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加沙戰爭以來，中東地區持續發生一系列動蕩事件，在沖突和博弈中，中東戰略格局的大轉型浮出水面。一方面是美國苦苦追尋的阿以和解進程被完全打亂，陷入欲戰略收縮而不得的局面。另一方面，以伊朗為首、包含多個地區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抵抗之軸”組織，通過多種方式打擊以色列及其親以西方國家。在美國及其中東盟友長期敵對和制裁伊朗的情況下，伊朗反倒發展出比以往更為強大的地區影響力。如何理解當前中東戰略格局的變化和美伊雙方的深層戰略？
從美國方面來看，戰前美國中東政策的思路已經轉向戰略收縮，試圖減少對中東的投入。加沙戰爭打亂了美國的戰略部署，但是由于美國自身戰略能力的下降，收縮仍然是在所難免的選項。加沙戰爭加大了美國維持地區安全秩序的成本：推進阿以和解面臨地區盟友討要的高昂要價；達成新的“大交易”不可避免要與伊朗緩和關系；維系對以色列的支持則持續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并且面臨國內社會的巨大壓力。在這場復雜的地緣政治博弈中，美國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避免卷入更大規模的沖突，成為亟待探尋的重大難題。
從伊朗方面來看，盡管遭受美國多年極限施壓，但伊朗在經濟上承受住了沖擊，并組建起名為“抵抗之軸”的地區盟友體系，體系的去中心化特征和反美的利益匯合點使其在中東成功站穩腳跟，并與地區親美陣營長期對峙。在紅海危機中，以胡塞武裝為代表的“抵抗之軸”成員的影響初步顯現，成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由此，地區親美陣營和反美陣營力量對比出現新變化。
本文匯編了中東地區近期的政治、經濟和地緣戰略議題，透露出該地區的復雜局勢以及各方的戰略考量。當前形勢下，大國博弈將在中東持續白熱化，并具有全球性影響。中東的和平與發展召喚治理新思路，而和解政治的發生則必須依賴平衡而非一邊倒的新安全秩序。在中東新秩序誕生的斗爭中，美國和伊朗始終是最重要的兩個局中人。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集合系列編譯文章，供讀者參考，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加沙戰爭與中東戰略格局的大轉型
文｜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1加沙戰爭：美國在中東的新泥潭？
文｜Jennifer Kavanagh, Frederic Wehrey
譯者｜義德
來源｜Foreign Affairs
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大規模襲擊打破了以色列的“國家安全神話”。作為回應，以色列試圖通過進入加沙開展大規模地面行動“徹底消滅”哈馬斯，但是包括航空彈藥在內的裝備短缺以及地區內“抵抗陣營”其他成員的襲擊行動卻使得以色列疲于應對。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正要求美國為其提供從外交支持到軍事援助的全方面幫助。美國不僅在聯合國安理會多次否決呼吁加沙人道主義暫停和最終停火的草案，而且在東地中海部署大量艦隊以示威懾，在軍事援助方面則提出了143億美元的援助方案。從目前的局面來看，美國已經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局面：支持以色列或將陷入另一場戰爭泥潭，不支持以色列則可能使其中東戰略布局徹底崩盤。本文提出，新一輪戰略收縮是美國目前的唯一出路。
長期以來，美國對以色列近乎無條件的支持，構成了后者地區政策的可持續性的支柱。然而，本次加沙沖突中美國在軍事層面的持續“加碼”，可能導致美國陷入對中東無限制的安全承諾中。具體而言，美國當前“安全優先”的中東政策面臨三種風險：（1）美軍在中東增強的軍事存在提高局勢誤判的可能，促使事態升級。（2）加沙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將破壞美國與阿拉伯國家安全合作的根基。（3）美國重新陷入過度擴張的陷阱，導致地區沖突惡化。據此，作者認為，美國必須收縮自身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減少地區盟國和合作伙伴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從以美國為主的模式轉換到以與地區伙伴協作為主的平衡模式。然而，收縮戰略并非靈丹妙藥，因為問題的本質在于美國實力下降而導致在地區利益之間顧此失彼。無論是收縮還是擴張，未來美國的中東政策將充滿挑戰。
2大交易：美國中東政策新框架
文｜Maria Fantappie, Vali Nasr
譯者｜Zohair
來源｜Foreign Affairs
新年伊始，加沙戰爭以及中東局勢都呈現出新的變化，2023年年底，包括“戈蘭旅”在內的以色列國防軍部分主力部隊以及預備部隊開始撤出加沙地帶。加沙戰爭摧毀了美國推動的阿以和解進程，與此同時，加沙之外，紅海、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的緊張局面揭露了一個更廣泛的對抗結構，亦即以伊朗為核心的反美、反以聯盟與美國及其地區盟友的對抗。在當前局面下，美國聯合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制衡伊朗的設想已經失效，美國急需尋找穩定中東的新手段。
本文認為，在加沙戰爭結束后，美國需要重新考慮其在中東的經濟與政治安排，促成一個以沙特為核心、包含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和伊朗的“大交易”。而這個交易的前提是承認美國在中東的失算，正視巴勒斯坦問題的核心地位和伊朗既定的地區影響力。第一，美國要以沙特為新支點來構建地區安全新框架，包括推動沙特成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關鍵角色、通過與沙特達成包含軍售和民用核技術合作內容的防務協定增強沙特的硬實力，以及支持沙特主導地區內的部分外交議程。第二，美國對伊朗的態度應當從遏制轉變為限制，緩和與伊朗的關系。美國人無法阻止也不應試圖阻止伊朗和沙特乃至阿拉伯國家的和解趨勢，而是要盡快與伊朗達成核協議，通過讓伊朗融入地區秩序來穩定中東、以便讓美國能夠抽身轉向亞太和歐洲。第三，長遠來看，拜登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計劃是吸引地區國家參與新秩序構建的重要抓手，也是美國應對中國在中東地區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美國以往的中東安全架構中，以色列是重要支點。對以色列的戰爭支持損害了美國在中東乃至全球舞臺上的聲譽，也削弱了美國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能力，這迫使美國重新考慮扶持以色列對抗伊朗的計劃。將新安全架構的支點轉向沙特和伊朗的設想，涉及美伊、美沙、美以多組關系的矛盾平衡，其中困難可想而知。但是，另一方面，這種設想一旦成為現實，將大幅降低美國在中東的負擔，將美國從無意義的對抗和損耗中解放出來。
3阿以和解：沙特向美國開出的新價碼
文｜Tristan Volpe
譯者｜義德
來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加沙戰爭阻斷了特朗普政府以來持續推動的阿以和解進程，然而，為了從中東抽身，美國需要在戰爭結束后繼續推動阿以和解。近期，多方傳出消息，美國和沙特已經接近達成歷史性的安全協議，其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包括民用核協議。沙特早有發展核技術的愿望，但是在國際層面有核不擴散體系的制約，而美國通常也不希望盟友直接獲得核武器。本文探討了以沙特為代表的美國盟友如何積極利用“核選項”的暗示來迫使美國滿足其安全需求。
2023年韓國總統尹錫悅以及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就各自獲取核武器做出的表態。作為美國重要的盟友，韓國和沙特實際上嘗試借鑒伊朗和朝鮮的核項目發展路徑，并將本土核項目作為要求美國加強安全承諾的外交籌碼。本文指出，韓國和沙特是否能實現其戰略意圖，取決于基于“核門檻”獲得的對外議價權和本土核技術能力：核門檻發揮杠桿作用的關鍵是一國在“核擴散”威懾和“核克制”承諾之間達成平衡，而這需要一國小心地推動其核項目的進展，以期同時確保威懾和承諾的可信度。從結合核技術能力來看，潛在的核擴散國在核技術發展至中段，也即初步掌握核燃料循環時最有可能從大國處獲得最大利益，而在前段或后段則幾乎沒有討價還價的優勢。
韓國與美國核技術合作的框架性限制使得前者并不具備快速建立完整核燃料循環的先決條件，而沙特國內核工業的有限進展則使得沙特比起直接撥動“核門檻”杠桿更加依賴地緣政治籌碼。從目前的局面看，若要推動沙特在戰后重啟與以色列的和解，美國必須提供更大籌碼，而核濃縮技術則始終是一個潛在的討價還價選項。
4沙伊和解：沙特的雙重地區考量
文｜Leonardo Jacopo, Maria Mazzucco
譯者｜述垚、談行藏
來源｜Washington Institute
2023年3月10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達成恢復雙邊外交關系的協議，標志著2016年以來兩國斷交且持續多年的冷對峙局面開始得到扭轉。在與伊朗和解的同時，沙特還在美國斡旋下，推進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的談判，而據稱，沙特向美國提出了要求安全保障和支持其民用核計劃的條件。在中東地區，伊朗是沙特首要的地區競爭對手，而以色列則是阿拉伯世界共同的敵人，對抗以色列是沙特維系在阿拉伯世界聲望的重要途徑。為何在此時，沙特卻同時推進和兩大“死敵”的和解進程？
本文結合中東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和沙特領導層外交政策風格的調整，對沙伊和沙以的和解進程作出分析。沙特外交政策風格經歷了從謹慎到大膽進取，再到部分回歸傳統的過程。在此期間，美國在中東“撤退”的前景，以及沙特在海灣國家中影響力的下降，促使沙特以務實態度推進與以色列和伊朗緩和關系。其中，以色列可以成為沙特潛在的商業合作伙伴，而與伊朗和解可以緩解沙特面臨的安全問題。沙特能否從對伊朗和以色列的雙重外交和平衡行為中獲得充分紅利，則受制于巴以沖突、伊核談判等多重地區問題的解決進程。
5抵抗之軸：地區反美秩序的新變量
文｜Narges Bajoghli, Vali Nasr
譯者｜Karen
來源｜Foreign Affairs
去年10月持續至今的加沙戰爭震驚世界。盡管直接的軍事行動發生在加沙地帶，一系列地區團體卻在以不同形式參與到沖突之中：在黎巴嫩南部，真主黨直接與以軍交火；在敘利亞、約旦和伊拉克，當地民兵組織多次空襲美軍基地；在紅海，也門胡塞武裝對以色列相關船只實行通航封鎖，隨之引發英美為首的護航和對也門本土的轟炸。這些團體的行動揭露了一個廣泛的地區網絡：以伊朗為首、影響力輻射至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和也門多地的“抵抗之軸”（Axis of Resistence）。
本文回顧了抵抗之軸在中東地區興起的歷程，揭示了這個聯盟的諸多特征：盡管各自面臨不同情況，但他們因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干涉的共同戰略目標而團結在一起。在聯盟發展的過程中，伊朗起到提供武器和訓練的關鍵作用。在伊朗的設計中，聯盟維持了靈活和去中心化的形態，并為伊朗減輕來自美國和以色列的壓力發揮了巨大作用。在當下的巴以沖突中，抵抗之軸不僅在戰場上與美以周旋，還借助社交媒體展開了輿論戰，將自身塑造為反種族滅絕和反殖民主義先鋒。抵抗之軸在輿論戰上獲得了更大和更深遠的成功，以色列和美國身上的國際輿論壓力越來越大，而抵抗之軸成員則在地區和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眾多聲援。
作者認為，抵抗之軸在中東地區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美國必須接受地區新現實，并通過公正處理巴勒斯坦問題來結束沖突。然而，與抵抗之軸在戰略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相比，美國、以色列及其美國其他地區盟友的分歧越來越大，因而也顯著增加了美國中東政策的協調難度。當下的巴勒斯坦問題以及中東其他地區的干涉與反干涉斗爭，將成為這個特殊聯盟持續存在并與美以博弈的動力。
6抵抗之軸領導力量：伊朗為何困而不倒？
文｜Esfandyar Batmanghelidj
譯者｜Ahsen
來源｜Rethinking Iran
伊朗作為當前中東的反美、反以力量的領導國家，盡管沒有直接參與加沙戰爭，卻通過“抵抗之軸”網絡給予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重擊。美國及其中東盟友長期以來把伊朗視作地區最大的敵手，并試圖通過極限制裁來促使伊朗政權垮臺，然而，伊朗在經歷多年制裁之后，經濟雖面臨困難，卻一直困而不倒，原因何在？一直以來，外界對伊朗存在一個普遍誤解，即自2008年實施制裁以來，伊朗就被孤立在全球經濟之外。本文恰恰要通過詳細的貿易數據來質疑這一觀點，并指出伊朗不但沒有安于孤立，反而在制裁以后更主動地尋求融入全球經濟。
盡管多邊制裁確實減緩了伊朗許多與全球化相關的經濟進程，尤其是外國投資和技術引進方面被迫中斷。隨著伊朗與西方關系的惡化，“抵制經濟”的論調在伊朗官員當中盛行，這讓許多分析者誤以為伊朗的經濟理論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然而，本文對2009-2018年的貿易數據做了分析，發現伊朗并沒有完全拒絕全球化，而是通過策略性地增加地理、產品的復雜性，調整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使其經濟具備了應對制裁壓力的韌性。增加地理復雜性，關鍵在于將出口的重點從高度敏感國家轉向略微敏感國家（如中國超越歐盟成為伊朗的主要貿易伙伴），并以不敏感或略微敏感的國家作為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進出口中轉站；增加產品復雜性，就是通過大幅生產和出口非石油產品來創收，產業結構調整也將重點轉向嚴重依賴本地自然資源的產業，而不再是更依賴進口投入和技術引進的產業。不過，由于美國對伊朗金融制裁和其他二級制裁的存在，伊朗在銀行和物流領域仍然存在顯著的脆弱性，并且增加伊朗進出口的成本。
伊朗在制裁下的經濟韌性反映了制造業的適應性，這種適應性既是貿易的地理復雜性和產品復雜性的原因，也是其結果。從經受“極限制裁”到新冠疫情爆發以前，伊朗制造業還保持著擴張之勢，因其創造非石油出口收入的能力，而成為伊朗經濟韌性的引擎。由此可見，美國就算未來解除制裁，伊朗也將不再完全依賴石油出口。作者因此認為，伊朗和西方的決策者應該充分認識到伊朗經濟復雜性的發展前景，把握好未來經濟外交的新機遇。
7抵抗之軸成員：也門胡塞武裝崛起之路
文｜Helen Lackner, Daniel Denvir
譯者｜Yara
來源｜Jacobin.com
新一輪巴以沖突持續外溢，引發紅海危機。也門胡塞武裝持續襲擊紅海水域的商船，導致多家國際航運巨頭宣布暫停紅海航線運輸。美國則通過護航行動和多次空襲也門胡塞武裝控制區內的目標作為回應。從歷經二十年內戰到封鎖紅海航道，從與沙特、阿聯酋交戰到叫板美國、以色列，作為當前控制也門大約三分之一領土、統治也門超過三分之二人口的準國家行為體，胡塞武裝第一次在全球展現自身的實力。胡塞的真實面貌和真實訴求到底是什么？透過近期紅海危機，飽受戰爭創傷的也門未來將走向何方？在本訪談中，也門專家海倫·拉克納為紅海襲擊事件和也門的歷史與未來提供了深度見解。
首先，拉克納指出，支持巴勒斯坦、反美和反以色列是胡塞武裝主要的意識形態內容。盡管胡塞控制了也門大部分領土，但是胡塞的統治并不受也門民眾歡迎，直到胡塞直接采取對抗以色列的行動，導致親巴勒斯坦的也門人對胡塞的支持暴漲。美國過去在也門的主要利益是反恐，現階段變成保證美國對紅海這一戰略要道的控制。盡管美國聯合盟友發起“繁榮衛士”行動，但美國依然謹慎行事，不希望影響也門正在進行的和談。總體來說，美國的打擊對胡塞的影響有限，甚至被胡塞利用來加強其意識形態敘述。
回顧也門史，胡塞早在20年前就開始活躍在反對也門薩利赫政權的武裝斗爭中。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爆發的也門起義加速了薩利赫政權的覆滅，但是，在內部分裂和外部干預下，起義及其后的和平過渡（2011-2014）失敗了。2015年，以沙特和阿聯酋為首的國際聯軍開始對也門進行深度軍事干預，支持哈迪政權的反胡塞戰爭。隨著戰事陷入僵局，沙特開始尋求從也門脫身，在達成休戰協議后，沙特正在尋求和胡塞達成終結性的和平協議。
當前，胡塞武裝在也門內部各政治派別中處于強勢地位。也門國際公認政府內部分裂、能力孱弱，無論是休戰還是沙特和美國急于促成的協議，都不意味著也門內戰的真正結束，也門人道主義危機的前景并不樂觀。而胡塞當前在也門既定的影響力意味著，無論是紅海危機還是也門內部危機，都不可能無視這個重要角色來尋求解決方案。
8巴以沖突的未來：巴勒斯坦的治理方案
文｜Nathan J. Brown, Sanaa Alsarghali
譯者｜Sophia
來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長期以來，巴勒斯坦政治的內部分裂未能得到解決，各派別和機構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無法有效行動。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巴勒斯坦民族運動興起，巴勒斯坦內部團結卻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民苦苦追尋卻又難以達成的民族目標。去年加沙沖突爆發至今，如何應對國家危機成為各派別的首要關切，在此背景下，以法塔赫和哈馬斯為代表的巴勒斯坦主要敵對政治派系進行多輪接觸與對話，包括雙方近期在北京的新一輪關于巴勒斯坦內部和解和戰后加沙管理的對話。在密集的政治協商努力之外，還必須跳出“短期政治”的束縛，討論一個根本性的關鍵問題：如何為巴勒斯坦未來的政治秩序設立基本制度框架？
本文指出，巴勒斯坦當前的政治危機久而未決與對制度的忽視高度相關。20世紀9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起草了一部《基本法》。但是在2007年6月，隨著哈馬斯將加沙的法塔赫力量驅逐出去，巴勒斯坦的兩大政治派別一直處于分裂狀態，這部法律也因此支離破碎，被各方機會主義地加以利用，事實上并未起到規范作用。對于巴勒斯坦來說，現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應對內部分歧和外部威脅，而臨時憲法或許能成為捏合巴勒斯坦各機構和派別的可行工具，并以此明確這些機構和派別的責任和權力空間，從而為未來的建國問題奠定制度性基礎。作者認為，過渡憲法的設想仍然受到一系列內外棘手問題的阻礙，但是，它是重建巴勒斯坦國家領導層的基礎，并能讓巴勒斯坦在國際上更好地開展權威性談判。
本文關于巴勒斯坦政治秩序的構想無疑必須等待一個千載難逢的外部政治機會窗口，也必須經歷艱難的多方談判。但是，此類藍圖的持續提出，可以對抗那種維持現狀、將巴勒斯坦當前不穩定狀態“永久化”的消極力量。本文提出的以巴勒斯坦人為核心的治理原則，應當成為巴勒斯坦未來政治秩序建構的共識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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