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49年11月1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式建立。七十年來，尤其是前三十年，人民空軍在抗美援朝中勇戰美國侵朝空軍，在福建、浙江沿海力壓國民黨匪幫空軍，在廣東、廣西沿海力斗侵越美國空軍，有力地保衛了新中國的領空和社會主義建設。

　　其實，在人民空軍建立之前的四十年，各自為政、相互爭戰的各路軍閥就先后建立過自己的“空軍”。

　　早在西元1910年，清政府把北京南郊的南苑皇家狩獵場改建為南苑機場。西元1913年，袁世凱的北洋軍閥政府在南苑機場開辦了南苑航空學校。西元1919年，北洋軍閥政府設立“航空事業處”（后改為“航空署”）。西元1921年，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也成立“航空處”，開始發展“空軍”。此后，云南軍閥唐繼堯、河北軍閥曹錕、四川軍閥劉湘、湖南軍閥何健、山西軍閥閻錫山、山東軍閥張宗昌、河南軍閥馮玉祥、廣西軍閥李宗仁、廣東軍閥陳濟棠、新疆軍閥盛世才和國民黨“中央”軍閥蔣介石，紛紛設立“航空處”、“航空隊”乃至“空軍”。 實際上，在西元1914年到1918年間西方國家為爭奪歐洲霸權而互相殺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空軍才第一次作為一個軍種投入戰斗，當時主要是用于空中偵察，并投擲小型炸彈，對搜集作戰情報、妨害敵方機動、擾亂敵國后方起到一些作用。因此，當年各路軍閥關注并建立軍事航空，并不算晚。但是，由于軍閥們的反動性和腐朽性，它們的“航空事業”也和其軍隊、政權一樣，成為搜刮、耗費人民資財和爭權奪利的工具，都以失敗而告終。

　　在當年各路軍閥的“空軍”中，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空軍”，是除了后來的國民黨“中央”軍閥的“空軍”以外，規模最大、最成形的一支。

　　奉系軍閥的“空軍”建設開始較早：西元1921年初，張作霖在其“東三省巡閱使署”內設置了航空處，派其參謀長喬賡云為處長，委派相關行政、技術人員掌握航空處各項事務，在沈陽東塔農業實驗場利用大片空地修建飛機場，并且購機組建航空隊。當年底，張學良兼任航空處長，派周培炳以代理處長負實際責任。西元1922年，創辦了沈陽航空學校。西元1923年9月，張學良又被任命為東三省航空處總辦。這航空處，下設航空學校、航空工廠和航空隊，以優厚待遇吸收、聘請南苑航空學校畢業的學生、外國飛行員、歸國留學生為飛行教官、駕駛人員和技術管理人員。

　　航空學校由張學良兼任校長，聘請南苑航空學校畢業的飛行員萬咸章、陳海華等為飛行教官，并雇用多名法國、英國和白俄飛行員任教。航校飛行人員培訓共辦了兩期，學員主要從陸軍軍官與講武堂學生中選拔，入學資格限中學畢業以上文化程度、身體健康者，學習期限兩年，課程以飛行為主，設有飛機構造學、發動機學、飛行學、航行學、氣象學等學科。飛行學習以“愛弗羅”小型飛機為初級教練機，學會單獨飛行后再學較大的“高德隆”、“布萊克式大維梅”等機型。隨后，張學良又分批選派一些人員到法國、日本等國留學，大部分學習飛行，少部分學習航空發動機和飛機維修制造。

　　航空工廠以留美學生邢啟新為廠長，留日學生周德鴻為副廠長。工廠設備在當時來說比較完備，主要負責修配、維護全部飛機。

　　航空隊共建有五個，分別命名為飛龍、飛虎、飛鵬、飛鷹、飛豹，委任南苑航校出身的章斌、伊利布、皮思良、趙延緒、趙翔陸為隊長。共有飛行人員六十多名，購進的戰斗機、轟炸機、偵察機、教練機、旅客機等五十多架。

　　西元1925年秋，奉系軍閥組建“東北空軍司令部”，張學良自任空軍司令。至此，東北奉系軍閥的“空軍”初具雛形。

　　西元1928年6月，奉系軍閥頭目張作霖被日寇炸死在沈陽皇姑屯車站，12月，繼任“東北保安總司令”的張學良宣布“易幟”（將代表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幟換成代表國民黨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即表示服從國民黨政府）。隨之，“東北空軍司令部”改組為“東北邊防軍航空大隊”。西元1930年夏，“東北邊防軍航空大隊”整改為“東北邊防空軍司令部”，張學良兼任司令，張煥相以中將參議官代行實際權力。這時的“東北邊防空軍”配備各型飛機兩百多架，是當時各派系軍閥中規模最大的空中武力。

　　奉系軍閥的“空軍”在十年時間內就在國內各路軍閥中獨占鰲頭，主要是由于西元1918年張作霖任“東三省巡閱使”后，以武力將東北三省控制為自己的獨立王國，而相對于軍閥混戰不休的關內各省，東北的地理位置和豐富資源保證了一定的社會穩定和經濟開發，使張作霖的奉系軍閥團伙得以攫取較充裕的財力，加上經過“新式教育”、具有年輕人朝氣的“少帥”張學良喜歡“新鮮洋玩意兒”，對航空極為重視，大力促成。用張學良的話來說，奉系軍閥的“空軍”是用“三省的民脂民膏”堆成的。（西元1925年，代理張學良主持奉系軍閥“第三方面軍”一切軍務的郭松齡發動反對張作霖的軍事政變，兵鋒直指錦州，當時有人提出把停在錦州的三十幾架因傷損無法起飛的飛機毀掉，張學良說：“飛機是三省民脂民膏，留著吧，不必焚毀。”）

　　軍閥們建立“空軍”的首要目的，是在軍閥爭戰中作為“撒手锏”。奉系“空軍”建立后，參與過西元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西元1926年奉軍進攻馮玉祥國民軍之戰、西元1927年奉軍爭奪河南之戰、西元1931年東北軍聯合“中央”軍閥蔣介石攻打軍閥石友三之戰。在這些軍閥混戰中，奉系“空軍”主要通過空中照像的手段偵察敵方陣地情況、兵力調動情況和后方增援情況，有時以轟炸破壞敵方陣地、阻撓敵方軍隊運動和后勤運輸，其初，由于飛行技術和戰斗技術很低，指揮組織和通訊聯絡機構不善，作戰收效低微，更多是對敵方的精神威嚇，后期作戰效果有所體現，尤其在對石友三的戰爭中起到一定作用。總的來說，軍事作用不太大，反倒給老百姓造成許多生命財產損害。

　　當年的軍閥部隊普遍缺乏良好的組織性和管理性，士兵有時近于匪徒，百姓稱為“兵匪一家”。奉系“空軍”雖為“新軍種”，但也不能免俗。 奉系“空軍”組織、管理能力低下，事故頻發。西元1925年夏季的一天，張作霖心血來潮，突然來到機場要看飛行表演，結果在編隊飛行項目中，兩架飛機相撞墜毀，飛行員李坦、曾學澤一死一傷；不久后的中午，機場的彈藥庫發生爆炸，當場炸死兩名庫員和幾個士兵，還殃及震壞了附近不少人家的房子；西元1926年在鄭州，一些飛行員隨意低飛，其中一架飛機撞樹墜毀，機上駕駛員白振林等三人全部燒死，另一架飛機的駕駛員欒敬孚被地面步槍射傷；西元1929年春，飛行教員潘大同帶領學員沈德玉練習“大維梅”飛機，擅自準許機場技工和家屬六人乘坐，不料教學過程中飛機發生失速，撞到地面起火，潘大同等七人被燒成了焦炭，只有沈德玉被甩出機艙，經搶救幸存；當年冬天，參加“防俄之役”的兩隊飛機，因未準備防寒措施和設備，竟然都被凍結，飛不起來了。

　　“空軍”人員享受優厚待遇，但部隊管理混亂，軍風紀松弛。后勤人員上班畫到，不干實事，打麻將成為日常“工作”；吸食鴉片成風，甚至飛機員中也有二十多個“癮君子”；戰斗勝利后發放“勝利獎金”，飛行人員獲得獨厚，錢多了，娶小老婆，逛窯子，花天酒地；西元1931年東北軍打石友三得勝，“空軍”司令張煥相不顧氣候惡劣和飛行員在北京休息幾天的要求，下令立刻返航沈陽，理由是“在京休息幾天，就會有不少人得花柳病，影響爾后的訓練”。

　　“空軍”高層人員慣于勾心斗角，爭權奪利。西元1929年“東北邊防軍航空大隊”組成，徐世英為大隊長，他的領導方法不善，本身飛行技術和軍事技術被飛行人員輕視，又排擠最初參與開辦航空的老技術人員，青年飛行人員也離心離德。當年底，張煥相實際掌握空軍權力，將“航空大隊”改組為“航空教導隊”，徐世英心有怨意，不上班，張煥相就給他一個命令：“既不上班，就禁止出家門；如果私自出家門，就逮捕送禁閉。” 這樣的“空軍”，除了在軍閥混戰中抖抖威風外，不能指望它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西元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寇在沈陽向東北軍發起炮擊和進攻，“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部”參謀長榮臻卻向各部傳達了張學良發來的蔣介石“不準抵抗”的命令。次日天亮后，榮臻打電話指示“空軍”：“今天不準飛機起飛，以免出事。”日寇在進攻中沒有炮擊兵工廠、飛機場和飛機庫，而東北軍既未有組織地反擊日寇，也未疏散、撤離或者摧毀兵工廠和飛機場的設備、設施，尤其是“空軍”，當時正在高級訓練時期，飛機的武器裝備都是完整的，油料、炸彈也是現成的，這些完全可以起飛一戰，或者至少可以撤進關內，卻竟然都毫無作為。 最終，東北“空軍”所有的飛機，除了當時正停留在北平南苑機場的八架“愛弗羅”以外，其它兩百余架各型飛機全部為日寇所獲，東北“空軍”基本覆滅。用搜刮的“三省民脂民膏”換來的大量新式武器裝備，就這樣被“中央”軍閥蔣介石和東北軍閥張學良及其部下拱手資送給了日寇，成為日寇繼續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民的兇器！

　　“九.一八”后，十年來用民脂民膏培訓出來的東北“空軍”飛行人員，大部分像一般流亡者一樣，擠著火車逃入關內。他們，后來多數被“中央”軍閥蔣介石的“航空署”留用，少數被新疆軍閥盛世才、四川軍閥劉湘、湖南軍閥何健、廣西軍閥白崇禧等高薪收入麾下。這些人混跡于國民黨“中央”軍閥和其它軍閥的反動腐朽政權下，除個別人（比如那個在機場犧牲于日寇轟炸中的高志航）參加過幾次對日寇空戰之外，絕大多數對抗日戰爭毫無貢獻。抗戰勝利后，他們中不少人成為國民黨蔣介石反人民政權發動內戰的工具。

　　這些人中有少數人，解放后成為人民空軍航空學校的教員，終于對國家和人民有所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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