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對于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黨和政府確定了“暫時維持現狀”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其基本點在于利用兩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地位，發展海外關系和對外貿易，以利于新中國的經濟恢復與工業化建設。周恩來作為國家總理，在領導開展對港澳工作的過程中進行了一系列探索與實踐，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智慧。目前，學術界圍繞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港澳工作的研究集中于中國政府對港澳問題的立場態度、政策方針等，而關于周恩來領導開展對港澳工作的基本情況及其歷史評價仍有待進一步探討。有鑒于此，本文結合有關檔案文獻，探討周恩來對相關工作的指導及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

　　一、領導制定對港澳問題的基本政策與方針

　　明確對港澳問題的基本立場，是開展對港澳工作的重要前提。毛澤東、周恩來等立足我國國情，研判國際形勢，從戰略和全局高度對此進行了思考與謀劃。

　　（一）“暫時維持現狀”

　　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們黨明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基本外交方針。在對待不平等條約的立場上，《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對于舊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的各種條約和協定，“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訂，或重訂”。有關香港的三個不平等條約（包括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也應當在被廢除之列。不過，黨中央根據當時國際形勢和國內的實際情況，考慮到當時香港和澳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決定暫不收回香港和澳門，即采取“暫時維持現狀”的特殊策略。早在1949 年1 月19 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決”。也就是說，對于因屬殖民主義侵略中國而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情況很復雜，必須謹慎處理。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一直親自指導對港澳工作。政務院設華僑事務委員會，兼管港澳事務，何香凝任主任委員，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員，對港澳工作的組織領導由此得到進一步加強。周恩來在多個場合申明“暫時維持現狀”的策略，并在實際涉港澳事務中踐行這一策略。比如，1949年 12月，周恩來就內地與香港通航問題提出：“現與港通航尚早，望暫緩交涉”。1955年 12月，周恩來接見香港大學中外教授觀光團，有人問，中國準備什么時候收回香港？周恩來說，真理總是會戰勝的。快與不快，則不一定，“來日方長”。

　　需要明確的是，暫不收回，并非放任不管，其前提是不得危害新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1951年 4月，港英當局劫奪中國“永灝號”油輪，中國政府在多次抗議無效后，決定征用英國在我國各地的亞細亞煤油公司財產并征購其全部存油。周恩來義正辭嚴指出：“如果英國敢于擴大報復，則它在華的兩億英鎊投資，便是報復代價。”1955年，葡萄牙準備以一個月時間大規模慶祝澳門“開埠”400周年。針對此事，周恩來在 10月接見時任香港總督葛量洪和英國代辦歐念儒時嚴正指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一個挑釁，中國人民必須有所回答。他們準備這樣做，不僅會刺激在澳門的中國人的感情，也會刺激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感情。”葛量洪返港后，將周恩來的意見轉告澳門總督，澳葡當局權衡利弊后最終決定取消澳門“開埠”400周年慶祝。這表明，周恩來在踐行“暫時維持現狀”策略時是靈活且務實的，當國家利益面臨威脅時，他積極同港英當局、澳葡當局交涉，同反華敵對勢力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

　　（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關于香港暫時留在英國手里，對于剛成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特殊重要作用，周恩來有著清醒的認識，進行過完整的闡述。1951年春，他在同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談話時指出：“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斗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從長期的全球戰略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積極主動的進攻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斗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臺、氣象臺和橋頭堡”。

　　隨著新中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如何對待私營企業在港澳的企業，要不要也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黨內外存在著一些模糊認知甚至是錯誤理解。有鑒于此，周恩來從新中國長遠利益出發，進行了詳細透徹的說明。1957年 4月，他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發表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講話，明確提出，“因為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在香港的企業，應該適應那里的環境，才能使香港為我所用”。這些論述蘊含的基本邏輯是以“長時段”審視港澳的歷史作用，在長期打算中尋找港澳對新中國建設有利、有用的現實價值，即以政策時間換取發展空間。實踐證明，“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是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為解決港澳問題提出的富有遠見的戰略。

　　總之，新中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內，中國政府的立場是：香港、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無論是明確“暫時維持現狀”，還是明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周恩來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對原則性與靈活性關系的正確把握，我們黨對港澳問題的基本政策和方針是適應當時國際、國內包括港澳發展形勢的，從而避免了一些可能的國際糾紛，為實現港澳服務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利用港澳獨特優勢為新中國建設發展服務

　　周恩來在領導對港澳工作時，注重將新中國發展同港澳實際聯系起來，最大限度充分利用港澳獨特優勢為新中國建設發展服務。

　　（一）發揮港澳在經貿領域中的聯系樞紐作用

　　香港、澳門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占據重要席位。1949年以后，美國對新中國的經濟封鎖以及國民黨軍隊對海運通道的破壞，導致東南沿海港口的遠洋運輸業務趨于停擺，港澳成為中國內地為數不多與西方世界開展貿易的通道。在這一情況下，周恩來注重發揮港澳商人在對外貿易中的聯絡人作用，統籌開展了一系列依托港澳的對外貿易實踐。1950年初，廣東省人民政府希望邀請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來粵投資，支援祖國建設。此事經廖承志匯報至周恩來后，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復。在香港商人王寬誠、陳祖沛和澳門商人何賢、馬萬祺等的支持下，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順利開業，這是新中國第一家以吸收港澳僑資為主的允許跨地區、跨行業綜合性經營的公私合營企業，其主營的外貿、制造業及信托投資等業務，在打破美國禁運與經濟封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56年 6月，周恩來參加對港澳貿易座談會，會議總結了對港澳貿易工作的方針，提出“大力鞏固和繼續發展對港澳的出口貿易，并且要充分利用這個跳板，積極開展我對東南亞的出口貿易和對遠洋的進出口貿易，開展對未建交國家的貿易活動”。1957年 4月，周恩來在談到對香港經貿問題時強調，“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系的范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所以，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20世紀60年代初，國家面臨嚴重糧食危機，周恩來派時任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前往香港，了解能不能買到糧食、能不能解決糧食運輸以及中國銀行能不能解決外匯支付等問題。雷任民到香港后，經與有關部門了解研究，認為上述問題可以解決。除了供應新中國建設所需物資，港澳還一度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獲取緊缺戰略物資的重要渠道。1950年 11月，在美西方國家切斷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天然橡膠供給后，斯大林就因天然橡膠極其缺乏而向中方求助，其中提到，“若能通過香港或其他途徑采購，請分數批采購”。周恩來對此表示：“應鼓勵膠皮廠私商運用各種關系進口橡膠，我們貿易部也應努力爭取迅速進口。”在周恩來的積極推動下，這一時期許多愛國港澳商人和“水上人家”積極拓寬物資運送渠道，為突破美西方國家的禁運封鎖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發揮港澳在對外交往中的窗口橋梁作用

　　香港、澳門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匯聚地，這為新中國提供了廣闊的外交施展空間。周恩來十分重視發揮港澳在我國對外交往中的窗口橋梁作用，把香港看作是我們通往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

　　一方面，以港澳為窗口了解世界各國發展情況。1949年 7月，時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喬冠華等向中央請求撥付報刊費，用于訂購東南亞資料報刊，以滿足今后外事及僑務工作的需要，周恩來批復同意。新中國成立后，從港澳獲取到的許多國際報道為黨中央制定決策提供了參考。例如，1961年 3月，周恩來得悉香港《真報》報道了美國關于臺灣問題的“個半中國”方案，其內容包括：承認中國對臺灣有宗主權；中美雙方對臺灣均不使用武力；臺灣同中國同時出席聯合國等。他當即指示中央對臺工作小組：“在臺灣問題上，美國的基本政策不會變，但做法不會重復老一套，也會用許多新花招來迷惑一些人”，“要注意新情況、新動向，戰術上要十分重視”。當然，周恩來對如此得來的信息是持審慎態度的。1961年4月，在接見香港《大公報》記者費彝民時，周恩來指出：“情報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決定政策的唯一根據。情報工作有兩種，一種是人民情報，一種是特務情報，我們是以人民情報為主，依靠人民，依靠同情者和進步力量。”這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在處理對港澳工作時的人民立場與戰略眼光。

　　另一方面，通過港澳向世界申明中國政府的政策主張。新中國成立后，港英當局、澳葡當局對待美國及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態度搖擺不定，周恩來多次抓住處理港澳問題的機會來爭取我國外交利益。1957年 10月，周恩來接見英國貿易部駐議會次官埃勒爾，在談到“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以及國民黨戰斗機到廣東騷擾遭到迎擊后逃竄至香港降落的問題時，指出英方的錯誤做法并表示，“中英關系沒有得到改善，原因是英方的不友好”。1964年9月，當得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計劃在澳門設立“美國之音”廣播電臺后，周恩來作出批示：“此事應予嚴重注意。對澳門葡當局要加壓力。”以港澳問題為切入點，周恩來巧妙地向外界申明了中國的外交立場。此外，周恩來也在同港澳同胞交流時闡明中方外交主張。例如，1965年 1月，在接見港澳地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有代表談及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周恩來指出，“我們必須按原則辦事，不能拿原則做交易”，“如果我們現在放棄臺灣，承認‘兩個中國’，馬上就會進入聯合國。臺灣是中國的領土，美軍一定要撤走，絕不能有‘兩個中國’。我們不能為了進入聯合國放棄原則”。

　　（三）發揮港澳統戰工作爭取人心的重要作用

　　港澳同胞是統戰工作的重要對象。周恩來始終重視發揮港澳統戰工作爭取人心的重要作用。比如，他注重團結廣大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起義投誠的公司員工。1949年 11月，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全體員工在香港宣布起義，周恩來致函表示歡迎，并指出：“起義人員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要爭取兩個航空公司起義人員都能從香港回來。我們有了這‘星星之火’，一定能夠‘燎原’。”1950年 1月，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鄭鐵如堅決執行周恩來要求駐港機構保護財產、聽候接管的命令，率領全行員工起義，為其他華資銀行樹立了榜樣。1973年 5月，鄭鐵如在香港病逝，周恩來在唁電中贊揚他“二十余年來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鞠躬盡瘁”。此外，周恩來也注意到港澳作為海外華僑華人集散地的優勢，在他的關心和推動下，許多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華僑以香港、澳門為中轉站，向祖國和家鄉寄送僑匯，開展各類投資與捐贈，為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三、推動對港澳工作制度化規范化

　　周恩來領導開展對港澳工作期間，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與港澳實際，在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基礎上推進對港澳工作組織機構的建立健全，極大促進了對港澳工作的制度化與規范化。

　　（一）強調遵守對港澳工作的方針和紀律

　　受歷史因素影響，香港、澳門與內地在經濟結構、社會制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周恩來注意到這種差異對實際工作造成的影響，多次就對港澳工作的方針和紀律進行強調。他指出：“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1957年 4月，周恩來談及香港問題時指出，“現在國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私營企業已經全部公私合營，對其在香港的企業則不要去變動它”，“保持和擴展香港這個陣地有好處”。在談到外貿工作時，他指出：“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系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而對于如何看待香港企業家地位的問題，周恩來指出，“香港的企業家是我們的朋友，他們搞的是資本主義，不是帝國主義。過去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過，將來同香港的企業家還是可以合作的”。

　　干部在中央政策方針的執行上扮演重要角色。1965年 11月，周恩來在與中共港澳工委負責人交談時指出：“在我們的機構內部，對職工的教育基本上是愛國主義的要求，就是愛社會主義的祖國。為了適應港澳的實際情況，提團結、教育、提高也可以。”針對涉港澳工作干部紀律問題，周恩來強調：“港澳地區不要照搬國內的一套。只能要求自己的干部在思想作風上嚴格一點，但在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照顧當地的習慣，否則，就要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這些論述無不彰顯了周恩來對對港澳工作的清醒認知和系統把握。

　　（二）闡明面向港澳開展宣傳工作的方式方法

　　面向港澳地區開展宣傳、出版工作，是我們黨對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進行愛國團結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新中國向世界展現國家形象的途徑之一。1953年 5月，中共中央批準了華南分局報送的海外宣傳計劃，其中提到，“我們在香港的宣傳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是分不開的”，“今后香港宣傳工作，應著重整頓和鞏固現有陣地，同時依靠統一戰線工作去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為提升對港澳宣傳工作的質量和水平，減少不必要的誤解糾紛，周恩來與駐港澳工作人員保持溝通，提出了許多具有戰略性的指導意見，構建起較為系統的對港澳宣傳工作體系。

　　具有紅色背景的港澳報刊是宣傳黨和國家政策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載體。1950年《新晚報》在香港創刊，加之中共港澳工委領導的《大公報》和《文匯報》，共同構成我們黨在香港的報業陣地。如何辦好這些報紙，是周恩來十分關心的問題。在與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祁峰談話時，周恩來提出，在港澳辦報“要站穩愛國立場，堅持黨的方針，但要靈活，否則辦不好”，他進一步舉例說， “《大公報》、《文匯報》如果都用新華社電稿，是很難與別的港報競爭的”，“港聞版不僅要報道對敵斗爭的內容，還應適當增加一些群眾生活內容，不要脫離中間群眾”。在接見香港《大公報》記者費彝民時，周恩來指出：“宣傳上要掌握分寸，超過國際水平說多了也是不好的，我們的傳統是多做少說。”為了解對港澳宣傳出版工作的具體情況，周恩來多次與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等人商談此類問題，領導制定了“因地制宜，我行我素”的對港澳宣傳工作方針，以及“不能灌輸奴化教育，不要有殖民地氣味”；“不要有對祖國不利的東西”；“不要有對當地人民不利的東西”的出版要求。

　　（三）推動設立中央駐港代表機構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澳門設立委派代表機構，是彰顯對港澳擁有主權的重要標志。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對港澳工作方針的調整，中央駐港澳機構的職能屬性發生相應變化。周恩來十分關心中央駐港澳機構的設立與運行。

　　在港澳設立派駐機構與新中國建設發展需要密切相關，隨著外貿需求的增加，在港澳開設貿易工作機構擺上日程。1949年 12月，中共中央發出《同意建立香港貿易工作委員會的電報》，指出香港貿易工作委員會對各地派到香港開展貿易的機關和人員進行統一管理。在這份電報中，周恩來專門補充道，“除與華南及各地聯系外，并應由中央人民政府貿易部與之發生聯系”。

　　除了外貿工作機構，新中國成立前保留下來的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承擔著我們黨與國際社會接觸、與香港同胞聯絡的重要使命。但在機構運行過程中，由于港英當局的嚴厲管制及對言論自由的強行鉗制，我們在香港開展工作時面臨重重障礙。針對這一問題，周恩來經過深思熟慮，醞釀在香港設立一個能夠代表中央政府，且不受外界干預的官方機構，并在多個場合提出了這一設想。1955年 12月，周恩來在接見香港律師陳丕士時提到：“我們應該關心香港，應該在那里設一個恰當的、正式的、代表性的機構。國家有個正式的機構在那兒保護國家的利益”，“現在的問題是要研究用什么方式設立這樣一個機構”。1958年 1月，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尼赫魯時，周恩來談及中英關系時指出，“中國政府應該有正式代表在香港”。同年 2月 25日，在接見英國工黨議員哈羅德·威爾遜時，周恩來又一次提出關于派代表駐香港的問題，他指出：“我國有政府企業、銀行等產業在香港，有近千名職員，更不用提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都是中國人。我們有許多事務需要同香港當局接觸辦理，有一位中國政府代表在那里是合理的。”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英國最終同意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履行職責，承擔起香港同胞與內地交往、管理協助內地在香港設立的其他中資機構等任務，這就形成了中央駐港代表機構的“大分社”和新聞通訊機構“小分社”相結合的局面。中央駐港機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周恩來對設立中央駐港機構的決心和努力，無不彰顯出對國家主權的維護，以及對香港同胞的關心。

　　四、關心維護港澳同胞福祉權益

　　關心港澳同胞福祉、維護港澳同胞權益是推動對港澳工作的應有之義，也是我們黨面向港澳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一環。周恩來在領導開展對港澳工作時，十分注重團結港澳同胞，通過向港澳同胞闡釋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協助港澳社會解決各類民生問題，增進港澳同胞與內地的聯系互動，為凝聚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闡明新中國對港澳同胞的立場態度

　　港澳同胞普遍對祖國有深厚的情感。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部分工商業者因此移居港澳并帶走大量資金。一些工商業者抵達香港、澳門后的錯誤宣傳，一定程度上造成港澳同胞對政策的誤解。因此，如何幫助港澳同胞特別是港澳工商業者更好理解黨的有關政策，成為周恩來十分關注的問題。

　　1949年 11月，周恩來會見香港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時說：“當前國內盡管有很多困難，但形勢在變化發展。土改完成后，國內將會出現一個更新的面貌。你的金城銀行可以在國內繼續開張，政府是保護的。請你把政策告訴在外面的朋友們，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回來，共同建設我們的國家。”1950年 5月，在給中央直屬機關工作人員作報告時，周恩來再次提到：“我們對將資金轉往香港的工商界人士的態度是：允許觀望，反對逃避。現在回來，短期內不容易獲得好的利潤，可讓他們再觀望，但如果把資金逃避到美國去，我們是反對的。”1957年 4月，周恩來在聽取香港工商界代表意見時，當得知內地實行的工資改革辦法照搬到香港后工人意見很多，以及在香港獨立辦廠存在困難后，他立即表達了對工人工資上漲情況的關心，并建議有關部門“可以管得松一點，讓港廠獨立經營”。這些做法兼顧到國家與港澳工商業者的利益，有助于消除他們內心的疑慮。

　　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多次向港澳同胞表達歡迎回來發展的態度。例如，1955年 7月，在接見港澳來賓時，周恩來提出：“從資本主義國家學來的學問，也是很寶貴的，可以為國家建設服務。”針對那些對新中國政策綱領持觀望、甚至懷疑態度的港澳同胞，周恩來的態度是“可以讓他們再看一看，看一二十年都可以。我們不要歧視他們，責怪他們”。這些具體的指示，既是從國家利益的大局出發，又設身處地為港澳同胞利益著想，對面向港澳開展團結教育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

　　（二）推動解決香港、澳門基本民生問題

　　為切實保障港澳同胞基本權益，周恩來十分注重幫助當地解決基本民生問題。在珠江口沿岸活躍著一批香港、澳門的流動漁民，他們長期與廣東省漁民在同一海域捕撈生產，在同一港口勞作生活。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實施邊防管制和出入境口岸的限制，流動漁民生產活動受到很大影響。為照顧歷史習慣，解決港澳流動漁民的難題，1952年，根據周恩來和黨中央“爭取港澳漁民內向”的指示，廣東省制定了吸引香港漁民到寶安縣、澳門漁民到珠海縣入戶的政策，允許入戶的港澳漁民到指定漁場生產，這項工作獲得了漁民的贊譽與擁護。

　　港澳地區淡水資源匱乏，難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的用水需求。1959年，澳門中華總商會何賢、馬萬祺等人致函廣東省人民政府請求援助，經周恩來和黨中央批準，位于珠海的竹仙洞水庫作為對澳門供水的重要水利工程開工建設，并于 1960年 3月建成投入使用，珠海對澳門供水的歷史由此拉開序幕。20世紀 60年代初，香港發生水荒，盡管港英當局嘗試派出巨輪到珠江口裝運淡水，但仍難以根治用水難題。為長遠解決用水問題，廣東省人民政府就面向香港供水一事與港英當局展開談判，并將結果報至周恩來。周恩來所審批的中央《關于向香港供水談判問題的批復》中提到，“我們已做好供水準備，并已發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應”。這里提到的供水準備指的是修建從東江引水補給香港供水的工程。1963年 12月，在聽取廣東省水電廳廳長劉兆倫關于東深供水工程方案的匯報后，周恩來指出，“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們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應由我們國家舉辦，列入國家計劃，不用港英當局插手”，“供水談判可以單獨進行，要與政治談判分開”。這項工程由中央撥援外專款，廣東省負責興辦。對所需的機電設備等物資，廣東解決不了的，由全國支援解決。經過近一年的奮戰，最終于1965年 3月 1日，正式向香港供水。“輸入東江水”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長期缺少飲用水的局面。

　　為做好對港澳地區副食品供應工作，周恩來規劃開通專門供應港澳鮮活冷凍物資的貨運專列。1962年 8月，由武漢江岸車站直達深圳北站的向港澳供應鮮活冷凍商品的快運列車開通。當這趟列車開行 100列之際，周恩來指示鐵道部和外貿部，“由上海、南京至深圳也應組織同樣的快車”。根據這一指示，鐵道部又增開了分別由上海和鄭州始發的快車。至此，向港澳供應鮮活冷凍商品的三趟快車體系正式建立。“定期、定班、定點”的三趟快車為港澳供給優質生鮮商品，不僅滿足了港澳同胞日常所需，更成為港澳解決民生問題，實現繁榮穩定的重要保障。

　　（三）助推港澳同胞與內地民眾聯系互動

　　周恩來十分注重加強港澳同胞與內地民眾之間的交流。一方面，他積極拓寬港澳與內地的民間交流渠道，減少港澳同胞回到祖國的障礙。1955年 3月，港英當局出臺出入境平衡限制規定，要求每日從內地進入香港的人數必須同香港返回內地的人數保持平衡，這嚴重損害香港同胞往返兩地權益。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約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時提出：“中國內地居民來往香港，從未受過限制；港英當局采取此極不合理的措施，違背了該地區長期存在的慣例，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此后，中國政府多次重申香港居民擁有往返自由的權利，確保他們在兩地間順暢往來。廣九鐵路曾是溝通粵港兩地人員往來的重要通道，在遭國民黨軍隊破壞后，中英圍繞恢復廣九鐵路的談判困難重重。1958年 2月，在接見英國工黨議員哈羅德·威爾遜時，周恩來就廣九通車問題指出：“現在技術性問題都已達成協議，而雙方往來人數控制問題也可以由君子協定解決”，廣九通車談判之所以無法推進，是因為“香港當局不同意通車”。周恩來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分析粵港民眾聯絡的困境，始終為香港同胞切身利益著想。

　　另一方面，周恩來支持港澳同胞赴內地參訪交流，親身參與到接待港澳同胞工作中來。1955年 10月至 12月，“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在廣州中蘇友好大廈舉辦。在他的關心指導下，展會不僅邀請眾多港澳工商界代表，還專門成立“各人民團體接待港澳同胞回穗參觀委員會”，組織了五萬多港澳民眾赴廣州參觀學習。在周恩來的推動下，定期組織港澳同胞赴內地參訪成為常態，他本人也多次在五一、十一等重要節日接見赴京參訪的港澳各界代表，這類高規格的禮遇無不透露出周恩來對港澳同胞的重視與關懷。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黨將對港澳工作視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性工作。周恩來親自領導和組織對港澳工作，在謀劃對港澳工作基本方略、發揮港澳優勢作用、推動對港澳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維護港澳同胞權益福祉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歷史和實踐證明，這一時期的對港澳政策方針為黨和國家開展對港澳工作實踐提供了正確的思想指導與制度遵循，為暢通港澳同胞同祖國聯絡搭建了互動渠道與交流平臺，為推動港澳問題在后來的和平解決奠定了堅實基礎，提供了強大保障。總結周恩來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關于對港澳工作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對于我們今天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實現港澳繁榮穩定，仍有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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