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烏鴉。

　　6月23日晚，在俄羅斯聯邦的達吉斯坦共和國第二大城市——杰爾賓特突然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多名恐怖分子手持自動武器，沖進了一所正在進行宗教活動的東正教堂，先是槍殺警衛，然后刺死了66歲的東正教牧師尼古拉·科特爾尼科夫。

　　幾乎同一時刻，一座猶太教教堂也遭到恐怖分子的縱火燃燒。

　　大約兩小時后，達吉斯坦共和國首府馬哈奇卡拉也遭到了襲擊，首先遭殃的居然是一所交通警察的哨所，其次則是一所東正教教堂。從現場視頻來看，訓練有素的恐怖分子，一人手持AR-15突擊步槍，另一人手持AKM突擊步槍，從容不迫地和警察對射。

　　根據達吉斯坦共和國政府的消息， 槍手之后在馬哈奇卡拉市的圣母升天主教座堂附近與警方爆發激烈的槍戰，槍戰一直持續到深夜?，F場拍攝的視頻顯示，濃煙彌漫在城市上空，居民四處奔逃躲避槍彈。

　　激烈的反恐戰斗一直持續到深夜，截至目前，根據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達吉斯坦共和國衛生部的說法為：20人在恐襲中死亡，其中包括17名警察，另有44人受傷，其中37人為警方人員。在杰爾賓特有2名、馬哈奇卡拉則有4名、共6名恐怖分子在戰斗中被殲滅。

　　之后，又是那個惡名遠揚的“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K）宣布對此事負責。

　　為什么要說“又”呢，因為幾個月前發生在莫斯科的重大恐怖襲擊事件也是這個IS-K宣稱負責的，同時，包括上半年發生在伊朗、阿富汗等地的恐怖襲擊也和這個IS-K有關。

　　其實，不光是IS-K搞事不讓人意外，恐襲發生在“達吉斯坦”，也并不奇怪，那里一直籠罩在恐怖襲擊和宗教仇殺的陰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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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吉斯坦，是俄羅斯聯邦的一個自治共和國，擁有約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孕育著近三百萬的人口。其所在的高加索地區，作為連接東西方文明的交通要道，橫貫著被譽為“歐洲第一山”的高加索山脈，將這片土地分為北高加索與南高加索兩部分。

　　高加索地區山地連綿，湖泊河流交織，形成了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這種環境使得各地住民相互隔絕，長久以來孕育了眾多的民族和獨特的語言文化。中世紀阿拉伯史學家阿濟里在游歷此地時，僅在達吉斯坦就發現了300多種難以溝通的語言，因此他將高加索譽為“諸語言之山”。

　　然而，這片土地的歷史卻充滿了戰火，不同民族和各封建勢力之間的爭斗，以及大國的插手，使其一直不得安寧。

　　地處俄國、波斯和土耳其交鋒地帶的高加索，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三國爭奪的焦點。1801至1830年間，俄國歷經多次與土耳其和波斯的戰爭，最終取得勝利，并獲得大部分南高加索的控制權。然而，征服北高加索山民的過程卻異常艱難。1816年，葉爾莫洛夫出任高加索軍總司令，他建議沙皇對北高加索進行全面軍事征服。于是，1817年，沙俄武力征服山民的高加索戰爭正式拉開帷幕。

　　這場戰爭曠日持久，其中俄軍與沙米爾山民武裝之間的軍事對抗尤為激烈。

　　19世紀20年代末，穆里德教派在達吉斯坦地區興起，該教派宣揚“圣戰”思想，號召北高加索各穆斯林民族聯合起來，共同抗擊俄國異教徒的入侵。穆里德教派在北高加索地區迅速擴大影響，越來越多的山民加入反抗俄軍的隊伍。

　　穆里德教派的領袖稱為“伊瑪目”，是山民武裝力量的核心人物。1834年，沙米爾成為第三任伊瑪目，他領導下的北高加索山民武裝組織不斷壯大。1840年，沙米爾建立了伊斯蘭軍事神權國家——“伊瑪瑪特”。

　　這個具有宗教性質的民族政治聯盟占據了東北高加索大部分地區，主要是車臣和達吉斯坦。當地山民在伊斯蘭教法典基礎上，按照戰時原則建立了一套嚴密的軍事管理體系。

　　沙米爾以其驍勇善戰，沉重打擊了俄國軍隊，使得各族山民聯合抗敵，沙皇盡快結束戰爭的希望落空，俄國因此陷入了高加索戰爭的泥潭之中。

　　沙米爾

　　到1840年，沙米爾的隊伍規模擴大至1萬多人。到了1843年，俄軍在達吉斯坦和車臣的工事及堡壘已被摧毀或被攻占，沙米爾多次大敗俄軍，在穆斯林山民中的威望日益提升。

　　此外，1848年的歐洲革命以及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極大地分散了俄軍的力量，使得高加索的戰事陷入了膠著狀態。然而，由于雙方實力懸殊，沙米爾最終還是遭遇了失敗。1859年，沙米爾投降并被押解至圣彼得堡，標志著北高加索戰事基本結束。而1864年，最后一批切爾克斯人被征服，持續半個世紀的高加索戰爭正式落下帷幕。

　　俄國雖然最終取勝，成功兼并了整個高加索地區，但這樣漫長而艱難的戰爭在俄國歷史上實屬罕見，沙皇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沙俄征服高加索

　　高加索戰爭期間，沙皇政府每年將80%的軍費投入到高加索地區，這一數額幾乎占當時俄國財政收入的45%～50%。在高加索戰場上，俄軍正規軍最多時達到了40萬人，而死傷也達到數十萬，慘烈程度可見一斑。北高加索成為了俄國對外擴張進程中最難攻克的屏障之一，其戰略地位和歷史意義不容忽視。

　　當地山民對沙俄統治的反抗程度異常激烈，加之高加索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沙皇政府不得不考慮如何有效地管理山民以穩固邊疆統治。

　　而后來俄羅斯帝國時期在北高加索地區，特別是達吉斯坦實行的，是一種特別的管理制度——“軍事-民族管理制度。”

　　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地方的行政管理權力掌握在俄國軍官手中，而當地的山民則可以按照自己的習慣法和伊斯蘭教法來處理內部事務。

　　1860年，高加索總督巴里亞京斯基頒布了《達吉斯坦州管理條例》，正式在達吉斯坦地區確立了軍事—民族管理制度，該制度涵蓋行政與司法兩大領域。

　　行政上，達吉斯坦被劃分為軍事與民事管區，由俄國軍官負責管理；司法上，則設立了州立與民族法院。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俄國穩定了邊疆局勢，但同時也存在問題：它既促進了當地社會融入俄羅斯法律體系，又被視為沙皇維護殖民統治的工具，從而加劇了穆斯林與俄國政府之間的矛盾。

　　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制度的弊端日益凸顯，俄國統治階層內部開始出現改革的呼聲。然而，政府因擔心失去對高加索的控制而未予廢除。同時，沙皇政府對山民始終持有偏見，視其為野蠻人和宗教狂，認為只有通過軍事管理才能防范其勢力，并讓當地人認同自己的“俄國人”身份。因此，軍事—民族管理制度實質上成為了俄國統治異族邊疆的殖民手段，旨在加強對穆斯林山民的控制，以保障其殖民統治和后續的擴張進程。

　　這導致雙方矛盾加劇，包括達吉斯坦當地的反俄起義不斷，其中尤以1877年規模最大，而沙俄當局應對的方法就一個字：“殺”！

　　除了血腥鎮壓外，沙俄還組織了大量俄族貧苦移民移居達吉斯坦等高加索地區，并在當地傳播東正教，到了1913年底時，俄羅斯族已經占據達吉斯坦總人口的11.4%，而當地城市人口中，俄族更是過半。

　　1917年11月，達吉斯坦趁“十月革命”之機宣布獨立，并成立了“北高加索山地共和國”。不過，1919年5月，白匪軍頭目鄧尼金部隊占領該地，“山地共和國”滅亡。次年3月，蘇俄紅軍趕走鄧尼金部隊，在達吉斯坦建立蘇維埃政權，標志著“軍事—民族管理制度”的終結。

　　“山地共和國”及“國旗”

　　為促進民族團結，蘇維埃政權決定尊重當地人民意愿建立相應制度。但達吉斯坦的宗教勢力卻借機死灰復燃，他們以“達吉斯坦穆斯林意愿”為由，建立起“伊斯蘭教法法院”，規定當地穆斯林可免受世俗法庭審判。這一時期，“血親復仇”、“榮譽謀殺”案件頻發，伊斯蘭法庭則將其赦免，蘇維埃政權幾乎被架空。

　　1922年蘇聯正式成立后，當地宣布“宗教法庭”為非法，此舉卻引發了多次民族仇殺和叛亂。1927年，達吉斯坦的“地下宗教法庭”被徹底肅清。次年，蘇聯政府修改《刑法》，明確規定“鼓吹伊斯蘭教法將被判勞改營監禁”。

　　并入蘇聯的達吉斯坦

　　此后，蘇聯加強了當地的世俗化教育，并不得不復刻當年沙俄的“歷史經驗”，鼓勵大量移民墾荒。

　　至1939年，達吉斯坦的俄族人口占比已近20%，城市人口更是超過70%，創歷史新高。經過多次肅反行動，當地極端宗教勢力幾乎被徹底肅清，達吉斯坦終于迎來了穩定時期。

　　二戰時期，車臣、印古什等民族因部分人與德軍勾結而遭到“整族流放”的懲罰。盡管達吉斯坦相對較為順從，但也受到了一定波及，部分族人遭到流放。盡管如此，達吉斯坦當地的世俗化程度遠高于車臣，但極端宗教思潮卻并沒有被徹底肅清，這無疑為未來埋下了隱患。

　　被流放的達吉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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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宗教可以迅速而堅定地團結人心，使人變得狂熱。尤其是社會邊緣人群、極端民族主義者、 宗教活動家、以及對現世不滿的青年人。

　　而在1980~1990的北高加索地區，隨著傳統伊斯蘭教復興和政治化發展， 該地區出現了一股新的伊斯蘭思潮——遜尼派瓦哈比派，并在車臣和達吉斯坦共和國不斷“壯大”。他們聲稱只有安拉的法律才是世界上唯一的法律，要用“圣戰”來全面確立教法的神圣地位，鼓吹地區人口全面伊斯蘭化，企圖在官方宗教機構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讓穆斯林反對政府部門，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和武裝部隊。

　　達吉斯坦境內的瓦哈比派

　　他們否認傳統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朝覲、禮拜、厚葬、道乘等），否認社會傳統風俗（尊老、承認權威）以及俄羅斯民族文化特色，企圖改變本土穆斯林生活方式，這遭到了大多數當地穆斯林的反對，也進一步激化了穆斯林內部矛盾和教派分裂沖突，使得俄羅斯穆斯林聚居區出現了解體進程。相應地，宗教極端分子逐漸公開了自己的政治意圖，即奪取車臣和達吉斯坦的政權，在高加索地區建立哈里發國家。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意圖引發了北高加索地區穆斯林內部沖突。

　　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達吉斯坦整個地區經濟幾近崩潰，長期累積的政治經濟問題開始暴露出來：經濟管理失控，生產水平落后，商品短缺，工廠倒閉，工人失業，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滑，而隨即形成的“寡頭經濟”，加大了貧富差距，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糟糕的經濟狀況給達吉斯坦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包括失業、腐敗、犯罪、社會不公、階級分化、管理水平低下、民族矛盾、移民、貧困、宗教內部分歧等等。讓更多達吉斯坦民眾，尤其是青少年（14-30 歲），處于社會邊緣的“灰色地帶”，這一群體在思想上更易受到極端意識形態的利誘蠱惑。于是乎，宗教勢力通過教育、宗教活動傳播伊斯蘭極端思想，比如：

　　1、興建宗教學校，舉辦青年穆斯林夏令營、研討會；

　　2、成立出版社，印刷大量帶有極端主義思想的刊物；

　　3、打造伊斯蘭極端主義宣傳網絡。

　　在此情形之下，伊斯蘭極端主義開始在達吉斯坦逐漸坐大，尤其是兩次車臣戰爭對達吉斯坦共和國的負面影響深遠而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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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達吉斯坦與車臣之間緊密的宗教與民族紐帶，使得車臣的沖突極易蔓延至此，從而觸發了達吉斯坦政治分歧與社會緊張局勢，除了兩次車臣戰爭導致的直接戰亂外，車臣小卡德羅夫的執政理念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之前烏鴉給介紹過車臣現狀，其中主要說明了，統治車的小卡德羅夫家族雖然宣布臣服普京，但他卻利用了俄聯邦的補貼大肆進行宗教擴充，車臣當地的世俗化反而越來越低，尤其是小卡德羅夫強調“忠于普京個人”，卻想方設法淡化“俄羅斯國族認同”。

　　而小卡的這種策略，不僅影響了車臣，還包括同車臣自治共和國接壤的區域，包括印古什和達吉斯坦。

　　蘇聯時期，達吉斯坦當地民間的伊斯蘭信仰原本已經趨于世俗化，但隨著車臣開始強勢維穩，車境內的一些強硬分裂分子們紛紛逃到達吉斯坦搞事。這些從車臣外溢過來的暴力與不穩定情緒，如同漣漪般擴散至達吉斯坦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加劇了當地社會的動蕩，并在族群間播撒了緊張與猜疑的種子。戰爭的陰影籠罩之下，民眾的心理狀態遭受重創，生活秩序也被徹底打亂。

　　這還嚴重阻礙了達吉斯坦的發展步伐，迫使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應對難民安置與戰后重建等艱巨任務。

　　除此之外，面對外部極端宗教思想的輸入，俄聯邦政府以及達吉斯坦自治共和國政府也沒有采取實質性的強硬措施，這使得達吉斯坦民間也逐漸趨向激進，但這一切卻被外界長期忽視。

　　直到2016年7月10日，一段視頻在全世界的社交網絡平臺火爆才讓世人發現當地的極端思潮已經有坐大的征兆：畫面中，一名身著便裝的男子被捆綁跪在地上，一名暴徒逼迫他說出“讓所有警察辭職滾蛋”的話，但他寧死不屈，只是淡然地留下一句話“兄弟們，繼續干！”

　　這名男子叫努爾巴甘多夫，是一名警察，當時在休假的他正和表兄弟野餐，結果不幸遭遇四名極端暴徒的劫持。

　　極端分子在殺害努爾巴甘多夫的表弟后，發現了努爾巴甘多夫的警察證件，于是想到拍攝視頻以羞辱俄羅斯政府，不過努爾巴甘多夫的寧死不屈使得極端分子的陰謀最終落空，同時也感動了整個俄羅斯甚至海外所有正義人士。

　　但那件事也讓俄羅斯政府大為震驚：堂堂的警察竟然能被恐怖分子用這張“處決式”的手法殘害，還被拍成威脅視頻發布，可見當地的極端宗教勢力以及囂張到何等地步。

　　于是，俄聯邦政府及達吉斯坦自治共和國政府決定從政治、經濟、思想三個維度出發，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旨在緩解社會矛盾，遏制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蔓延，并團結社會各界力量，共同抵御伊斯蘭極端主義對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威脅。

　　首先是大力從正面的角度宣傳伊斯蘭教，勸止其他非穆族群無差別攻擊俄穆斯林群體，俄政府多次宣稱：作為世界三大傳統宗教之一，伊斯蘭教在俄羅斯文化與歷史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俄羅斯公民中的穆斯林比例為20%，總人口超過2500萬，因此，俄羅斯政府決不允許任何針對伊斯蘭片面妖魔化宣傳。

　　為了落實這一點，俄聯邦大力扶持俄羅斯穆斯林管理中心，普京本人還親自出席了管理中心成立225周年的慶典，并強調稱：伊斯蘭教是俄羅斯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國家道德建設、構建價值觀體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時，政府通過一系列教育活動，培養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國家認同感和民主價值觀，為社會的和諧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礎。

　　在強化達吉斯坦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俄政府也試圖通過宣傳來引導公眾正確認識伊斯蘭教，在忠于宗教信仰的同時，也要有俄羅斯國族認同。

　　其次，致力于改善地區居民生活水平，促進就業與區域經濟發展。達吉斯坦憑借其豐富的農業資源、水資源和自然資源，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政府通過發展農工綜合體、推廣機械化農業、扶持羊毛產業等措施，有效解決了大量就業問題，并創造了可觀的經濟價值。

　　同時，依托豐富的文化遺產和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達吉斯坦積極發展旅游業，通過完善基礎設施、打造個性化旅游線路等方式，吸引國內外游客前來觀光消費，為當地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達吉斯坦旅游

　　再者，加強政府執法力量建設，嚴厲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活動。俄聯邦高度重視反恐怖工作，成立了跨部門反恐怖委員會，負責協調各級執法機構的行動。通過引入大數據等先進技術手段，政府能夠更高效地監控極端主義分子的活動軌跡，及時預警并精準打擊恐怖襲擊行為。此外，政府還積極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共同應對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全球挑戰。

　　最后，注重網絡監管與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網絡成為極端主義傳播的重要渠道。俄羅斯政府不斷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加大對網絡空間的監管力度，并利用大數據等高科技手段提升反恐能力。同時，俄羅斯積極與周邊國家及國際組織合作，嘗試共同構建反恐防線。

　　那么， 經過了那幾年的努力，俄羅斯在達吉斯坦的上述措施有沒有起到完全遏制宗教極端思潮的作用呢？

　　對此，烏鴉只能說“如有”！

　　就說這次在馬哈奇卡拉的行動中，一共有4名恐怖分子被打死，結果其中三人的身份一經曝光立刻震驚全俄：其中兩個竟然是俄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位于達吉斯坦支部的黨委書記、謝爾戈卡拉區區長馬戈梅德·奧馬羅夫的兒子，還有一個人則是他的侄子。

　　事情曝光后，統俄黨第一時間就采取了行動：將馬戈梅德·奧馬羅夫“雙開”，并對其實施管控措施。

　　而奧馬羅夫也第一時間“承認錯誤”，說自己對兒子“疏忽管束”，這話吧，只能說信不信由你。

　　尾聲

　　要知道，此前莫斯科恐怖襲擊事件中抓獲的那四名塔吉克斯坦籍襲擊者。至少明面上是外國的底層打工人，是所謂的“國內混不下去，為了區區幾萬塊走上殺人放火的道路”，這種社會的邊緣人士被恐怖組織吸納，從原子化的個人被組織招募，從而覺得自己擁有了無窮的力量，這還勉強能說得通。

　　但現在確定的這三個恐怖分子，可以說算是當地官僚階層的群體，更關鍵點是，他們可是體制內的呀，按理說他們接受國家的愛國主義教育和重點栽培，本應該是維護達吉斯坦地方安寧的基石，可他們卻放大好前途不要，卻甘于淪為恐怖組織的走狗，甚至去干這種最為低級的恐怖襲擊“炮灰”的臟活，要說這全都歸功于IS-K的蠱惑，你信嗎？

　　想到此，讓人頭皮發麻，俄羅斯政府在達吉斯坦搞了這么些年的“統戰”以及去極端化教育，結果，體制內現在倒出了內鬼了。

　　由此可見，在達吉斯坦甚至整個內高加索地區的體制內，和恐怖組織相勾結的“兩面人”恐怕不是極個別，奧馬羅夫區長的兩個兒子、一個侄子曝光出的隱患怕只是冰山一角。

　　畢竟俗話說得好，當你看到在屋里看到一只蟑螂時，可能墻壁中已經藏著成百上千只蟑螂了！

　　參考資料：

　　汪金國、楊忞：《論俄羅斯邊疆地區的俄羅斯族人口流失問題———以達吉斯坦共和國為例》

　　婁益華：《帝俄時期北高加索軍事—民族管理制度探析———以達吉斯坦地區為例》

　　軍武次位面：《俄羅斯突發恐襲！恐怖分子當街與警方對射，造成64人死傷！中國需要出手了！》

　　蔣莉: 《俄羅斯的民族問題》

　　達吉斯坦共和國最高委員會信息分析中心

　　曹鵬鵬: 《土耳其對外高加索地區的政策及其困難》

　　張來儀: 《俄國泛突厥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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