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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迪·迪恩(Jodi Dean)是美國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學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政治學系長聘教授，知名左翼政治學者。今年4月9日，她在維索(Verso)出版社網站上發表了題為“Palestine speaks for everyone”【譯為《巴勒斯坦為所有人發聲》】的文章，為激進、普遍的巴勒斯坦解放事業辯護，引發了爭議。該校校長發表聲明，公開譴責迪恩的觀點，并禁止她繼續授課。

　　迪恩的文章追溯了去年10月7日軍事行動的淵源——1987年第一次起義時期的“滑翔傘之夜”，指出這是巴勒斯坦不同抵抗力量的聯合行動，鼓舞巴勒斯坦人民從被動的難民轉變為主動抗爭的政治主體。迪恩指出，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為代表的一部分西方左翼站在了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對立面。巴特勒多次撰文提出應“迫使哈馬斯這樣的組織消失”，且批評激進的美國高校學生。迪恩認為這一立場的根源是去政治化、泛道德化和個人化的左派政治，導致西方左翼逐步喪失團結的能力，再也無法撼動統治階級的地位。當前的危機為扭轉這一政治格局提供了可能的出路，“千千萬萬，我們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口號意味著在帝國核心中，反帝力量正走向聯合。因此，迪恩認為，借助當前的抗議活動，一種新的革命主體正在巴勒斯坦與帝國內部生成，在這個意義上，巴勒斯坦為每一個人發聲。

　　迪恩肯定了哈馬斯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積極意義，顛覆了西方主流敘事，具有重要價值。不過我們認為，在反帝的事業上，左翼能夠與哈馬斯統一戰線，但并不意味著無條件接受哈馬斯的一切主張。我們現將迪恩的文章譯為中文，供大家參考。

　　我們特別邀請迪恩教授為中國讀者寫幾句話，以下是她的贈言：

　　中國長期以來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爭取擺脫殖民壓迫和外國統治的解放斗爭的合法性，美國的情況并非如此。在美國，超過三千名學生和教師因聲援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示威而被捕。由于對巴勒斯坦的支持，像我這樣的教員已被停職或解雇，并接受調查。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繼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對巴勒斯坦人民進行種族滅絕戰爭，而中國在推動巴勒斯坦主要政黨之間的對話。正如全世界數十億人認識到的那樣，巴勒斯坦終將獲得自由。

　　作者｜喬迪·迪恩(Jodi Dean)

　　翻譯 | 雨博、云岫、侯農、YW

　　圖片來源：Bloomberg

　　原編者按：自從這篇文章發表以來，喬迪·迪恩受到了她任教的大學校長的公開譴責，并被“解除了課堂職責”。這種對基本學術自由的明顯侵犯只是美國和其他地方的高等教育機構為鎮壓聲援巴勒斯坦解放斗爭的更大規模持續施壓的一個例子。

　　一

　　飛行，風箏及革命主體的反抗行動

　　10月7日拍攝的滑翔傘戰士避開以色列防空系統的畫面令我們許多人感到振奮。這是自由的時刻，打破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人屈服于占領和封鎖的預期。在他們身上，我們目睹了看似不可能的勇敢的反抗行為，盡管我們知道巨大災難會隨之而來（以色列施行非對稱戰爭并以超大規模武力采取報復行動并非秘密）。但看到被壓迫的人們推倒封鎖圍欄，在空中自由飛翔，誰能不感到振奮呢？

　　這種集體可能性的震撼使人們覺得似乎每個人都可以獲得自由，似乎帝國主義、占領和壓迫能夠而且將會被推翻。正如巴勒斯坦戰士萊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在回憶錄《我的人民將活下去》中描述的一次成功的劫機行動，“似乎行動越壯觀，我們人民的士氣就越高漲。”這些行動打破了預期，創造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將人們從絕望中解放出來。

　　萊拉·哈立德的回憶錄《我的人民將活下去》

　　圖片來源：網絡

　　目睹這樣的行動時，我們中的許多人也會感受到新的可能性。我們的反應表明了這些行動釋放的主體效應：因為一個主體在給定的秩序中劃開了一條裂縫，世界已經發生改變了。借用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的觀點來說，我們看到該行動是由一個主體引起的，從而產生將該主體作為引起它的那個行動的追溯效應。帝國主義試圖在這些情緒擴散得太遠之前將其壓制。它譴責它們，并宣布它們是禁區。

　　我們在帝國主義環境中看到的巴勒斯坦人的形象通常是描繪毀滅、喪親和死亡的圖片。巴勒斯坦人的人性取決于他們的苦難、他們所失去的以及他們所忍受的。巴勒斯坦人得到了同情，卻得不到解放；解放會侵蝕同情心。這種受害者的形象塑造了作為平民的“好”巴勒斯坦人，如果是兒童、婦女或老人那就更符合標準。那些反抗的人，尤其是作為有組織的團體的一部分，被視為壞人：必須被消滅的可怕敵人。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是攻擊目標。

　　因此，攻擊“好”巴勒斯坦人的過錯就歸咎于“壞”巴勒斯坦人，這進一步證明了根除他們的理由：加沙的每一寸土地都為恐怖分子提供了藏身之處。對情感的管控擠壓了巴勒斯坦人獲得自由的可能性。

　　對情感的管控是政治斗爭的一部分。任何激發被壓迫者將獲得自由、占領和封鎖將結束的感覺的事物都必須被消滅。帝國主義者和猶太復國主義者將10月7日的事件簡化為一系列恐怖行為，不僅是為了掩蓋殖民主義、占領和封鎖的歷史與現實，更是為了防止這種混亂的裂縫進一步產生擴大該裂縫的主體。

　　第一次起義(intifada)始于1987年的“滑翔傘之夜”。11月25日至26日，來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總指揮部【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 General Command，PFLP-GC,譯者注：以下簡稱為“巴人陣”，意識形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巴人陣成立于1967年，組織過一系列反抗活動，包括劫機事件，引發了全世界對于巴勒斯坦人困境的關注】的兩名巴勒斯坦游擊戰士降落在以色列占領區。兩人都犧牲了，其中一人在被害前殺死了六名以色列士兵，并打傷了另外七名士兵。此后，游擊隊員成為民族英雄，加沙人在墻上寫下“6：1”來嘲諷以色列國防軍。

　　紀念1987年“滑翔傘之夜”海報

　　圖片來源：The Palestine Poster Project Archives

　　甚至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也贊揚了這些戰士：“這次襲擊表明，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一個決定成為烈士的游擊隊員。”如果他們有飛翔的意愿，沒有什么能夠壓制或阻止他們。“滑翔傘之夜”重新點燃了1967年6月阿拉伯國家戰敗之后巴勒斯坦革命的情感能量，也刺激了1968年3月卡拉馬戰役后游擊運動的發展。在“滑翔傘之夜”和第一次起義之后，作為巴勒斯坦人再次意味著抵抗，而不是默認二等公民和難民身份。

　　2018年，在“回歸大游行”(the Great March of Return)期間，加沙人用風箏和氣球避開以色列防空系統，并在以色列縱火。最早開始發送火焰風箏的似乎是巴勒斯坦的年輕人。后來，哈馬斯也參與進來，創建了專門制作和發射燃燒風箏和氣球的祖阿里(al-Zouari)部隊。這些風箏和氣球鼓舞了加沙的士氣，同時破壞了以色列的經濟，并激怒了住在加沙邊境附近的以色列人。【譯者注：食物天地人B站曾經譯制了一部講述2018年回歸大游行的紀錄片加沙：為自由而戰，讀者朋友可前往我們的B站觀看】

　　在回應一位意大利記者關于“讓以色列瘋狂”的“標志性新武器”的言論時，哈馬斯領導人葉海亞·辛瓦爾(Yahya Sinwar)解釋說：“風箏不是武器，頂多就是點燃一些麥茬，用滅火器很容易撲滅。它們不是武器，而是一種信息。因為它們只是細繩、紙張和油浸過的破布，而以色列防空系統‘鐵穹’的每組電池成本是1億美元。這些風箏傳達的是：你力量強大得多，但你永遠不會戰勝我們。真的，永遠不會。”

　　將加沙的風箏解讀為來自拒絕屈服的人民的信息還有更多背景。2011年，1.5萬名巴勒斯坦兒童在加沙海灘上打破了同時放飛最多風箏的世界紀錄。許多風箏上都有巴勒斯坦國旗和標志，以及和平與希望的愿景。十一歲女孩拉維亞(Rawia)將風箏制作成了巴勒斯坦國旗的顏色，她說：“當我放飛它時，我感覺在將我的國家和國旗升上天空。”

　　加沙兒童在海岸同時放飛風箏

　　圖片來源：Green Left

　　2013年由尼廷·索恩尼(Nitin Sawhney)和羅杰·希爾(Roger Hill)執導的紀錄片《飛翔的紙》講述了一群放風箏的年輕人的故事，“當我們放風箏時，我們感覺自己在天空中飛翔：我們有自由，加沙沒有被封鎖。當我們放風箏時，我們知道自由還在。”今年早些時候，世界各地舉行的聲援加沙的團結游行活動中，人們也放飛了風箏，表達并擴散了對巴勒斯坦人獲得自由的意愿。

　　《飛翔的紙》海報 | 圖片來源：網絡

　　雷法特·阿拉雷爾(Refaat Alareer)的最后一首詩《假如我必須死去》(If I Must Die)將風箏與希望巧妙結合。以色列國防軍(IDF)在一次空襲中定點殺害了阿拉雷爾，并炸毀了他的住所，隨后，布萊恩·考克斯(Brian Cox)朗讀這首詩的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

　　假如我必須死去

　　你務必活下來

　　述我所遭

　　傾我所有

　　買布和線

　　(將其做成長尾的白箏)

　　讓加沙的孩童

　　雙眸望向天空時

　　等候著，那在大火中離去的父親時——

　　無人送別

　　也無人吊唁

　　亦無暇自顧——

　　看見，你為我而做的風箏，在空中飛翔

　　恍惚間以為天使降臨

　　重新將愛帶回

　　假如我必須死去

　　讓它帶來希望

　　也帶來真相

　　風箏傳遞著愛的信息，它為飛翔而生，并在飛翔中創造希望。阿拉雷爾的詩句涉及風箏的制作、布和線的工藝及它的飛翔。制作風箏不僅是哀悼，更是一種實際樂觀主義的踐行，是主觀過程中的一個要素，它確立了政治主體，即受命制作風箏并講述其故事的 “你”。

　　1998年，巴勒斯坦人建造了亞西爾·阿拉法特國際機場。2001年，在第二次起義期間，以色列的推土機將其摧毀。欣德·庫達里(Hind Khoudary)解釋說，這座機場與巴勒斯坦建國的夢想緊密相連。當跑道已變成廢墟和沙土，她采訪了修建跑道的工人。正如庫達里所報導的：“加沙機場不僅是一個項目，它更是巴勒斯坦人民自由的象征。巴勒斯坦國旗在空中飄揚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夢想。”

　　被催毀的阿拉法特機場

　　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10月7日飛抵以色列的滑翔傘戰斗人員維續著解放與飛行的革命聯系。盡管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試圖將這一行動簡縮為哈馬斯恐怖主義的單一形象，并堅持聲稱隨著哈馬斯被消滅，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也將消失，但為巴勒斯坦自由而戰的意愿先于并超越了這一說法。哈馬斯并不是10月7日行動的主體；他們是原動力，希望政治主體作為其行動的結果而出現，這是巴勒斯坦革命的最新實例。

　　萊拉·哈立德為“巴人陣”(PFLP，解放巴勒斯坦人民戰線)劫持策略的正義性辯護的話也同樣適用于10月7日的情況。哈立德寫道：“正如一位同志所說，我們在一個恃強凌弱的世界里英勇地行動，以證明敵人并非不可戰勝。我們采取‘暴力’行動，是為了吹掉使西方自由主義者耳聾的耳垢，清除阻擋他們視線的稻草。我們作為革命者，在反革命的時代激勵群眾，引起革命的劇變”。

　　二

　　我們都是巴勒斯坦人：抵抗如何可能

　　受壓迫的人民如何能夠相信變革是可能的？經歷了數十年抵抗失敗的人民，如何相信自己有能力獲勝？薩拉·羅伊(Sara Roy)記錄了10月7日以前彌漫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絕望情緒。

　　派系主義，以及不僅法塔赫，哈馬斯也給人與以色列合作過多的印象，已經瓦解了人們對國家統一計劃的信心。一位朋友告訴羅伊：“我們過去的要求已變得毫無意義。沒有人再提耶路撒冷或回歸的權利。我們只想要食品安全和開放的過境點”。

　　阿克薩洪水行動沖擊了這種絕望。由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組織(PIJ)領導的抵抗戰士聯盟拒絕接受失敗，也不愿忍受緩慢死亡的屈辱，他們的行動是精心設計的，旨在讓革命主體顯現出效果。

　　2023年10月7日星期六，巴勒斯坦人在汗尤尼斯南部以東的加沙地帶圍欄上揮舞國旗，并在一輛被摧毀的以色列坦克旁慶祝 | 圖片來源：ahramonline

　　自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發動種族滅絕戰爭的六個月來，全球聲援巴勒斯坦的呼聲高漲，令人想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浪潮。正如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所說，到七十年代末，“沒有一個進步的政治事業不認同巴勒斯坦運動”。聲援巴勒斯坦的行動團結了左翼力量，將解放斗爭連結成全球反帝國主義陣線。

　　用歷史學家羅賓·凱利(Robin D.G. Kelly)的話說，“我們激進分子將巴解組織視為全球第三世界爭取自決斗爭的先鋒，他們沿著一條‘非資本主義道路’前進”。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戰斗性和獻身精神使其革命戰士成為左派的楷模。

　　巴勒斯坦的女戰士 | 圖片來源：X

　　當前，爭取巴勒斯坦解放的斗爭是由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領導的。哈馬斯得到了整個巴勒斯坦左翼組織的支持。人們可能會期望帝國核心的左翼會追隨巴勒斯坦左翼的腳步而支持哈馬斯。然而，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往往附和帝國主義國家為談論巴勒斯坦而設定的譴責，他們因此站在了巴勒斯坦革命的對立面，給鎮壓巴勒斯坦的政治計劃披上所謂進步的外衣，并背叛了上一代人反帝國主義的愿望。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0月19日發表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文章就是典型的例子。巴特勒沒有將七十五年來的災難(Nakba)和巴勒斯坦人抵抗運動作為分析的中心，而是批評哈佛大學學生為哈馬斯的可怕殺戮開脫。哈佛巴勒斯坦團結組織發表聲明，認為以色列政權“應對所有正在發生的暴力行為負全部責任”。

　　巴特勒的文章預示了一種將很快席卷美國學術界的態度，正如在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哈佛大學、羅切斯特大學和其他地方發生的那樣。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加沙種族滅絕暴力的現實轉移到安全和享有特權的美國大學的情感環境上。巴特勒的目標指向學生——他們的語言、感受、以及如何表達自己——提前預演了導致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辭職的國會聽證會。

　　哥倫比亞學生抗議活動 | 圖片來源：半島電視臺

　　針對哈佛學生，巴特勒“毫無保留地譴責哈馬斯的暴行”。巴特勒并不認為這種譴責是政治的終結，也不認為它阻礙了對地區歷史的了解。相反，巴特勒堅持認為譴責要有道德視角。這樣的視角包括或可能包括對不同方同樣的悲痛和哀悼權利，以及“新形式的政治自由和正義”。但對巴特勒來說，這一視角將哈馬斯排除在外。

　　巴特勒認為哈馬斯對10月7日事件負完全責任，罔顧多個巴勒斯坦組織的武裝部隊參與了這一行動的事實，從而表明抵抗力量對這一行動的支持遠遠超出了對哈馬斯這一民選治理加沙的政黨的軍事力量的支持。此外，巴特勒希望成為“想象和斗爭”的一部分，爭取“迫使像哈馬斯這樣的組織消失”的平等。

　　尚不清楚巴特勒如何定義“像哈馬斯這樣的組織”，也不清楚有什么樣特征的組織應該被消滅。例如，如果重要的是使用武力，那么被殖民、被占領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斗爭就被提前排除了，自1970年代末開始的團結進步力量的政治視野被壓縮了。

　　在希望“迫使像哈馬斯這樣的組織消失”方面，巴特勒與喬·拜登(Joe Biden)和本杰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立場類似。與他們不同的是，巴特勒指認并反對對巴勒斯坦的占領。但巴特勒呼應他們的立場，以及他們將哈馬斯與巴勒斯坦截然分開并使巴勒斯坦解放以這種分離為前提的策略。

　　當哈馬斯在爭取巴勒斯坦自由的斗爭中被廣泛承認和接受時，希望其解散是國際團結的失敗，是對團結反抗帝國主義陣線的打擊和破壞。為哈馬斯辯護是如此不合情理，幾乎沒人敢提出來；它被預設的譴責扼制，如同密封一扇已被關閉并鎖住的門。“站在哈馬斯一邊”是一種指控，一種斥責，而不是承認一個人在根本沖突中的立場。

　　巴特勒表示，對于定居殖民統治結束后的世界可能會是什么樣這個問題，哈馬斯給出了“一個可怕且令人震驚的答案”。巴特勒并沒有告訴我們哈馬斯的答案是什么，也沒有提及該組織2017年發布的政治文件，該文件“接受在1967年邊界上建立巴勒斯坦國、關于回歸權的聯合國第194號決議，以及在國際法范圍內限制武裝斗爭”。這份文件給我的印象既不可怕也不令人震驚，但考慮到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非法定居點的擴張，這些似乎是很難實現的。

　　2023年12月13日，巴特勒向哈佛學生致歉。她承認哈馬斯可能是“武裝抵抗運動”，應被放置于更長的武裝斗爭歷史中討論，或者至少這些都是“重要問題”。捍衛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領導人仍然是不可能的。2024年3月11日，巴特勒表示“并非所有形式的‘抵抗’都是合理的。”

　　加沙兒童坐在被以色列炸毀的廢墟中

　　圖片來源：路透社

　　被壓迫人民以一切必要手段抗擊壓迫者。他們選擇——并且被迫選擇他們的解放斗爭發生的環境——他們需要獲勝的戰略和戰術。壓迫者能容忍多少異議？壓迫者會動用多少武力來鎮壓反抗？壓迫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賴被壓迫者的順從？壓迫者愿意承受多少道德譴責？

　　承認抵抗壓迫者的權利，即民族自決權，意味著捍衛那些愿意并且能夠反擊壓迫者的人。這種捍衛不一定是不加批判的——個人、團體和國家常常發現自己處于捍衛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的政治立場。但這種捍衛必須以被壓迫者的解放斗爭為導向，而不是以壓迫者或使壓迫成為可能和有效的更大的帝國主義秩序為導向。用羅賓·凱利的話說，它必須將團結植根于“抵抗的共性”(commonalities of resistance)，而不是“壓迫的共性”(commonalities of oppression)。這種提法并不新鮮，它在反帝和民族解放斗爭中有著悠久的歷史。

　　巴特勒這樣的立場呈現的反帝國主義團結的衰落是顯而易見的，這反映了更廣泛的去政治化傾向，及一系列不同的、被削弱的前提。如今——至少10月7日以前——人們抱怨左派不存在，或者，即使不是抱怨，人們想象中的左派政治也是由許多不同的派別、無數個有自己特定選擇和感受的個體組成。盡管訴諸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試圖將四十年以來新自由主義所分裂的議題聯系起來，但交叉性這一概念的自由主義法律基礎往往將個人定位為交叉點，將議題定位為身份問題。

　　在組織層面去政治化，把議題重新政治化在個人層面。個體怎么想？她能自如地表達出來嗎？什么樣的表達會威脅到這種舒適感并破壞她的安全感？無論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還是在監管公眾抗議的地方，政治對管理個人焦慮的限制將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重新定義為道德。這種限制只是道德主義對政治更普遍和系統性取代的一個時刻，表現為：援助工作取代了激進的政治組織，行政管理取代了斗爭，非政府機構和民間社會組織取代了革命政黨。

　　我們遭遇的不是去政治化，而是失敗。政治仍在繼續，但其形式是由這次失敗構成的。我們無法在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成為團結的一方，因此很難選邊站，難以看清或自問我們該站在哪一方？即使承認不同立場也被認為是二元思維，或幼稚到無法接受現實的復雜性和模糊性。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1969年發布的戰略文件提供了一扇窗，使我們能夠一窺薩義德和凱利所呼喚的政治世界。而在巴特勒那里，她不僅用道德主義掩蓋這一視角，而且維護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發言空間，積極主動地反對這一視角。這個戰略文件起草于1967年阿拉伯國家在六月戰爭失敗之后，是“巴人陣”的奠基性文件。

　　文件的核心是帝國主義問題。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殖民地資本主義勢力聚集成以美國資本為首的陣營，而社會主義國家與解放斗爭則構成了對立的革命陣營。美國試圖運用新殖民主義手段壓制民族解放斗爭，維護自身利益。美國入侵越南、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國，表明美國完全愿意使用武力。在美國未能阻止阿拉伯運動與“世界革命陣營”的聯合之后，美帝國主義軍事支持以色列。對于“巴人陣”來說，這意味著巴勒斯坦的斗爭將不得不直面帝國主義的強大武力與技術優勢。因此，從戰略上考慮，巴勒斯坦除了“與全世界所有革命力量聯合起來”之外，別無選擇。

　　該文件指出：

　　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導致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人民整日過著苦難、貧困、愚昧、落后的生活。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剝削世界的帝國主義與被剝削的人民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與越南的解放運動、古巴和朝鮮的革命形勢及其他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結盟，才能迎戰帝國主義陣營，并最終取得勝利。

　　因此，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解決必然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全球斗爭。“我們都是巴勒斯坦人”中的“我們”指為了我們所有人而戰的一方。該文件2017年的導言引用了1972年被以色列暗殺的小說家、詩人、“巴人陣”創始成員加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的話：“巴勒斯坦事業不僅是巴勒斯坦人的事業，也是每一個革命者的事業，無論他們身在何處，這都是我們這個時代被剝削和被壓迫群眾的事業。”

　　加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

　　圖片來源：半島電視臺

　　在美國一些大學校園，“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必將解放”的口號已被禁止。國際上甚至就這一口號展開了爭論，這是另一條戰線，發生在聲援巴勒斯坦的人與試圖扼殺10月7日激發的主體性進程的人之間。

　　帝國主義者真正應該感到不安的是另一個口號：“千千萬萬，我們都是巴勒斯坦人”(In our thousands, in our millions, we are all Palestinians)。這一口號拒絕分裂，承認由巴勒斯坦事業所引發的共同的反帝主體。它以反帝國主義的多方矛盾共存的普遍主義取代新自由主義經理主義【譯者注：managerialism，優先考慮經濟收益，忽視社會效益的工作方式，比如醫生基于盈利目標而不是病人實際需要開藥】和人道主義的個人化假設。

　　在愛達荷州議會大廈前哀悼被屠殺的巴勒斯坦

　　人民活動標語 | 圖片來源：IdahoNews

　　我們選擇站在巴勒斯坦抵抗運動一邊，為哈馬斯辯護，回應反抗占領與壓迫的革命主體，并承認這一在有爭議的、開放的進程中形成的主體。你支持哪一邊，解放運動還是猶太復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兩者必居其一，別無他選，因為在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系中，沒有商量的余地。壓迫不是通過對允許的言論規范做出讓步來控制的，它被推翻了。當政治的分裂以其赤裸裸的殘酷面貌顯現出來時，中間派和隨波逐流的幻想終將破滅。

　　這使人聯想到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從敵友關系的強化角度對政治的經典表述。【譯者注：施密特是德國著名法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他在《政治的概念》中認為，“政治性的劃分當然不同于其他各種劃分。它獨立于其他的劃分，而且具有清晰的自明性。所有的政治活動和政治動機所能歸結成的具體政治性劃分便是朋友與敵人的劃分。”】不同之處在于，今天的情形還包括等級問題。

　　殖民占領和帝國主義剝削生產著敵意，而這種敵意不是平等的主體在對抗中形成的。這不是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爭。這是一場被壓迫者對抗壓迫者的戰爭，是被剝奪了自決權的人對剝奪他們的人的反抗。雙方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秩序：從其中一方看來，另一方瘋狂、可怕、毫無理智。沒有第三個立足點來評估當下的局勢，沒有任何中立的主權機構或合法體系不被卷入一方或另一方。死亡人數不應被制成表格納入計算公式，以確保雙方扯平。歷史并不能決定問題。我們敘述一系列事件的起點日期并不是簡單的選擇。政治的分裂會一直持續下去。

　　人們很容易將巴勒斯坦問題視為某種更大失敗的癥狀——例如國際法、人權體制或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平穩世界的失敗。巴勒斯坦標志著這些系統的自我矛盾之處，即他們的構成性排斥【constitutive exclusion，譯者注：通過排斥他者的方式來建構自身主體性的過程】。必須避免這樣想問題，法律會遭遇棘手案件和執行方面的挑戰而不會因此崩潰。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加劇了分裂、分離，并將政治空間切割為無數個體空間。

　　正如奎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譯者注：目前任教于波士頓大學，擔任國際歷史學科的教授，2018年的著作《全球主義者：帝國的終結與新自由主義的誕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曾獲得美國歷史協會的獎項】指出的，權力分散一直是資產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主要機制之一。巴勒斯坦不是一個癥狀，而是與帝國主義斗爭的一方。當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戲劇性地打破其被占領與壓迫的環境時，這一方的事實再次顯露出來。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直面那無視它的秩序——它有著堅持不懈的意志去抵抗，去反對不公，去收回被奪走的一切，并要求被承認為擁有自決權的人民(people)、民族(nation)、國家(state)。巴勒斯坦是一個政治主體。

　　有豐富的文獻可以充實巴勒斯坦政治主體性的概念，要點包括：“災難日”【Nakba，譯者注：1948年，英國結束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猶太復國主義派遣準軍事部隊摧毀巴勒斯坦的城鎮和村莊，擴張即將誕生的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以色列的邊界線，造成一萬五千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殺，被巴勒斯坦人稱為“災難日”】之后，抵抗對于想象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核心作用；巴勒斯坦宗教多樣（穆斯林、基督教徒、猶太教徒）的特殊性；以及巴勒斯坦人分散在以色列、被占領土和世界各地僑民、難民中。

　　更有說服力的是“我們都是巴勒斯坦人”這一具有挑釁意味的主張。這種說法不應被理解為一種情感上的認同，即所有形式的苦難都是同一種苦難的變體，因此我們應該和睦相處。相反，這是激進的普遍解放的政治口號，是對作為巴勒斯坦事業結果的主體的回應。不是每個人都代表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代表每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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