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大公報》發表一篇名為《莫天真勿糊涂》的文章，用嚴厲的措辭，點名批評李嘉誠的長江和記實業公司向美國貝萊德出售港口的事件。
無風不起浪，交易和批評都有邏輯可循。
巴拿馬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陸地交通要道，巴拿馬運河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往來的水上必經之路，哪個公司能經營巴拿馬運河的港口，便是坐擁金山，哪個國家能主導巴拿馬的局勢，就能影響全世界的商業貿易。
而長江和記實業公司旗下的和記港口集團，就運營著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克里斯托瓦爾港。
正因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中國試圖影響巴拿馬，中國公司試圖控制巴拿馬運河，影響全世界的商業貿易。
2025年初，特朗普就因為這件事指責中國，高調宣布美國要收回巴拿馬運河。
就在特朗普的表態發出不久，李嘉誠就和以美國貝萊德為首的財團簽訂協議，將包括巴拿馬運河兩個港口在內的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全部打包賣出去，占和記港口集團總資產的80%。
事情的時間線這么緊湊，顯然不是巧合。
這件事的根本性質，應該是中國想通過李嘉誠的公司，在巴拿馬運河占有一席之地，為中國商業提供便利，特朗普為鞏固美國商業霸權，要把中國排擠出巴拿馬運河，于是中美兩國圍繞巴拿馬運河展開博弈。
而在這個過程中，殖民地出身的李嘉誠，受歷史慣性的影響，對中國信心不足，便及時把港口賣出去，向特朗普納上投名狀。
可以說，李嘉誠出售港口的行為，根本不是單純的商業行為，而是特別嚴重的政治投機行為。
所以《大公報》批評李嘉誠：“這是沒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漠視國家利益、民族大義，背叛和出賣全體中國人。”
我們單開一篇文章，目的當然不是罵李嘉誠，而是想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一下商業和商人的關系，以及李嘉誠的選擇。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鄙視商業，把商業貶為末流，但實事求是的說，商業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個地區的物品交流和信息傳遞，很大程度都是通過商業渠道進行的。
《史記·貨殖列傳》就寫道：
“夫山西饒材、竹、轂、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釭置......皆中國人民所喜好，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說的就是各個地區的產出不同，本地人要想獲利、外地人要想使用，必須用商業渠道來互通有無。
如果個人進行商業活動，一旦有所成就，便能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家財萬貫不在話下，滿堂富貴彈指可取。
如果國家進行商業活動，可以在農業經濟的基礎上，開辟新的財源，甚至能做到不加賦稅而國庫充盈。例如姜太公販賣魚鹽盤活齊國經濟，管仲設立輕重九府，輔佐齊桓公建立霸業。
商業是利國利民利己的。
但脫離宏觀的“商業”概念來說，從事商業的“商人”，地位就比較尷尬。
因為商業行為天然是流動的、不固定的，那么商人也必然要隨著商業的流動而流動，跑碼頭住旅店是商人的常態，很少有坐地商人能發財致富。
唐朝詩人張籍在《賈客樂》里，開篇第一句就說：
“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同樣留下類似的千古名句：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做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然而，農業是千行百業的根本，和平是繁榮發展的前提，這兩個條件要求一個國家必須追求穩定。
在這樣的背景下，天然流動的商人和追求穩定的國家，便不可避免的產生了矛盾。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
兩千年來，中國和西方國家經過不斷調整，終于找出適合自己的方法。
西方國家的最初源頭是古希臘，而古希臘是以海洋貿易為經濟基礎的城邦國家，于是西方國家以此為藍本，演變成中央放權、地方自治、政商合流的資本主義國家。
換句話說，國家和商業合一，商人成為國家的股東，并以經營公司的邏輯治理國家。
商業和商人流動，國家就跟著一起流動，同頻共振之下，便產生了相對的穩定。
中國的最初源頭是夏商周秦漢，而夏商周秦漢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中央集權國家，于是中國以此為藍本，演變成中央集權、地方服從、文人治國的大一統國家。
在中國，“國家”這個組織是主體，其他任何個人身份都處于從屬地位。
由于商業不可或缺，所以中國政治家們把商業納入“士農工商”的范圍，但因為商業的從屬地位、商人的流動性會破壞農業的穩定性等因素，政治家們又把商人打入賤類、貶為末業。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商業主體，歷來都是國營單位，個人從事商業有可能獲得巨額財富，但個人財富總量和國營單位的財富總量相比，永遠都是差一大截。
總而言之，西方國家是政商合流，中國是政商分流、以政管商。
改革開放以后，雖然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但究其根本，不外乎是從完全的國營壟斷，逐漸轉型為國營壟斷上游資源、民營開拓下游市場。這種模式，仍然是傳統的“政商分流、以政管商”。
中國和西方國家對商業定位不同、兩方商人地位不同，歸根到底是，中國和西方國家在解決“流動的商人和追求穩定的國家”問題時，根據自己的歷史慣性、特定的生存環境，給出的不同答案罷了。
只不過是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在全世界開拓殖民地，導致西方國家給出的答案成了世界主流，中國在工業革命以來逐漸落后，給出的答案便稍顯另類。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和西方國家交往時，就出現了另外三個特殊情況——
1、中國曾經是落后國家，于是在中國和西方國家發生競爭時，有些人就對中國信心不足，容易崇洋媚外，例如以中外合資為榮、出賣國家情報等投機行為。
2、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商人地位不同，中國商人的天花板就是富家翁，西方國家的商人可以深入參與國政。這就導致中國某些商人為追求更高的地位、把財富變成權力，便對西方國家的模式心向往之。
退一萬步，他們還能把財富轉移到西方國家，和那些國家的商人合流。
3、中國和西方國家交往時，港澳臺做為中國的南疆邊緣區、西方國家進入中國的第一線，其實是被夾在中間的。而港澳臺沒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仍然有濃厚的殖民地氣息，故而在中西碰撞時，港澳臺是最容易搖擺的，稍有不慎就跑到對面陣營去了。
對照以上三種特殊情況，李嘉誠的行事作風，每條都能沾上一點。
可以說，李嘉誠就是典型的港澳臺出來的中國商人，前些年說“自己賺錢自己花”的老王，起碼占了第二條，是典型的大陸賺錢的中國商人。
不過，無論他們有什么打算，面臨重要選擇的時候，都應該記住《大公報》文章的最后一句：
“面對如此大事大義大節，有關企業當三思，應好好想想有關問題的性質和要害是什么，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么立場，站在哪一邊。”
想要什么并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該做什么才能真正決定自己的命運。
宋末元初的泉州商人蒲壽庚，號稱“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巨萬，家僮數千，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雄霸東南亞，比李嘉誠的勢力強得多。
公元1276年，元軍攻破臨安，文天祥和陸秀夫等人擁護宋端宗逃往泉州，希望蒲壽庚打開城門，接納南宋流亡朝廷。但蒲壽庚拒絕接納，并向元軍大將伯顏奉上降表，獻城降元。
再過百年，朱元璋崛起江南建立明朝，回想起南宋滅亡的往事，非常痛恨蒲壽庚的賣國行為，便把蒲壽庚的后人貶出仕籍，子孫后代永世為奴。
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
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
明末清初的泉州商人鄭芝龍，最鼎盛時期，旗下的“山五商”和“海五商”船隊縱橫東南亞，年入千萬兩白銀。
清朝入關以后，以“閩越總督、福建浙江廣東三省封王”的條件，招降鄭芝龍。
鄭芝龍為了保護自家的產業，不顧其子鄭成功的勸阻，堅決投降。但他投降以后才發現，清朝根本不兌現諾言——鄭芝龍被帶到北京，封為一等精奇尼哈番。
所謂閩越總督和三省封王，清朝早已不認了。
可能在清朝看來，你鄭芝龍不過是個叛徒而已，神氣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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