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3日，歷時20多天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落幕。

　　此次座談會，第一次系統闡述黨的文藝觀，第一次明確文藝工作的基本方針，第一次科學回答文藝創作與批評中的重大問題……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表示，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兩條戰線，一條是軍事戰線，一條是文化戰線，并強調“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座談會中，毛澤東同志充分強調了文藝的戰斗作用，提出了文藝“為什么人”這一根本問題。

　　時間追溯到1941年，黨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以解決黨內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1942年春，整風運動已頗見成效，但在文藝界中還有不同程度的弊端：有的不熟悉工人、農民、士兵，不熟悉自己作品中刻畫的對象，創作時還習慣以小資產階級的視角來描寫工農兵的生活；有的高高在上，不了解廣大基層群眾的想法，不明白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還在用自己的主觀來描摹著現實的客觀，導致人物僵化、故事呆板；有的不從轟轟烈烈的革命社會實踐中找尋靈感，一味鉆到書籍中尋詞摘句……凡此種種，都加深了文藝創作者與廣大人民群眾的隔閡，由此創作出來的作品自然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歡迎。

　　察覺到問題所在，毛澤東同志對延安文藝界的情況作了細致的調查研究。在廣泛聽取了意見建議后，他充分闡述了文藝“源”與“流”的關系，為當時的文藝創作指明了方向和遵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系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

　　延安文化的史詩，由此落墨。一時間，一大批文藝工作者提出“到農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的口號，深入群眾，走進生活，投入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搜集素材、獲得靈感。從《小二黑結婚》到《王貴與李香香》，從《兄妹開荒》到《暴風驟雨》，從“戰地社”“戰歌社”到新秧歌運動……一大批感人肺腑、膾炙人口、影響深遠的優秀文藝作品，喚起了中華民族團結進取、抗擊敵寇的革命激情。

　　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歷史的峰回路轉中，總有一些東西貫穿歲月，一脈相承。“人民是文藝之母”“源于人民、為了人民、屬于人民，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立場，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發展的動力所在”……對于“人民的文藝”，習主席一直念茲在茲。

　　這些年，立足“人民”二字，廣大文藝工作者積極奮進，堅持初心，誕生出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優秀文藝作品：既有如《覺醒年代》《功勛》《我和我的祖國》《長津湖》一樣“破壁出圈”的主旋律作品，也不乏《大江大河》《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反映時代氣象、謳歌奮斗精神的影視佳作……實踐證明，“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真正站穩人民立場，文藝才能樹立正確的前進方向；只有將目光聚焦廣大人民和基層官兵，文藝創作才能獲得不竭的力量之源，創作出更多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奉獻出更多的精神食糧。

　　當然，喜聞樂見絕不是一味地迎合市場和受眾，甚至是無厘頭、無原則、無底線，創作出一些粗制濫造、毫無內涵的文藝作品來。當前，我國文藝創作方面還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比如有的創作者盲目跟風，在一些選題上一擁而上，作品的內容和語境同質化傾向嚴重；有的嘩眾取寵、牽強附會，用畸形的審美傾向、錯誤的價值觀誤導大眾；有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嚴重錯位，缺乏出精品的意識，在唯流量論中迷失自我……這些行為顯然不是熱愛人民、扎根人民的表現，也注定難以創作出具有深沉力量和雋永魅力的文藝作品。

　　“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的藝術。我們相信，只要廣大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同在，堅持人民立場，體現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的精品之作必會海闊魚躍、氣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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