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對合作化的需要“古已有之”

解放前農民的艱苦處境自發產生合作社

饒陽縣的五公村是舊社會典型的窮困村，一遇到天災就往往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遇到意外損失基本的簡單再生產就無法維持。五公村于1943年就成立了“土地合伙租”(相當于初級社)。而其早期成員、中農李玉田在退組之后遭遇困難年景，結果是賣掉了自己的土地和妻子去渡過難關。由此可見，這種困境是五公村部分村民尋求合作道路的內在動力。

中國歷朝都試圖解決家庭農業生產過于脆弱的問題

在農業社會數千年的漫長歷史中間，家庭都曾經作為最基礎的生產單位，由于其內在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無法有效保證農民生產和生活的穩定，結果使得農民(以及依賴農民而生存的統治階級)的生存處境極為不穩定，特殊情況下往往導致非常嚴重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成本。在原始的農業公社崩潰之后，農業的基礎性生產制度的不完善，就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制度困境。每一個王朝中間，有抱負的皇帝和能干的大臣，每每都試圖“修補”這一不完善的農業生產制度。各種“修補農業基礎經濟制度”思想最終收斂為兩種政策主張：儒家的政策主張是恢復“井田制”，法家的主張是“節制資本”。

但是，兩種主張在實踐中都未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因為其設想“不務實”，而是在“執行力”方面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每當政權下沉到鄉村，僅維持政權運作的成本就超過農民的最大供養水平，因此皇權不下縣成為一個歷史常態。

毛澤東時代創造的低成本的基層組織帶領農民共同富裕

作為一個反常事態，毛時代在全國普遍建立了低成本、高執行力的基層政權，進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推進合作化事業的進步。

1951年山西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全部增產豐收，共同富裕

1951年山西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農業社不斷增加的公積金(共同集體財產)引導下，社員之間為增產豐收而進行勞動協作和分工合作，如李順達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建立起，就專人選種、專人浸種、男社員犁田、女社員挑糞、有飼養員喂羊，有姑娘隊播種栽樹，后來又成立專門小組管理果園、樹苗等等，1951年山西所有試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都獲得了豐產增收、持續發展的驚人成績。農業生產合作社避免了資本對社員的無情剝削，人人都是社里的主人，確實引導農民既規避了小農經濟的風雨搖擺性，又發揮了廣大社員的創造力，共同發家致富，共同富裕之樹得之常青。

合作化在水利建設中的創造巨大價值

毛澤東時代，中國上下高度重視水利建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人民對毛澤東主席的這句話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由此掀起了全面的建造水利工程的熱潮，僅大小水庫全國就建造了十幾萬座，在提升糧食產量方面功不可沒。

學者蔣高明回憶小時候曾經隨大人們去參加水利工程的勞動，那時候干活沒有工資，還自帶干糧，革命熱情高漲。

分田單干后，政府無法低成本高效率維護水利設施

分田單干后，維護水利設施的農民公社已經解體，基層政府的水利部門無法低成本維護這大量的水利設施。于是，當年修建的農田水利設施慘遭廢棄。農民只能選擇生產效率低浪費高的就地掘井方法。而這動用和污染了寶貴的地下水資源，對子孫后代不負責任。

合作化最大的優勢是“削減成本”

“集中力量辦大事”固然是合作化的天然優勢，而一旦基層組織建立起來，很多“單干”時需要增加的支出和重復投資都被大量削減下來，這能給農民提供極大的福利。這個優勢這在改革開放時代體現出強烈的現實意義。

河南省蘭考有一個胡砦合作社，他們曾經打算在灌溉等方面實現集體配備機井和抽水設備，以減輕村民嚴重的重復投資問題。根據合作社調查的資料，機械的重復購置浪費很大，胡砦216戶人家，機動車已經購買了195臺，幾乎每戶一臺，水泵150部，每年的使用小時數都很少，造成極大的浪費，如果是進行協作生產的話，只要幾分之一的投資就可以達到更高的機械化水平。合作社和支書曾經設想每50畝的打一口井，然后在保持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把各家各戶的耕地調整到一起，然后再進行協調，實現每幾戶人家共同打井和配備抽水機器，這樣就可以實現減輕投資負擔的同時不降低抗旱能力。

學者老田舉了一個鮮活的例子。老田老家在分田之后，就曾經有人利用山地種植水果，但是，遠離市場的地理條件使得產品很難銷售出去而浪費。這里面有極大的風險成本。而水果在成熟季節往往吸引一些小孩子來偷食。這就又需要付出極高的監督成本。而且，農村的輿論環境中間這個問題很難處理，往往成為惡化人與人關系的肇因。最后是那些果樹種植者親手毀掉了他們辛苦種植起來的果樹。而在集體時代，大隊是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的，賣不出去的水果，可以分給社員食用;而且，集體的水果與每一個人的利益相關，偷食者會在鄉村輿論中間處于極端不利的地位，在這樣強大的輿論背景中間，表揚和批評會起到很大的保護作用。這就省去了大量風險成本和監管成本。反之，在利益按照家庭范圍進行分割的鄉村現實中間，看護并實現山地的林木產品，缺乏一種可行的低成本方案，最終導致這部分土地被無效地拋荒或者低效利用。

用世界1%的醫療資源提供近1/4人口的基本醫保

毛澤東時代在免費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成就，主要就是依托集體經濟組織來實現的，在集體里面，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都不過是有文化的農民，他們接受了一定時間的專業培訓之后，就開始服務于本大隊(或者公社)的社員，教師和醫生都跟普通農民一樣，在生產隊里拿一份工分，分一份口糧;教育和醫療系統與服務對象的關系，不是通過市場和價格來連接的交易關系，而是作為集體組織提供給社員的一種福利而被生產并供應的，不容許有優勢地位的教師和醫生牟利，而且很容易覆蓋全體國民。

1968年《人民日報：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講了這樣一個例子：

貧農社員鄭定明有一次得了感冒，醫生要給他開藥，他連忙自己搞了點土方治好了。他說要是這樣一點小病就開方吃藥把合作醫療的錢用過了頭，別的階級兄弟害了大病怎么辦?剛開始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時候，個別干部和醫務人員不相信群眾的覺悟，擔心這樣會“吃藥看病錢不花，醫生腿子要跑斷，拿著處方沒藥抓。”將近兩年來的醫療實踐，證明他們的擔心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去年今年的合作醫療費都有節余。

在良好的基層組織中，集體的醫療和教育成本與每一個人的利益相關，浪費集體資源在鄉村輿論氛圍里是難以允許的。北大李玲教授評論到：“當時中國用不到世界上1%的醫療資源解決了近四分之一人的基本醫療衛生保障，是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崇為世界的典范，在全球推廣的。這個制度難以持續的根源還是我們工作的重點轉移了。”

“擬家庭化”的良好人際關系創造美好生活

“都是村里人，低頭不見抬頭見，大家都很熟悉，平日里他們為我們，他們有了難處了，一定要伸把手。”“中國鄉村中傳統的"醫患關系"表現為治療過程的‘擬家庭化’，就是說，整個診療過程應該是在一種親情、人情網絡中完成，醫生用日常生活語言解釋病情，病家的參與和與之互動的重要程度絲毫不亞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據更大的比重。”

不僅是醫患關系，在毛澤東時代基層組織健全的鄉村間，幾乎所有人與人的關系都是在類似“擬家庭化”的半熟人關系中，這使得基層的矛盾關系很好調節，是至今人們對農村美好生活的溫馨記憶。

哪怕是今天，這種半熟人關系一旦與合作化結合，都能有極好的社會經濟效益。三農學家賀雪峰極力推薦的農村內置性金融就是一例。所謂農村內置金融，即將民間金融限定在村莊熟人社會之內，借貸、存款，都只允許在村莊內發生。這有兩大好處，第一好處是，借貸是在村莊熟人社會中發生的，信息完全對稱，因此幾無道德風險，幾乎每筆貸款都可以收回。只要貸款可以收回，辦金融就是只賺不賠的。第二個好處是，內置金融只吸收本村存款，且所有利息都留在村莊，從而使內置金融所賺利息沒有流失，而是留在村莊中作為村莊發展的潤滑劑。更妙的是，李昌平所組織的內置金融的主體是村里老年人，名稱叫做“夕陽紅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每年利息的大部分給老年人分紅用于養老，可以說是利盡其用。

毛主席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的時候曾對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語重心長地談他對“包產到戶”的看法：

“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

現在我們能夠更加清楚地理解毛主席的憂慮。包產到戶后，家庭作為生產單位非常不利于引入機械耕作效益。1970年代美籍學者韓丁曾經批評過中國“手扶拖拉機”為代表的機械化方向，他認為還應該是大馬力農機實現多項作業一次完成比較有效率。農民必須以家庭為受益單位來決定新技術的學習成本上限并承擔引入新技術的風險，過小的學習成本支付能力和過小的風險承受能力是由過小的受益單位決定的，這使得絕大多數新技術的風險與成本之和，超過了家庭單位的最終預期收益，農民就這樣與絕大多數新技術和工業品“絕緣”了。而與之相對應的另一面則是工業品巨額的產能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