諺整理成集，并擇取農諺中經常出現的動植物給物候觀測人員在選擇觀測對象時提供參考，它們是被已經篩選出來的最能反映當地季候流變的物種。[52]物候學時代，物候觀測脫離了兼具神秘與德性的農耕文化背景，轉而力求規范、科學、準確，物候認知的科學化過程便是將傳統農民對自然界的整體性認知轉化為現代知識人所能接受的價值中性的客觀信息，將地方性經驗轉化為可供流通的一般性科學知識。

　　如果說老農在置身田野、日積月累的經驗性觀察中，在人與自然互生共在的農耕氛圍中更易產生對土地、牲畜、作物等的情感，“蕭淑英們”則是在萬千動植物中尋找到最具時令表現力的生物種類并對其進行長時段的觀察和記錄，以期偵破自然時序變化的奧秘。傳統的物候觀測經驗指引著知識農民將對自然知識的熱情與具體的地方相融合，關注自然事物的整體性生存狀態及其棲身的周遭環境，這雖然對原先憑借抽象邏輯認知自然的方式進行了補充和矯正，但被再次激活的認知自然的行動，其首要目的并非維持地方內部自然世界的良序循環，增進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而是更大限度地識破自然，進而預測自然，甚至最終控制自然。《耕云記》里，當融合物候觀察和科學觀測的“土洋結合”的方法成為人在想象中預測農時的最佳手段時，人就能成為讓“老天爺”認輸的最高權威。[53]蕭淑英所在氣象室的墻上張貼著激情昂揚的大字報：“氣象站，我贊成，一會離了也不行；指揮生產當參謀，征服自然當哨兵。……只要常聽您的話，更大豐收有保證。”[54]

　　“天時”至此發生了裂變，神秘之“天”的外衣被擊碎、脫落，自然之“天”的內核卻難被撼動，人們仍然需要細致地搜尋自然世界變化的幽微信息以向自然本身的秩序靠攏，即便此時對人的主體性及意志力的張揚已遠遠超出對自然世界的敬畏。從擯棄老農的“迷信”思想到學習老農關注地方自然，合作化農業的最初構想是利用物候的指時功能預測并控制農業生產的自然節奏，但對物候知識的承認，反而使得鄉土世界的自然時間被搜尋、上移并參與進更高的政治決策中。無論是《鐘》中端木蕻良對自然時間與政治時間的輕巧處理，還是《桐花沒有開》中周立波面對傳統物候知識的曖昧態度，抑或是《耕云記》中李準對老農的物候指時經驗的肯定，農業合作化小說都在想象一個絕妙的時間，它既符合政治對農業世界的計劃、指令，又能恰好逢上風住、雨歇、天晴等自然時間，彰顯人為意志的“人時”試圖“征服自然”卻始終無法走出“天時”的界限。從集體農業生產統一工時，到修改內在于農業活動的節氣時令，合作化農業“再造農時”的設想在現實世界充滿難度，農業生產的自然時間在被政治時間收編的同時仍然進行著抵抗，傳統農民順應自然的態度便因此含混地消融進新中國控制自然，甚至是征服自然的主流意識形態中。

　　結 語

　　在利用科學控制自然成為普遍信仰的時代，以農業換工業、以犧牲自然環境換取國家經濟發展成為后發國家為現代化事業普遍選擇的不乏悲劇色彩的命運，社會主義新中國同樣不曾豁免。農業合作化小說作為農業合作化運動這一宏大歷史敘事的文學變體，不僅實時地再現了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的內在邏輯和經典場景，而且在“紀實”的同時通過小說修辭的變化傳遞了更為豐富的歷史和文化信息，成為重新理解社會主義農業改造經驗與同時期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文本。鄉村與自然既是人類生存始終無法與之隔絕的現實環境，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賡續不斷的主題，農業合作化小說作為這一龐大譜系的局部，其對農村問題的思考、對鄉土自然的書寫方式，不但可以為其他時期的書寫提供啟示，還能與之構成結構性呼應。在鄉土意識與生態意識日益勃興且相互滲透的當下，重讀農業合作化小說的意義尤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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