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57年中蘇關系以合作為主,那么到了1958年,更多的則是爭吵和相互指責,中蘇關系史上一個重要的時間之窗便由此打開。毛澤東后來回憶說,中蘇鬧僵實際上是在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這一年發生的三件事,確實對中蘇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已經到了破裂的邊緣。
赫魯曉夫說,當我們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無線電臺的時候,我們滿以為中國人會給予合作。沒想到,毛澤東勃然大怒:“你們怎么敢提出這樣的建議!這種建議是對我們民族尊嚴和主權的侮辱!”
這一年,在中蘇之間發生的諸多事件中,人們談論最多的恐怕要算“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中國人普遍認為,中蘇兩國領導人之間第一次正面沖突是中蘇關系鬧翻的開始。因為中國領導人認為,蘇聯領導人的行為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赫魯曉夫想控制中國。這似乎已經成了歷史定論,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蘇聯第一艘核潛艇“列寧共青團”號(現保存在克朗斯塔德的海軍榮耀展館)。
1957年12月,蘇聯第一艘核動力潛艇試航成功。隨之而來的是,蘇聯海軍遇到了一個無法解決的技術性難題,即外出潛艇如何同本國取得聯系。依據當時的條件,只能通過無線電臺進行聯絡。如果在蘇聯本土建立長波電臺,不僅耗資巨大,而且可靠性也難以保證。因此,蘇聯海軍提出:南太平洋的無線電臺放在中國海南島,承擔蘇聯在南太平洋潛艇艦隊的聯絡任務;印度洋的無線電臺放在印度半島。赫魯曉夫否定了第二個方案,他還責問蘇聯海軍總司令戈爾什科夫:蘇聯在印度洋有什么利益,“打算在那里跟誰打仗呢”?當時在兩大陣營對立、美蘇處于冷戰狀態下,中國和蘇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有著共同的目標和利益。況且,中蘇兩國又于1950年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所以,在蘇聯領導人看來,在中國海南島建立長波電臺不會有什么問題。
關于事情的起因,赫魯曉夫回憶說:我們剛開始生產內燃機潛艇和核動力潛艇的時候,我們的海軍就向我們提出建議,要求中國政府允許我們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線電臺,以便我們能同在太平洋活動的蘇聯潛艇艦隊保持聯絡。我們在領導班子內部討論了這件事,決定向中國政府正式提出建議。我們認為這個想法對我們自己和中國都是同樣有利的。我們和中國人畢竟有著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目標。
在向中國政府提出建立長波電臺之前,蘇聯曾答應幫助中國建造潛艇,并且把設計圖紙都交給了中國,甚至派出專家到中國來選擇建造潛艇的地點。所以,蘇聯領導人認為,他們向中國提出這一建議,中國領導人肯定會給予積極的配合。
赫魯曉夫之子謝爾蓋·赫魯曉夫在回憶錄《導彈與危機——兒子眼中的赫魯曉夫》中寫道:“父親認為不會有什么困難,友好的、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肯定會欣然接受,何況中國人自己也已開始建造潛艇。自然是照我們的圖紙,并在我們的幫助下進行。因此,戈爾什科夫的建議看來對雙方都有吸引力,中國海軍也可以使用無線電臺和修理基地。”
就中國方面而言,人民解放軍第一支海軍潛艇部隊已于1954年誕生。隨后,中國從蘇聯引進了三部“突浪型”長波電臺,分別安裝在湛江、寧波和青島。但是,這些電臺的功率都太小,隨著潛艇部隊的逐步發展和遠航任務的逐漸增多,中國海軍潛艇部隊也迫切需要建立大功率長波電臺。但中國技術落后,難以獨自完成這項工程。因此,中國海軍也迫切希望蘇聯方面能夠提供幫助。由此可見,建立長波電臺確系中蘇兩國的共同需要。為此,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建議在1958年到1962年的5年內,在中國華南沿海地區,中蘇雙方共同建立一座1000千瓦大功率長波電臺,加上一座遠程收信中心,需投資1.1億盧布。其中,蘇方出資7000萬,中方出資4000萬,建成后雙方共同所有、共同使用。
但是,對于建立電臺,中國領導人有自己的想法。針對蘇方的建議,毛澤東的答復是:同意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但費用全部由中方出,建成后所有權歸中國。而蘇方執意要共同投資,并提議于6月上旬派專家到中國進行選址、勘探設計工作。6月7日,毛澤東在彭德懷送來的一份談話記錄上批示說:“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蘇方以高壓加人,則不要回答,拖一時期再說。”毛澤東還特意加了一句話:“這是中國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意見。”后來,中蘇雙方就長波電臺的費用和歸屬問題進行了多次交涉,但沒有結果。
◆美國設在阿拉斯加的長波臺,圖片拍攝于1950年。
無論是“長波電臺”,還是“聯合艦隊”,就蘇方來說,他們主要是針對美國而來的。美國當時在太平洋夏威夷群島、中途島、菲律賓和臺灣都設有海軍基地,如果蘇聯在中國海南島建立了長波電臺,一旦事發,蘇聯太平洋艦隊就可以在中國港口停泊和修理,這有利于提高蘇聯海軍的戰斗力。因為蘇聯本國的基地相距十分遙遠,幾乎三分之一的艦艇經常處在往返的途中,更不用說進攻了。曾擔任過蘇共中央國際部中國處處長的庫里克回憶說:當時蘇聯沒有一種導彈能夠從其本土打到美國西海岸,所以蘇聯海軍就想搞一個潛艇艦隊,用以對美國實施導彈攻擊。這就需要在中國沿海停泊,需要建立一座長波電臺進行聯絡。
在長波電臺的交涉還沒有結果的情況下,7月21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又急匆匆地提出要見毛澤東,談起建立聯合艦隊的設想。尤金抱怨蘇聯的海岸線彎彎曲曲,不能充分發揮核潛艇艦隊的作用,說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又好,并告訴毛澤東:赫魯曉夫希望與中國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越南也可以參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彭德懷去莫斯科商量。這便是“聯合艦隊”一事的由來。盡管毛澤東希望蘇聯在發展海軍方面幫助中國,但不能搞“合作社”。所以毛澤東問尤金:是否只搞合作社,蘇聯才干,否則就不提供幫助?尤金一看情況不妙,連忙解釋說,這只是一個提議,還要和中國同志一起商量。但毛澤東堅持認為,應首先明確方針,“是我們辦,你們幫助?還是只能合辦,不合辦你們就不給幫助,就是你們強迫我們合辦?”毛澤東的態度如此堅決!尤金由此得出結論:毛澤東不同意建立聯合艦隊,遂將會談情況電告了莫斯科。
◆毛澤東
尤金走后,毛澤東還在生悶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7月22日,毛澤東約見了尤金。見面后,毛澤東開玩笑說:“你們很幸運,能夠吃飯、睡覺。”接著,毛澤東發了一通火:“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顯然,毛澤東已經開始把“聯合艦隊”一事同國家主權聯系起來了。因此,尤金感到事態嚴重,就向莫斯科發了“一封嚇人的電報,描述了毛的憤怒的反應”。毛澤東還對尤金說:你講不清楚,叫赫魯曉夫來,“叫他跟我直接說,究竟要搞什么?”
◆1958年7月31日,毛澤東在機場迎接赫魯曉夫。
于是,7月31日,赫魯曉夫連忙飛抵北京。飛機在南苑機場徐徐降落,赫魯曉夫走下舷梯。這里沒有紅地毯,沒有儀仗隊,也沒有擁抱,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只是握手致意。當天下午5時至晚9時,毛澤東同赫魯曉夫在懷仁堂舉行會談。赫魯曉夫對蘇聯為何提出聯合艦隊的問題進行了解釋,他說,這是尤金轉達有誤,他本人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這個問題時,“從來就沒有想過像中國同志所想的那樣要共同指揮中國的艦隊,從來就沒有兩國共有的想法和影子”。
赫魯曉夫把問題看得過于簡單了,據謝爾蓋·赫魯曉夫回憶:“父親決定親自去見毛澤東,他認為中國人沒有完全弄明白,只要當面談談,一切障礙即可迎刃而解。他懷著這樣的意圖同馬利諾夫斯基元帥于1958年7月底前往北京。”到北京后赫魯曉夫才發現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他擺出一副委屈的樣子說:“我們沒有想到,毛澤東同志竟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侵犯主權的程度。你們這樣看我們,令我們感到傷心。”赫魯曉夫承認,這只是一個想法,還要跟中國同志商量。毛澤東發了一通牢騷,追問赫魯曉夫:“請你告訴我:什么叫共同艦隊?”“什么叫共同商量,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你們是不是想把我們的沿海地區都拿去?”毛澤東憤怒之下又補充了一句:“你們都拿去算了!”
見毛澤東如此生氣,赫魯曉夫又想出另外一招。他說:“毛澤東同志,我們能不能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的潛艇在你們的國家有個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毛澤東還是一口否決了赫魯曉夫的建議,但赫魯曉夫仍在尋找理由辯解:“毛同志,我們簡直不能理解你。我們使用你們的港口,這對你我雙方都是有利的嘛。”毛澤東堅決不同意,“話不能這么說”,他隨即把此事上升到國家主權高度來看待:“我們正在建設自己的潛艇艦隊。如果蘇聯潛艇可以進出我國港口,那不就成了侵犯我國主權了嗎?”為了表示雙方合作的誠意,赫魯曉夫繼續說:“假如你們愿意的話,毛澤東同志,你們的潛艇也可以用我們的摩爾曼斯克作基地。”毛澤東仍然不同意赫魯曉夫的互換條件,他說:中國的潛艇不想去蘇聯,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們來我們這里搞什么名堂。“每個國家的武裝部隊只應駐扎在自己的本國領土上,而不應駐扎到任何別的國家中去。”
見毛澤東發這么大的火,態度又這么堅決,赫魯曉夫不得不放棄他的想法:“行吧,你們不理解,我們也就不提了。”于是,雙方約定:以后“永遠不會提這樣的問題”。
◆赫魯曉夫
接下來,赫魯曉夫開始談長波電臺的問題。他回憶說:關于我們要求建立無線電臺的事,我向毛澤東道歉,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侵犯中國的主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影響中國的經濟,或者傷害它的民族尊嚴。赫魯曉夫還托辭說:關于這個問題,蘇共中央沒有討論過,完全是軍方提出來的。蘇聯想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長波電臺,以便需要的時候用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的艦隊。如果中國同意蘇聯通過提供貸款的方式參與電臺的建設,那就更好了。電臺的所有權屬于中國,蘇聯只是要求通過協議,允許蘇聯使用這個電臺。同時,蘇聯在海參崴、千島群島等地的電臺也可以提供給中國使用。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可以取消這個建議。
關于電臺的費用問題,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反建議:“給我們必要的貸款,我們自己來建這個電臺。”“很好”,赫魯曉夫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我們會把圖紙、設備和技術顧問都給你們送來,還會給你們所需要的貸款。”“行”,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同意”。但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披露的檔案材料顯示,在經費問題上,毛澤東的態度并不像赫魯曉夫說的那樣。毛澤東說,馬利諾夫斯基提出蘇聯出錢,就是要所有權。中國同意建立長波電臺,費用全部由中國負擔,所有權是中國的,蘇聯可以使用。赫魯曉夫再次表示,所有權肯定是中國的,但蘇聯既然使用,出些錢也是應該的,可以用貸款的形式。毛澤東不肯讓步,強調中國不需要貸款,如果蘇聯堅持要出錢,中國就不搞了。
盡管赫魯曉夫說蘇聯確實沒有控制中國的意圖,也沒有侵犯中國主權的打算,他們的出發點是針對美國,只考慮到中國和蘇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又有中蘇同盟條約在先,雙方有著共同的利益和目標,所以他們認為這個建議對于“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肯定會欣然接受”,但蘇方的建議畢竟涉及到中國主權問題,根本沒有考慮到中國領導人的感受,而且方法上也過于簡單、唐突。赫魯曉夫后來不得不承認,蘇聯的建議“觸及了這個曾長時期受到外國征服者統治的國家的敏感問題”,“觸及了中國的主權”,也傷害了中國領導人的民族感情。赫魯曉夫不得不承認:“當時我們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一體化的意義。”對于這件事,赫魯曉夫確有早知現在,何必當初之感。他說:“如果我們事先知道會有這樣的反應,那我們無論如何不會提出這個建議。”但是,“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爭吵畢竟成了毛澤東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毛澤東高興地談起了“大躍進”的形勢,不料,赫魯曉夫卻說:“你們這個‘大躍進’,我們還是不理解,我們認為這是超越階段的做法。”
1958年,毛澤東同赫魯曉夫還在為另外一件事爭執不休,那就是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毛澤東認為,這是他通過艱辛探索終于找到的一種不同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法,因而是他的得意之筆。可是,赫魯曉夫卻不贊成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
近年來,俄羅斯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是針對蘇聯的,是為了防止來自蘇聯的威脅。說白了,就是想取代蘇聯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用他們的話說,1957年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回國后,“異常賣力地在各條戰線上同我國作對”。“毛澤東集中全力在自己國家內和黨內,進行各種形式和在各種口號掩護下的不妥協的斗爭,力圖大步前進,超過赫魯曉夫,超過他的黨和國家。毛澤東訪問莫斯科后出現的‘三面紅旗’,或者說毛澤東的三個基本政治方針,正是以此為宗旨的。這里并不是與蘇聯進行和平競賽,并不是為了共同的事業進行競賽,而是為了變成強者,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莫斯科和赫魯曉夫。”
應當承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確實是想比蘇聯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但決不像俄羅斯學者說的那樣。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蘇聯這些人利令智昏,對他們的辦法最好是臭罵一頓。他還憤懣不平地說:“什么叫利呢?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么?這叫不算數。看見這么一點東西,就居然脹滿了一腦殼,這叫什么共產黨員,什么馬克思主義者?我說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么了不起!”
1958年1月2日,毛澤東又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但又是一個窮國,敵人希望我們永遠窮,就是那些朋友,有些也未必愿意我們超過他們,還得靠自己呦!我們要贏得時間。像小腳女人那樣一步一步扭不行,一般人那樣走路也不行,要像比賽跑那樣,非鼓足干勁不可。毛澤東說的這些話,昭示了他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心路歷程。
但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其實是想尋求一種不同于蘇聯的建設方法,走出一條比蘇聯更快更好的路子。他曾經說過,蘇聯在1921年產鋼四百多萬噸,1940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20年中增加一千四百萬噸。于是他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兩種作風問題,認為搞社會主義,就應趁熱打鐵、一氣呵成,不要拖拖拉拉。此后不久,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指出:“現在,有些教條主義者鼓吹模仿蘇聯,我想知道:過去蘇聯又是模仿了誰呢?”很明顯,毛澤東不想再仿效蘇聯了,他要走出一條新路。
◆1958年11月28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從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意圖來看,說他是為了抵御蘇聯的軍事威脅也好,還是為了超越蘇聯也好,抑或是為了走出一條不同于蘇聯的建設道路也好,但這兩件事確實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高度關注。繼“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之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又在中蘇兩國關系上掀起一場新的風波。在這兩件事上,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又找不到共同的語言。1958年11月,毛澤東在一次內部談論中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
那么,赫魯曉夫是怎樣看待的呢?還在“大躍進”剛開始的時候,布爾加寧跑到北京傳達了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集體討論的意見,說蘇聯不同意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認為這是“毒草”。毛澤東聽后微微一怔,他或許沒有想到,這場“大躍進”運動會令蘇聯領導人如此反感。他馬上詰問布爾加寧:“什么是毒草?”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一伙已經把辯證法丟得一干二凈了。在“大躍進”的問題上,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講過土豆的歷史。他認為,一切事物都在變化中,沒有固定不變的事物。一百年前被認為是毒草,一百年后人人都愛吃土豆。即是說,你們現在認為中國的“大躍進”是“毒草”,那么一百年后會怎么樣呢?
1958年8月1日,毛澤東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當談到中國國內形勢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中國出現了大躍進。可是,赫魯曉夫不以為然,搖動著光禿禿的腦袋說:“你們這個大躍進,我們還是不理解。我們認為這是超越階段的做法。”看來,兩人又談不到一起了。接著,毛澤東便提起中國的人民公社,他說:“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公,就是社會主義比合作社多,把資本主義的殘余逐步去掉。這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的,不是我們從上面布置的。”可是,赫魯曉夫仍然一個勁地搖頭:“這些我們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們自己清楚。總之你們這兒搞的一切都是中國式的。你們比我們更清楚。”
◆1958年8月3日,毛澤東與來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在聯合公報上簽字。
說實話,赫魯曉夫確實擔心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對蘇聯產生影響。在他看來,毛澤東所做的這一切都背離了“以莫斯科為核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傳統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模式”。因此,“赫魯曉夫與毛澤東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赫魯曉夫非常害怕中國的“平均主義的改革”會傳入蘇聯。當時,中國關于“三面紅旗”的宣傳品通過各種渠道已經流入蘇聯境內,尤其是西伯利亞地區。為此,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必須立刻加以制止。中國人這些改革的口號是非常誘惑人的,如果認為這些想法的種子不會在我國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錯了。”于是,赫魯曉夫從北京回到莫斯科后,便“從宣傳上封鎖了來自中國的有關‘三面紅旗’的各種消息”。
赫魯曉夫為什么如此反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呢?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談了他的看法。他說:正當中國看來就要使一個作為樣板的社會主義制度臻于完善的時候,毛開始濫用他的權力。“他毀壞了中國的經濟,而這一切都是在所謂‘大躍進’的名義下干的。”中國人善于發明吸引人的話語,他們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作為“大躍進”這個口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是另一個口號,即“5年內趕上英國,再稍許長一點的時間內趕上美國!”“我們讀到這個口號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當然,領導人鼓勵自己的人民在經濟和技術方面取得進步,這并沒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趕超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赫魯曉夫認為,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如果中國能夠在5年內與英國并駕齊驅并且開始趕上美國,那就能夠超過蘇聯,并且把蘇聯遠遠拋在后面。可是,結果如何呢?“中國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中國的經濟實際上在許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不僅如此,赫魯曉夫還對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了批評:“毛解散了中國的集體農莊,創造了公社來取而代之。他把農民連同他們的一切個人所有全都公社化了。……生產資料集體化是一碼事,而把個人所有公有化則完全是另一碼事——而且這種做法肯定會導致許多令人不快的結果。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把公社轉變成了軍事組織。結果,一直搞得很有生氣的中國農業突然一下子遭到了嚴重挫折,農村爆發了饑荒。”當談到大煉鋼鐵時,赫魯曉夫也給予了批評。他把中國的這種做法稱為“后院式的煉鋼工業”,說中國人在屋后建起了小高爐,他懷疑用這種方法煉出的生鐵質量和成本會如何。結果中國的“工業也受到了破壞”,“經濟陷入了混亂”。于是,赫魯曉夫最終得出結論“我們不同意‘大躍進’”。
關于赫魯曉夫對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態度,毛澤東后來說,他打算寫文章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在毛澤東看來,“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事,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于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
赫魯曉夫迷惑不解地問:“毛同志,你們為什么在即將勝利的時候停下來呢?”毛澤東回答說:“我們不希望蔣離我們太遠了,我們想讓他呆在我們夠得著的地方。讓他呆在金門、馬祖,我們就能以空軍和岸上大炮來打他。”
赫魯曉夫回到莫斯科驚魂未定,臺海危機又接踵而至。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馬祖兩個島嶼,這件事又惹得蘇方不愉快。美國在驚恐之中發出最后通牒,準備插手,赫魯曉夫也在極度不安中發出勸說和警告。毛澤東卻笑道:“金門打炮事件,嚇壞了我們的朋友。”
關于臺海事件,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盡管中國人不愿意讓我們的潛艇使用他們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們又向我們要求數量相當大的軍事援助。他們說他們要對蔣介石采取軍事行動,因而需要這些軍援。他們要求得到飛機、遠程大炮和空軍顧問。”“我們以為他們打算采取決定性行動來消滅蔣介石,因此他們提出要的那些東西,我們都給了他們。”
8月23日,人民解放軍的遠程大炮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國民黨軍隊駐守的金門島嶼實施炮擊。僅兩天之內,就向金門傾瀉了數萬發炮彈,擊斃國民黨金門防衛部隊3名中將副司令和數百名官兵,擊傷船只3艘,摧毀了島上的軍事實施,封鎖了金門島。
◆炮擊金門
毛澤東為什么下令炮擊金門、馬祖?人們有不同的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懲罰國民黨,如果有可能的話就收復金、馬及附近島嶼。炮擊開始后,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我們現在不是馬上登陸金、馬,只是想嚇嚇美國人,要美國人從臺灣撤退,蔣軍從金、馬撤退。你不撤,我就打。臺灣太遠打不到,我就打金、馬。其次,聲援阿拉伯人民的斗爭。7月15日,美軍入侵黎巴嫩。7月17日,英軍進入約旦,中東地區成為國際爭端的新熱點。對此,毛澤東說:“美國人在中東燒了一把火,我們在遠東燒一把火,看他怎么辦?”所以,炮擊金、馬,既可以聲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試探美國人。再次,動員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9月4日,毛澤東說:“我們這次炮打金、馬的火力偵察已達到目的,不僅美國人緊張起來,全世界人民也動員起來。”周恩來也說了同樣的話,認為炮擊金、馬,“這對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對我們中國人民起了動員作用”。
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馬祖,使赫魯曉夫深感不安。兩人本來就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找不到共同的語言,實際上這意味著中蘇兩國不只是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的軍事合作關系已經破裂,毛澤東的行為是對赫魯曉夫關于加深兩國軍事合作建議的回答。在赫魯曉夫看來,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中國沿海島嶼實施炮擊,更不應該造成中國和蘇聯同美國發生軍事沖突的危險。
赫魯曉夫7月底至8月初訪華時,毛澤東沒有向他提起過炮擊金門、馬祖一事,因此他摸不清中國的底細,也不了解美國在這一事件中究竟會走多遠。蘇聯應該采取什么立場、該做些什么?這是令赫魯曉夫犯愁的事情。不過,有一點赫魯曉夫很清楚,作為蔣介石盟友的美國已公開表示站在臺灣一邊,那么作為中國的盟國,蘇聯如果不公開表示支持中國,將被視為對中國的背叛。但是,如果莫斯科公開表示支持北京,會不會卷入臺海危機,進而引發美蘇沖突?對此,赫魯曉夫不能不慎重考慮。所以,炮擊金、馬,確實使赫魯曉夫感到不悅。然而,中蘇之間畢竟簽有同盟互助條約。思忖再三,8月30日,即炮擊金、馬一周后,《真理報》終于發表了一篇姍姍來遲的文章,倒也明確表示:“誰企圖用進攻來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他就不應該忘記,他也就是在威脅蘇聯。”
時至9月5日,赫魯曉夫打電話給蘇聯駐華使館參贊蘇達利柯夫,讓他轉告周恩來總理,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準備秘密訪華,向中國領導人轉達他本人和蘇共中央對臺灣海峽局勢的估計,并商談他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封信。當晚,周恩來會見了蘇達利可夫,談了他對臺海形勢的看法。當然,周恩來非常清楚葛羅米柯此行的目的。所以,他明確地告訴蘇聯參贊:中國炮擊金、馬,只是想懲罰一下國民黨,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如果打出亂子,中國自己承擔,決不拖蘇聯下水。
◆葛羅米柯
9月6日,葛羅米柯開始了他的訪華之旅。會談中,葛氏告訴毛澤東:“赫魯曉夫同志準備致信艾森豪威爾總統,對美國政府提出警告,我認為這封信對美國會起清醒劑的作用,像一盆冷水洗澡那樣。”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說:“美國早該洗澡了,天氣太熱了。”葛氏的中國之行,使蘇聯人弄清了中國不打算主動同美國開戰。毛澤東曾這樣說:“只是幾發炮彈的事”,“我并不希望這會引發一場風暴”。
赫魯曉夫摸清底牌后,于9月7日,也就是葛羅米柯返回蘇聯的當天,在莫斯科公開發表了致艾森豪威爾的信。首先,赫魯曉夫批評了美國的行為,認為美國對中國所采取的政策,特別是由于美國政府在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所采取的行動,在遠東形成了危險局勢,使人類又一次面臨著戰爭的威脅。其次,赫魯曉夫闡明了蘇聯的立場:“中國不是孤立的,它有著忠實的朋友,這些忠實的朋友在中國一旦遭到侵略時準備隨時給以援助,因為人民中國的安全的利益是同蘇聯的安全的利益不可分割的。”赫魯曉夫聲稱:“對我們偉大的朋友、盟邦和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也就是對蘇聯的侵犯。忠于自己義務的我國,將盡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國一道來維護兩國的安全,維護遠東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對于臺海危機,蘇聯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赫魯曉夫不會超越這個底線。據謝爾蓋·赫魯曉夫回憶說:“父親訪問北京后,因沿海島嶼而產生的沖突愈演愈烈,蘇聯完全站在中國一邊。報紙連篇累牘地載文章譴責侵略者。但父親決定到此為止,我國決無介入之意。”在赫魯曉夫看來,雖然中蘇應當共同努力一致反擊侵略,但“不應挑動美國人搞無益的對抗”。他認為“解放臺灣在政治上很重要,但就軍事角度而言卻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因此,赫魯曉夫規勸中國領導人:“中國在沒有海軍的情況下不可能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于是,他兩手一攤:“我們愛莫能助”,因為“我國的太平洋艦隊不是美國第七艦隊的對手”。赫魯曉夫害怕“這類冒險舉動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此,赫魯曉夫“斷然拒絕參與臺灣海峽的軍事行動”。
但是,對于赫魯曉夫的公開信,毛澤東還是相當滿意的。它無疑向美國表明了中蘇同盟的存在,這迫使美國在決策時不得不考慮這一事實的存在,因而它對緩和臺海緊張局勢起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中蘇之間在公開場合下的和諧一致并沒有掩蓋背后的分歧。雙方因各自的看法和做法不同,因而在一些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分歧和不滿。
◆1958年8月,毛澤東與赫魯曉夫。
9月16日,赫魯曉夫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談話時建議向中國政府提供援助,即針對美國和國民黨在這一地區的海軍優勢,加強中國的空軍地位,以遏制美國的侵略企圖。根據這一情況,蘇聯可以派攜帶導彈的圖—17轟炸機到中國來。但是,中國領導人認為這一建議是對中國的冒犯而拒絕了。對此,赫魯曉夫難以理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并沒有試圖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他們,我們也沒有任何別的企圖,而只是想在加強中國沿海、使臺灣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消滅蔣介石、使全中國人民都統一在一個共和國里的事業中表現出兄弟般的團結。”毛澤東拒絕赫魯曉夫的建議,這說明“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陰影在毛澤東的心里并沒有散去,他認為赫魯曉夫還想控制中國。
進入10月份,中國決定放棄收復金門、馬祖的計劃,這又使赫魯曉夫感到迷惑不解。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詳細描述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當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馬時,從解放這兩個島嶼的角度考慮,赫魯曉夫“完全贊成”,支持中國收復金、馬,“消滅蔣介石部隊向大陸進犯的潛在跳板”。然而,當力量的對比變得有利于中國大陸的時候,“你可以想見我們是多么驚奇。毛的部隊摧毀了兩個島嶼上的設施并且解放了其中的一個島,迫使蔣介石把部隊撤走。可是,正當中國人能夠跨過海峽去占領那些島嶼的時候,他們突然停止了攻勢”。在赫魯曉夫看來,“整個仗等于白打了”。對此,赫魯曉夫感到“十分迷惑不解”。他禁不住地問毛澤東:“毛同志,你們為什么在即將勝利的時候停下來呢?”毛澤東平靜地回答說:“我們心中有數。”赫魯曉夫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什么叫‘心中有數’?你們發動這次戰斗的本來目的是要拿下這些島嶼,可是你們在就要達到目的的時候停下來了”。赫魯曉夫想了一想,又問毛澤東:“這能證明什么呢?你現在是不是想對我說,你們從來就沒有打算完成你們的作戰計劃?”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只是想顯示一下我們的潛力。我們不希望蔣離我們太遠了。我們想讓他呆在我們夠得著的地方。讓他呆在金門、馬祖,我們就能以空軍和岸上大炮來打他。如果我們占領了這些島嶼,我們就會失去想叫他什么時候不舒服就什么時候讓他不舒服的能力。”對于毛澤東的解釋,赫魯曉夫感到非常“奇怪”,因為毛澤東允許蔣介石把部隊放在金、馬,他自己也就隨時可能受到蔣的侵犯,赫魯曉夫怎么也不能理解毛澤東的策略。
其實,毛澤東有他的想法。炮擊金門,是毛澤東純熟地運用政治斗爭、軍事斗爭、外交斗爭,并將它們交融于一體的重大行動。在他看來,如果收復金、馬或者讓美國人迫使蔣介石從這兩個島上撤退,我們就少了一個對付美、蔣的憑借,事實上會形成兩個中國。鑒于蔣介石無力反攻大陸,我們在相當長時期內也不可能解放臺灣,所以,倒不如讓蔣介石留在金門為好。1959年3月,毛澤東在同外賓談話時還說:“你們知道去年的金門事件嗎?那個島只有八萬人口,現在已是世界有名。美國的方針是把金門、馬祖兩個島交給我們,以此作為交換條件,讓它繼續占領臺灣。這生意不好做。我們要留蔣介石在這兩個島上,要不我們就把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島全部拿回來。”
中蘇雙方在炮擊金、馬問題上產生的分歧,對兩國的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促使中蘇關系惡化的諸因素中,炮擊金、馬事件當占有一席之地。赫魯曉夫對此一直耿耿于懷,當他第三次來華訪問時還憤憤不平地責怪毛澤東,埋怨中國炮擊金門給蘇聯“造成了困難”,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表示不滿,說:“美國宣布支持蔣介石,我們宣布支持你們,這樣就造成了大戰前夕的氣氛。”
對于1958年在中蘇關系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三件事,毛澤東是怎么看待的呢?他說:“1958年,中國制定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出現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中蘇八月會談,共同艦隊和70%投資建立電臺事件,我們抵制了這個進攻。金門打炮事件,嚇壞了我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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