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戛納電影節創造了不可小覷的熱度。無論某位“名導”碰瓷疫情，結果反被戛納的白人老爺打零分的電影，還是賈樟柯集二十年之力拍成的《風流一代》，以及管虎、陳可辛的幾部商業電影，都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不小的風波。

　　不過，問題就來了，在我們的印象中，戛納電影節貴為藝術電影節，本是一個相對小眾的話題，為何今年異常火爆？首先肯定要歸功于那部碰瓷疫情的電影和相關受眾在現場與國內網絡上“哭孝”的奇觀。其次也是因為今年是電影大年，還有第六代導演回到龍興之地團聚的話題性。

　　顯然大家都對某名導碰瓷，以及某部分群體“哭孝”與諂媚的舉動感到反胃，但其實也見怪不怪。無論國內外，影節畫展書展，都會出現類似的滑稽場面，明明自己就只是看個電影，卻搞成了“盡孝”和“哭親”。明明自己只是個觀眾，卻自認為是主演，開始丟人現眼的表演。

　　這類行為并不罕見，經過這么一鬧，文青們這個頗為古老的行為藝術傳統一夜出圈。爭議背后，這就不免令人想問，他們究竟是從哪里來的？

　　我們得回到現實情境中去了。一個健康的教育體制，不會制造出這么多價值觀上搞七捏三的文青。而個別文青們之所以能出洋相，我們要追問原因，得從這條流水線的源頭說起。

　　電影作為舶來品，我們的影視工業及文藝批評領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西方的烙印。尤其是在影視工業的人才培養機制中，無不受到了西方影響。我國的影視教育課程通常分成藝術史論和專業技能兩個方面，分別對應電影的文化和商品屬性。前者旨在告訴學生影視的評價標準，建立寬闊而厚重的審美觀念，后者重在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使學生獲得自食其力的吃飯本領。

　　但是實際上，這兩塊的師資和專業設置都不太令人滿意。我國的藝術史論，如同大多數人文社科專業一樣，都有系統性的弱勢。近幾十年，不乏有眾多的優秀學者。有很多影視史論教師，在國內可能只是傍上了學閥，在國外可能也只是拿理論套國內發了篇論文，或者只是翻譯了大佬一兩篇未曾引介到國內的文章，就進了專門為解決某省某校碩博生就業開設的專業教書，水平本就不高。

　　而大學擴招之際，又有一大批在業內可能活得不好的專業人才被引進了學校，從此學、業兩開花，既有在黃鶴樓洗過碗的經歷，又有體制內的承認，看起來非常厲害。

　　然而，大部分人實則只是貪圖穩定，想有微薄的收入。除了極個別頂尖高校，大多數地方，在這兩塊的老師都習慣在課堂上灌水，以見過什么人、看過什么電影炫技傍身，講“我當年拍 xx的時候”的秘辛，談不知道經過了幾手倒騰過來的理論知識，靠報出冷僻電影的信息點唬人。

　　但是他們能講出啥能給學生成長和收獲的真知識嘛？其實并沒有，筆者痛苦而無奈的求學生涯中，不少老師習慣性列舉幾十年前得過的電影節小獎、見面打過招呼的某幾位大佬撐場面，涉及到專業知識就念ppt放電影。

　　相反，他們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去省里市里跑宣傳部找項目，去到處給人培訓賺外快，拉學生去劇組打雜干活。我國影視相關專業就業、工資都不理想，在學校層面，主要就是這個原因。筆者的同學、學長學姐，也是轉行的居多。

　　把知道當知識的教育體制，培養出的學生，大多會變得和他們的老師一樣不學無術，熱衷炫耀。如果藝術學子們家里恰好還有點小錢，或者正巧做了電影方面的工作，有機會把集郵式的愛好變成線下趕場。那么他們必然會生出“看到更大的世界”的錯覺，以及不免會在社交平臺上好好吹噓一番了。

　　每年的三大電影節前后，則是他們活躍的高峰期。微博、豆瓣、小紅書上的幾個影評人，馬不停蹄地趕場，只要碰到名人就俗不可耐地拍張照片，只要看了個電影就發長篇大論，玩新聞界那套老掉牙的“看門狗”理論，利用信息不對等吸引觀眾讀者的注意力，以示自己和藝術家一樣“先鋒”“自主”。

　　那些在國內活不下去，只能拍拍一些西方定制片，去電影節露臉的導演，遂就成了他們眼中的“英雄”“明星”。三大電影節，一個本質是收編第三世界異質話語、確立歐美意識形態霸權的分贓大會，卻成了他們眼中的“客觀”“神圣”的藝術皇冠。哪怕是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某些電影，也能被他們粉飾為“精品”“杰作”。即使是西方老爺們并不滿意，他們也總有辦法自圓其說，云“今年競爭太強”“作者性突出”“值得肯定的嘗試”這類話。總之，老爺對咱是青眼有加，無奈咱們不爭氣。但是既然被看上了，哪怕顆粒無收，也是咱的驕傲。

　　你要說他們愛電影，他們確實在孜孜不倦地跟蹤報道，但是要說他們是真愛，他們又沒有膽魄放下對“三大”的迷戀，與“世界”看似表面上的同頻共振，從不談三大背后的頗為龐大繁瑣的錢權交易，也不敢說個“不好”，怕直接得罪大導和大導的文青粉絲們。

　　而我們在受意識形態影響較少，藝術獨立性更強的小電影節那里，卻鮮少看到他們的身影，何況是有見地的批評文章了。電影這門偉大的藝術，畢竟是脫胎于現實，優秀的導演和其他主創們也必定是在介入現實。而以電影批評為業的人，既不敢介入現實，搞一些有見地的分析批評，嘴上都是熱愛，筆下卻時常生怯。甚至看到一些并無主子認證的優秀國產電影，轉而怒火攻心，倒戈相向，以表明自己“獨立”的藝術品位，“不同凡響”的學術水平。

　　更有甚者，直接會上升到維護學科尊嚴的高度，以一句傳的都快包漿的“若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進行“電影保衛戰”。這在這幾年的輿論浪潮中并不罕見。流浪地球、戰狼2等，哪個沒有這樣的遭遇？但是要他們贊美，恐怕也只是贊美那些入其法眼的極個別電影，同時也比批評的時候努力的多了。遣詞造句之肉麻，歌功頌德之心切，時常令人錯愕而不解。

　　這不是“批評自由”，而是“只允許我贊美，不允許你批評”。一旦有人搶了科班出身的他們的話語權，后者保衛起來比誰都積極而懇切。

　　他們自以為看到了世界，但是世界并沒有看到他們。他們真有話語權，或真的懂法國乃至歐美文藝嘛，可能這些媒體朋友們確實在報菜名、認人臉方面頗有造詣，也可能有一個水碩學位，懂一些不知所以的學術黑話。但實際情況卻是，學術界不帶他們玩，歐美也不帶他們玩。

　　歐美學術界和文藝圈，經過了七八十年的幾代人的努力，已然門閥高聳，壁壘森嚴。第三世界擠破頭，也只能博得一兩個代表性、安慰性的獎項。

　　因此，這類媒體朋友們，只能自己組成藝術團體了，到處都是他們的身影。豆瓣上抱團取暖，公眾號上爭相評分，播客中暢所欲言。和他們的大學老師一樣，有著資產階級的審慎魅力，優雅而又獨特，深刻且有見地。寫一些說一些自產自銷的文章，講一些編一些不同凡響的人生經歷。這個本就不大的圈子里，到處都是他們的朋友。拉上他們，給國內的或圈外的朋友搞點“科普”，遇到敏感的問題沖個塔，乃至現場哭墳哭孝，吊別人胃口，顯自己的膽魄。這樣，人緣和學問，自由和勇氣，咱都有。典型的不事生產卻坐而論道的可笑形象。

　　而不少城市中產和在校大學生們，自然被他們相當投入的“表演”帶到了溝里。受他們影響，審美上，片必看布努埃爾、費里尼、伯格曼，言必談拉康、齊澤克、德勒茲，寫必論漸近線、綿延、生產和過程。行為上，也和他們一樣跑電影節、曬票根、買碟、罵屏攝，熱衷于塑造一個熱愛電影的文藝形象。

　　同時，還要配以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美酒加咖啡，佳肴配黃昏。這本是個人的興趣愛好，我們無從置喙。迷影文化本身有獨特的魅力，筆者也感謝許許多多的藝術大師們，幫助本人度過了許許多多個難熬的日子。但是，“迷影文化”的“掌門人”，以及這一整套的小資生活觀，帶來的副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價值觀的混亂，審美上的偏狹和刻薄，帶亂了整個文藝圈。

　　以國內藝術影展為例，優秀的策展人們勤勤懇懇，規避政策風險，盡力照顧觀眾排出的精品展覽，卻幾近成了文青們的認親大會。他們在私底下談主創、劇情、視聽語言的出處和演變，在公開提問環節不是真誠問問題，而是炫耀自己在影視藝術方面的博學和熱愛。

　　對影片的評價，則濫用言論自由，只要不符合藝術審美的一棍子打死，與圈子口味、政治觀念不同的，還要被拉出來吊打示眾。而一旦碰到真正需要表達的現實問題，卻又畏手畏腳，洋相百出。

　　他們習慣于這樣，看到一些得到大部分觀眾共情的片子就成了羞恥，仿佛被偷了水晶。票房高，而沒有他們可以炫耀“知道”的地方的作品，自然就成了民族敗類乃至恥辱，對他們而言，看電影如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無從談風格、材質和內核顯示博學，便就如喪考妣。

　　他們在客廳、咖啡廳、酒吧及社交媒體中，想象出一個隨時可以被塑造的中國。和他們的老師、功成名就的“知名”導演一樣，他們需要痛苦，人民就是痛苦的，他們需要獨立思考，人民就是愚昧的，他們需要自由，人民就是被奴役的。表面上看上去是思想“左”的，有些博大的胸襟，而實際上表達、生活方式，又充滿小資產階級堆砌價值符號的惡臭。

　　因此，他們即使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過著大部分人無從選擇的生活，卻始終不忘借一個機會展示自己才是“天地良心”，過上“一代宗師”的好日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總結一下他們的前世今生，也就是這條文青產業鏈的荒謬之處。首先是文化霸權的“認可”，制造了一批藝術導演，他們賺了小名之后又回國繼續培育自身的地位，進一步塑造了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教育產業。

　　然后我們的教育產業批量生產了看似“高高在上”的影視學子，“影視學子”對“專業性”的渴求，對名譽的呼喚，帶動了一批人在過著“精神小資”“閱片無數”的高貴生活。

　　而最后這批人再反過來承認“文化霸權”，在“三大電影節”鞍前馬后鞠躬盡瘁死，在媒體上、朋友圈里“出人頭地”。自己歌舞升平、歲月靜好，卻不忘消費祖國和人民，不僅對民族自主審美毫無建樹，還順便把不明所以的人民群眾忽悠得“熱淚盈眶”“心服口服”。

　　既然這樣，我們不由得就想起了那句名言——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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