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在4月17日于校園內搭建起“加沙團結營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s）以來，團結巴勒斯坦的呼聲便如同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至美國的多所高等學府。校方和警方對于學生和平抗議的暴力回應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在5月7日的一次直播連線采訪中，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博士學生（全名未詳）Christopher直言不諱地指出了警察和美國學校與以色列當局的共謀關系:

　　“這所大學從未理解、接受或考慮過這場學生運動的一點……就是對加沙聲援的堅持遠超過了對個人安全、職業前景和薪水的擔憂。作為生活在一個致力于武裝種族滅絕的國家的公民，作為一名與致力于種族隔離的機構合作、共同訓練軍隊和開發技術的大學的學生，抗爭是我們的基本義務。”

　　這一番鞭辟入里的批評罕見地在主流媒體福克斯旗下的Fox 32 Chicago上全文播出。

　　如果說美國學校的抗爭浪潮源自美國對以色列暴力機器的巨額投資，那么英國學校的反抗運動又展現出了怎樣獨特的面向？無論是在西方主流媒體還是中文世界，關于英國學生團結巴勒斯坦的抗爭運動的報道都顯得相對稀缺，這甚至在網絡上激起了對英國學生“進步”與“激進”精神的質疑之聲。知名英國記者米里亞姆·弗朗索瓦（Myriam François）在推特上轉發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抗議視頻，并拋出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英國學生都去哪兒了？”

　　事實上，在英國，以團結巴勒斯坦為主題的小型學生抗議活動和宣講會從未間斷，然而這些聲音在主流媒體上卻往往被刻意淡化。歷史學家卡羅琳·霍費爾（Caroline Hoefferle）在其著作《漫長的六十年代的英國學生運動》（British Student Activism in the Long Sixties）中，敏銳地捕捉到了英國媒體在報道六十年代學生抗議活動時的矛盾之處。她指出，媒體一方面將這些學生描繪為暴力的危險分子，而另一方面，當學生采取和平行動或未引發革命時，媒體又轉而貶低他們，認為與法國和美國的抗議活動相比，英國學生的行動顯得軟弱無力、微不足道。這一觀點在當時的學術界及隨后幾十年的媒體報道中得到了廣泛支持，至今仍鮮有質疑之聲。

　　自3月12日至4月15日，倫敦大學學院（UCL）的學生和教職工攜手成立的巴勒斯坦行動組織（UCL Action for Palestine），占據了主教學樓（又稱威爾金斯樓）的杰里米·邊沁室。他們提出了從軍火公司撤資，為UCL的巴勒斯坦學生設立獎學金，以及紀念在以色列空襲中不幸罹難的UCL校友、巴勒斯坦詩人和學者雷法特·阿拉雷爾（Refaat Alareer）等多項要求。這次占領行動成為了UCL近200年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抗議，最終，在教務長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承諾設立巴勒斯坦獎學金基金，并著手調查UCL與特拉維夫大學及以色列軍火公司的合作關系等積極進展后，這場占領活動才告一段落。

在長達34天的占領期內，杰里米·邊沁室被更名為“無種族隔離區”，每一天，幾乎都有圍繞巴勒斯坦正面臨的危機進行的宣講，音樂活動、工作坊和電影放映。攝：UCL Action for Palestine

　　早在2月20日，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學生們便采取了行動，占領了斯圖亞特·霍爾教授大樓（Professor Stuart Hall Building），并在短短一周后，他們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校內游行。

圖為倫敦大學金匠學院的學生們制作的橫幅，上面列出了他們的抗議訴求。攝：Goldsmiths for Palestine

　　受到哥倫比亞大學等美國校園運動的鼓舞，華威大學于4月26日率先在校園內設立了“加沙團結營地”。隨后，布里斯托、紐卡斯爾、愛丁堡、曼徹斯特、利茲、牛津和劍橋的校園內也相繼搭建起支持巴勒斯坦的帳篷。

　　4月29日，約克大學宣布將撤資，終止與主要生產或銷售武器和國防相關產品或服務的公司的合作關系。5月3日，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與設立營地的學生達成協議，同意實施一項全新的道德投資政策，抗議學生有機會向財務委員會提交“金匠學院與以色列共謀的證據”。此外，學院還承諾以被以色列射殺的半島電視臺巴勒斯坦裔美國記者希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的名字命名媒體系的一個演講廳，以此紀念她無畏報道以色列罪行、追求真相的勇氣和決心。同時，學院也表示將重新考量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中寬泛的反猶主義定義（其中便包含了反猶太復國主義）。

　　英國大學學生團結巴勒斯坦的道路上，同樣也遭遇了諸多阻力。其中，保守黨去年7月通過的反抵制法案（Anti-Boycott Bill），禁止地方政府、大學和基金會抵制以色列，無疑為他們的抗爭增設了一道屏障。而更為隱蔽的，是大部分學校采納了IHRA對反猶主義的定義，這一舉措使得許多師生難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里討論巴勒斯坦的實際情況。根據英國中東研究學會（BRISMES）和歐洲法律支持中心（ELSC）在去年9月聯合發布的報告，IHRA的定義不僅侵犯了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更對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心理健康、聲譽以及職業前景造成了嚴重損害。在這樣的環境下，關于巴勒斯坦局勢的討論和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批判性活動，不是被直接取消，就是在嚴密的監視下勉強進行。更甚的是，相關的學生和教職員工的社交媒體帖子也遭受了無端的監控，連學術出版物、課程大綱和閱讀清單都未能幸免于審查的命運。

　　若說德國對巴勒斯坦運動支持的壓制源于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陰影及其扭曲的愧疚感，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時期所犯下的暴行，以及協助猶太復國主義者占領的過往，又該如何被正視與反思呢？近五年來，英國社會發起了名為“去殖民化大學”（Decolonising the University）的體制內運動，其初衷旨在追求平等、多樣性和包容（Equity, Diversity, Inclusion EDI）。然而，在巴勒斯坦問題這一議題上，該運動卻屢次遭遇學校的冷漠與忽視，這引發了廣大師生對EDI原則是否空有其表的批評。

　　正視歷史共謀

　　事實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施行的集體懲罰，很大程度上承襲了英國在1920-1948年間對巴勒斯坦統治的模式。曾任職以色列國防軍的高層人物摩西·達揚（Moshe Dayan）和伊加爾·阿隆（Yigal Allon），在早年即在以殘暴著稱的猶太復國主義信徒、英國軍官查爾斯·奧德·溫蓋特（Orde Charles Wingate）麾下效力。他們不僅沿用了英國統治時期修建的監獄和拘留設施，還繼承了一系列法規，特別是那些用于鎮壓巴勒斯坦人民反抗的“緊急狀態法”，以及頗具諷刺意味的，在那個時期用以規范猶太復國主義軍事團體行為的“國防（緊急狀態）條例”。如今，這些措施在被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上幾乎被全盤復制。

　　這些法規公然剝奪了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權利，使宵禁、文字審查、建筑物占領，以及未經審判的逮捕、監禁和驅逐成為了常態，更遑論他們尋求律師幫助的權利。它們還縱容了對有攻擊嫌疑者及其親屬家園的肆意摧毀，將巴勒斯坦人的身體當作人肉盾牌和掃雷工具（這一做法源于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此外，任何攜帶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標識的人都會受到嚴厲處罰。多年來，以色列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不斷指責哈馬斯等巴勒斯坦團體利用平民作為人盾。然而，真相卻恰恰相反，而這一切都要追溯到英國帝國主義時期遺留下來的惡劣先例。

　　經過近二十年的和平抵抗英帝國主義的斗爭，巴勒斯坦在1936年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起義。這場起義旨在終結英國對猶太復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扶持，并捍衛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然而，英國卻以殘酷的鎮壓作為回應，導致大量阿拉伯成年男子遭受殺害、打傷、監禁和流放。這一殘酷鎮壓的惡果在1948年的大浩劫（Nakba）中顯現無遺，巴勒斯坦在面對猶太復國主義民兵組織時幾乎不具備還擊之力。最終，超過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民被迫背井離鄉，流亡異國。巴勒斯坦歷史學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認為，在起義期間，英國對阿拉伯抵抗運動所實施的武裝鎮壓，正是其助力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最為顯著的表現之一。

1936 年，阿拉伯起義期間，在巴勒斯坦的英國士兵。攝：SZ via Alamy

　　盡管英國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在巴勒斯坦受剝奪歷史上的合謀尚未被當今的英國學生廣泛用作抗爭的籌碼，但歷史債務終有清算之日。近年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舉辦了一系列工作坊，探討了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時期的殖民遺產、大浩劫的歷史，以及巴勒斯坦難民的抗爭歷程。

　　就在今年3月，巴勒斯坦行動組織（Palestine Action）更是對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內阿瑟·詹姆斯·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的畫像進行了噴漆抗議，紅色顏料意在象征自《貝爾福宣言》（1917）發表以來，無數巴勒斯坦人民遭受屠戮所流下的鮮血。貝爾福，這位臭名昭著的英國殖民委員和外務大臣，正是通過這份宣言，公然宣布了英帝國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堅定支持，從而無情地將本屬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園——這片與英國毫無瓜葛的土地——拱手讓出。

巴勒斯坦行動組織對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內的貝爾福畫像進行了噴漆抗議。攝：Palestine Action

　　此外，巴勒斯坦行動組織的英國成員還采取了更為直接的行動策略，他們不僅干擾了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埃爾比特系統公司（Elbit Systems）在英國分支機構的正常運作，還封鎖了跨國軍火巨頭英國宇航系統公司（BAE Systems）的總部。位于普雷斯頓郊外的薩姆斯伯里航空港更是頻繁成為他們的行動焦點，這個基地專門生產F-35隱形戰機的后機身，而這些戰機正是以色列用以在加沙地帶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屠殺的兇器。

　　5月7日，愛丁堡大學“為巴勒斯坦伸張正義”社團（Justice For Palestine society）的成員們，因數月來向學校提出撤資要求的努力未獲回應，決定在前校長貝爾福（任期1891-1930）的辦公室外設立營地，并發起了一場“絕食抗議”（hunger strike）。她們表示，“我們拒絕不加甄別地從這所大學獲取教育資源 – 這所歷史上曾因與阿瑟-貝爾福勛爵的緊密關系，直接導致了巴勒斯坦被殖民的大學。我們拒絕因沉默而淪為同謀，因為我們的大學在經濟和學術上，仍然繼續支持著以色列這個非法的種族滅絕國家”。

　　殊途同歸

　　那些發出“英國的學生都去哪兒了？”疑問的人，或許從一開始就將比較的關注點放錯了位置。一位在倫敦的參與者提到，美國的學生運動為其帶來了強烈的共鳴和抗爭形式的啟示。其所在團體不僅會借鑒這些經驗，更會結合英國本地的實際情況進行改造和創新，以回饋這個跨越國界、為同一正義事業而緊密團結的網絡和運動。

　　蘭卡斯特大學政治生態學家凱·赫倫（Kai Heron）在《新阿拉伯人報》（The New Arab）的采訪中也強調：“將不同學生運動按激進程度排序，這種做法顯然是偏頗的。美國和英國的學生行動都旨在終結加沙的種族滅絕，以及反抗西方政府和大學在其中所扮演的共謀角色。在這一共同目標下，美國和英國的學生運動無疑是在各自獨特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以不同的邏輯和策略各自展開。”

　　赫倫進一步指出，占領已成為美國學校首選且極具成效的抗議策略，這主要源于大學管理層對抗議活動的嚴厲打壓。而相較之下，英國的學生抗議活動中警察的介入雖不常見，但仍有先例。但這并不意味著英國學生未曾經歷過警方和大學對學生抗議活動的極端反應，如大規模的學生停課處罰，撤銷學生簽證等。然而，美國作為一個高度軍事化的警察國家，此類情況更為嚴峻。“在得克薩斯州、佐治亞州和其他州的校園里，警察無端的暴力行為既令人震驚又似乎完全在意料之中。這些場景在媒體上成為了一個奇觀。由于美國警察在驅散人群時，往往將暴力作為首選手段，這些校園內的錄像在全球范圍內激起了對學生和教職員工處境的同情與憤慨。”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內，警察與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對峙。

　　赫倫認為，英國學校的管理層在應對學生抗議時，不會像美國那樣直接依賴警察介入，從而迅速激化沖突。相反，他們更傾向于利用技術手段和安全法規來削弱抗議活動的聲勢和可見度。“這無疑是另一種形式的暴力。”

　　此外，校內外猶太復國主義勢力對支持巴勒斯坦學生的無情打壓、誹謗和騷擾也讓美國學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緊迫感。然而，這些大學的管理層在保護支持巴勒斯坦學生的權益上幾乎無所作為。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數代美國學生肩負著高昂的學費負擔，這種壓力之下，他們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抗爭體系。相較之下，英國學生在這一消耗戰中的歷史相對較短，僅有15年。

　　另一個導致兩地學生運動差異的重要因素是，美國大學在全球資本和金融領域與以色列相關公司的聯系更為緊密，這使得抵制、撤資和制裁（BDS）的呼聲更為迫切。以哥倫比亞大學的“種族隔離撤資”項目為例，該項目呼吁學校將其高達136億美元的捐贈基金從與以色列存在關聯的公司中撤出，這些公司不乏微軟、亞馬遜和Alphabet等科技巨頭。同樣，哈佛大學（490億美元）、耶魯大學（410億美元）、康奈爾大學（100億美元）等眾多美國頂尖學府也面臨著來自學生團體的類似訴求。相較之下，英國大學中捐贈基金最高的牛津大學也僅為70億英鎊，而倫敦規模最大的大學的捐贈基金更是遠低于此（3億英鎊及以下）。此外，在美國，捐贈者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他們能夠通過向校方施加壓力，阻礙學生反對以色列占領的訴求。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政治經濟學家阿肖克·庫馬爾（Ashok Kumar）補充道，相較于英國，美國校園的研究更偏重于軍事領域。“這些研究產出的武器和技術滋養了美國的軍事和監獄產業，成為其捐贈基金如此龐大的重要推手。”一位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讀，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組織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透露，該校的應用物理實驗室頻繁涉足軍事情報的研究與開發，且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軍隊經常到學校招募人員。“我們如今所抗爭的政府體系，實際上已深深地根植于我們的大學之中。”

　　英國大學同樣是以色列戰爭罪行的同謀，它們置BDS運動關于斷絕與以色列機構和公司一切聯系的呼聲于不顧。以利茲、曼徹斯特、諾丁漢和伯明翰等大學為例，它們與歐洲最大的軍火制造商之一的英國宇航系統公司（BAE Systems）簽訂了諒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而這家公司正在制造用于監視和殺害巴勒斯坦人的軍事裝備。這一行為使得這些大學在無形中淪為了戰爭武器研發的外包商，而那些利用戰爭謀取利益的公司也借此利用大學的名譽來為自己進行“洗綠”（greenwashing）。盡管如此，庫馬爾認為從規模和影響力上看，英國與美國仍然有著天壤之別。

　　然而，若將美國大學的企業化程度作為參照系，它很有可能成為阻礙其它地方學校進行變革的借口。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生們發現，學校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監控學生，尤其是那些積極參與并支持巴勒斯坦抗爭的學生。這些資源，原本可以用在提升校園空間上，比如完善學校的殘障設施。就在5月14日，倫敦大學學院從事殘障研究的博士生安娜·蘭德爾（Anna Landre）與亞非學院的學生們攜手合作，為亞非學院的團結營地建造了一個無障礙坡道。她們的初衷不僅在于讓坡道在營地活動結束后繼續服務于殘障學生，使其能夠出入校園里唯一的綠地（學生們已持續三年向亞非學院提出為這片綠地建立無障礙設施的需求，而蘭德爾她們僅用3.5天就完成了這項工作），更希望無障礙設施能夠成為未來其它營地建設的標準。

倫敦大學團結營地的無障礙坡道。攝：@annalandre

　　“金匠學院支持巴勒斯坦”（Goldsmiths for Palestine）的組織成員，建筑系博士生羅伊辛·阿格紐（Roisin Agnew）還洞察到大學建筑構造對學生運動形式的潛在影響。她指出，美國的大學，特別是紐約的學校，以其緊湊且富有凝聚力的空間布局，為抗議和扎營活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因此，當學生抗議運動興起時，美國學校的管理層常常感受到更為強烈的威脅。相比之下，英國的大學，特別是倫敦的眾多學校，其校園布局則顯得較為分散。她還觀察到，華威大學作為英國首個設立營地的大學，其校園環境與美國的校園頗為相似。

　　結語

　　雖然對歐美大學的學生運動的關注最終落腳點需要回到爭取加沙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反占領和返回家園的權利上，但理解不同國家的語境以及反抗策略的差異，對于在全球范圍內更有效地團結起來，共同推動正義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正如另一位在倫敦的參與者所說的那樣，“我在巴勒斯坦的聲援里，體會最深刻的，是對團結的承諾來自于具體的勞動，愛遠方的人不是天真，但對這份愛的考驗其實就在眼前，在手邊。為伴侶、為朋友、為同輩、為遠方的人，為自己的同道如此磅礴如此廣闊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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