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而不是階層

近些年的社會研究使用了階層的概念，而淡化階級的概念。事實上，用階層的劃分代替階級的劃分有不足之處。如流行的 “三大階層”理論，只要選擇合適的標準，任何一個社會都可以劃分為“橄欖型”結構。

更重要的是，這種代替的實質是掩蓋了剝削，并且用收入、社會地位、職業代替了統治和被統治，掩蓋了壓迫，客觀上是為剝削和壓迫辯護。

因此，本文分析從毛澤東時代到現在的中國社會變遷堅持階級分析

毛澤東時代消滅剝削階級，廣大群眾社會地位提高

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通過和平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既使剝削階級分子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又使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地位大大提高，確立了主人翁地位，同時通過一系列斗爭有效防止了剝削階級復活。

土地改革讓地主階級徹底消亡

在舊中國，占農村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富農占有土地70—80％，而約占90％的貧農、雇農和中農，終年辛勞卻不得溫飽。

新中國成立前的老解放區，就在有1.2 億農業人口（占全國農村人口27％）的地區進行了土地改革；1950 年6 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地改革的決議通過，從當年冬季開始，在新解放區陸續開展土地改革。到1952 年8 月，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存在的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被消滅，為解放農村的生產力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了開辟道路。

但消滅地主階級不是肉體消滅。土改對地主采取了寬大政策，限制對其財產的沒收范圍，給其生活出路。這些政策有效分化了地主階級，減少了土改的阻力。而就地主個人來說，得到了改造與新生。

沒收官僚資本，改造民族資本

舊中國資產階級分為官僚買辦、民族資產階級。前者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后者總體上是中國革命的動搖的、不可靠的同盟軍。因此新中國采取了不同態度，對官僚資本實行沒收，對民族資本則實行贖買。

從1946年解放哈爾濱開始對官僚資本接收，到1949年底，全國共計沒收官僚資本工業企業2858個，還有“四行兩局”系統和國民黨的銀行2400多家，十幾個壟斷性貿易公司，以及全部交通運輸企業。1951年初，中央人民政府頒布指示，對隱藏在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官僚資本做了一次徹底清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一最反動的勢力作為一個階級不復存在。

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則進行“利用、限制、改造”。全行業公私合營后的企業，資本家除了定息外不再以資本家身份行使職權，并在勞動中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不復存在，資本家個人得到了改造。

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

舊中國工人階級地位極端低下，這在新中國得到了大大改變。

由于沒收官僚資本時保留了許多舊制度，國營企業仍帶有資本主義性和封建性，急需改革。1951年末，工礦交通企業開始民主改革：對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揭發、控訴和斗爭；采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方法，團結、教育、改造了舊的技術人員；改革了企業的領導、行政機構，建立有工人、技術人員代表參加的工廠管理委員會、職工代表會等。1952年，這場改革基本完成，初步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確立了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

1952年私營企業的民主改革也基本完成，在工資、福利、工人權益方面和國營企業接軌，改變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工人階級地位大大提高。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開始后，資方紅利約占四分之一，企業利潤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之后，其和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已經沒有多大區別，進一步確立了工人階級在企業中的領導權。

土地改革、集體經濟提高農民階級的地位

舊中國的農民不是統一的階級，除了極少數富農和少數自耕農，大多數是半自耕農和貧農，還有一部分雇農。隨著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和農民階級分化的加劇，農民面臨淪為雇農的危險。

新中國根本扭轉這一趨勢。建國初期的土改使全國3 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約7 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的苛重地租。這一切使農民翻了身，成為土地的主人，政治、經濟地位空前提高。

但分散、脆弱的農業個體經濟既不能滿足工業發展的需求，又有兩極分化的危險。農民只有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1956 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到96.3％。1958年，又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進一步提高了農業集體化水平。

集體經濟承擔水利等公共工程和購買機械設備，興辦社隊工業就地實現農村現代化、興辦合作醫療等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保證了農民貧富不過分懸殊，使農民階級地位的提高得到了鞏固。

改造小資產階級

個體手工業主是小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1954 年，個體手工業的從業人數約2000 萬。對手工業的合作化，一般經過了供銷小組、供銷合作社、半社會主義性質和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等形式。1956年底合作化已基本完成，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人員已占91.7％，其產值達到93％。

對小知識階層的改造采取了包下來的方式。新中國把學校、醫院、科技、文化等單位改為國有，建立事業單位。小知識階層工資來源統一改為財政拔款，實行了鐵飯碗、鐵工資的制度。

表面看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并未改變，其實不然。相互之間的惡性競爭必然會導致小資產階級貧富懸殊，絕大多數人會逐步向無產階級轉化。改造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其生活、工作有了充分保障，社會地位大大提高，成為和工人階級、農民階級類似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

反對剝削階級復活的斗爭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剝削階級作為整體不復存在，但其復活的可能卻存在。

舊的剝削階級喪失了特權，一部分人夢想恢復這些特權。而在意識形態領域，資本主義和封建文化也仍有一定影響。最重要的，新中國并未消滅掌握政治權力的官僚和掌握文化權力的知識分子。

因此，新中國為反對剝削階級復活采取了許多措施。

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開展斗爭：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60年代的一系列批判運動、70 年代前期的批林批孔運動。

其次，限制干部、知識分子、廠長經理的特權，實現工農群眾的民主監督。60年代，發動群眾進行參加“四清”運動。60年代中期開始，干部、知識分子大規模下放，體驗工農疾苦。

同時工人、農民階級地位的進一步提高也防止了剝削階級復活。

國家大力支持農村發展，縮小城鄉差別。1975年糧食、經濟作物收購價格比1965年提高了11%、8%。國家還給落后縣大量補貼。在國營企業，逐步形成了一套“鞍鋼憲法”和大慶經驗為中心的比較完備的工人民主管理體制，從制度上保護了工人的權益，提高了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澤東時代后30年的社會變遷

毛澤東時代后的30年，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地位嚴重下降，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事實上已經形成、地位不斷提高。憲法仍然規定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資產階級在不斷表示對現實不滿，要求“給予經濟實力相應的政治地位”，“社會轉型要精英來掌舵”。

國企改革帶來的災難

國企改革中，以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全盤私有化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改革方向帶來了一場災難。

遍布全國的十多萬家國企變身私有，3000萬人下崗失業，6000萬人失去職工身份；工人民主管理企業的權力被廢除；老職工被買斷而新職工毫無保障，廠辦醫院、學校被改成市場化運作或撤銷。這一切使國營企業中工人階級地位急劇下降。

私營企業中工人階級地位更低，不如30年前國企的工人，更不如今天國企的工人。還有大量外資企業和港澳臺資本企業，工人的工資水平一般較高，但在工作時間、勞動強度、醫療養老、企業管理等工人權益的方面，不及國營企業而和私營企業類似。

毛澤東時代后30年，工人階級還包含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他們是工人階級中地位最低的。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差，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

農民階級地位的變化

毛澤東時代后30年，農民階級地位的下降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城鄉差別的不斷擴大。個體農民難以和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公司加農戶”只能讓農民吃虧。久而久之必然會使農民受到剝奪，拉大城鄉差別。

中國198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均純收入比例為1.74:1，2008年則為3.33:1，形成了嚴重的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近幾年盡管注重解決“三農問題”，但城鄉差別仍在擴大。

農民階級地位的下降的另一重要表現——越來越多的農民由獨立勞動的個體農民變為受雇傭的鄉鎮企業農民工，或者外出打工。國家統計局調查顯示，截至2008年底，在本地就業的農民工達8501萬人。他們和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一樣，地位極為低下。

資產階級卷土重來

毛澤東時代后30年產生的“新的社會階層”，按階級分析方法，主要屬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從比重上看，1978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78%，而當前占不到10%。今天的私營經濟遠遠超過了1949 年、1952 年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所以完全可以說已經形成了資產階級。

當前的資產階級同樣可以分為官僚買辦、民族資產階級。前者依靠靠勾結腐敗的干部和外國資本侵吞公有資產致富，在今天擁有極高的社會地位。按照全國政協委員保育鈞的說法：“比如私產入憲、物權法的制定、非公經濟36條的出臺等，都與新社會階層的推動分不開。”

小私營企業主一般屬于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和腐敗的干部、外國資本聯系較少，主要從個體經濟之間的競爭和分化中發展起來。

小資產階級隊伍異常龐大是后30年的顯著特點。到2004年底，嚴格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即個體勞動者大約5000萬人。其中有不少是下崗工人迫于生計才成了“個體戶”，而他們之間的惡性競爭會導致分化，社會地位將進一步下降。

干部、知識分子的腐敗、蛻化

毛澤東時代后30年，干部、知識分子的特權不斷膨脹，一部分甚至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正從工農干部、工農知識分子向資產階級轉化。

1978年以后的中國，進入了鄧小平所說的“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的時代。改革開放伊始，出現以貪污、送禮、走后門為中心的第一次腐敗高潮； 1984年，出現以官倒官商為中心的第二次腐敗高潮；1992年開始，出現以土地審批和房地產開發為中心的第三次腐敗高潮；1997年以后，出現了以盜賣國企資產為中心的第四次腐敗高潮。

知識分子蛻化變質表現在一方面創辦或參與企業，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大肆宣揚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例如公開叫囂“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這表明一部分人已經轉化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

干部、知識分子的下層主要是3000萬事業單位的從業人員，不少人內心深處看不起工人農民，不愿承認鐵飯碗和高福利的待遇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認識不到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只是暫時還沒有改到他們頭上。

各階級地位變化的兩種前景

未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將進入激烈較量的時期，這兩種改革方向決定了未來中國階級地位變化的兩種前景。

謀求資本主義復辟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必然進一步推行這樣的改革，從廣大人民身上攫取財富：以“土地流轉”、“林權改革”為名推行土地私有化；把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全盤私有化為中心的“國企改制”進行到底；把事業單位的權力集中到高級干部和上層知識分子手中，為事業單位私有化鋪平道路，推行醫療、教育進行私有化、市場化、產業化……

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則需要借鑒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前30年消滅剝削階級、反對剝削階級復活的斗爭經驗：借鑒南街村等堅持集體經濟的經驗，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走集體化道路；在國營企業恢復共和國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經驗，不斷增強國營企業的主導作用；對于30年來“靠侵吞公有資產致富”的私營企業主的財產實行沒收；對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進行處理，限制干部、知識分子的特權，實現工農群眾的對干部的民主監督；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開展斗爭……

在前一種改革指導下，工農等下層群眾將被統統剝奪干凈，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會把責任推到黨、政府、軍隊身上，以試圖走蘇聯、東歐的老路。而在社會主義的改革指導下，將重新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的主人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