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飯白榮助口述，李素楨、李克儉整理。

　　導語：1944年，12歲的飯白榮助跟隨家人一起來到當時的偽滿洲。他們一度和其他日本人一樣，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正義的，妄圖未來能在“滿洲”建設五族協和的理想國家。隨著日本的戰敗，飯白榮助不幸成為孤兒。他經過在吉林農村的生活、兒童團的活動、人民解放軍大熔爐和中國人民志愿軍中的錘煉，漸漸認清了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質，進而公開譴責日本政府不正視侵略歷史的行為，并成為和平反戰運動的積極分子。

　　我是一個侵略過中國的戰敗國的孤兒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飯白榮助，1933年1月出生在日本東京，1944年讀完小學五年級后，當時日本有向中國大量移民的國策潮流，父母和大姐便帶我一起來到當時偽滿洲國的內蒙古王爺廟定居，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烏蘭浩特市郊五公里左右的農村。

　　當時的我和其他的日本小孩一樣，認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正義的，那是為了東洋和平，在“滿洲”是建設五族協和的理想國家。少年的我認為，五族之中最優秀的是日本的大和民族，蔑視其他民族，瞧不起中國人。學校還把稻草扎成假人，讓男孩子們用竹槍對著稻草人練習刺殺，女孩子們用兩米長的竹竿進行長刀的練習。下課放學后，我們必定是玩戰爭的游戲，大家都夢想著參軍，當日本兵。我們認為日本是神國，必勝，而“支那兵”軟弱，必敗，等等。但結果是，1945年8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了。

　　1945年8月，蘇聯進攻東北的關東軍。日本關東軍完全不是對手，潰不成軍。丟棄日本民眾，逃跑了。相關職能部門，比如機關、警察、特務機關、地方行政機構，統統潰散，日本居民流離失所。因而，開拓團的人員特別混亂，沒有人領導，亂成一團。青壯年的日本開拓團成員都被關東軍強征入伍了，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殘、婦女和小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開始了艱苦的逃難旅程。途中被蘇軍和當地的土匪襲擊，不少人遇難身亡。一個更嚴重的現象是，在逃難過程中，由于長期受到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我們抱著寧死不受屈辱的軍國主義信念，很多人自殺或是被自己的親人殺死。為了不當俘虜，很多父母自殺前先把孩子掐死；全家服下氰化鉀自殺的很多，也有集體自殺的。現在，我有時想，幸虧我父親在日本投降前得病死了，如果父親當時還活著，我能不能活下來呢，是否也會像有的日本少年那樣被自己的家長給殺了呢？

　　逃難的過程中我和母親失散了，從此杳無音信。后來受到中國農民的救助，我和大姐在一個中國農家生活了下來。那期間我也是一個勞動力，一面種地收糧食，當地不種水田，多是高粱、谷子、苞米，一面放豬、放牛，冬天幫忙拾柴火，等等。村里的同年齡段的中國人也都干著差不多一樣的活。

　　當時社會大變革，土地改革，斗爭地主，訴苦運動，擁軍愛民，組織兒童團……雖然那些翻天覆地的運動，我當時不太清楚其意義，但是對一個日本少年來講，允許我和中國少年一樣參加，沒有差別和歧視地參與各種社會活動，令我非常感動。因為我是一個侵略過中國的戰敗國的孤兒呀。我想你們大家能體會到我當時的感激心情。

　　我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

　　有一次，從前線撤退下來的解放軍住在我家里，其中有個干部說，他們部隊里有不少日本人，特別是醫療單位的技術人員很多是日本人。我聽了這句話心里非常激動，忍不住馬上就去報名參軍。于是1947年的春天，我到區政府報名參軍，征兵的人問我多大了，我回答說14歲，他們一聽就說不行，太小，讓我回去。

　　1948年2月開始，解放戰爭已經轉為戰略反攻，部隊又開始征兵。于是我和平時一起玩耍的3個中國朋友一起報名參加了東北野戰軍，當時我已經15歲了。我被分配到遼吉軍區衛生部干部療養所，所里的醫生是日本人，護士大部分也是日本人。附近還有遼吉軍區第三十六病院，病院中也有大量的日本醫生?護士和其他的技術工作人員。我的主要工作是擔任日本醫生大橋的翻譯、通訊員和助手，并且照顧大橋醫生夫妻的日常生活。他們都親切地叫我“小鬼”。

　　隨著解放戰爭的推進，我們休養所也跟著從洮南、鄭家屯、四平等地轉移，直到遼沈戰役勝利后，轉移到錦州。東北全境獲得了解放后，有一部分部隊被就地整編，剩下的隊伍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下，編入了第四野戰軍，跨過黃河、長江，一直打到廣州、海南島。我當時留在了遼北省軍區衛生部，后更名為遼西省（現在的遼寧省）的省政府門診部工作了。

　　這期間，每天早晨和晚上，在業余中學學習文化，同時學習政治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那時逐漸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等問題，學習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歷史，還有一些時事問題和理論，比如《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論聯合政府》，等等。那幾年我學習了很多東西，但是因為基礎比較差，理解上相對比較困難，應該說我的進步不是很快。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同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開赴朝鮮，和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當時，機關工作的人員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下，情緒非常高漲，大家紛紛簽名，要求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我也不例外。省衛生部組織的衛生隊需要補充人員的時候，上級意外地批準了我的申請。

　　1951年5月，我隨部隊從集安渡過鴨綠江，經過江界、球場（地名），來到中部戰線，在第一后勤部第二大站衛生隊開始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藥品、衛生器具的管理，還有跟著醫生做一些看病治療的輔助工作。當時我們單位沒有一個人會說朝鮮話，有時，村落里住著的朝鮮人過來看病，溝通起來問題很大。還好居民里年紀比較大的人有些會說日語，終于通過我實現了溝通。1953年的一天，政委找到我說：七八月份有可能和美國簽訂停戰協議，這兩年國內從四野復員的日本人很多都回國了。并告訴我退役后，返回中國要繼續學習“為人民服務”等毛主席理論和著作，還說些注意保重身體等的安慰話語。我很感動，流下了眼淚，當時和政委緊緊握手的場景至今還在眼前浮現。不久，我跟在一起工作的富醫生、張醫生、于護士長、文化干事等人一一告別，到2011年已經分別近60年了。當時，我也和朝鮮居民告了別，他們在食品物資匱乏的情況下，還給我開了告別宴會。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到朝鮮冷面。他們還贈給我親手做的繡花領子、手帕，等等，我非常感動。

　　我成為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工人

　　從朝鮮戰場回來時，記得拿著政治部發行的通行證、還有一些錢，坐了幾天的卡車，最后乘火車到安東（今丹東），4月初到達沈陽后勤部招待所。那時，上街就看到胸前掛著“回國日僑”標簽的日本人，他們都穿著新衣服，兩手拿著買的東西。作為一名轉業軍人，1956年6月，我被分配到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工作單位是輔助車間。1957年，參與制造的第一輛國產“紅旗”牌高級轎車，贈送給了毛澤東主席。當時我和第一汽車廠的職工們一起敲鑼打鼓，感到非常榮耀。

　　轉業到第一汽車制造廠與工人們一起工作學習，使我逐漸成長了起來。我漸漸明白了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質，也理解了“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實質，通過學習中國革命成功的歷史和中國共產黨建設的理論，對統一戰線等的正確性和重要性有了深刻的領悟。

　　我1958年回日本后，日語說得不怎么流利，經常不自覺地說漢語，我想回第二故鄉住上一段時間，可是當時不行，兩國還沒恢復邦交。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剛一恢復，我就立刻回來。對我來說，就像新媳婦回娘家似的，我組織了日中友好訪問團，還做了印著“回娘家”三個字的一面旗，舉著那面旗回到東北，回到第一汽車制造廠，看到第二故鄉日新月異的巨大變化，甭提心里那個高興勁了。

　　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娘家”。2011年，有一次長春的報紙報道我訪問參觀汽車廠以及曾參加制造第一輛國產紅旗牌高級轎車的事跡，報紙上刊登了我的照片。那天晚上，報社記者打來電話，說是一位老戰友要來見我。

　　晚上8點鐘左右，在報社記者的陪同下，一位高我一頭左右身體健壯的老人進來了，他第一句話就是：“沒想到在今天的報紙上見到你啦！還記得我嗎？”他的粗眉毛大眼睛把我的記憶帶回到抗美援朝的戰場。“呵，您是張醫生！”我倆幾乎同時喊出：“58年啦！”我們分手58年了，雙手緊緊地握著，好半天也不松開。最后張醫生說：“你看，我帶來了什么？”他從包中拿出一個筆記本，筆記本中夾著一張黑白小照片。那是我58年前離開朝鮮戰場時，送給張醫生的。略微發黃的小照片背后，我的字跡“飯白”還清晰可見。報社的記者、張醫生的孫女等人都圍了上來，爭相看我年輕時的照片。之后，我們各自介紹戰場一別后的生活工作情況。張醫生從朝鮮戰場回來后，被派去支援西藏、云南等地工作，晚年退休后定居長春。雖說時間可以磨滅一些記憶，但是戰火硝煙中的記憶，難以忘掉呀。

　　我告訴張醫生回到日本后，為日中和平友好，我努力組織各項活動。幾乎每年都來東北—我的第二故鄉，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九一八紀念館”“平頂山同胞受難地”“七三一細菌部隊遺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紀念館”等教育基地，向日本人民宣傳“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我個人在日中友好協會任理事，常常向日本青年們講述我的戰爭經歷和體會。

　　多年來，我用歷史事實說話，揭穿日本右翼勢力歪曲、美化侵略中國的暴行，為促進中日和平友好，永不再戰，貢獻我的晚年。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