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國族整合的角度來看待以新德里為代表的印度本部都市中東北部年輕移民的經驗。印度獨立后東北部邊疆的政治整合并不平順，武裝叛亂直到1990年代后期才基本得到遏制。21世紀初以來，東北部邊疆的年輕人大量進入印度本部的都市尋找高等教育與工作機會。他們因為不同的種族面貌與文化在印度本部城市遭受歧視，而在他們反歧視的集體行動和話語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對印度國族身份的理性確認。與此同時，東北部移民群體與印度主流社會的情感距離仍然顯著存在。他們的經驗既呈現了印度國族整合的進展也表露了它的問題。

　　關鍵詞：國族整合 印度東北部 種族歧視 多樣性中的統一

　　一、國族整合概念與印度的國族整合問題

　　在二戰之后的反殖民-民族解放運動浪潮中，亞非拉誕生了大量新國家，它們都以西歐的民族-國家為范型，成為現代國際體系中的國族（nations），盡管西歐范型意義上文化同質的單一民族完全不是這些國家的現實。正是在1950-70年代美國主導的對這些新興國家政治發展的比較政治學（后來擴展到對西歐自身的民族-國家形成的研究）以及人類學研究中，國族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國族建設（nation-building）成為研究議題之一，它們同時也是新興國家長久以來面對的一個重要的現實議題。

　　國族整合和國族建設這兩個常常被互換使用的詞暗示了國族的人為創制和不穩定性質，暗示了國家對國土邊界之內那些差異性的人群和文化達成一種有序存在狀態的希冀，而這并不是二戰后獨立的亞非拉國家的特殊議題。對于本文采用的國族整合概念，不同的論述者有不完全一致的界定，本文暫且定義為一國之內多元性的群體彼此理順關系并理順與國家的關系，確立起對國家/國族這一政治共同體的歸屬感的過程。這個多元性的群體在不同的國家可能呈現為不同的構成。國族整合是一個過程的概念，也是一個程度的概念。如果說多元群體間的和諧、團結和國族凝聚力是國族整合的高階目標，那么，群體在國家之內的安頓（不尋求分離）、群體之間的和平共存、不發生暴力沖突可以算是一個基本目標。國族整合源出于已經置身于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國家理性：如此，國家自身的存在才能獲得更牢靠的根基；另一方面，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本身也是值得追求的價值。因此，國族整合主要是一項國家政治議題。

　　相對于相似的國族整合任務，不同國家的具體國情、所采取的國族整合路徑、策略及其效果也都各有差異，是一個值得比較研究的領域。筆者關注的印度是一個極端多元的社會，印度的國族整合的進路被概括在“多樣性中的統一”這一國族話語中：在包容多樣性中達成統一。一個偏向中央集權的聯邦制，在一個宗教信仰深厚的社會未對國族身份賦予特定宗教內容、試圖與所有宗教保持平等距離的世俗主義，憲法對多元文化身份的承認，一定程度上的法律多元主義（不同宗教群體各有自己的私法）——這些都是印度建國之初確立的包容多樣性的基本制度框架。然而多樣性與統一之間的平衡的達成不是有了制度框架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的問題，它們之間的張力會一直存在，隨現實變動的格局而消長，而呈現不同的樣貌。印度獨立之后經歷的語言邦運動、不同群體和地區的政治自主性運動乃至分離運動，都曾給印度的國族整合造成或短或長的危機。在解決這些危機的過程中印度中央政府所表現的包容性和彈性是印度國族整合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事情的全部。

　　在印度國族整合的大題目中，印度東北部的整合是一個重要篇章，本文在此不擬對這一復雜的歷史過程進行具體分析。本文處理的只是東北部整合進印度的長長的過程延續到當下這一節點時發生的事情，具體地說，是本世紀初以來大量東北部年輕人來到印度本部都市工作和學習這一現象，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歧視的負面經驗以及他們的回應。本文的經驗材料主要來自筆者于2012年8月—2013年7月在德里訪學期間與東北部學生的接觸、訪談，以及媒體報道。

　　二、印度“東北部”與印度“本部”

　　印度媒體和學術文章中廣泛使用的“東北部人”（northeast people, north-easterners），源于“東北部”作為一個行政管理概念的確立，它的歷史并不長。1947年印度獨立前夕，英屬印度的東北地區包含了東孟加拉省和阿薩姆省，曼尼普爾和特里普拉兩個土邦，以及毗鄰不丹、中國和緬甸的“東北邊疆地帶”（North East Frontier Tracts）。印巴分治，東孟加拉成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1971年獨立為孟加拉國。在印度的部分，是阿薩姆邦和曼尼普爾、特里普拉兩個中央直轄區。1960年代以來由于阿薩姆的山地部落圍繞政治自主性的一系列運動，以及中印邊境之戰所凸顯的這一地區在國防安全中的地位，印度國會通過了不少法案，以便在該地創造新的行政單位或改變已有單位的地位。1971年的《東北部地區（重組）法案》[North Eastern Area (Reorganization) Act] 和旨在促進國家安全與地區發展的“東北部理事會”（North Eastern Council）的成立，標志著“東北部”作為一個“重要的行政管理概念”正式確立。在阿薩姆邦之外，包含在東北部概念中的其他單位都陸續獲得了完全的邦的地位：原阿薩姆邦部落聚居的山區從部落自治區域最終升級為四個部落占主體的邦——那加蘭邦（1963）、梅加拉亞邦（1972）、“阿魯那恰爾邦”[1]（1975）、米佐拉姆邦（1987），曼尼普爾和特里普拉也從中央直轄區上升為邦。喜馬拉雅山南麓的錫金王國1975年并入印度成為一個邦，2002年加入了印度中央政府下屬的“東北部理事會”。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東北部人口約4500多萬，占印度總人口的3.77%。

　　東北部的獨特身份，在與另一個相對使用的詞中表達出來：“mainland India”，姑譯為“印度本部”。這個如今在媒體和學術文章中都廣泛使用的詞，據稱是東北部人首先用來指印度的其他地區的，無疑，它表達了東北部地區類似離島的孤立之感。確實，從地圖上看，東北部印度是一個孤懸的三角：印巴分治使東北部只剩一條細走廊連接到印度本部。這極大地影響到東北部地區內部以及與印度本部之間的交通、通訊和市場聯系，帶來經濟的后退，以及更深刻的心理后果。

　　東北部與印度本部的距離，還體現在歷史經驗上。歷史上，這一地區不曾納入任何印度王朝的版圖，它成為印度的一部分完全是英國殖民統治的附帶結果，而英國殖民勢力在這一地區，一是進入較晚，二是其控制也是不完全的，特別是被英國人稱為“部落”的群體居住的、占過半地域的山區，未完全整合進殖民系統，殖民時期泛印度的反殖民族主義運動在山區影響也很小。從宗教上來說，直到印度獨立之時，印度教的影響只局限在布拉馬普特拉河、曼尼普爾河等河谷地區和山腳，而在山區，基督教的傳播在殖民時代取得了重要進展。世居東北部的本土居民基本都屬于蒙古人種，在語言、族群和文化上與東南亞和中國西南更有親緣關系。并不奇怪，對一些族群而言，獨立的印度對于英印帝國版圖的繼承遠不是理所當然的。印度獨立之后的年代里，東北部地區因為持續的“叛亂”（insurgency）——印度政治語匯中指武裝對抗國家權威的詞——而著稱。可以說，獨立后印度國家對東北部的政治整合是不平順的。簡言之，印度中央政府的舉措，一方面是對叛亂進行武力鎮壓，一方面是在聯邦制的范圍內賦予相關族群政治自主性，通過修憲成立新邦（盡管它們在財政上都不能自給），以及與主要武裝派別達成和解協議或停火協議。自1980年代后期開始，印度中央政府又試圖通過增加發展投資贏得民心。1990年代后期以來，東北部的武裝叛亂大部分得到了遏制。不過直到今天，曼尼普爾、阿薩姆、那加蘭等地仍不大太平，存在著活躍程度不盡相同的地下武裝派別。東北部是印度在族群和語言構成上最復雜的地區，有兩百七十多個族群，他們不僅存在著習俗與文化差異，也存在歷史經驗的差異。在獨立印度的東北部行政管理概念之下，并不存在東北部人的統一身份認同與團結，在這一地區占有主導地位的是族裔民族主義和族群身份政治。

　　實際上，不是所有來自行政管理意義上的東北部的人都是蒙古人種——自殖民時代以來，大量從印度次大陸來的移民和跨族群通婚，至少已使得布拉馬普特拉河谷成為一個種族混雜的地區。而在蒙古人種族與文化的意義上被使用的東北部概念，還應包含西孟加拉邦的北孟加拉和大吉嶺山區。在當下的印度都市，東北部人作為一個有意義的身份范疇被使用源于兩個因素：本世紀以來，來自東北部的年輕人在印度大都市的可見存在；這一移民群體共享的負面經驗也在反過來塑造某種共同的身份意識，即使回到家鄉這一身份就失去意義。

　　三、人口流動：從東北部到印度本部

　　東北部從納入殖民國家結構以來，作為地廣人稀的邊疆地帶，就是次大陸大規模移民的目的地。但在部落集中的山區，自殖民政府一直延續下來的一系列保護性區別對待政策，限制了外來移民的滲透。

　　東北部向印度本部的反向移民，是21世紀初才引起人們注意的新現象。根據民間組織“東北部支持中心及熱線”（North East Support Center & Helpline）的統計，2005年來自東北部印度的內部移民約有34000人，201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414850，5年間增加了12倍。其中，48%，也就是約20萬人選擇了新德里及周邊——他們大多在高中畢業后離開家鄉，除了進入大學繼續學業的，大部分人在零售、服務行業工作，這使他們在城市生活中的可見度很高。

　　關于移民的研究通常從“推”與“拉”兩方面來理解人們的選擇。東北部的青年來到印度本部的都市，一是來上大學，二是來找工作。高等教育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經濟欠發展和缺乏工作機會，是年輕人走出東北部的“推”的因素。與此同時，或許更重要的是“拉”的因素：印度自1990年代初以來的經濟自由化改革，刺激了城市經濟尤其是第三產業的蓬勃發展，也提高了年輕人通過更高教育獲得更好的工作的預期。我在新德里接觸過的東北部大學生，幾乎都是家族中第一代外出求學的人。就像印度其他地方來的大學生一樣，畢業后考上中央政府的公務員是很多人的夢想。

　　在大學和公共部門之外，來到德里及周邊的東北部年輕人主要在零售和服務行業找到了工作，包括印度在經濟全球化中得到快速發展的外包服務中心。我接觸的東北部學生以及一些媒體文章，都談到了東北部青年相比印度本部人在這方面的優勢：他們像東亞、東南亞人的長相使他們帶有一種異國情調，印度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的消費場所都更愿意雇傭他們；在東北部尤其部落占主體的邦，英語是溝通語言，中學多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語言，因此東北部學生一般英語不錯，藏緬語族的母語也使他們的英語口語相比之下更少“印度口音”，為西方消費者服務的外包服務中心喜歡雇傭他們；他們西化的服飾，時尚的外表，不拘禮節和隨和的態度使他們在接待、旅游行業獲得成功。一些勞動力中介機構甚至親自到東北部去進行招聘。

　　四、作為印度人：歷史記憶、現實與日常經驗

　　我曾在社交網站上看到南印的大學里的南印年輕人談到來自東北部的同學，有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們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這一善意的調侃在某種意義上道出了東北部學生的一種心理狀態，只不過，調侃者未必清楚這背后的具體歷史記憶。比如說，很少人知道印度中央政府曾經派空軍轟炸自己的城鎮與村莊——1966年在對付米佐叛亂時。由于對印度政府救災的極度失望，因大饑荒自救而成立的“米佐民族饑荒陣線”（Mizo National Famine Front）在饑荒過去后改名為米佐民族陣線（Mizo National Front），舉起了獨立建國的大旗。轟炸之后，印度軍隊為了便于監控米佐村民，使米佐民族軍無處得到庇護，還強行使村民大規模搬遷到類似集中營的“保護和進步村”。印度軍隊的這一招，學的是英國殖民者對付殖民地反叛的經驗。直到今天，米佐母親嚇唬不聽話的小孩時還會說：“別吵吵，不然‘咼’（Vai）（米佐話中指來自印度本部的印度人）就會來把你綁走。”

　　在1986年米佐民族陣線與印度中央政府簽署和平協議之后，新的米佐拉姆邦實現了持續的和平。在今天，你可以聽到來自米佐社群的與歷史和解的聲音，就像這位名為基瑪[2]的博客作者一直以來的努力：嘗試與本部印度社會進行溝通，讓后者理解包括米佐人在內的東北部人的歷史與現實經驗。在他看來，米佐人從一開始就是認同獨立的印度國家的，是印度國家不把他們當自己人；現在則是印度社會因為他們不同的種族外貌不把他們當自己人。

　　東北部不同族群的經驗和心態也是有差異的。正讀博士的諾尼來自曼尼普爾，他曾跟我說起“令許多曼尼普爾人至今耿耿于懷”的那一段歷史：英國殖民者撤出印度時，曼尼普爾已經有自己的立憲法案，確立了以原曼尼普爾土邦王公為行政首腦、有民選議會的民主政府形式，而在1949年，王公被印度政府召喚到西隆（Shillong，時為印度阿薩姆邦首府），在與民選議會隔絕的情況下，簽署了加入印度聯邦的條約。在諾尼口中，王公是被迫簽署這樣一個條約的。實際上，1949年的這一條約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成為曼尼普爾社會的一個熱點爭論問題。而這自然是跟當時的社會與政治現實相關，這里的現實最重要的是《武裝力量（特殊權力）法案》[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 在曼尼普爾的實施和濫用。

　　賦予武裝力量特殊權力的法案是英國殖民者在1940年代的首創，用以對付印度民族主義運動。1950年代那加人的反叛造成阿薩姆山區的持續動蕩并蔓延到曼尼普爾，為了應對這一局勢，印度政府于1958年通過了《武裝力量（阿薩姆和曼尼普爾）特殊權力條例》（Armed Forces (Assam and Manipur) Special Powers Ordinance），同年“條例”被更名為“法案”。它的核心，是在被宣布為“動亂地區”（disturbed areas）的地方，賦予了軍隊和安全人員非同尋常的權力。在實踐中，軍隊和安全人員勿需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進行搜查、逮捕以至處決，在這一法律實施的地方，都造成了濫用，造成了對平民大量的任意拘禁、行刑、強奸、假造“武裝遭遇”等人權災難。諾尼說，在東北部，曼尼普爾是重災區，在這里軍隊和該法案是最受憎恨的對象，也是直到今天的抗議運動的對象。被稱為“曼尼普爾的鐵娘子”的人權活動分子依拉姆·沙米拉（Irom Sharmila），自2000年開始為了這一法律的廢除連續絕食抗議至今，她一直被警察強制鼻飼。

　　與印度國家的這些經驗遭際使諾尼不能無保留地擁抱自己的印度公民身份，對于印度身份，他的態度可以概括為：“是的，但是……”。這種不情愿的態度，我也在某些那加學生身上看到。

　　與來到德里才學了些印地語的諾尼不同，來自“阿魯那恰爾”的阿黛說一口流利的印地語。她告訴我，在她上學的寄宿學校，老師是從印度北部印地語地區來的，上課的媒介語言和來自不同部落的學生之間交流所用都是印地語。“阿魯那恰爾”是南亞語言最豐富的地區，分布著眾多的部落群體，沒有稱得上主體的語言和族群，也沒有成氣候的內生的政治運動。“阿魯那恰爾”從1972年成為“中央直轄區”，到1987年升格為“邦”，主要是印度中央政府基于地緣政治考慮的舉措。“阿魯那恰爾”的居民一般說來沒有經歷與印度國家的緊張沖突關系。另一方面，印度民族主義取向的民間團體，如1977年成立的韋韋卡南達教團（Vivekananda Kendra），最早的活動就是在這一邊遠的喜馬拉雅地區開辦“韋韋卡南達教團學校”（Vivekananda Kendra Vidyalayas）。如今“韋韋卡南達教團學校”在“阿魯那恰爾”已經有了34所。阿黛所上的，正是其中一所。她說父母送她進這樣的學校，首先是因為它的教學質量好。學校的另一個特色是印度古典文化教育。最大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國民志愿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在“阿魯那恰爾”也有影響，它的主要活動是幫助改造部落信仰，讓其歸屬于印度教。阿黛的家庭屬于信仰佛教的部落，她說她家人都參加了一個儀式成為了印度教徒。印度人身份在阿黛那里，并沒有攜帶歷史與記憶的陰影。

　　諾尼與阿黛，雖然在對印度國家和印度公民身份的態度上有所差異，他們的個人目標是相同的：畢業之后在新德里或其他印度大城市工作。他們還有一點也是相似的：在如新德里這樣的印度大城市的日常經驗。

　　東北部蒙古人種的年輕人來到印度本部的城市，第一個沖擊就是發現自己因為面貌跟周圍人存在直觀差異而被另眼看待，在街頭市井被加以貶損性的稱呼。印度本部自身是一個種族混雜的地方，但印歐語系的北印人、達羅毗圖語系的南印人和一些澳亞語系的部落，盡管存在膚色淺深等差異，都是人們常識中確定的“印度人”，而蒙古人種不是。對于后者，在北部印度，最常用的貶稱是“秦基（Chinki/Chinky）”。這個19世紀后期英語世界對中國勞工的貶稱，在印度被用來稱東北部人、尼泊爾人、藏人，以至任何蒙古人種面孔的人。被人看不順眼的還有東北部人的衣著打扮。東北部年輕女性穿的服裝被認為是西化的，而印度本部的年輕女性，大部分還是穿印度本土服裝。在德里地鐵的女士車廂里，這種對比很顯眼。東北部的年輕男性，尤其那些90后，愛留染有顏色的韓式發型。他們愛時尚，而他們的時尚感覺來自韓國流行文化。這與印度本部以寶萊塢為中心的流行文化形成了距離。

　　那加女學生基姆曾憤憤不平地跟我說，東北部女性比較自由獨立，所以那么多人出來上學、工作，她自己是為此自豪的，而從印度保守的主流社會的角度，就覺得她們交往上隨便，道德上可疑。對于東北部女性的這種偏見，不僅存在于一般市井，也同樣存在于政府或專業機構的辦公室。基姆的抱怨還有，在日常生活中，無論租房，還是坐摩的，別人一看她的樣子，就會抬高價格。這些日常遭遇背后，是印度主流社會的種族、文化偏見與東北部群體作為中下階層移民的弱勢地位的彼此強化。一篇報紙文章曾談到新德里當地人對東北部人的臉譜化印象：隨時隨地喝酒，晚回，隨便的性事；沒有父母家人的保護，因此，房東可以隨意解除租約，摩的司機可以要高價，店員、當地人可以當面戲弄、言辭侮辱。

　　有東北部人總結說，對于蒙古人種的歧視，北印比西印更為丑陋、粗野。這話也適用于北印與南印的對比。實際上，東北部移民在印度本部受到的“種族歧視”已在近年開始成為報章話題。印度社會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歧視，最成系統的當然是種姓歧視，但種族歧視的話題此前很少出現。

　　東北部年輕人來到印度本部，日常經驗告訴他們，且不論他們自己如何看待，他們的印度人身份從另一端來看也不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的種族、文化讓他們被視為陌生人或外國人。

　　五、東北部移民群體反歧視的集體行動與話語

　　對于發生在街頭市井的日常性歧視和騷擾，作為個體的東北部移民一般選擇忍受和忽略，實際上，如果你回擊，很可能引發進一步的羞辱甚至暴力。

　　東北部移民作為群體，還有組織化的回應方式。在德里的大學里，來自東北部的各個族群都建立了自己的學生會，以及跨族群的邦一級以至東北部地區性的組織。除了在各自大學組織文化和節慶活動，他們的一個行動重點，是與行政和警察機構聯系與合作，讓政府與警察增加對東北人遭受的歧視和暴力的敏感——成就之一，是2011年內務部宣布使用“秦基”這樣的仇恨言辭最高可以處5年監禁，盡管這一懲罰措施從來沒有真正實施過。面向學生和非學生群體的，如前文提到的“東北部支持中心及熱線”，則幫助移民處理各種困難和問題包括討薪。一個比較新的組織是2012年在孟買、德里和班加羅爾成立的“東北部印度形象管理者”（North East India Image Managers）。這一組織的成立是基于如下的認識：針對東北部人的種族歧視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無意的，但它的根源是無知，這只能通過更好的溝通來消除。因此，該組織把向印度本部社會介紹東北部作為自己的任務。他們指出，對于東北部的無知不僅普遍存在于普通印度人之中，正式出版的知識性書籍中關于東北部的地理和文化事實也多數是錯誤的，荒謬的事情很多。

　　東北部移民群體的公共抗議是最近幾年凸顯出來的一種重要的回應方式。2014年1月29日，在新德里一個市場，來自東北部“阿魯那恰爾邦”的十九歲學生尼度·塔尼亞姆，因反駁一個店員對他外表與染了的頭發的嘲笑，被后者及其他店員圍毆，尼度第二天因內傷死亡。這一暴力事件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就引發了印度多所城市東北部群體的街頭抗議風潮。在東北部移民群體中，就像在其他移民群體中一樣，受過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和高校學生是最有政治意識的，他們也是諸多公共行動的主體。在主要是這兩個群體參加的、為尼度的死而在印度各地舉行的蠟燭聚會和游行抗議中，除了要求正義和譴責東北部人歧視的標語之外，還有不少這樣的標語：“印度人，不是秦基”，“一個印度人應該長什么樣子？”，“我們不是外人，我們是印度人”，“要求全國課程納入東北部內容”，等等。這里表達的對印度國族身份的肯定以及國族整合的愿望，在東北部移民群體近十年的反種族歧視的集體行動和話語中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六、國族：理性確認與情感距離

　　東北部移民群體在近十年反種族歧視的集體行動和話語中表達的對國族身份的確認，在幾個方面都是有意味的。首先，東北部群體遭遇到的歧視與印度其他群體受到的歧視相比，特殊之處在于其中涉及到對他們國族身份的質疑。這迫使東北部群體更切近地意識到國族身份問題。其次，對蒙古人種的歧視并不等同于東北部人歧視，比如說，大量從尼泊爾來到印度打工的、同屬蒙古人種的尼泊爾人遭受的歧視和暴力，就被國族身份的話語排除了出去。國族身份的話語，使反種族歧視的合法性不僅僅建立在一個普泛的人權原則上，更建立在國族作為特定的情感共同體的更牢靠的基礎上，后者的有效性與排他性關聯在一起。一位來自特里普拉的說唱歌手自述的經歷正好可以作為注腳。2007年這位歌手剛來到德里沒幾天，受到兩個當地青年的攻擊，被刺了數刀，那兩個人一邊討論要不要把他結果了。一個說：“他是尼泊爾人，干掉得了。”他澄清自己來自特里普拉。這兩人聽到后態度立轉，把他扶了起來，往他胸前傷口上貼了創可貼，甚至跟他說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來找他們。

　　再次，東北部人在抗議種族歧視時公開表達的肯定印度國族身份的態度，對于印度主流社會，也是一個新的信息。主流社會的一般印度人注意到東北部，多半是在負面新聞中：武裝叛亂與分離運動，族群暴力，等等。有論者指出，本部印度人對東北部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對這一地區有可能從印度分離的深刻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們同樣深刻地感到，那里的人從文化和種族上從未歸屬于印度。因此，當東北部年輕人向媒體鏡頭抱怨他們在德里和孟買被當作外國人對待時，像下面這位來自印度本部的有識之士就表達了他的欣慰：他在《印度斯坦時報》的博客欄目中敘述了1980年代他的米佐女朋友和同伴，那個時候來到本部印度上大學的少數東北部人，如何樂意被當地人當作外國人，他們更愿意保持距離，并不想成為印度人的一部分。而現在，他看到東北部年輕人想要被看作印度人。盡管我們可以說“被當作外國人對待”的內容在這兩個例子中是不同的，但東北部年輕人對印度國族身份、公民身份的態度確實發生了重要的轉變，哪怕不是所有人。

　　探究這種轉變需要更細致的民族志研究，本文在此只能勾勒一些線索：我們恐怕不能忽略這一代人在東北部家鄉的成長經驗，在有些地方，他們在暴力之后的和平年代成長，在另一些地方，分離/獨立運動走向頹勢、為自我生存而消耗著自己的道德合法性；我們也不應忽略全球化時代深刻塑造了這一代人對（中產階級）好生活樣貌的想象，而印度本部都市意味著機遇，與它們相比，年輕人眼中的東北部絕大多數地方“發展滯后”、“治理水平偏低”。德里的東北部年輕移民的經驗里存在著某種吊詭：他們因為種族與文化獲得某些就業領域的親睞，又因為同一特質而在街頭、市井遭受歧視、騷擾。從另一方面來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印度本部都市的負面經驗，并沒能阻止他們繼續留下來，也沒能阻止更多的東北部年輕人繼續到來——為了更好的個人前途。可以說，在其他因素之外，當經濟與就業已經把他們整合進主流社會的一體化市場和國家系統之中，他們獲得了更為積極地看待印度公民身份和國族身份的動力，而印度國族身份也成為他們反對歧視的更具情感效力的正當性來源。

　　東北部移民群體在反歧視的話語和行動中表達的對印度國族身份的肯定，可以看作是一個理性的確認，在東北部整合進印度的過程中也是一個標志性進展。而這一國族整合過程的前景，還要看印度本部社會的回應——這里的“社會”是大眾社會，是民情，不是英文媒體上發表支援東北部群體言論的自由知識分子能全部代表的。當下的問題發生在社會與情感的層面，這都不是國家的政治舉措或政策規劃可以短期奏效的。一方面，改變無知與文化偏見涉及到一個長期的社會化的過程；另一方面，在快速城市化、社會變動加劇的印度，對東北部移民的歧視與暴力還聯系著階級結構的因素，這就如某些評論者說的，“東北部移民在印度城市職業上的成功使他們成為攻擊目標”。在和我的私人郵件交流中，諾尼也很悲觀：“更多的接觸和向上流動只是帶來了更多（對東北部人）的憎恨”。狀況確實不可能立刻改變。因此，即便在公共抗議中表達了對印度國族身份的確認，東北部移民群體與印度主流社會的情感距離仍然顯著存在。政治經濟利益支配人們的理性考量，而情感有自己獨立的來源，比如說，記憶與日常經驗。在東北部移民的例子里，負面的歷史記憶或日常經驗，正是導致疏離感的原因。歷史無法改變，努力方向只能是和解，而和解需要現實的條件與動力。建立在社會互動之上的日常經驗領域，則面臨消除因差異而產生的偏見、因階級結構導致的沖突等長期而困難的任務。

　　七、結語

　　印度本部都市的東北部移民經驗既呈現了印度國族整合的進展也表露了它的問題。印度獨立之后六十多年的時間里，東北部經歷了動蕩到相對的和平的歷程，如今，東北部年輕人對印度本部都市的向往、對印度國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態度轉變，無疑標志著東北部整合進印度政治共同體的重要進展。在其他因素之外，這一代人改變的希冀和印度意味著的機遇，使年輕移民獲得了更為積極地看待印度公民身份和國族身份的動力，而印度國族身份也成為他們反對歧視的更具情感效力的正當性來源。另一方面，針對他們的種族歧視與偏見的存在又標示了主流社會與他們之間的距離，東北部群體對于印度國族身份的理性確認，也并不意味著同時伴隨情感上的擁抱。

　　就國族整合的多重維度而言，當下的問題發生在社會與情感的層面。印度國家在對多元群體的政治整合方面表現了極大的彈性和包容性也取得了相當成就，但各群體在社會與情感層面的整合則一向是其軟肋。我們或許可以預期，隨著時間的推移東北部移民的印度人身份問題對印度主流社會可能不再是突出問題；這并不意味著歧視與偏見的消失，只是它變成了一個內部問題，就像許多其他群體的問題一樣。

　　但即便國族的社會和情感整合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措施可以短期奏效的，這并不意味著國家就無所作為。國家能做的是消除障礙。在本文的例子里，《武裝力量（特殊權力）法案》，對于許多東北部人就是從情感上歸屬于印度國族共同體的障礙。就主流社會對東北部的無知與偏見而言，印度國家的公共教育與傳播也負有重要責任。當然，印度國家也并非毫無建樹，它發揮了作用的地方都與公民社會相關：一是開放出公民社會的空間，在這里東北部群體可以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包括與政府機構的合作，也包括抗議示威。這也是東北部群體與印度主流社會通過各種媒體嘗試溝通并尋求和解的空間。二是及時回應公民社會中凝聚起來的意見和訴求，比如尼度事件之后，在東北部民間團體和政治領導人的呼吁下，印度中央政府已經同意，將東北部的地理、本地人的歷史、傳統與文化納入統一的中學教材。正是這一表達空間和互動渠道的存在，使東北部群體能夠發揮主體性，主動助推國族整合。

　　最后，東北部移民群體的經驗提供了一個檢討“多樣性中的統一”的印度國族話語的機會。“多樣性中的統一”作為國族話語是一個關于文化的話語。在當代印度，文化的多樣性是一個可見的也得到了制度保障的現實，關鍵是統一性如何理解。對此有兩個闡釋方向，一個指向歷史，如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所代表的，在漫長的歷史中多種文化在印度地域空間中不斷發生混和而形成了一個復合的文化。可與這個復合文化相提并論而又更可感的，就是人們常識中的“印度性”。蒙古人種的東北部群體在種族面貌、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免受種姓倫理的影響——上，都超出了民間關于“印度性”的常識辨識范圍。統一性的另一個闡釋方向指向現代：真正稱得上印度的國族文化的，是以板球、寶萊塢電影為代表的現代大眾文化。這已成為印度的某種社會共識。在這方面東北部仍然存在著相當的落差。因此，東北部群體給印度通行的國族話語帶來了真正的挑戰：必須重新思考統一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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