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比森特·羅維塔（Vicente Rovetta）曾任烏拉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20世紀60年代在烏拉圭創辦書店，致力于在拉美推廣銷售中國主題圖書和報刊，曾受到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巴勃羅·羅維塔（Pablo Rovetta）系比森特·羅維塔之子，1975年隨父親赴華后在中國生活數十年，現定居西班牙。幾十年來，巴勃羅在向西語國家傳播中國文化、介紹當代中國、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2016年榮獲西班牙王國國民成就榮譽勛章。
本公眾號獲得巴勃羅·羅維塔的授權，刊發他撰寫的系列文章。此為第一篇。
原生書店：20世紀中葉傳播毛澤東思想的南美基地
[烏拉圭] 巴勃羅·羅維塔
我的父親比森特·羅維塔1925年出生于烏拉圭科洛尼亞省的新帕爾米拉市。比森特年輕時就積極參加烏拉圭的工人運動，年僅17歲就以代表身份參加了烏拉圭工人總工會的成立大會。此后，他供職于工會期刊《戰斗》與《勞動》，后又成為《進步》雜志的記者。
20世紀40年代，比森特加入烏拉圭共產黨，歷任烏拉圭共產黨一些重要部門的負責人，如烏共南部地區總書記（當時烏拉圭共產黨從組織上分為北部和南部兩個地區），后于1951年當選烏拉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兼任黨報《真理報》負責人等職。自50年代起，比森特就對中國革命萌生了極大興趣，閱讀了大量毛澤東的著作。他曾供職于烏拉圭共產黨主辦的人民聯合出版社。1953年，該出版社與中國國際書店建立業務聯系，開始向烏拉圭推介和銷售與中國相關的書籍。
中蘇兩黨發生分歧后，很多拉美國家的共產黨也受到影響。烏拉圭共產黨支持的是蘇共立場，比森特則選擇擁護毛澤東思想，站在中國這一邊。比森特認為，毛澤東思想具有聯系群眾、反對資產階級、與第三世界緊密團結等特征，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鑒于此，比森特和其他一些不贊同蘇共立場的黨員于1962年脫離烏拉圭共產黨。此后，有的同志創建了新的政黨組織“左派革命運動”。比森特從未正式加入過該組織，但一直和他們保持密切的聯系。
受中蘇關系影響，烏拉圭共產黨下屬的機構不再發行與中國相關的書籍和報刊。于是，比森特自己創辦了一家書店和出版社，取名為“原生書店”（Nativa Libros），繼續和中國國際書店合作，在烏拉圭發行來自中國的各類書籍報刊。其中包括大量政治類作品，如毛澤東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中國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將革命進行到底》《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著作，還有一些介紹中國文學、藝術、中醫等內容的刊物或書籍。
1966年2月，比森特受中國國際書店邀請，第一次訪華。比森特赴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多地考察，親眼看到了中國的發展及其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圖為1966年比森特·羅維塔第一次訪華留影。作者供圖）
1967年，比森特再次訪華，并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對我父親來說，那是他銘記一生的重要時刻。
（圖為1967年毛主席和比森特·羅維塔親切握手。作者供圖）
（圖為1967年比森特·羅維塔與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合影。作者供圖）
比森特的原生書店在烏拉圭的影響越來越大。到了70年代初，原生書店已成為整個拉丁美洲南部發行中國刊物的重要基地，《毛澤東語錄》等書籍廣受歡迎，常常售罄。上海大學青年學者張琨博士的研究《比森特·羅維塔與原生書店——試論冷戰時期毛澤東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傳播》一文中，引用了上海市檔案館關于比森特和原生書店的記錄：
兩三年來，他經營的書店業務發展很快。目前在烏拉圭以該書店為核心，正在逐步形成一個左派發行網。現批銷我西文《人民畫報》每期10000份，《北京周報》每期450份，《中國建設》每期500份，《中國銀幕》每期200份，還訂購我大量圖書和藝術品，發行地區很廣，遍及烏全國19個省。不僅如此，該店還多次舉辦我書刊展覽，經常在報刊上登廣告，編印推廣并散發，積極介紹和征收訂戶，并主動開展和承辦向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轉批轉運工作。此外，該店還為我翻譯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改法》《論共產黨員修養》和《南方來信》等書。【《接待烏拉圭新生書店比森特·羅維塔的計劃》，上海市檔案館，B167-1-792，第51頁。轉引自張琨，《比森特·羅維塔與原生書店——試論冷戰時期毛澤東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傳播》，載《冷戰國際史研究》2018年9月，第165頁。（上海市檔案館的記錄中采用了“新生書店”的譯名， “新生書店”即本文提及的“原生書店”。譯者注。）】
1969年，原生書店聯合阿根廷“裝甲玫瑰”出版社在當地推出了西班牙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本），為推動毛澤東思想在南美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圖為原生書店出版的西文版《毛澤東選集》）
學者阿德里安·塞倫塔諾在《1963至1976年間毛澤東思想在阿根廷的傳播》一文中指出，這套《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具有重要意義，“豐富了毛澤東著作在阿根廷市場的供應并推動了毛澤東著作的普及，與此同時，激勵了當地推崇毛澤東思想的民眾，促使他們組建新的政黨和團體。”塞倫塔諾在該文中還寫道：
由比森特·羅維塔的原生書店出版的“紅旗叢書”是當時最重要的關于毛澤東思想的讀物。這套叢書設計成袖珍的口袋書形式，裝幀考究，成為拉美地區獨樹一幟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冊。1968年至1974年，“紅旗叢書”共計出版圖書三十余種……其中包括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論文藝》等著作，還匯編了《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上的文章出版，如《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簡史》等。【Adrián Celentano, “El maoísmo argentino entre 1963 y 1976: Libros, revistas y periódicos para una práctica política”, en Políticas de la Memoria, No.14, 2014, pp.163-164.】
當時烏拉圭國內政治情況非常復雜，有關當局和右派組織認為比森特是“紅色中國的間諜”“北京在烏拉圭的代理人”。獨裁政府查處并燒毀了大量書籍，原生書店兩次受到極右恐怖分子的襲擊。鑒于此，父親不得不帶著我們離開烏拉圭前往阿根廷。令人敬佩的是，比森特的熱情并沒有被打倒。他在阿根廷也創建了原生書店，繼續發行中國的刊物并出版與中國相關的圖書。但是，比森特傳播中國書籍的事業舉步維艱。1974年11月，他被阿根廷警察逮捕入獄。1975年，他又被阿根廷政府驅逐出境前往秘魯。抵達秘魯后，比森特與中國大使館取得了聯系。中國大使館與國內有關部門聯系后，邀請他到中國定居。就這樣，1975年7月，我們一家人抵達北京。我的父親當時在《北京周報》當專家，母親在外文出版社工作。
（圖為80年代比森特·羅維塔夫婦與中國朋友合影。作者供圖）
1986年烏拉圭恢復民主政府后，我的父母啟程回國。回到烏拉圭后，比森特一如既往地在烏拉圭和南美一些國家發行中國圖書和刊物，還撰寫出版了《中國的農業革命》等書。2005年，比森特參與創建了烏拉圭—中國文化交流中心，并擔任名譽主席一職，繼續推進烏拉圭和中國的文化交流。
（圖為2004年比森特·羅維塔夫婦在友誼賓館前合影留念。作者供圖）
2018年5月23日，比森特·羅維塔與世長辭。回顧父親的一生，他的足跡遍布烏拉圭、阿根廷、秘魯和中國等地，但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記無疑與中國有關。翻開原生書店出版于半個世紀前的中國書籍，父親對中國的熱愛、在困難歲月積極推介中國的那份勇敢與赤誠，在泛黃的書頁中，跳躍閃爍，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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