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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5月04日

責任編輯:昆侖

中國資本賬戶自由化越來越近

中國資本賬戶自由化越來越近
一段時期以來,對于中國資本項目何時完成開放,一些研究者紛紛給出時間表,其共同的特點是不晚于2020年。
匯發23號、滬港通、索羅斯布局中國,近期的一系列“大動作”暗示了中國資本項目越來越接近人民幣自由兌換目標。

匯發23號:試探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路徑

國家外匯管理局4月25日出臺的《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規定(試行)》(匯發[2014]23號),“撬動”外債監管枷鎖,賦予合規企業極大的自主配置外匯資金空間。業界直呼“開放”力度超出預期。

外匯局有關負責人指出,此方案有助于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資本項目可兌換體制和機制。

改革試點的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

一是創新跨國公司賬戶體系。允許跨國公司同時或單獨開立國內、國際外匯資金主賬戶,集中管理境內外成員企業外匯資金,開展資金集中收付匯、軋差凈額結算,賬戶內可以全部或部分共享外債和對外放款額度;

二是進一步簡化單證審核;

三是便利跨國公司融通資金。國際外匯資金主賬戶與境外劃轉自由,沒有額度控制。在規定的外債和對外放款額度內,國內、國際賬戶內互聯互通,便利企業內部調劑資金余缺;

四是資本金、外債結匯采取負面清單管理;

五是加強統計監測防控風險。

滬港通 中國資本開放的里程碑

4月10日,滬港股市互聯互通獲批。

滬港通的前世其實是2007年版港股直通車(后被叫停),被稱為“港股直通車”升級版。社科院研究員余永定2007年撰文尖銳批評港股直通車:理論上,中國幾萬億資金可被全部流走……

滬港通政策的推出表明金融改革在進一步全面加速,是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里程碑。

在市場參與者方面,滬港通及其后續政策的推出將最終改變A股的參與主體,境外投資者將投資分享中國經濟增長成果。

4月29日晚,上海證券交易所發布的《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實施細則(征求意見稿)》指出,滬港通額度為買賣差額。這昭示“滬港通”資金流量將超出預期。

日媒:周小川戰勝余永定

近日,日經中文網稱,中國資本限制管理手段已到極限。在3月11日的周小川記者會上,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的市場化要在一、兩年內實現,同時還表示了另一個重大舉措——將逐步實現資本交易的自由化。周小川始終笑容滿面,但在探尋其真實想法之后,可以看出這是其深思熟慮之后的表態。

這個問題自2年前起就開始討論。而打頭陣的是人民銀行于2012年發表的一片論文,其標題是《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條件基本成熟》,提出了從根本上放寬限制的道路。

也有研究人員提出了反駁。政府下屬智囊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余永定發表文章,認為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不是當務之急。同時警告如果放棄資本管制,中國的金融體系將難以抵擋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將威脅經濟的穩定。

但周小川的發言顯示出已經戰勝了余永定的主張。

索羅斯前團隊在港成立對沖基金 業界稱做空中國條件成熟

路透香港4月21日報道,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前投資團隊將在2014年第三季在香港成立一支對沖基金,最初資本至少為1.5億美元,成為今年該地區最大的新創基金之一。

這支多/空股票對沖基金公司將側重投資日本和中國。

財經評論員牛刀稱,“李嘉誠一跑路,索羅斯必然會來。這是因為奧巴馬的金融戰略的必然。”、“收拾中國泡沫經濟的殘局,索羅斯不過是先行者。”、“千萬不要小看這1.5億美元,憑著索羅斯的號召力,可以輕輕松松凝聚幾十萬億美元的虛擬資本和無數的真實資本,在資本市場上大顯身手。”

這與4月10日滬港通政策的出臺遙相呼應。

中華元智庫創辦人張庭賓稱,這個政策是1997年索羅斯夢寐以求的,當時,香港政府在封閉的內地強大支持下,捍衛了聯系匯率,令索羅斯鎩羽而歸。如今,不僅當年索羅斯做空香港所需要的所有條件都已具備,索羅斯們連做空中國的所有條件也基本具備。真正應當舉杯慶祝的是索羅斯們,而不是中國和香港的官員們。

4月29日,中國央行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稱,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監管,漸進、穩健、有序地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

這段話的關鍵詞是“外債與資本流動”,其話外音是若可以管好外債與短期投機性資本,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風險則基本可控。不過,誰可以保證一定能“管好”那兩個風險因素?

資本賬戶開放大背景:高外儲,高房價,高幣值

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3月末,中國外匯儲備余額近3.95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儲總量的三分之一。

中國通過出口順差,積累了近5萬億美元的對外資產(包括外儲和其他對外投資);通過引資積累了近3萬億美元的對外債務。作為一個擁有近2萬億美元凈債權的債權國,中國的投資收入卻在過去10年的多數時間中都是負值。

近日,外管局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599億美元(逆差),較2012年擴大70%,創出30年來的次高,僅次于2011年的853億美元逆差。

“這是一個不祥的征兆。這種趨勢如不逆轉,中國可能在未來10年中成為‘國際打工仔’”。余永定稱,屆時中國必須維持貿易順差,而順差所得收入將完全用于支付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投資收益,而不是用于輸入產品、資源和技術。“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中國經濟增長將告終結。”

對于中國凈投資收益為負的原因,余永定指出,一方面海外在華投資回報率高達20%30%;另一方面以美國國庫券為主的中國海外投資回報率僅有2%3%

對于通過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以及“金融投資”來解決不平衡問題的觀點,余永定稱“我不抱希望”。

也有人抱不同的看法,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教授日前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中國外儲主要增長部分是資本金融賬戶,而非經常賬戶,如果能讓更多資本“流”出去,中國的外儲未必增長那么多。

開放資本賬戶,外資必絕堤而去

改革開放后,在畸形政績觀的誘導下,中國諸多地方政府以做大GDP為指向,大肆直至幾近瘋狂地招引國際資本。國際資本借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完成了在華的產業布局和主要產業核心環節的控制。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借著中國深化金融改革、擴大金融開放,跨國資本的目標開始升級為謀求金融機構控制、貨幣定價權(即人民幣匯率)控制和貨幣發行權控制。在國際資本及其母國政府的不斷施壓下,人民幣持續被迫升值,吸引著更多的熱錢涌入中國,人民幣基礎貨幣被迫超量發行。

高外儲與高房價也是正比例關系,外資在中國房地產業運作已久,自2006年以后投資不斷加碼,是中國房地產泡沫的主要推手。迄今,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是:一方面,跨國資本在人民幣單邊升值、房地產泡沫、民間利率飆升以及資本市場套利中大幅度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出口乏力、產業競爭力下降、人民幣購買力降低、資源和勞動力成本被動提高,人民幣顯現出嚴重高估的狀況。

地產高泡沫、高外儲、人民幣高估值,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開放資本賬戶,施行匯率自由兌換,中國經濟危機爆發的概率是極高的,外資一旦有了合法自由的流出渠道,就會從國內資產泡沫中退場,決堤而去,然后房地產泡沫破裂,資本外逃,人民幣貶值,貨幣市場擠兌,銀行呆壞賬激增,金融市場崩盤,外匯儲備遽減,經濟蕭條,實業倒閉,失業率上升,社會危機加重,如此一來,中國經濟被爆破,華爾街長期唱空中國的目標達成。超額外匯儲備當下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危機的要素,事實上中國已經踏入了美元的金融布局。

歷歷在目:資本項目開放必然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近年來,開放資本項目似乎已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必然趨勢,鼓吹金融自由化也成為國內學術界的潮流。然而,縱觀全球,有很多遵循主流經濟學觀點、實行資本項目開放的發展中國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機,包括拉美和東亞。

劍橋大學的拉美裔經濟學家帕爾瑪詳細考察了拉美國家的金融改革路徑和金融危機情況,并對比了東亞和發達國家的經驗,從理論上論證了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項目必然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載于《資本項目開放為何必然導致拉美金融危機頻發》一文,可以為我國資本項目開放問題的討論提供背景,并總結其他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以資借鑒。

該文提要:拉美最近經歷了三輪周期的資本流入,且前兩輪均以重大金融危機收場。本文旨在從凱恩斯、明斯基、金德爾伯格的金融經濟學的視角來剖析由這第二輪周期所導致的金融危機(包括拉美和東亞)。本文試圖表明,無論這些新近開放資本項目、實現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試圖采取何等不同的路徑來解決隨后資本流入激增所帶來的吸收問題,它們都無法逃脫金融危機的厄運。因此,這些金融危機的頻發主要是源自過度流動性且“友好監管的”金融市場所固有的內在因素,從而是完全理應遭受和基本可以預見的。并且,這些危機并非只是意味著主要市場的失靈,而是表明了系統性的市場失敗。它們是友好監管且過度流動性的金融市場之下自由運作的理性經濟人自發行為的后果。而歷史一再表明,這些經濟人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的能力卻相當有限。

全文閱讀:http://oisum.com/Article/guoji/2013/08/305330.html

江涌:資本賬戶開放實際有利于跨國資本與境內買辦力量

如果現階段國有資本和私有資本都不需要資本項目自由兌換,那么究竟是哪些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需要中國徹底開放資本賬戶呢?答案是:國際資本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團。

當中國經濟增長、貿易狀況、經濟結構、貧富差距和社會穩定都開始走向惡化時,人民幣貶值預期產生了,國際資本要大規模撤離中國,于是乎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呼聲開始集中呈現。

美國(政府和參眾兩院)及其控制的世界銀行一致地要求中國解除資本項目管制,有經濟目標,也有政治目的。道理很簡單,中國開放資本賬戶有利于美國及其主要盟國的跨國壟斷資本獵取中國的儲蓄財富、外匯儲備和國有企業。我們可以設想外匯儲備消失、國內儲蓄蒸發、國有企業消亡、投機資本橫行的亂局嗎?只要中國徹底開放資本賬戶,跨國資本可以輕松實現上述目標。

國際資本只有完成了兩個階段的運動,才能完成對中國財富的轉移。國際資本以美元方式進入中國,換取了中國廉價的資源、廉價的股權和廉價的商品;相應地,中國形成了儲蓄和外匯儲備。這是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一階段。然后,國際資本必須以某種方式進行一次反向運動,形成資本的回流,才能最終實現贏利,達到轉移中國財富的目的。無論從何種角度看,中國經濟正步入活力放緩、增長下降的周期,國際資本在中國形成的本金和利潤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兌換成美元流到境外,這需要資本賬戶開放的配合。拉美、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都是發生在國際資本運動的第二階段,即國際資本回流階段。

在美國對華施壓并實際控制著人民幣匯率走勢的情況下,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必然導致中國貨幣政策的失控,必然導致外匯儲備和人民幣供應量的大起大落,進而必然導致人民幣匯率、資金利率、商品價格、資產價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動。中國經濟必將陷入極度不穩定的狀態中。這正是跨國資本施展拳腳的洗劫中國儲蓄和外匯儲備的時機。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被跨國資本席卷而去,伴隨的是企業倒閉、稅收驟降、赤字激增、通脹惡化、民怨四起,大危機隨之爆發。到這個時刻,中國只有一條路可以選擇:變賣剩下來的國有企業。世界銀行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和“資本項目開放”放在一個處方(《2030年的中國》)中,用心何其良苦。

在中國的經濟體里,儲蓄是經濟體的血液、外匯儲備是經濟體的肌肉、國有企業是經濟體的骨架。當外匯儲備和銀行儲蓄遭遇洗劫,并導致國有企業破產或變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也自然地被國際資本摧毀了。

全文見:買辦的歡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http://oisum.com/Article/jingji/2014/05/318996.html

  危機布局的路徑并不模糊,但令人不思議的是國家經濟政策在這當中卻起到了助推作用,高外儲、高房價、高匯率、金融安全港、支付體系、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等,為外資構筑了有利于快速推倒中國經濟的完整路線,讓外資進可攻退可守。為了有效地取得“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這兩大目標,中國只能舍棄“資本賬戶自由化”,必須保持資本項目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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