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三線建設中涌現出大量廠辦集體企業。安徽是華東地區小三線建設重點地區，其小三線廠辦集體企業緣于安置職工家屬和保障后勤供應的需要。20 世紀 70 年代初至改革開放前夕是安徽小三線廠辦集體企業的早期探索階段，得益于兩個發展契機，一是 70 年代初“五小”工業的迅速發展，二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廠辦集體企業的大量設立。改革開放初期，安徽小三線廠辦集體企業抓住政策機遇，在“母廠”幫助下著力由“小集體”向“大集體”升級發展。廠辦集體企業既解決了家屬就業問題，又保證了小三線企業后勤供應，還推動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廠辦集體企業；小三線；職工家屬；安徽

　　［作者簡介］張勝，歷史學博士，講師，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上海小三線企業軍轉民研究（1979—1988）”（2022ELS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1964 年 8 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線地區開展以備戰為中心大規模建設工業、交通、國防、科技設施的重大戰略決策”，三線地區主要涉及西南、西北等區域內的 13 個省區，一線地區指沿海和邊疆，一、三線之間的區域為二線地區，一、二線地區的腹地則稱“小三線”。三線建設主要是指三線和小三線地區的建設，同時也包括一線地區設備、人員向三線的遷移。總體來看，小三線建設涉及面頗廣。小三線企業旨在“生產團以下輕兵器，裝備民兵和地方部隊，戰時支援野戰軍作戰”。在小三線建設過程中，大量廠辦集體企業（以下簡稱廠辦企業）逐步建立。安徽是全國小三線建設的重點區域之一，其先后建成或投產的省屬小三線企事業單位共 34 個（企業 22 家），截至 1981 年，其中大部分開辦有廠辦企業。這些廠辦企業對安置職工家屬、保障后勤服務、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等產生了重要作用。目前，雖然學界對國營企業的廠辦企業已有一些研究，但是缺乏對三線及小三線建設中廠辦企業的關注，而三線及小三線建設有其特殊性，其廠辦企業的建設歷程、特征及意義等有待深入總結探討。為此，筆者擬以安徽小三線建設中的廠辦企業為中心，試就上述問題展開分析，以深化對相關問題的探討。

　　一、建設的緣起

　　小三線建設中廠辦企業的廣泛建立與三線建設戰略的演進緊密關聯，具體則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安置職工家屬的需要

　　小三線建設遵循“分散、靠山、隱蔽”的選址原則，但由于相關地區工業基礎薄弱，僅依靠當地力量顯然難以完成建設任務，因此，小三線企業一般由對口單位援建而成。1965 年 4 月，安徽省三線建設指揮部正式成立。為貫徹《中共中央關于沿海城市企業內遷的指示》，華東局組織江蘇、上海為工業基礎薄弱、建設任務重的安徽和江西包建部分地方軍工建設項目。其中，江蘇從當年起為安徽包建了“班用機槍、7.62 毫米沖鋒槍、迫擊炮、無座力炮和火箭筒等四個地方軍工項目，支援干部、技工近兩千名”。與此同時，安徽小三線建設還得到省內相關單位幫助，如蚌埠空氣壓縮機廠籌建了江北機械廠、淮南化工二廠移地新建了皖淮機械廠等。援建單位為安徽小三線企業提供了大量管理、技術人員。以小三線建設單位較為集中的霍山縣為例，該縣小三線“建廠初期的行管、技術干部和關鍵工種技術工人是從南京、合肥、徐州、上海、重慶、昆明等城市的有關工廠調配的”。隨著小三線建設不斷推進，一些企業還從域外地區招工，職工隊伍不斷壯大。

　　早在 1964 年 12 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即針對三線搬遷問題提出：“最好能攜帶家屬；如果暫時不能攜帶，也應爭取迅速創造條件，在最短時期（比如說 1 年）搬去”。小三線企業主要由其所在地區黨委和政府主管，職工家屬隨遷政策在各地略有不同，總體而言，各地均嚴格遵照國家政策精神著力解決家屬安置問題。隨著職工隊伍不斷壯大，家屬日益增多，安置矛盾日益凸顯。以東風機械廠為例，1966 年末共有職工 595 人，1977 年底則增加至 1149 人；職工家屬也從 1969 年的 880 人增加到1979 年的 1653 人。為解決職工后顧之憂，照顧家屬就業，安徽小三線企業在建立初期即普遍成立了家屬委員會、家屬服務隊等組織，部分企業也將這類組織稱為家屬領導小組、家屬服務組等。這些組織既是基于安置廣大職工家屬的現實需要，同時又為小三線廠辦企業建設奠定了組織和人力基礎。

　　（二）保障后勤供應的需要

　　安徽小三線企業“大部分建在大別山區，遠離城鎮，交通不便，物資緊缺，生活條件比較艱苦”，以至于職工日常生活、企業后勤服務等得不到有效保證。例如，子女看護、衣物縫補、副食品供應、理發等與職工生活切實相關的問題需要解決，企業的衛生、基礎工程建設等問題也需要解決。據安徽省國防科學技術工業辦公室（以下簡稱安徽省國防科工辦）原勞動服務公司副總經理馮德源回憶：“集體企業的開辦，從三線廠建立之初的現實情況就可以看出前兆。不僅三線廠的隨遷親屬需要安置，而且，建設剛開始的時候，很多東西需要供應，但工廠所在地是沒有的。因此，我們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成立家屬委員會，一方面管理廠區與車間的衛生以及輔助工作，另一方面負責食堂、衛生所的部分工作等。”小三線企業家屬組織陸續組建，有效解決了上述諸多問題。如 1965 年籌建于舒城縣曉天公社的皖中機械廠，在 1966 年春即成立職工家屬服務隊，“有 120 名在廠職工家屬，以辦服務點、種菜、搬運、補充生產車間臨時用工等方式，為工廠生產和職工生活服務”。可見，把家屬組織起來有助于于保障小三線企業的后勤供應。

　　小三線企業以軍品生產為核心任務，后勤供應難以有效保障，企業職工家屬難以全面安置，對此，職工家屬組織陸續建立，為小三線廠辦企業發展打下了重要基礎。

　　二、早期的探索

　　20 世紀 70 年代初至改革開放前是安徽小三線廠辦企業的早期探索階段。此時大量廠辦企業開設，得益于兩個契機：一是 70 年代初“五小”工業發展迅速。在此背景下，部分小三線企業響應國家號召，利用所在地的資源優勢，大力興辦“五小”工業。例如，皖西機械廠 1971 年即“在不影響基本生產任務的情況下自辦了一座小型水泥廠”。二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初廠辦企業的大量設立。1977 年 1 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的通知》，號召各地區、各部門、各企業“掀起工業學大慶運動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安徽小三線廠辦企業得到了新的發展。如皖西機械廠在 3 月初步擬出《工業學大慶規劃討論稿》，明確要求“組織職工家屬 積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堅定不移的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基于小三線企業對廠辦企業的大力支持，安徽各類“五·七”綜合廠、配件廠、機械加工廠等紛 紛成立。根據設立方式不同，安徽小三線廠辦企業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利用所在地資源優勢創立的“五小”工業企業    這些企業一般是 20 世紀 70 年代初在“五小”工業大發展背景下建立的。但這些企業發展并不順利。例如，1970— 1972 年，安徽新辦的許多小水泥廠“由于設備困難，許多廠采用的是 1958 年大辦鋼鐵后遺棄的廢棄設備，這些設備長期露天堆放，破舊不堪，有的設備還不合用……所以這個階段多數新廠主要是鋪個攤子，談不上建立正常生產條件，生產能力都達不到萬噸”。皖西機械廠籌建的附屬水泥廠即如此。

　　以家屬組織為基礎成立的綜合廠    例如，1977 年 3 月，霍山縣淮海機械廠在下屬“五·七”生產隊基礎上建立了“五·七”綜合廠，共有職工 177 人，“組成了煤球場、綠化道班、鐵刨花班、縫紉組、修舊組、豆制組、面條加工、修鞋、棉花加工、早晚點、機械修理、理發、浴室、茶水爐、縫洗班、廢油站等 11 個班組，18 個服務項目，24 個工種”，可以生產“小五金”與機械產品等。這類綜合廠大多是家屬組織的延續和發展，生產能力加強。

　　以家屬組織的部分生產單元為基礎組建的配件生產廠、機械加工廠等    霍山縣江南機械廠開辦的附屬江南機械配件廠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該廠是在僅有 5 人的江南機械廠“五·七”服務社附件加工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早期的附件加工組只有“1 臺車床和 1 張鉗臺，年產炮刷 500 只，產值 2250 元”，至 1976 年，“附件加工組改為綜合加工廠，并由大廠指派負責人和技術員各 1 人協助籌建。當時加工廠有廠房一幢，金切設備 6 臺，鉗臺 1 張”。這類生產廠更加專業，具有相對專門的加工項目。

　　總體而言，早期安徽小三線廠辦企業均為“小集體”。所謂“小集體”，按盈虧標準劃分即“單個集體企業自負盈虧”，“大集體”則強調“一群集體企業組織在一起統負盈虧”。據馮德源憶述：“大集體和小集體職工‘身份’上是不一樣的。大集體企業職工要給他建立專門職工檔案……生活都是有保障的”。可見，作為“小集體”的廠辦企業，其經營發展面臨更多壓力，有著向“大集體”升級發展的現實需求。

　　三、改革開放初期的升級發展

　　改革開放后，大批下鄉城市知識青年（以下簡稱知青）返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此項工作，要求妥善落實其就業安置。在此背景下，廠辦企業迎來了發展升級的機遇。隨著大批知青回城等待安置，為解決職工子女就業，安徽“各軍工單位開始組建大集體企業”。1980 年 1 月，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召開國防工業職工生活會議，提出“要廣開門路，搞好綜合利用，大力發展廠辦集體企業和服務行業，繼續抓緊安排職工家屬、子女就業”。安徽小三線企業抓住歷史機遇，積極推動廠辦企業由“小集體”向“大集體”升級。例如，淮南市南塘鐵木家具廠——安徽小三線企業皖淮機械廠的“大集體”廠辦企業，1981 年 12 月正式建立。該廠是在皖淮機械廠“小集體”企業“五·七”廠基礎上成立的。此前，作為“小集體”企業，該廠生產經營活動難以開展，其職工也只能分散在“母廠”擔任臨時工。在中央政策支持下，皖淮機械廠決心籌建“大集體”廠辦企業，家具廠應運而生。為推動“大集體”廠辦企業進一步發展，皖淮機械廠不斷加強相關領導工作：配備“年富力強，有工作經驗（工作 20 年以上），并且懂得生產，懂技術，有朝氣，有干勁，敢抓敢管”的領導班子；“抓規章制度，促生產經營管理”；等等。家具廠的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至 1982 年 1 月便完成產值 4.2 萬元。廠辦企業經營狀況不斷改善，企業職工的生活得到了一定保證。

　　在“小集體”向“大集體”升級發展的同時，大部分小三線企業也開始籌辦新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勞動服務公司。198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明確提出：“除了地方勞動部門舉辦的勞動服務公司以外，有條件的廠礦企業和機關、團體等事業單位，也可以根據需要舉辦勞動服務公司，發展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指導和組織職工的待業子女就業。”由此，小三線企業勞動服務公司陸續建立。具體而言，勞動服務公司一般是在小三線廠辦企業或家屬組織基礎上加以整合，直接創辦。以江南機械廠開辦的勞動服務公司為例，該公司“是一個擁有機械配件加工業、商業以及為職工生活服務的飲食業、菜場豆腐店、煤基店和縫紉組等綜合性集體所有制單位”。從以上構架不難發現，勞動服務公司與廠辦企業、家屬組織呈母—子型組織結構，這既有助于進一步解決相關就業問題，同時也有助于統籌廠辦企業的經營。

　　1985 年 1 月，安徽省國防科工辦下發《關于整頓、考核集體企業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廠辦企業考核的目的、內容、條件、方法和步驟均做了明確規定，并要求相關企業在當年上半年內完成整頓。根據《通知》精神，此前已批準的“大集體”廠辦企業自行開展整頓，相關職工無需重新辦理勞動登記手續。對沒有升級為“大集體”的廠辦企業，則“按規定范圍、條件進行整頓，考核后，達到合格標準，報經省國防科工辦批準方可轉為合格集體企業，并同時轉為大集體企業”，其職工在滿足年齡、身體等相關要求后即可登記為“大集體”職工，納入勞動計劃管理。此后，安徽小三線廠辦企業進入全面升級階段。在此過程中，“母廠”積極開展廠辦企業整頓考核的宣傳、自查、審批和職工登記等工作，為廠辦企業的發展升級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大致做法有以下幾種：

　　給予廠辦企業以組織保障    《通知》下發后，“母廠”普遍重視廠辦企業的升級工作，積極建立專門領導機構。例如，淮河機械廠推進其廠辦企業淮河機械廠勞動服務公司的整頓工作，成立了“集體企業整頓、考核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處理日常工作”。江淮機械廠則成立了以副廠長為組長的廠辦企業整頓考核領導小組。“母廠”的這一舉措有效加強了領導工作，有助于更好推進對廠辦企業的整頓。

　　為廠辦企業配備管理、技術等人員    例如，江南機械廠注重扶持廠辦企業發展，先后給廠辦企業配備 2 名正副廠長、12 名技術工人，同時還增調了部分設備給廠辦企業，并將自身一些產品交給廠辦企業試制。江淮機械廠亦為廠辦企業“配備較強的領導班子和專職生產、經營管理人員”。管理、技術人員的增配對于廠辦企業的運營、生產和發展等均有積極意義。

　　推進廠辦企業獨立核算    在廠辦企業建設初期，“母廠”無償調撥設備、提供場所等支持其發展，這也導致“母廠”和廠辦企業部分產權不明晰。以江淮機械廠為例，為做到“賬清、財清、物清”，該廠通過租賃的辦法，對廠辦企業的設備、廠房等資產進行登記，并收取租金，以推進整頓工作。此舉利于廠辦企業明晰資產、改善經營，進一步拓展市場。

　　《通知》下發后，小三線廠辦企業自身亦紛紛完善企業制度和組織構架，加強企業建設。例如，皖西機械廠勞動服務公司建立了生產計劃管理、財務管理、物資管理等諸多規章制度，“健全了公司經理部、經理、副經理、統計員、調度員、材料員、會計員、保管員等 28 項崗位責任制，對下屬單位制定了 192 條工作標準，做到了有章可循”。經過整頓，1985 年安徽小三線廠辦企業全部升級為“大集體”，制度規范化建設穩步推進，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亦得到有效提升。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初期大部分安徽小三線廠辦企業持續發展，職工人數大都達到百人以上并呈上升趨勢，部分企業工業總產值實現增長，多數企業資金積累得到提升，但亦有企業總產值有所下滑。產值作為一定時間內衡量企業生產規模和水平的重要指標，其總量下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發展頹勢，這與小三線企業軍品任務“大幅度減少”有直接關系。因此，“部分軍工企業沒有軍品任務，就開始把集體企業的一些業務拿走。有些集體企業為大廠生產配套件的，大廠沒有任務，配套任務也就沒有了”。隨著小三線建設調遷工作的推進，大部分廠辦企業與“母廠”一道匯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洪流，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力。例如，江北機械廠廠辦企業江北塑料制品廠 1997 年隨“母廠”搬遷至蚌埠并成立了江北機械廠蚌埠塑料分廠，至 2006 年，該廠共下設 7 個班組、2 個科室，“技術改造投資逐步加大，職工收入和福利不斷增加”。可見，一些廠辦企業調遷后仍在發展壯大，推動了地方經濟社會建設。

　　四、深遠的歷史意義

　　小三線廠辦企業雖然初衷在于維系“母廠”發展，但從宏觀層面來看，其對我國國防軍事工業以及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均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解決家屬就業，促進小三線建設安定發展

　　改革開放前，安徽小三線企業職工家屬規模不斷擴大，其就業問題是相關企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作為職工家屬，即使是“暫時”為企業做臨時工或者從事第三產業相關的生產勞動，“收入也比在農村干活、‘拿工分’要好”。因此，無論是早期家屬組織還是后來的廠辦企業，均為解決家屬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廣泛建立的廠辦企業，不但有效緩解了小三線建設地區不斷涌入的職工家屬的就業問題，而且還促進了小三線建設的安定發展。改革開放后，小三線廠辦企業在吸納“母廠”職工子女和知青就業等方面繼續發揮作用。例如，皖中機械廠廠辦企業皖中配件廠“配備了領導干部和管理人員，調配了房屋、設備、資金，實行了獨立自主、單獨核算、自負盈虧、按勞分配的原則”“，解決了部分知青和待業青年的就業和部分職工生活困難”。還有部分小三線企業設立了暫時專門解決知青就業的廠辦企業，如紅星機械廠設立“知青綜合加工廠”，僅 1981 年就解決了 80 余名知青就業問題，至 1983 年 5 月，“知青已陸續分配、招工、考取各種學校，綜合加工廠隨之撤銷。綜合廠的煤球加工、服務部等下屬機構移交廠行政科，印刷車間移交廠辦大集體的皖紅鞭炮廠”。廠辦企業安置“母廠”職工子女和知青，既促進了小三線企業的升級發展，又有效分擔了政府部門的部分社會職責，緩解了彼時的社會矛盾，產生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二）提供協作服務，保障了“母廠”的后勤和生產

　　如前所述，小三線廠辦企業的主要職能之一即保障“母廠”后勤供應的需要。例如，淮河機械廠廠辦企業淮河針織機械配件廠就明確其經營方向是“為主辦全民企業工廠生產服務”。具體而言，小三線廠辦企業生產經營項目涉及諸多領域，其產品種類亦不斷擴大。例如，皖中配件廠設有“三組、四店、一室”，即縫紉組、白鐵皮加工組、面條加工組，豆制品店、飲食店、小百貨店、理發店及蘑菇菌種培育室。該廠逐步從服務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廠辦企業。江北機械廠廠辦企業江北塑料制品廠建廠初期主要承接土方工程挖掘、修路、搬運等雜務工作，1975 年開始生產塑料制品、木制品、五金和橡膠制品，為其“母廠”提供配套件。總之，小三線廠辦企業產品種類繁多，既涉及小三線職工的衣食住行等諸多方面，更為小三線企業提供了大量生產配套服務，對“母廠”乃至整個小三線的后勤保障、生產等均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積極生產民品，助力軍轉民戰略推進

　　20 世紀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是安徽小三線建設“以軍轉民為中心”的調整階段，民品生產成為小三線企業的重要任務之一。如前所述，在國家推動廠辦企業安置知青和職工子女就業、軍轉民的宏觀背景下，小三線廠辦企業充分發揮自身技術、設備、資源等優勢，積極參與小三線企業軍轉民的歷史進程，取得了巨大成效：一是部分廠辦企業奠定了小三線企業軍轉民的產品基礎。例如，東風機械廠生產的民品塑料包裝、配套件等是源自廠辦企業的民品。二是協助小三線企業生產民品。例如，淮海機械廠廠辦企業“五·七”綜合廠不斷發展，至 1979 年，其不但逐步擴大服務，還增加了微型汽車底盤線路、駕駛室線路總成、微型汽車沙發、千斤頂、工具袋等產品品種，為“母廠”核心民品微型汽車項目生產提供了助力。總之，廠辦企業在調整時拓展了“母廠”民品生產種類，有效推動了小三線企業軍轉民。

　　（四）提供各類產品與生產資料，推動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

　　如前所述，為增加收入、應對“母廠”軍品任務減少所帶來的配套任務不足等問題，小三線廠辦企業大力生產民品，既供應小三線企業職工，更服務其周邊乃至全國市場。例如，淮南市南塘鐵木家具廠生產的家具品種不斷增加，“除本市外，阜陽、山東、合肥等地都有代銷點”。江北塑料制品廠1983年升級為“大集體”企業后，其產品種類日益豐富，除了繼續生產原有 15 種塑料配件外，繅絲蠶桶與盒、電冰箱調味劑盒、電冰箱墊、搓衣板、自行車尾燈等產品也不斷推向市場。可見，小三線廠辦企業的產品極大地豐富了市場供應，廣泛而深入地參與了地方經濟社會建設，推動了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綜上所述，小三線廠辦企業與同時期國營廠辦企業發展趨勢相近，但又有其特殊性：一是具有國防備戰特性。在三線建設戰略背景下，小三線廠辦企業更側重于服務國防軍事工業。二是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遵循“分散、靠山、隱蔽”的選址原則，小三線企業大多位于農村，其廠辦企業因此受農村經濟社會條件影響較大。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大量小三線廠辦企業隨“母廠”同步調整乃至易地搬遷。至世紀之交，原小三線企業發展普遍面臨困難，其廠辦企業亦陷入困境，大多被“母廠”兼并或者破產，總體呈衰落趨勢。但回顧小三線廠辦企業的歷史進程，它們發軔于“母廠”職工家屬組織，不斷壯大，既解決了職工家屬就業安置問題，又保障了小三線企業的后勤服務與生產，還推動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一定經濟社會效益。改革開放后，廠辦企業助力知青和工廠子弟安置工作，繼續幫助解決職工家屬就業，有利于社會穩定；抓住政策契機，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發展民品生產，拓展市場渠道，提升了企業的經營成效。總之，小三線廠辦企業與其“母廠”一道，為我國國防工業、地方經濟社會建設、改革開放事業等做出了重要貢獻，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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