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01日
責任編輯：蘇北
新中國剛成立時，工業基礎相當薄弱。
由于長期的封建制度的束縛、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軍閥混戰，國家不獨立、不統一等原因，舊中國工業發展極其緩慢。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有一點鋼鐵、煤礦、紡織、機械制造業外， 大部分地區基本上是空白。解放前國內使用的許多工業品都是外國制造，許多商品都帶“洋”字：“洋車”、“洋面”、“洋布”、“洋火”、“洋煙”、“洋油”、“洋糖”、“洋釘”、“洋鞋”、“洋襪”等等，就是一個明證。
侵華戰爭之后，由于日寇的掠奪、破壞，加上民國政府的腐敗以及國內戰爭的影響等，中國工業生產又大幅度下降。到1949年，工業總產值與歷史最高水平相比減少了一半，重工業減少70% 。現代工業產值只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7% 。鋼產量只有15.8萬噸，煤只有3243萬噸，原油只有12萬噸，發電設備容量和發電量分別是185萬千瓦和43億千瓦時。
而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逃走時帶走了幾乎全部金融資產、金銀儲備，使大陸經濟出現真正的“一窮二白”的狀況。
新中國建國初，工業基礎比當時最小的工業國家比利時還小，人均工業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十五分之一。
經過了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38倍，重工業總產值增長90倍。從1950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如果從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這是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中國工業產量在這個期間增長的步伐，比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所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奠定現代工業化基礎的時代，這一時期優越于德國、日本和蘇聯工業化的可比階段，后三者的工業化是后發國家中成功地進行現代化的、最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
德國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是43％（人均是28％）。 蘇聯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54％（人均是44％）。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人均是34％）。這種經濟發展，絕對不是像許多西方報界人士通常向讀者錯誤報道的那樣，以“爬行的速度”進行的。
參考閱讀：《莫里斯·梅斯納：毛澤東時代是人類史上偉大的工業革命時代》
談到大躍進，有些人總是講它的失誤和挫折，而無視它在中國工業建設史上的重耍地位和偉大成就。這是對歷史的歪曲。如果沒有大躍進中的那些工業成就，中國工業體系的建立將會推遲許多年。
大躍進給中國工業創造出的生產能力是空前的、巨大的——三年中，工業總產值以及主要產品的產量：鋼鐵、原媒、機床、發電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長。
三年中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建國到1979年三十年間新增練鋼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紡綻占25.9%等。（引自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415、416頁。）
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躍進三年中開工的。
包括大躍進在內的整個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投入共1206.09億元，建成大中型項目581個，新增固定資產861.82億元，均大大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
如果沒有大躍進中的工業成就，后來在六、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汽車、造船、機床制造、交通、國防工業、甚至“兩彈一星”的成就都將是個問號！
與所謂文革時期經濟發展“瀕臨崩潰的邊緣”的荒誕說法相反，“文革”十年正處于中國工業和科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在建立我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新中國在基礎工業方面投入規模最大、建立企業最多、發展最快的時期，一是大躍進時期，二是文革時期。
大躍進時期所建立的企業有少數在調整時期下了馬，而文革時期的工業建設卻謹慎、穩健得多，項目建設一個成功一個，幾乎找不到有任何效益不好的企業。
整個“三五”、“四五”計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總投入達3116.42億元，（統計到1977年）新增固定資產2157.40億元，全部建成投產大中型項目1691個。到1979年工業企業總數達到35.5萬個，是1965年的2.25倍。企業規模普遍擴大，大中型企業有4500個。
1967年到1976年，原油產量以每年平均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產量突破了1億噸，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煤炭工業、化工企業、電力工業迅速發展，十年間中國能源產量年均增長率達到9.2%。這大大高于改革之后的八、九十年代。
從1965年到70年代中期，國家在“三線建設”中投資達2050億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鋼鐵基地一大批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制造、飛機、汽車、航天、電子工業等新的工業基地，使國家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狀況大大改變。
到70年代末期“三線”地區的工業固定資產約占當時全國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由增長了3.92倍。這極大地促進了中西部經濟、科技和教育的發展，對于改善工業布局，克服過于集中于東部沿海大城市的狀況，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在1972年以后，毛主席、周恩來批準以“四三方案”為中心的引進國外成套設備的報告。先后投資50多億美元，引進了26個大項目。通過這些引進新建了一大批石油化工企業，大大增強了我國化工、化肥、化纖等工業的生產能力。其中13套大化肥項目就占全國化肥總生產能力的1／5。在這些大化肥項目的帶動下，70年代各地也大辦化肥工業，1978年全國小氮肥廠就達1534個。這直接為80年代的農業增產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創造了條件。
70年代末遍布全國各地的汽車制造廠近200家。1980年全國的汽車產量達22.2萬輛，由建國初汽車工業的空白點，擠身于世界汽車制造行列的第14位。與其同時，機床年產量達13.4萬臺，拖拉機產量達9.8萬臺，手扶拖拉機21.8萬臺等，這些都主要是在文革期間發展起來的。
直至今日，中國的國防力量和航天力量都有賴于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期大跨步發展工業所奠定下的堅實基礎——十幾年的時間就突破了歷史上的“八個第一”，中國成為繼美、蘇之后第三個核武和航天大國。
以電子工業為例：自1956年以來，23年間電子工業產值年均增長20.3%。并擁有相當規模的生產和研究裝備。初步形成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部門。電視、電腦、電話等產品和自動控制技術等，其核心技術的研發、攻關和形成工業生產能力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實現的。例如到70年代末，我國研制的機算機型號就達到了200多種，專業生產廠有十多家，生產計算機2300余臺。電視機年產達249.2萬臺。70年代末，電視、電話等產品就開始在部分家庭里使用。
1974年生產的船舶噸位數和艘數就比1965年增長了近10倍；1979年，全國鐵路通車里程達五萬多公里，有復線的八千多公里，鐵路貨運量達十億萬噸；全國公路通車里程達80萬多公里，全國兩千多個縣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大大改變了全國交通干線落后的狀況。舉世聞名的成昆鐵路，全程僅打鑿隧道就有427個，架橋梁991座，其工程艱難程度在世界鐵路建設史上少有……
到70年代末，中國工業己經發展成一個包括冶金、鋼鐵、原材料、燃料動力、汽車、機械制造、化工、輕紡、有機工業、電子、航天、核工業、國防工業等大型工業基地、之間相互關聯而又配套的完整體系。其關鍵性的步驟都是在“文革”時期完成的。
如果說，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躍進運動、國民經濟調整和工業學大慶運動，到60年代中期，中國工業的門類己初步建全。那么到了70年代末期，中國的工業體系不僅進一步建全，而且完全是上了一個大臺階。這時各主要工業部門的設備、生產領力和產量都進入世界比較靠前的行列。
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標準：工業化的要求是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即工業生產在社會生產中占主要地位，重工業在整個工業中占顯著優勢；能自行設計和制造各種主要的機器設備、原材料和各種消費品；有相應的化學、動力、運輸和輕工業等。
可以說這一目標到了70年代末就基本實現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基本建立起來。這也同1975年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代會《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在1980年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判斷完全相符。
鄧小平在1980年12月也曾講：“經過31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單位己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它們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貫徹完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1980年12月25日，第356、357頁。）他的講話說明，至少在1980年前，中國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就建立起來了。
經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從30％增加到72％，這反映了中國已經從一個主要是進行農業生產的國家引人注目地變成了一個比較工業化的國家。
莫里斯·梅斯納稱：“盡管曾經存在這樣那樣的失敗和挫折，毛主席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這一結論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主席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
“從1952年（那時中國的工業產量已經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間，中國的鋼產量從130萬噸增長到2300萬噸；煤從6600萬噸增長到4.48億噸；發電量由73億度增加到1330億度；原油由實際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萬噸；化肥產量由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由290萬噸增加到4930萬噸。”
“中國的國民收入從1952年的600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億元，25年間增加了4倍，工業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
工業化還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產生了意義重大的變化——“城市的工人階級已經從1952年的300萬人增加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的1800萬人以上。此外，在農村中建立小規模工業的政策，結果導致大約3億農村勞動力中的2800萬農民變成公社工廠或大隊工廠的工人，雖然那些工廠大多數是在初級技術水平上組織生產的。”
“一個龐大的技術知識界出現了。中國科技人員的數目從1949年少得可憐的5萬人（1952年有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后來到1979年增加到500萬人以上，這些人當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養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