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絕非沒文化的“土八路”，而是一支真正的文化之師。正如時人所言，八路軍是“真正懂得了‘學習’這兩個字的人”。

　　“土八路”原指八路軍中未被編入正規戰斗序列的部隊，后被人引申出八路軍沒有文化的意思。就表象看，八路軍身處敵后農村，武器裝備落后，但若就此認為八路軍沒有文化，實屬管中窺豹。自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就充分認識到這場戰爭既是軍事實力的對抗，也是精神文化的較量，提高將士的文化水平是八路軍一直堅持的方針。事實上，八路軍是一支真正懂得“學習”二字的部隊，通過學習與閱讀，將自身鍛造成一支為中國革命事業奮斗的“文化大軍”。

　　高度重視部隊文化教育

　　總的來看，初期的八路軍將士受教育水平確實不高。任弼時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八路軍中工農占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占比極低。據八路軍留守兵團統計，部隊中受過中等以上學校教育的占10%，上過小學的占28.5%，未上過學的占61.5%。需要指出的是，這是舊中國的社會文化條件在八路軍中的體現。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部隊文化教育。黨中央明確指出，不識字和沒知識，會影響政治上的進步，絕不是八路軍軍人的光榮，也無法成為一名稱職的共產黨員。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為提升部隊文化水平，八路軍大力開展學習運動，推行每天兩小時學習制度。為了便利部隊的學習，中共中央要求較大的根據地都要開辦一個印刷廠，以加強報紙刊物和書籍發行工作，并組織專門的運輸機關與掩護部隊。八路軍總政治部創辦的印刷廠，除印刷有關刊物與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的命令、指示、訓令、公報等文件，以及軍用地圖外，還印刷出版不少中外名著名篇，供八路軍干部戰士閱讀。中央出版發行部專門派人到各根據地幫助建立印刷廠。八路軍一二九師設有專門的書報編輯部門和印刷廠，編輯印刷各種對日軍宣傳材料、戰士文化讀本、整風學習材料以及《論新階段》《論持久戰》等著作。

　　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大多設立圖書館。一些部隊根據戰斗生活特點，以簡單易行、靈活多樣的形式，建立部隊圖書館和閱覽室，如八路軍一一五師晉西留守處圖書館、河東部教導隊圖書館等。還有的部隊設立軍民閱讀室和連隊流動閱覽室。不少根據地創辦了書店，書報發行網遍及轄內各縣區。如晉綏書店就在當地較大的集鎮新建了一批書刊代銷處，還發展了一批圖書商販，逢集就擺書攤。太行區華北書店在一些地區開設門市部，為部隊干部提供學習閱讀材料。延安的圖書機構也經常向根據地贈書。中山圖書館是延安最大的圖書館，曾向晉察冀根據地前線八路軍將士捐贈各種書報7000多冊。八路軍一二〇師取得晉西北大捷后，中山圖書館將200本戰地刊物贈送其主力部隊三五九旅。

　　大力推行學習制度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八路軍，部隊中的知識分子比例有了極大提升。晉察冀軍區步兵第十團就被稱為“知識分子團”。該團領導成員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北平大中學生和東北流亡學生，其中不少大隊和中隊的主要干部，也都是由大中學生擔任。通過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八路軍整體文化水平得到極大提升。

　　指戰員學習熱情高漲

　　勤奮好學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只是在舊中國的時代條件下，民眾學習文化知識的要求得不到保障。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民眾知識水平的提升。民眾加入革命軍隊中，學習熱情得到進一步激發。美國著名戰地記者杰克·貝爾登說，八路軍的文化水平“比國民黨士兵高得多，比華北農民也高得多”。

　　許多八路軍戰士養成閱讀和學習的習慣。他們認為文化是“千里眼、順風耳”，只有努力學習才能“耳聰目明”。閱讀和學習的地點，可以是閱覽室，也可以是房頂、山坡或馬背，甚至是訓練場和戰場。為了加強學習，有時部隊出操報數時，用“a、b、c代替一、二、三”，以此學習新文字；作戰時遇到新敵人或新地名時，便可利用這些新名詞教戰士認識生字。有的還在更為“獨創”的場所進行閱讀學習。曾任八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的彭雪楓就有一個很僻靜的“密室”。所謂“密室”，實際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小廟，由于比較僻靜，他就在這個“密室”里閱讀學習。

　　一位叫趙勇田的八路軍戰士，經常在挎包里裝一些書，不管行軍路上還是戰斗間隙，一有空就掏出來看看。遇到反“掃蕩”或大轉移時，為了輕裝行軍，忍痛拋棄的書不知凡幾，但他心里時常惦記著這些書的下落，總想有朝一日把它們找回來。身處前線戰場的八路軍將士，秉持在“戰斗中學習，戰場上生活”的態度，經常在老鄉房頂上的柴禾堆里躺著看書，認為“游擊戰爭環境中難得這片刻的安寧”。西北戰地服務團成員高敏夫在晉西北根據地期間，在驢背上閱讀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八路軍在“驢子背上”、“房頂上”、“山坡上”忘我閱讀的情形，表明隨時隨地閱讀學習已然成為他們的一種習慣。閱讀習慣一旦養成，便會沉浸其中，享受閱讀的樂趣。有的八路軍干部因種種原因無法盡情閱讀，便“總覺得自己落后，比不上任何人，以致精神上受刺激，生活上不痛快”。

　　酷愛讀書的彭雪楓在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工作期間，經常光顧經銷進步書籍的覺民書報社，其不少書刊均在此處購買。他獲悉太原新開“中外書店”、“社會書店”兩家書店后，頓覺興奮不已。他閱讀興趣廣泛，涉獵書籍多，無論是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黨內書報文件，還是報章雜志，無論是自然科學、文學藝術，還是經濟、政治、軍事、歷史，無論是中國的書，還是外國的書，也無論是說書唱本，還是詩詞經史，他都有興趣閱讀。

　　八路軍戰將秦基偉出身貧寒，“只略識幾個字”，經過學習，仍覺得閱讀能力“沒有什么進步”。他不斷反思，最后決定每天記日記，以“練習文字上的進步”，提高閱讀能力，進行“對自己思想意志上的檢查”。經過不懈努力，秦基偉的閱讀水平極大提高，養成閱讀《新華日報》的習慣。他離開晉察冀軍區奔赴前線，因多日未看《新華日報》，深感“一切消息和國際的轉變情形是一概不知，使人非常苦悶”。他后來回憶道，“只有學習，才能不斷擁有新鮮的知識，不斷開拓新的意識，不斷產生新的思維。學習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輕”。

　　八路軍戰士有真文化

　　讀書識字只是學習文化的方式，但在革命軍隊中，懂得為誰打仗、如何打仗、怎么樣革命，才是真文化。八路軍將士通過閱讀和學習，突破了舊中國社會文化條件的客觀阻礙，提升了自身的認知水平，更重要的是借此將自身與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擔當緊密結合到一起。

　　八路軍將士積極學習文化知識，借助文化的力量來深化自己對軍隊和戰爭的認識。他們讀了黨內刊物《黨的生活》，就立刻想到這對抗日戰爭和部隊政治工作有什么樣的啟示。八路軍干部馬千里閱讀了記錄紅軍長征情況的著作《中國的西北角》，對紅軍如何突破層層包圍最終完成長征的問題有了深刻認識，認為“最大的原因是他們深得人心，運用巧妙的游擊戰術，得到老百姓的擁護，以軍事的劣勢戰勝優勢的敵軍”。他認為《中國的西北角》這本書“把我們引向了同情共產黨和憤恨日本軍國主義的道路”。

　　圖為抗戰時期天津薊縣一位八路軍戰士學習“持久戰”的筆記本  李勝利/供圖

　　更重要的是，八路軍將士通過學習文化知識，更加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擔當，將自身融入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中。八路軍戰士劉榮曾認為，作為一名馬列主義者只應專攻馬列主義原著，閱讀中國古代小說是落后無用的，但后來他發現古代小說對于抗戰也有很大意義。此后，他常常讀名人列傳，“看到那些英雄人物和先烈那種舍己為群的豪爽氣概以及光榮就義臨終不屈的精神時，往往掉下眼淚”。他說：“效法這些烈士的英雄氣概，為我黨的事業與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我堅定不移的志愿，也是我畢生之崇高理想”。在晉察冀根據地和延安生活過的美國記者霍爾多·漢森發現，八路軍戰士從參軍那天起，就注重學習文化，而且他們總會將學習與未來聯系起來，甚至“14歲左右的小游擊隊員”都在“激烈辯論未來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

　　總之，八路軍絕非沒文化的“土八路”，而是一支真正的文化之師。正如時人所言，八路軍是“真正懂得了‘學習’這兩個字的人”。這種特質不只存在于八路軍中，也存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他人民軍隊中，為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和文化支撐。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