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是中央紅軍駐足陜北后進行的一項重要軍事行動。通過紅軍東征，黨中央和紅軍鞏固和發展了陜甘革命根據地，宣傳了抗戰救國的革命主張，同時爭取了人民群眾，壯大了紅軍力量，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紅軍東征是對黨中央“以發展求鞏固”戰略方針的貫徹執行。這一方針是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對未來發展方向進行深入思考和全面謀劃后作出的，其基本內涵是通過東征等積極行動，而非一味據守根據地，來壯大力量，打擊敵人，以鞏固原有的根據地，并燃起全民族抗日烽火。為推動全黨在思想認識上深刻理解“以發展求鞏固”戰略方針，保障東征行動順利實施，黨中央展開深入地研究討論和宣傳動員，最終統一了全黨全軍思想，為實現政治上的團結和奪取軍事上的勝利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立足陜北后急需明確未來發展的戰略方針

　　中央紅軍主力經過長征到達陜北，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據地，是巨大的勝利，但當時也面臨一系列困難的局面。一方面，由于戰斗頻繁等原因，中央紅軍減員很大，1935 年10 月到達陜北時僅有7000 余人，與紅十五軍團會師后，也只有1 萬余人。同時，紅軍物資供給困難，許多紅軍指戰員在大雪紛飛的隆冬季節，仍然身穿單衣、腳穿草鞋行軍作戰，亟待休整與補給。而陜甘根據地東依黃河，北靠沙漠，土地貧瘠，面積狹小，四面荒涼，人煙稀少，物資匱乏，再加上反復遭受自然災害的侵襲和國民黨的侵擾破壞，陜北人民處于極度貧困狀態，就連基本的吃飯穿衣也很困難，更無力保證紅軍隊伍的兵員補充和軍需供給。這樣，紅軍的發展壯大和根據地本身的鞏固就受到極大的限制，更難以支持我們黨深入推動抗日斗爭。另一方面，在軍事上，盡管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根據地的“圍剿”，但紅軍與根據地在戰略上仍然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重兵包圍，處境依然十分危險。如何選擇紅軍的戰略發展方向，以鞏固根據地、發展壯大紅軍和抗日力量，成為擺在黨中央面前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正是基于上述情況，黨中央決定東征山西，開辟呂梁根據地，并向華北地區傳播抗日主張，同時解決糧草、兵員和籌款問題。

　　不過，關于紅軍下一步發展的戰略方針，當時黨內是存在分歧和爭論的，其癥結主要在于，在立足陜北后如何處理好鞏固與發展的關系：到底是先鞏固后發展，還是鞏固與發展齊頭并進、以發展求鞏固。針對這一問題，有同志提出，紅軍初到陜北，立足未穩，應以鞏固陜甘根據地為主，再逐步發展。除了發展與鞏固的關系，發展方向和步驟問題也成為黨內討論的焦點。有同志主張北向內蒙，有同志主張西向寧夏，有同志主張通過外蒙背靠蘇聯，也有同志主張揮戈陜南，通過與東北軍、西北軍展開斗爭以鞏固陜北。

　　針對這些爭論，1935年 11月 30日，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上作報告時就指出，直羅鎮戰役的勝利，鞏固了陜甘根據地，為紅軍進一步迎敵和反擊敵人儲備了比較充分的時空條件，也有利于“去猛烈地擴大紅軍和擴大蘇區”，為在西北建立廣大的根據地“舉行了奠基禮”。報告提出新的任務是：“從現時起用極大努力爭取與積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敵人新的大舉進攻而徹底粉碎之，開辟我們的蘇區到晉、陜、甘、綏、寧五個省份去。”報告指出，“消滅敵人，擴大紅軍，堅強紅軍，赤化地方與破壞敵軍”，是今后時期內紅一方面軍的“五項具體的嚴重的任務與工作”。同一天，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電報中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為準備東進，四個月內應擴大紅軍一萬。”12月 1日，毛澤東又復電張聞天指出：“關于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陜北蘇區，用空前努力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12月21日，毛澤東和張聞天明確指出，面對華北危機，向陜南發展的提法不妥。由上述材料可見，毛澤東在直羅鎮戰役之后，已經形成了大力發展紅軍來鞏固陜甘根據地的思想，為黨中央確立“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創造了條件。后經過一定范圍的協商和討論，黨中央逐步明確了擴大蘇區和向東進軍的設想。

　　二、瓦窯堡會議：初步確立“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

　　1935年 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問題。12月 23日，毛澤東作了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他指出，關于軍事戰略，要以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毛澤東強調，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紅軍行動要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具體來說，紅軍的行動方針應主要分三個步驟：第一步，在陜西南北兩線打擊進犯之敵；第二步，在山西擊破閻錫山軍隊主力，開辟根據地并擴大紅軍；第三步，根據形勢發展，適時轉向綏遠，并繼續打擊敵人，同時注意連通蘇聯。他指出，“紅軍應利用當前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積極向山西發展，在發展中求得蘇區的鞏固”，“目前形勢正處在全國大變動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發展，蘇區必須迅速向外發展，紅軍必須迅速得到擴大，并詳細闡明了東征山西的有利條件及好處”。會議于當天通過《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采納了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強調紅軍的行動部署“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的基礎上，并以前者為中心任務”，紅軍行動和根據地發展“應以山西和綏遠為主要方向”。

　　瓦窯堡會議上，張聞天堅決支持毛澤東的軍事主張，“同意向山西方向”，并強調“黨的工作中心是在山西”。他認為，紅軍軍事行動總的目標是“消滅賣國賊，準備與日作戰，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鞏固擴大蘇區，打通國際路線”。“打通蘇聯與鞏固蘇區，現在要爭取同時實現，使其不沖突而發生聯系，但有可能打通國際而暫時離開蘇區。”他表示，反對紅軍長久駐留一地，“五次反‘圍剿’戰爭經驗證明，這樣做反而傷元氣遭受損失。為了長期與敵人作戰，紅軍行動要更廣泛、更活一些。紅軍走了，敵人注意紅軍，蘇區才能鞏固”。而紅軍東征山西，有利于直接抗日，同時有利于組織更大規模群眾高舉抗日旗幟，參與到民族戰爭的洪流中來。因此，張聞天認為：“下一步黨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好的干部要盡量用到那一方面去。我們去了之后運動范圍會更大。”張聞天明確支持毛澤東的策略主張和作戰原則，提出“要向干部進行解釋”，要用歷史教訓“來教育我們的同志，使同志們能靈活地運用這些原則”。張聞天的會議發言結合歷史與現實，明確表示了對毛澤東軍事方針以及作戰原則的支持，有力地推動了毛澤東提出的“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在黨內的初步確立。

　　瓦窯堡會議后，1935年 12月 2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下達關于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就戰略方針、作戰原則及行動計劃進行了闡釋和說明。行動計劃“要求以四十天為期，完成東征的準備工作。其中包括奪取甘泉、宜川兩城，赤化宜川、洛川兩縣，給北面進攻著的敵人以打擊，前線部隊用極大努力擴紅，后方完成五千人擴紅計劃，并在北線和南線分別組建紅二十八、紅二十九軍”。12月 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進一步闡明瓦窯堡會議精神，也進一步明確了“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報告指出，形勢變化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由此中國進入“大變動的前夜”，革命的陣勢“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地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在此基礎上，要號召并組織起包括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去打擊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勢力。與此相適應，報告還提出“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同時努力爭取國際援助，實現中國革命力量與國際革命力量的匯合。由此可見，無論是分析國內形勢、調整革命策略、設定階段目標，還是爭取國際力量支援，都體現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系統化的思考和戰略性的判斷，而要完成這一系列任務，必須突破陜甘根據地的已有范圍，通過向外積極發展，擴大黨和紅軍的力量，鞏固根據地，并團結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革命力量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對推動革命事業發展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三、東征前夕 “以發展求鞏固 ”戰略方針的深入推進

　　瓦窯堡會議雖然初步確立了“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并作出東征進入山西作戰的決定，但黨內一些同志仍存有疑慮，對怎樣處理好鞏固與發展的關系，也還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擔心紅軍主力東進后，陜甘根據地可能喪失。有的同志提出仍應南下，將斗爭矛頭指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軍。李德則誣蔑毛澤東的東進主張是想要挑起蘇日戰爭，聲稱：“不應將自己的戰略方針放在蘇日戰爭無條件的今年（指 1936年—引者注）會爆發之上”，“同蘇聯的聯系不應當作為自己的主要戰略目標。……戰爭未發生之前在我們這方面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沖突的行動”，“我們應當從我們的戰略計劃取消向綏遠先機接近外蒙的條文”。為此，毛澤東、張聞天等人在黨內作了耐心的解釋說服工作，也批評了李德的無端指責，確保了“以發展求鞏固”戰略方針的順利實施。

　　東征是黨中央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的戰略行動，是貫徹落實“以發展求鞏固”戰略方針、爭取革命主動權、推動民族革命事業發展的重要舉措。1935年 12月 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發言中指出：“我們東進及長征都是為著抗日。我們要將各種運動聯系起來，各種力量，各種運動，都要總結到政權中去。游擊隊在晉東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別發展，要布置幾個要緊的地方。”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堅定東征的決心，1936年 1月 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東征山西的方針和準備工作。毛澤東在會上分析了敵我力量對比情況，強調首先要打勝仗，才能創造根據地；還對新兵的補充和訓練，干部的訓練和配備，槍支彈藥的修造，被服、食鹽的供應等各項準備工作，提出具體任務和要求。

　　在準備和部署東征的同時，如何保證陜甘根據地的安全與鞏固，也是當時革命事業的重要問題。這是因為陜甘根據地是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后的“第一個大蘇區，是反蔣抗日有利的領域，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幟”。為此，1936年 1月 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關于目前行動方針與計劃的報告，再次分析和闡釋了鞏固和發展的關系以及向東發展的必要性。他指出，“抗日運動的高漲和陜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紅軍 1936年的“基本任務是鞏固和擴大蘇區及打通蘇聯。我們要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聯系起來，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東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扎政策，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渡黃河來往的自由。我們在陜北要擴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擔當保衛陜北的任務。山西的發展，對陜北有極大幫助，我們要下大決心到山西。政治局隨軍行動，陜北組織中央局”。毛澤東的報告有理有據地分析和論證了紅軍的行動方向和行進路徑，進一步明確了實現發展以及鞏固的途徑就是進行東征。

　　1936年 1月 19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發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命令陜甘根據地的革命力量堅決保衛和擴大陜甘根據地，同時命令紅軍主力即刻出發，打到山西去，開通抗日前進道路。從這一命令中可以明確看到，紅軍東征建立在保衛和擴大根據地的基礎之上，而在黃河東岸發展民族解放事業與鞏固陜甘根據地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1月 25日，毛澤東圍繞紅一方面軍作戰方針問題指出，北進沒有出路。他還強調：“只有取閻錫山為對手，基本的作戰方針取穩扎穩打，依據黃河發展并以調孫楚求得陜北殘敵的肅清，躍進深入敵后野戰急進，有大批分派撤退無隔斷危險時才行之。同時保證第二批退回渡河船只。”不難看出，在東征行動的準備階段，鞏固陜甘根據地是黨中央和紅軍整體工作的重要出發點；但鞏固不是原地鞏固，而是要一邊保證鞏固，一邊推進發展，并以發展來實現最終的和根本的鞏固；并在發展的同時，時刻保持客觀審視和謹慎應對，發展而不冒進，以發展保鞏固，以發展促鞏固。

　　1936年 1月 31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延長召開會議，繼續討論戰略方針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陜北根據地連接，也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充等問題。”他在會議上反復說明閻錫山與日本聯系緊密，東征討閻無論政治上軍事上都意義重大。經毛澤東說明，與會同志對東進方針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同時提出為了穩妥起見，在鞏固發展的基礎上“反對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毛澤東因而又作了補充，強調：“一定要保證黃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進退有據”。這次會議是“以發展求鞏固”戰略方針在紅軍高層的一次深入的動員宣傳。會議的召開以及毛澤東等人展開的有針對性有實效性的黨內思想政治工作，使黨內在領導層面對堅持東征、落實“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有了愈益全面和深刻的共識。

　　在逐步統一全黨認識的同時，黨中央統籌協調各方面工作，穩步推進“以發展求鞏固”戰略方針的執行。

　　一是促進全黨的大團結，為東征行動奠定政治基礎。一方面，明確指出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的錯誤并作堅決斗爭，除電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公布 1935年 9月 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決定”。另一方面，從全局出發，提出“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于黨”。此外，為加強紅軍各部的團結協作，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要加強對紅軍將士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各部隊彼此間都不能有任何驕傲與輕視的態度。

　　二是準備干部，積蓄力量。在積極分子入黨的問題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電報中提出：“凡屬同意黨的綱領政策而工作中表現積極的分子，不念其社會關系如何，均應廣泛地吸收入黨”，特別強調“尤其是陜甘支隊及二十五軍經過長征斗爭的指戰員，應更寬廣地吸收入黨”，“凡屬經過長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補期”。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是于 1935年 9月由紅軍北上部隊改編而成的，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10月 19日抵達陜甘根據地的吳起鎮。11月 3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布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而紅二十五軍先期長征到達陜甘，與原在陜甘蘇區的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合編成紅十五軍團。陜甘支隊和紅二十五軍的紅軍將士，經歷長征的磨礪和考驗，理想信念堅定，斗爭經驗豐富，自然成為吸收入黨的首選對象。關于在部隊中的干部提拔問題，毛澤東等指出，這是“一個有決定作用的問題”，而且一旦開始東征進入戰斗狀態，這一工作即難于開展。因此要立足長遠，“從發展北方以至全國的革命武裝力量出發”，“在原則上與實際上更大與更具體地注意”。為適應紅軍大量擴充的需要，提出“陜甘支隊和二十五軍經過遠征的戰士，原則上每人都要使之成為干部”，成為未來紅軍擴大后的基干力量。對于大批準備將來使用的干部，要求“消滅降級使用現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現職。立即擴大教導隊（一軍團）”，以便為黨和紅軍的發展奠定組織基礎。在軍事力量的準備上，毛澤東還提出了擴充紅二十八軍，組織紅二十九軍以及組建騎兵團的問題，積極為東征行動積蓄力量。

　　三是推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一致抗日的基礎上努力實現與東北軍等國民黨部隊的止戰停火，鞏固后方。瓦窯堡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逐步實現與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的溝通聯絡。1936年 1月 19日，黨中央派遣李克農赴洛川與張學良舉行會談。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即轉李克農指出，中國共產黨愿意在抗日反蔣基礎上與東北軍聯合，“張學良表示愿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復通商”。1月 25日，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等 20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指出：“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是愿意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我們愿意首先同東北軍來共同實現這一主張，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信中還提出了關于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4月 9日，周恩來在延安與張學良會面，雙方一致同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黨中央還派代表會見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達成合作協議。此外，紅軍還推進了與國民黨軍高桂滋部的合作談判，提出了“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等談判合作條件。對以東北軍為代表的國民黨軍隊的統戰行動，一方面有利于保證陜甘根據地的穩固、紅軍的后方無虞，另一方面也為團結進步力量聯合抗日創造了條件。

　　總之，深入的思想動員和充分的準備工作，使得“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穩步得到推行，為全黨的團結和陜甘根據地的穩固奠定了重要基礎，為革命事業的進一步拓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完成這些準備后，紅軍的東征行動蓄勢待發。

　　四、在東征行動中貫徹“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

　　1936年 2月 18日，毛澤東同彭德懷發布東征作戰命令。同日，毛澤東出席紅一方面軍團以上干部會議，作關于東征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指出東征的任務有三項：“一是到外線打擊賣國賊閻錫山，并調動他在陜北的四個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敵人對陜甘邊區新的‘圍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學生抗日愛國運動和全國反內戰高潮；三是壯大自己的力量，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2月 20日 20時，紅一方面軍主力發起東征戰役，分別從綏德縣溝口、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至 2月 23日，紅一方面軍全部控制辛關至三交鎮之間各渡口，占領包括山西三交、留譽、義牒在內的橫寬 50余公里、縱深 35公里的地區。閻錫山急調入陜的晉綏軍主力回防柳林、離石、中陽地區，使得陜甘根據地的壓力得到了緩解。

　　東征行動開始后，黨中央繼續推進“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嘗試在黃河以東擴大和發展革命根據地。2月 23日，毛澤東指出，在東征渡河之初，乘閻敵“驚慌失措之態”，紅軍的方針“是建立作戰根據地”。24日，毛澤東、彭德懷下達爭取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的訓令，指出紅軍要“用大的速度爭取居民群眾與紅軍一致，集中兵力消滅敵之一路至兩路，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之有利條件”。28日，毛澤東、彭德懷在電報中指出：“關上、水頭之線，即石樓、中陽、孝義、隰縣四縣交界地區，是我軍作戰樞紐，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臨時后方根據地，望下創造作戰根據地的決心，努力進行該地東南西北四方面各五十里地區的群眾工作”。在關上、水頭作戰取得勝利后，毛澤東、彭德懷又指出：“一軍團與十五軍團連日的勝利，特別是關上的勝利與水頭的占領，使紅軍取得了在山西創立根據地的初步自由。今后任務是確切粉碎新進攻與用切實工作創造根據地。”3月 11日，在大麥郊戰役勝利后，毛澤東、彭德懷指示東征軍“打破敵軍進攻爭取創造山西蘇區”，指出“我軍有以主力乘勝東進，致迫太原，徹底打破閻敵總進攻部署，擴大戰略上的戰果，擴大宣傳，擴大蘇區，擴大紅軍，奪取民眾，爭取創造蘇區有利條件之任務”。3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紅一方面軍的團以上干部會議。為擴大戰果，在黃河以東建立根據地，會議決定紅軍兵分三路，右路軍擔任主攻，南下作戰；左路軍北上，掩護主攻部隊南下；中路軍鞏固已有占領地區，保護黃河渡口和后方聯絡線。

　　3月 20日至 27日，中共中央在山西西部大麥郊地區召開政治局會議（即晉西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瓦窯堡會議符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中央的工作符合共產國際的要求。他還指出，“現在世界已處在革命與戰爭時期，其特點是革命一天天向上，反革命一天天向下”，而“華北形勢是世界最大的噴火口之一”，此地各種力量交錯，矛盾集中，重要的是有著“廣大的、革命情緒極高的群眾”，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有利于革命軍隊開展“沒有固定戰線的大規模的運動戰”。在這種背景下，“不相信向華北發展，以為向華北發展會動搖了陜北，是完全不對的。向河北開進是戰役問題，紅軍將來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可見，毛澤東始終是在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大局下思考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既把鞏固陜甘根據地置于重要位置，又指出向華北的發展、在山西的挺進是鞏固陜甘根據地的最佳方式。在討論戰略問題時，毛澤東作報告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只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目前經營山西為主，也要準備在河北、山西、綏遠三省進行運動戰。在戰略上采取大膽的方針，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采取謹慎的方針，在有利地形上以多勝少，以求減少錯誤。”他還提出，要暫時實行分兵，進行“普遍的游擊戰”，目的是“求得敵人一般的削弱，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而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這個報告得到會上發言同志的一致同意。會議最后批準軍委關于軍事問題的提議，要求“在爭取迅速對日作戰方針下，第一時期以經營山西為基本戰略方針。在此種方針下，向河北河南綏遠三省境內作戰役的跳躍是許可的”。會議繼續強調發展對于鞏固的重要作用，“目前是普遍摧毀反動基礎，普遍發動群眾，猛烈擴大紅軍，各個消滅敵人”。

　　此次會議上，張聞天作了題為《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的報告，對貫徹共產國際決議的指導思想、統一戰線策略方針以及紅軍戰略方針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報告指出：“東征的目的是要在這一行動中進入山西，發動抗日，爭取對日作戰。這個方針，是使蘇維埃和紅軍發揮抗日先鋒隊的作用。”在東征勝利進軍的情況下，要“特別注意于擴大紅軍、游擊隊和抗日根據地。擴大與鞏固，現在應該特別著重于擴大，這是必要的。運動愈是大膽，就愈能鞏固。如在狹小地區中與敵人作戰，則鞏固也困難。軍事上政治上都是如此。政治方面出現了新形勢，是利于發展的形勢，所以政治方面的要求也是如此。只喊鞏固，什么行動都害怕，局促于一個地區，這是保守觀點，結果并不能鞏固”。晉西會議發展了瓦窯堡會議的精神，進一步明確了紅軍對日作戰的戰略方向、戰略方針和戰略任務，對加速紅軍對日作戰的思想、組織和物質準備，以及爾后實施戰略展開和對日軍的勝利作戰，都具有重要意義。

　　晉西會議期間，毛澤東和彭德懷下達了關于紅十五軍團創造晉西北根據地的訓令。訓令指出：“十五軍團有在晉西北創造蘇區根據地，并配合在神木、府谷行動的二十八軍，控制黃河一段，打通與陜北聯系的任務。”這是鞏固陜甘根據地的重要舉措。但在此時，國民黨中央軍陸續進入山西，“企圖首先奪取黃河渡口，再在黃河以東分割圍殲紅一方面軍主力”。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和彭德懷對東征紅軍的行動方針進行了調整，其中右路軍要“普遍摧毀反動基礎”，“普遍發動民眾”，“破壞千里黃河堡壘線與主要鐵路線”，“十五軍團（左路）在此時期在晉西北轉動，包括破壞黃河北段敵堡壘線，與神府蘇區打通”，而中路軍要“猛烈擴大紅軍，創造河東戰場，即或遇著某些困難，必須堅決克服之”，“首先以赤化石樓全縣為中心，及永和、隰縣以北，中陽、柳林以南”。

　　3月 28日，毛澤東、彭德懷發出《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政治軍事等問題的通報》，指出“目前是普遍摧毀反動基礎，普遍發動群眾，猛烈擴大紅軍，各個消滅敵人”，目標是“十月革命節前擴大紅軍三萬六千人”。4月1日，為進一步貫徹晉西會議精神，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發出關于紅一方面軍改編的訓令。訓令指出，“為執行黨中央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的決定，將第一方面軍全部改為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訓令重申“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指出“戰略上以少勝多，戰役上以多勝少為目前軍事指揮的基本原則；要求先鋒軍在七個月內完成五萬人的編制并武裝起來，以擴紅為總方針的第一等任務”，在“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指導下迅速完成殲敵擴紅等軍事任務。

　　五、結語

　　正當紅軍在山西取得節節勝利之時，蔣介石為了阻攔紅軍東征，調遣 10個師的兵力開入山西，并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隨同配合，企圖封鎖黃河，消滅紅軍，摧毀陜甘根據地。黨中央認識到已經難以完全實現此前制定的目標，需要改變行動方向。毛澤東、彭德懷指出，在“方面軍在山西已無作戰的順利條件，而在陜西、甘肅則產生了順利條件”的情況下，“粉碎賣國賊擾亂抗日后方計劃”成為“當前的重要任務”。“向西執行上述任務，仍然是為著爭取迅速直接對日作戰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務。華北各省仍然是戰略進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蔣介石部隊調出山西以后，在積極地進行山西干部的創造，山西士兵運動的加強，神府蘇區的擴大等條件下，再次進入山西作戰的機會是會有的。堅持以陜甘蘇區為中心向各方面作戰，而以東方各省為長時期內的主要方向，這是確定的方針。”

　　1936年 4月 28日，毛澤東和彭德懷作出紅一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回師陜北的決定，并在 5月 2日下達了渡河命令。到 5月 5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全部安全渡過黃河，進入延長、延川等地休整，東征戰役勝利結束。整個東征戰役歷時 75天，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功：消滅國民黨軍 7個團，俘敵 4000余人，繳槍 4000余支，炮 20余門；取得渡河作戰的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迫使原來侵入陜北的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陜甘根據地的東部地區，還“打通了神、木、府、谷蘇區”，其中僅神府蘇區，就擴展到 28個區之多，并與吳堡連成一片，使陜甘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紅軍擴大了新兵 8000多人，籌款 30多萬元，發展并壯大了紅軍和根據地的力量；在山西 20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建立一些抗日游擊隊和游擊區，為以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紅軍東征初步實現了“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意圖，不僅壯大了黨和紅軍力量，鞏固和保衛了陜甘根據地，而且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影響，重新燃起了中華兒女抗日救亡的希望之火，為在全中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創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此外，東征取得的一系列勝利，也為接下來的紅軍西征奠定了重要基礎。

　　總體而言，紅軍東征山西的行動雖由于蔣介石的阻撓未能完全實現預期的目標，但從東征以及后來西征對鞏固擴大陜甘根據地的作用來看，特別是從后來全民族抗戰的局面來看，應該說黨中央“以發展求鞏固”的戰略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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