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

 

　　——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

　　(謹以本文紀念一百五十周年誕辰)

　　

　　【文章被“政經中國”公眾號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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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資本論》試圖回答什么是唯物辯證法?它的作答方式是機理考察，采取了特殊發生學和實踐化的對結果進行呈現的批判的藝術方式。經由譜系學考訂，《資本論》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活化石”，具有完結形態上的意義。《資本論》科學運用一種特別的學科——政治經濟學批判，和“中華思維學的學科規定”歷史遙相呼應。它用徹底的事格研究鎖定歷史的“對象”和“研究對象”。然則這個機理系統可以確定是母子體用、經緯合一的體式，包括歷史機理、結構機理、矛盾機理及認識機理，它實現了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的“有機對話”和“無縫結合”。中華歷史實踐及東方社會特有的“思維舞步”徹底擊破了西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賦予自然歷史過程準確的時代感以及應有的民族文化內涵。這一方法論發現有力地支持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思想共同體”的理論，通過豐富批判科學的實踐素材，深刻具體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的內涵及其獨特“工作機制”。研究亦表明，在考量資產階級“現代主流經濟學”貧困性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學科必須實施通史領域內的“虛”“實”強強聯合，以具體指導中國經濟學教材建設。

　　

　　關鍵詞：《資本論》;唯物辯證法;思維結構;歷史機理;結構機理;矛盾機理;認識機理

　　

　　《資本論》具有深刻的唯物辯證法原理。然而面對“新生代”的《資本論》受眾，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經濟全球化的新的斗爭局面——其意味著“人民至上”“資本至上”視角的截然不同必然反映為不同的再生產構成方式，《資本論》研究必不能滿足于客體構成，而要深入探究背后的“社會主體構成”，尋求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側”與“客體側”的統一，尋求其歷史的具體實現方式和機理形式。徹底事格化的歷史和思維研究將創造性地使唯物辯證法“藝術舞步化”(以發生學工作邏輯總體拒絕解釋學)，進而賦予西方意義的“邏輯”藝術化的知識形態。如基于天人合一與勞動過程的歷史文明規劃，從“母子體用”思考路徑出發，能夠建立將知識的理解、運用歸結于主體自身的“現代中華學”體系。一句話，《資本論》需要“實學”“虛學”并舉，發揮自身固有優勢，建立“百科版資本論”的新時代理念，有力支撐國家經濟學教科書的體系建設。總之，須得認識到《資本論》文本是確定型與非確定型統一，從而和歷史保持良好同構性。然則《資本論》所體現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不僅僅作為認識以及作為方法，也必須同時作為“大寫工作規定”予以規劃。在高度上，唯物辯證法與《資本論》應首先視為科學史意義的源流互濟的思想共同體。列寧東方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思想——作為具有原生態規定的社會主義文明規劃——正是對這一科學理念的絕好的靈活巧妙運用。一言以蔽之，必須基于世界觀與方法論的“互看”和有機統一，基于中西學術對話掌握東方社會特有的“辯證法舞步”和歷史文化思維遺產，審視世界革命和科學道路中的唯物主義與辯證法“如何結合”。

　　

　　

一、引論：從《資本論》第二卷“未完成的性質”說起

 

　　什么是唯物辯證法?一般人容易脫口而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相結合。這似乎是全部的命題真義，但很遺憾，只是形式化的“真理法”解題，卻不會是“原理之法”。例如在列寧看來，唯物辯證法在于思維形式的藝術化妙用。“思維應當把握住運動著的全部‘表象’，為此，思維就必須是辯證的。”[1]141【注：[1] 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至于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如何結合”之命題為何不被重視，似乎說來話長，——但如果不拘泥于經濟分析細節，那么“天人合一→事物合一→知行合一→經緯合一”結合的序列，則會得到深度地響應。這得益于共同體生產的偉大啟示。由于《資本論》主要地不是提供一般意義的知識論，其不應被視作“一個理論模型的等級序列”，換言之，由于人們通常難以分辨“內容-形式”路徑(歷史規定)和“內涵-外延”形態(邏輯規定)的“從本質到現象”，也可能導致無法正確把握《資本論》的總體寫作方法和思想實現的特別方式。《資本論》決不是思維的單邊主義，而是以“陰陽”(勞動二重性)——對馬克思而言，它既是“母子”也是“體用”——總領取象/比類、分析/綜合、抽象/具體、歸納/演繹等成對的思維形式。演繹者只能是“邏輯的本質”，歸納者只能是“歷史的現象”，換言之，本質和現象(現象總體及事物表象形式)的思維形式規定即是“演繹和歸納”;而要達成發生學意義的歸納、演繹之統一，將內涵具象為一定的外延種類形式，勢必要將范疇和概念的思維形式視為“抽象和具體”，進一步要將內容和形式的思維形式視為“分析和綜合”，導致在行動上首要是把事物本身及其內在固有的屬性的思維形式視為“取象和比類(行動)”。可見，立在“歷史為邏輯立法”背后的是個別對一般的關系。當其以“歷史”為個別，得到的是歷史和實踐的總出發點，抓住了“內容”;以“矛盾規定”為個別規定的內涵，得到的是個別對一般關系的初成，抓住了“內容和形式的結合”;以“規律規定”為個別上升到一般關系的總體規定——內容和形式結合向“概念內涵”的轉化，則得到的是個別對一般關系的終成，最終抓住“歷史的內涵邏輯”;以“范疇”為一般，則系統得到反映內容的形式規定以及反映內涵邏輯的思維形式的概念外延規定——事物的種類，等等。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所實現的是“本質”“現象”在相分基礎上的有機統一，亦即從內容和形式的能動性的歷史統一到內涵和外延的能動性的認識統一。

　　然而從本質到現象，依據“原理之法”，其實有更準確的說法：從本質到“總體”(本質與現象的結合體)研究，“因為現象的分析已經包含了對現象中的本質規定的肯定，本質非在現象之外，而實為現象之體。”[2]53【注：[2] 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中國人的“心外無物”所針對的是拜物之宗教批判，從而是行動主義版本的“從本質到現象”。關于本質棲身現象的這一存在和認識特性，阿爾都塞借用了“結構”術語指明：“結構對于它的作用來說的外在性可以理解為純粹的外在性，也可以理解為內在性，唯一的前提是，這種外在性或者這種內在性應該作為不同于結構的作用的東西被提出來。”于是，“這種區別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經常采取古典的形式，即內在的和外在的區別，事物的‘內在本質’和事物的現象‘外觀’的區別，事物的‘內在’關系、事物的‘內在’聯系和同一些事物的外在關系、外在聯系的區別。”[3]213【注：[3] 路易·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進一步而言，“現象(批判)-本質(批判)-現象(批判)，故而并不就是具體-抽象-具體的解釋學工作循環，乃在于根據歷史規定顯露范疇生產特征，把握具有‘母子(體用)’工作關系的發展規定或認識形式——如質和量、內容和形式、一般和特殊以及抽象和具體、生成和否定等成對的范疇。”[2]53【注：[2] 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通常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的是非人格化研究，這是依據《資本論》一版序的一個講法，其實《資本論》是關于勞者、資者的事格研究，以“事格化”領導“非人格化(范疇)”和“非物格化(范疇)”。“《資本論》事格范疇就大類而言一共有10個，它們結成有機的從歷史到認識的母子推衍系列：(1)商品→……→(10)剩余價值(即資本的自我認識形式);亦即第一個范疇和后面九個范疇地位不對稱，在于形成‘內容’和‘形式’關系的總攬。”這是就“馬克思以‘商品形式’為歷史唯物主義工作批判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規定，決定商品的自我認識形式必然是‘價值’”的思想性質進行立論的，然則了解到這一“認識機理：價值規律為何從‘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引出”[4]。【注：[4] 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J].當代經濟研究，2020，(4): 11-23.】

　　

　　“危機(市場失敗)→市場(市場有效)”為經濟學教科書所凸顯，這是資產階級資源配置理論所特有的“仿體用”技術，為的是塑造“非人”“非事”的經濟學物象化的虛假本體論之理性空間。其以物為本的“假設”，可能是說市場危機之真實——資源稀缺;所言“理性”配置之重要性，可能是經濟景氣預期逐漸增強。就再生產周期的環節而論，危機爾后蕭條——實為“資本集中”之指向，復蘇爾后高漲——實為“資本積聚”之指向，只因“商品形式的內在矛盾潛藏于理論上純粹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中”，“由于馬克思關于商品形式理論的深刻性，其既能夠展示抽象理論層面商品形式的矛盾性質，也能展示所有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形式的不完全性”，——“這絕對是馬克思和幾乎所有其他經濟學家本質性和關鍵性的區別。”[5]16【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從而，《資本論》實際又是從歷史部分和理論部分的統一開始。在母子推衍系列中，接續的(3)剩余價值→(4)資本積累為《資本的生產過程》，其中，(3)為“資本主義的歷史之始(總規定)”;(5)市場→(6)危機為《資本的流通過程》;(7)平均利潤(或總規律范疇：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8)資本的諸種社會形式(資本家族)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9)資本→(10)剩余價值則為《剩余價值理論》，(9)系列言明“資本是生產方式”以及“資本是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顯然，資本作為歷史認識規定，即是資本主義的“唯一在場者(規定)”，而(10)即為“資本主義的認識之終(總規定)”。從剩余價值(歷史規定)到剩余價值(認識規定)形成一個“閉路循環”，但這個運動為“價值→剩余價值”過程所打破，然則在內部機理的表述上，首要引入“前史”規定的研究，其后必定沿著價值揚棄的路線，尋找其“未來史”。然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機理的處理以“二”(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范疇)言“四”，只因當時“市場/危機”成對范疇尚未確立。按資本積累的發生機制而論，“資本積聚→資本集中”說明了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的根據以及資本周轉的根據，說明了個別資本循環運動向周轉運動轉化的內在必然性，這是系統結構形成的基礎，——即本身屬于再生產運動體式內部“數量機制向結構機制的一種轉換”。為仿真計，這個過程西方經濟學教科書替代以“局部均衡→一般均衡”。但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領導機制是“一般均衡論”，——其數量機制的代表一般認為是帕累托最優，結構機制則集中于后來的“宏觀經濟學”當中。可見，“現有經濟學始終陷于體系分裂之狀況，可謂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大體說來，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原理可用六句話概括：無‘母’無‘體’，皆‘子’皆‘用’，以‘母’設假，以‘子’設用，以‘子’假設，以‘用’結論。”[6]【注：[6] 許光偉.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與方法論命題——中華思維學的進展及其創造性轉化[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207-216.】

　　這是所謂的“公理假設”和“理論普適”。然而其不是從實際出發，以母作設、以子施用，而以母設假、以子設用，結果是造成背離人本位的“以物為本”。資本主義的本質當然不是個人主義;其實效用主義、理性主義和實證主義從學理上看，也僅僅是資本主義一系列外表上的用以意識形態偽裝的道具。新古典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故而“不是基于人性，而是基于他們設想下的機器人(而且這些機器人是互相聯網的，一百年之前他們的設想很超前)，所以他們得出了一個機器人在他們安排的系統下的經濟均衡，而這放在人類社會是完全行不通的”;并且毫無疑問，“跟馬克思提出的‘價格的階級斗爭決定論’這一偉大理論比起來，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還在玩彈珠的小朋友的幻想一樣的天真……(歸根結底)新古典經濟學家只談效率，漠視公平，虛偽的帕累托改進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7]41~42【注：[7] 郎咸平.馬克思中觀經濟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進一步，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以“克服危機”為敘述起點，只因在研究性質上其試圖否認危機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上的內在原因，這個對事實的否認從反面突出《資本論》結構的“體用性”，“危機闡明了資本邏輯的內部矛盾”，“危機理論某種意義上是《資本論》的全部”，從而，其委實以市場-危機為體用合一的關系[5]142。【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從矛盾發生起點到市場關系無處不在的“用”，危機“亦體亦用”，因為“這一內在邏輯揭示了資本的本質：純粹的資本不會受外因干擾。它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邏輯，也不是資本家的邏輯，而只是資本本身的邏輯”[5]96。【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資本論》開篇言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因此，單個的商品即表現為資本主義財富的元素形式。探究必須從對商品的內容分析開始，從對商品的矛盾解剖開始，同時就意味著對危機存在性的肯定。并且將危機從研究的一開始就突現出來，更在于意圖進行“大寫規定的寫意”，也可以說是以“對立統一規律”為大前提的結構寫意。這種特別的歷史寫意使得第一卷可以專注于寫實：依據歷史既有的進程，書寫“陰陽-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規律)”從聯系到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這樣看來，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對立統一規律寫實規定的“補寫”：一為流通層面的資本形式的結構形成機理(肯定→否定)，一為分配層面的資本生活過程的矛盾機理的解析(量變→質變)。馬克思原初的計劃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合為一卷，后來迫于形勢放棄，終成第二卷“未完成之性質”。但第一、二卷終歸是本質研究，從而“市場/危機”范疇的生產必定格于此。況且《資本論》乃是“時空結合體”之歷史研究，所謂：時，行成于圖;空，結繩于書，——這完全不同于西方經濟學“概念出乎圖、工具出乎書”的教科書工作性質。所有這些表述，使得我們必須立足《資本論》業已給出的“矛盾”分析，進行唯物辯證法再出發，藉以結晶出資本主義危機完整的圖像來。①

　　【注1：須知就本質研究而論，“避免認為馬克思關于經濟對象的概念由非經濟結構從外部決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結構不是外在于經濟現象的這樣一種本質，這種本質會改變經濟現象的外觀、形式和關系，會作為空缺的原因對經濟現象發生作用”。對危機理論而言，“進一步說，用何種概念和通過何種概念體系人們可以思考從屬的結構由支配的結構決定?或者說，如何說明結構的因果性概念?這個簡單的理論問題本身可以歸結為馬克思的巨大的科學發現：歷史理論的發現，政治經濟學的發現，《資本論》的發現。但是這個問題把這種發現概括為以‘實踐形式’包含在馬克思的科學發現中的巨大理論問題，也就是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實踐上’所研究的問題。”所以，阿爾都塞指明：“這里說本質是空缺的原因，是因為原因外在于經濟現象。在結構對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關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結構與經濟現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結果，相反，是結構作為結構內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結構內在于它的作用，是內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賓諾莎的話來說，全部結構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總之，結構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結合，除了結構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3]209~213】

　　【注：[3] 路易·阿爾都塞，等.讀《資本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

　　

　　

二、《資本論》“母子體用”體式及其定格的機理系統

 

　　葛蘭西《反〈資本論〉的革命》意在彰顯“主體邏輯”，它的準確譯名其實應該是“一場對抗《資本論》的革命”，意在強調布爾什維克“革命者自己將創造為全面達到他們的目標所需要的條件”，走完全有別于西歐的另一種道路。“但他的理論建構既誤讀了十月革命，也誤讀了《資本論》”;的確，“作為一枚硬幣的兩面，葛蘭西對《資本論》的誤讀還在于他僅僅將其歸結為單一的客觀邏輯批判，抹殺了內涵其中的主體批判邏輯。”[8]【注：[8] 許恒兵.葛蘭西對《資本論》批判邏輯的重及反思——從《反〈資本論〉的革命》一文談開去[J].理論月刊，2020，(4) : 13-20.】

　　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道路，是指依據科學社會主義的特殊文明形態，列寧認為東方社會的經濟形態是一個統一的經濟社會類型。因此，馬克思指出：“《資本論》中所作分析，既不包括贊成俄國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也不包括反對農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論據，但是，從我根據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進行的專門研究中，可以深信：這種農村公社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9]269【注：[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進一步，這可歸納為“列寧-恩格斯道路理論”。列寧進一步指出：恩格斯始終是從生產力、從經濟基礎、從俄國的國內外環境的唯物論視角來看待俄國社會可能的命運，體現了“恩格斯立論的重心在于：唯物主義者的任務是正確地和準確地描繪現實的歷史過程”[10]31。【注：[10]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列寧在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問題上與恩格斯高度一致。列寧十分強調俄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只是在實現路徑上，認為可以先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為生產力發展掃清障礙、奠定前提，然后逐漸趕上西方國家。

　　如果將上述革命和建設的發生邏輯進行適當反轉，則得到描繪科學社會主義建構形態的道路原理——“恩格斯-列寧道路理論”。在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的歷史認知前提上，恩格斯則與列寧高度統一。恩格斯意識到“俄國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過了它的繁榮時代，看樣子正在趨于解體”，“有可能實現這種向高級形式的過渡，而俄國農民無須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間階段。”即恩格斯當時雖然沒有用“卡夫丁峽谷”的字眼，卻事實上提出了俄國不通過“卡夫丁峽谷”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發生的前提是“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并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渡的必要條件，特別是提供在整個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此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條件”。此外，恩格斯甚至認識到，俄國內部的種種矛盾決定了“俄國無疑是處在革命的前夜”[11]282~284。【注：[1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同樣，正是列寧通過其卓越的組織領導能力，把俄國革命從理論變成現實，完成了對恩格斯道路理論的實踐詮釋與歷史補充。這兩種道路理論其內在是統一的，即這兩種道路理論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統一辯證法”，結晶出指導東方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

　　這樣，唯物史觀的基本命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以及生產關系通過發揮領導機制作用的方式“反作用生產力”，就正是列寧和《資本論》對話的全部出發點和工作根據。“現在俄國能夠證明社會主義是正確的”，當然也就證明《資本論》是正確的。馬克思表述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的命題得到充分確認和鞏固。列寧進一步從中發掘出“東方社會主義革命原理”。然則遵從于馬克思“新唯物主義”，列寧的社會主義邏輯是大寫字母意義的——由共同體本位上升到國家本位的工作邏輯。這是行動主義辯證法意義上的目標追求，確證東方社會以“經濟形態社會形成原理”為行動追求的內在根據。從經濟形態的逐步獨立化到社會形態的自覺選擇，可從中提煉兩個工作版本用以意義的對照：一為“發生學版本”，一為“解釋學版本”。②

　　【注2：生產力→所有制→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社會類型的定格依存于所有制內在因素的對立與分化狀況。這導致在具體理解唯物史觀含義上，我國學界存在持久爭議。雖然不是理論路線斗爭，但代表了方法論上的嚴重分歧。】

　　一者是將母子和體用視為“兩重意義的發生學”，用以解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亦即，以“發生-結構”母子路徑定格“生產力(母)→生產關系(子)”，以之為經;相應以“結構-發生”體用結構定格“生產關系(體)→生產力(用)”，以之為緯。一者則以“一元論歷史觀”解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關系，進一步歸結為“生產力一元決定論”，即“這樣一來，生產方式及生產關系的任何發展和變革，都被看作生產力發展的直接結果;而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又被看作生產關系或經濟基礎變化的結果。”[12]1【注：[12] 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其可概括為：物質生產力→社會生產力(經線)，以及生產力或生產力系統→生產關系本身或生產關系社會系統(緯線)。

　　簡言之，發生學意義的唯物史觀傾向于把生產力確定為“發生規定”的總裝置，以此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作用關系的生成;相應地，把生產關系確定為“結構規定”的總裝置，以此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機理的展開關系。所謂以歷史的寫實引領寫意，以結構的寫意進一步領導經濟運動形式的寫實化;所謂以歷史引領認識，復以通史的認識領導理論生產。然則，孟捷教授以“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原理”為依托所發起對唯物史觀的“新闡釋”，只能視為針對“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一次內部爭鋒。③

　　【注3：所謂：“通過引入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概念，我們保留了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合理內核，在承認生產力的歸根結底作用的同時，又對這種作用的實現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釋。根據這種解釋，生產力的歸根結底的作用不同于在歷史過程中的直接決定作用;推動生產方式改變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產力的發展無關，但一種生產方式要在整體上實現不可逆的改變，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為最終條件。”[12]99】

　　【注：[12] 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然而將生產力攝入生產方式體系內考察“決定論”，或以生產關系功能反向求索“有機生產方式”是不適當的。而將勞動過程本身作為生產力的“生長內核”，即“生產力本體”(生長單位)，則顯示了馬克思的這一判斷：“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13]27【注：[1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這表明，歷史發展在矛盾作用規定性上強調的是“生產力系統”和“生產關系系統”的整體互系性：矛盾作用乃是發生于系統層面，系統以自我構造為前提，以歷史發生為基礎。

　　進一步，馬克思1859年的序言可以視為對“發生學的詮釋”的絕好回應：它將因果聯系變作行動鏈條，將功能和意圖性解釋編織于過程環節，恰當地論證說明了資本主義以勞動剝削驅動生產剝削、經濟剝削乃至政治剝削、又復歸于勞動剝削本身的機理流程。亦即那種把生產方式的“中介學說”和“結構主義”路徑對接起來的研究富有啟發，盡管如此，它仍然忽略了序言中對于“發生型矛盾”和“結構型矛盾”所做的明確區分和關系的辯證把握。首先是歷史發生論上的“系統生成”，其次是“社會的形成”，最后是矛盾作用的發生和持續的、機制的社會存在。可見，生成滲透于變遷之中，亦即是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13]32【注：[1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這是把社會變革的動力牢牢鑲嵌在生成論基礎的規定當中了，產生動力變遷裝置：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生產方式變遷標準的科學制訂是要“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13]33【注：[1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圖1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對比④

　　【注4：圖中，水平線代表“經線”，豎直線代表“緯線”;以下同。經緯兩條線所聯合而成的結構工具，取義時空一體意義的“母子體用、經緯合一”，該作圖法在表現力上或曰：時空相分，時空相成，時空相合，一體相克。】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在馬克思主義體系內部的理論斗爭持續升溫之際，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仿真體系業已成型化，模型技術歷經打磨也業已成熟化。圖1給出了兩大體系的理論邏輯對比。以仿真為起步，資產階級理論經線被確定為“資源→資源配置(方式)”。這個“資源”是個特定的術語，指示仿事格的“物象(概念)”。初為完全物質形式的東西，是物格的東西，后為物象化的東西，因而物象→物象化，它的實質即“物象二重性”。于是所謂資源配置，在資產階級理論家看來，不過是“物象化”的一種秩序。雖則如此，資源配置能否完全替代“事格化范疇”生產方式?結論是不可能。“資源配置崇拜癥”試圖仿真“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然而這一仿真術的唯一效能是以“仿生產力”實現對市場關系(本身作為“仿生產關系范疇”)進行絕對或相對領導。⑤

　　【注5：猶如資源配置本身是生產力的實現形式，特定的市場關系乃是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

　　相應地，這個“仿生產力”的范疇即是“效率”，仿真結構是：效率為體、市場(關系)為用。“我們舉個非常恰當的比喻，新古典經濟學的完美演繹和結果就類似于以下的物理學推論……假設小球在重力作用下傾向于向下滾動……有一個半球形(注意此時形狀參數函數已經定好，包括凸性和邊際下降遞減)正放向上的碗……如果有3個小球(或初始或任意追加)，它們最終將靜止于碗底，且兩兩相切，且其重心連線成正三角形，且正三角形的重心即為碗的正中央(三球均衡)……如此我們可以推出無數個完美的結果……但是這種完美并不是結果的完美，也不是推理者的完美，而是前提假設的完美。”[7]40~41【注：[7] 郎咸平.馬克思中觀經濟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越是把自己打扮得像自然科學，每一問題都應對有數學規劃和解答，卻反而越發顯得自己不過就是自然科學中“社會倫理學”的一個分支。

　　圖1的右側，我們嘗試給出資產階級經濟學所仿的“原相”。替換物象二重性位置的顯然是“勞動二重性”，但需要指出，作為唯物史觀出發點規定的事格的范疇，其應當是勞動過程與勞動二重性的“工作合一”。這是個總規定。因資源配置僅僅指示物者之事，是仿真“知者→生產力”這個過程。⑥

　　【注6：市場=資源配置+商品價值實現，那么《資本論》也講資源配置理論嗎?社會主義效用(供給側以及人民的需要)實際上僅僅是物資平衡問題，或者就是馬克思以“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名義”所聲稱的社會總產品的決定問題。價值規律的內容和核心原則是經濟平等關系，而非資源配置。結構效用或許直接影響市場配置結果，但不會影響利潤配置、剩余價值分配的最終結果。因而社會主義的一般當然不會是資源配置。社會主義時代，從產品效用上體現的人與自然關系的自覺進步，是通過每個社會成員的消費選擇自覺實現的，但前提是集體行動機制的形成。計劃通過資源配置(流通)起作用，但計劃根本反映的是社會主體(如共同體國家)按照社會化大生產辦事的集體意志，這個問題解決了，則馬克思主義基于按需生產的、消費結構引導供給結構的關于產業革命政策性的應用經濟學便會應運而生。“資源配置崇拜癥”的癥結所在依然是市場拜物教意識，而一旦走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物統治隨之瓦解。于是，“資源配置方式在概念上并不能代替生產方式，這是因為，資源配置方式這一概念缺失了作為人的類本質的生產活動這一維度……資源配置的背面是權力的配置。盡管土地、勞動力、技術知識歸不同的人所有，但資本會創造條件，使土地所有權、勞動力所有權以及知識產權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隸屬于自己，從而在資源的社會配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力。”[14]】

　　【注：[14] 孟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中的生產方式與資源配置方式[J].教學與研究，2000，(6): 22-29.】

　　相反，固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探究了勞動過程構成的一般形式，但它本身屬于歷史結構的范疇，是一切出發點規定之始——事格之始。而又因為出發點規定必須統一“知者→生產力”及“行者→生產關系”兩個行程，以實現“四格歸一”，決定需要基于勞動過程的統一視角看待“行者”“知者”，并將其同時視為客觀思維結構的形態，即視為“勞動二重性”的認識構造。⑦

　　【注7：四格指人格、物格以及非人格、非物格;歸一的“一”，指事格本身。】

　　因而很顯然，無產階級全部學說以對物象二重性“解釋學秘密”的揭露為開端，以在資產階級理論對立面豎立勞動二重性之思維旗幟為開始，“目的是說明勞動發展——創造對抗的物質條件的發展，反過來引導了對抗本身的歷史解決，即勞動規定及其二重性學說提示了人類生產的客觀發展。”[2]179【注：[2] 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決定論基礎上的生產方式(或“有機生產方式”)在意義上是個全體的規定：歷史、結構、理論(認識)的三者統一。從中可以發現，“決定”和“有機”在概念上并不對立，“決定”亦不能簡單說成“必然性因果關系”;于是所謂有機生產方式，應始終理解為“勞動過程中的生產方式”(如生產組織和流通組織)，直至理解為唯一的全體意義的事格化范疇(即事者)。因此，以“勞動過程→生產方式”為經，就可實現對資產階級經濟學“仿真的經線”的全兼容，使之可能還原為“市場范疇”意義，為政治經濟學所用。另外，其延伸意義必然在于實現對資產階級經濟學之緯線結構翻轉。那么“生產關系為體”的真實意義就包括如下：一是對結構機理存在性的肯定，據此出發，尋求對矛盾機理的探究與解剖;二是由根據規律把握范疇之路徑制訂理論，杜絕將理論經濟學視為根本難以把握真正規律之“玄學看法”， “同謂之玄”指范疇源出規律，如剩余價值理論之在剩余價值規律意義上的成立，“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乃是說“運動復運動，構造中構造”，于是“對循環反復以至無窮的現象的觀察引導進入理解‘道’的大門”，乃是強調“它們皆同出于道根而又領取不同的名字”這個事實[15];【注：[15] 許光偉.唐詩宋詞與《資本論》引論——兼及行動主義、主體工作結構及時代內涵[J].社會科學動態，2019，(12) : 13-20.】

　　三是進一步推動矛盾機理和認識機理統一，從而奠立“理論社會科學”的基礎，如資本形式運動之研究。然則所謂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直接是生產關系，論斷依據即如上;且從這些意義上看，生產關系范疇本身即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規定性。同時，唯有立足事格化理論，方能將“生產關系之用”涵義貫徹于經濟運動形式。因此很顯然，《資本論》使市場形式扎根于商品形式，就在于力圖實現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之真正把握，這樣的經濟運動形式借助于孟捷教授的術語，即是“生產型”或“榨取型”生產關系。對資本總公式而言的生產型生產關系，如資本積累;榨取型生產關系則專指非職能資本的社會形式。⑧

　　【注8：生產關系的功能類型如果可以細分，是指向“階級斗爭的全體概念”而言的。生產關系既然是“階級”的工作規定，那么階級斗爭就必須是全體的，涉及生產關系的全局和諸環節，如有日常型政治階級斗爭和“二元沖突”型社會階級斗爭之分，以及有社會主體構成內部的政治方式的斗爭和勞動方式的斗爭之分、社會客體構成內部的生產方式的斗爭和交換方式的斗爭之分，再如生產型階級斗爭、意識形態型階級斗爭和文化型階級斗爭之分以及一般階級斗爭和霸權階級斗爭之分，等等。】

　　此處須得進一步認識到，所謂“生產型”和“榨取型”功能分立僅針對“用”的層面，對“生產關系本體”而言，它們是合一的規定，無分開之理，是統一功能的兩個側面。再就剩余價值范疇而論，可以說直接“榨取剩余”是絕對的，更多的“生產剩余”則是相對的，因此，以下說法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在某些條件下，一種生產關系可能更多地表現出生產型功能，而在另一些條件下，則可能更多地表現出榨取型功能。”[12]47【注：[12] 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因為作為生產方法和占有剩余的手段，固然可有所選擇、有所偏重，但作為制度上的基本安排和生產關系本質之考量，無論如何，兩者絕無分開的可能。如作為制度的系列安排形式，勞動力價值、計時工資、計件工資乃是一衣帶水的內部連通關系，又或者說本質上是一個東西，馬克思扼要說明：“計件工資只是計時工資的轉化形式，正如計時工資只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一樣。”[16]572【注：[16]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勞動過程總歸是生產方式的歷史實體。即如果說“官者的經濟學”(關于身份配置的政治經濟學)必須從“人”出發——執行身份批判，相比之下，“資者的經濟學”(關于財產配置的政治經濟學)則必須從“物”——執行財產批判出發，這些也即葛蘭西所說的“批判地論證事件應該如何沿著事先確定的進程發展下去”，那么，“勞者的經濟學”(即政治經濟學批判)要總體上由勞動過程本身(工藝學和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出發。這說明《資本論》開頭的一章分四節內容，完全是說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發生學(或“歷史機理”)、系統發生學(或“歷史結構機理”)、現象發生學(或“歷史矛盾機理”)以及認識發生學(或“歷史認識機理”)。蓋因西方文明模式一旦建立，就必須探究它怎樣必定產生一個資產階級，又怎樣必定開始一個資本主義時代。以此觀之，《資本論》實際上科學講述了“四大機理”：(1)取象-比類的思維方式和形式，這個構成指向“歷史本身的機理”;(2)分析-綜合的思維方式和形式，這個構成指向“歷史結構的機理”;(3)抽象-具體的思維方式和形式，這個構成指向“歷史矛盾的機理”;(4)歸納-演繹的思維方式和形式，這個構成指向“歷史認識的機理”。又或說，經線的規定正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緯線的規定正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于是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機理所對應者即“商品的兩因素”，其結構機理所對應者即“勞動二重性”，矛盾機理所對應者即“價值形式發展”，認識機理所對應者即“拜物教批判”。這些又都是從生產方式的可識別的特征上立論的，即遵循了生產史的內在發展理路：勞動過程→生產方式。

　　這樣看來，當我們由“生產方式”重新回到勞動過程本體，也就根本意味著追求文明規劃的“天人合一”。而從個別對一般的歷史發展關系中引出并揭示抽象對具體的內在聯系，就正是唯物辯證法識別事物機理的特有方式，然則天人合一本身即化為母子體用意義的“經緯合一”。⑨

　　【注9：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資本論》與中華唐詩宋詞遵守相同的思維學頂層設計，這就是“經濟學的文化自信”。“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馬克思沒有順從資產階級“經濟人假設”的思路，是因為從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質已經不是理性假設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作為歷史-社會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實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歷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識理論”。相反，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試圖通過虛擬一個普適的人性行為假設，是把歷史研究的真實過程隱去了。于是借助“生產一般”的系統性研究，《資本論》得以展示勞動生產機理各個向度上的歷史真實。】

　　可見，從既“找線索”又“結構化”的《資本論》的這一特殊工作體式看：(1)歷史機理，即以“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為“個別上升到一般”的商品生產歷史路徑，從中整理“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體用結構，——回答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內容;(2)接續的結構機理，以“資本直接生產→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的發展為“個別上升到一般”的具體路徑(歷史經線)，并整理出體用結構意義的“市場”上升為“危機形式”的社會緯線，——回答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形式(以內容為基礎的直接形式);(3)累積形成并且社會表現出來的矛盾機理，則以“再生產結構系統本身的個別上升到一般”——資本主義分配的唯物主義發展過程——為線索路徑，以“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范疇”對“資本的諸種社會形式”的上升運動為體用結構，作為實現對矛盾機理的“系統性解析”與“具象性呈現”的邏輯緯線，——回答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內涵邏輯;(4)于是所謂認識機理，就相應以“歷史→認識”(這是典型的個別上升到一般規定)為經，再以所形成和業已定格了的“歷史認識”返回社會系統的行動規定為緯，最終實現歷史和認識互譯、個別對一般的關系與抽象對具體的關系同構的“母子體用”工作關系的批判格局，——藉以回答商品生產方式的外延知識，從中揭示“批判的知識理論”[4]。【注：[4] 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J].當代經濟研究，2020，(4): 11-23.】

　　

　　三、認識機理、矛盾機理的具體統一過程——《資本論》唯物辯證法體式的工作性質

　　政治經濟學是工藝學的階級社會的衍生規定。工藝學研究勞動過程本身，研究勞動過程的全部事件，以此向自然科學進軍;政治經濟學則不然，其以對勞動過程的產物形式進行批判性解剖，揭示社會科學的理論內核。因此誠如葛蘭西所言，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并不像人們可能認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樣是一成不變的。關于《資本論》的科學研究事件，列寧則指出，“馬克思說的只是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也就是他說的，他研究的只是這個形態而不是別的形態的發展規律。”[1]157【注：[1] 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為此馬克思調用了全部的思維形式工具，而決不只是抽象和具體。“王亞南提出，不能把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方法簡單地等同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提出的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或是其他方法。”[17]【注：[17] 周可.王亞南與新中國《資本論》方法研究的開啟[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 (6): 77-83.】

　　此處，我們看到唯物辯證法這個用語在多個術語的意義上同時成立。而設若唯物辯證法以“母子體用”結構體式成行，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一種特別款式的“唯物辯證法的中華定義”?是不是意味著以唯物辯證法為事物對象之規定又似乎構成了一種“預設性定義”呢?

　　首先，就《資本論》對矛盾規定的解決而言，本身是一個辯證法的行動問題。“然則，這是馬克思將價值規律同時視為批判和建構規定的理由。矛盾的歷史論(歷史機理形成和發展：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危機論(結構機理)、矛盾的實踐論(矛盾機理本身)以及歷史矛盾的認識論(即認識機理形式)，它們依次展開，馬克思全面揭示了拜物教意識所賴以產生的經濟根源和認識動因。”[4]【注：[4] 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J].當代經濟研究，2020，(4): 11-23.】

　　自由女神從黃昏時起飛!定義完成了內涵邏輯對外延的知識具象，然則需要執行前提批判。進一步，對唯物辯證法自身進行規定，亦未必是單方面給辯證法規定限制語的問題，而必須同時要給唯物主義加上“辯證法的限制語”，——但這似乎又是在進行唯物辯證法的“相互循環定義”。猶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以及“生產關系反作用生產力”，人們極易滿足預設性定義活動。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當然不是互譯。具體而言，《資本論》走出預設循環的辦法是堅持“史態的唯物辯證法”概念(唯物辯證法=歷史)，即如上指出，藉由四大機理系統的科學說明，完成對這一規定的過程性鍛造。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勞動過程、勞動二重性之視為同一個術語，在于其內部認識規定和矛盾規定的統一，即它們不是一為唯物主義、一為辯證法，而是互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規定。它們之間的關系從而不能視為“相互定義”，而委實在于分別從聯系和發展方面，去推動各種事物定義的批判性前進。亦因此，《資本論》沒有局限于形式邏輯的定義，而深入到矛盾機理問題探究的領域，從歷史和資本主義數量機制的發展過程兩個層面入手，分別探討了“結構化矛盾”形成的機理，據此給出其在生活過程的全面性表現。然則，《資本論》四卷毋寧說成均以矛盾開局：矛盾規定初成于第一卷，形成和定格在第二卷，系統展開和生活呈現是第三卷，最后形成認識范疇的則是第四卷。而毫不夸張地說，所謂歷史認識，完全由矛盾分析所“沉淀”而成;須知“矛盾”是關于聯系和發展的觀點有機統一之理性認識，矛盾認識法則是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的思維學把握。⑩

　　【注10：早在1937年，毛澤東就指出在看待事物的矛盾及其發展中，既要注意區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要注意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所謂普遍矛盾，是就事物聯系與發展所普遍遵循而論，是原則性強的矛盾規律。如對中國而言，“列寧-恩格斯道路”是個普遍運動規則，是個“大矛盾”;相反，“恩格斯-列寧道路”則是特殊運動規則，是相比大矛盾的“小矛盾”，但在特定發展階段上又可能是尖銳和突出的特殊矛盾，乃至成為“大矛盾”。矛盾的共性和個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相互轉化的。于是就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矛盾個性”而言，它仍然體現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規定”之統一，乃至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規定性與社會主義的階段發展的矛盾之統一。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作用的水準與層級做出的科學判斷，但同時決不意味著它不隨時準備著向更高一級的發展階段進行過渡和轉化，實際上，生產方式內部的越來越激烈的矛盾對抗性已然充分表明了這種工作轉化的可能性。邏輯是歷史智慧學，而非現象學的兜圈子，可有人總是一味操弄“一般、特殊、個別”概念邏輯，欲將概念形式的邏輯學作為真理的公式，根本不了解個別對一般關系的唯物主義工作內涵。列寧站在歷史高度指出，社會主義本質上只能是這一運動形式和斗爭形式：“他們根本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下述見解——他們到目前為止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因此，他們不能想象到，這條道路只有作相應的改變，也就是說，做某些修正(從世界歷史的總進程來看，這種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當作榜樣。”[18]】

　　【注：[18] 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7.】

　　亦即是說，“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新過程的發生是什么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讓位于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分，于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19]【注：[19]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7.】

　　然則，這個歷史(矛盾)下降的路線，還應歸結為“唯物主義的工作路徑”。具體而言，《資本論》的總開局是“商品的兩因素”(矛盾規定——陰陽聯系)。以之為總攬：《資本的生產過程》以“資本主義直接生產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生產)為開局，爾后有資本協作形式的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以“資本主義流通結構的兩個因素”(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為開局，爾后有資本運動結構的形式層面的肯定到否定的變化過程;《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以“資本主義再生產總過程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再生產和剩余價值再生產)為開局，爾后有資本系統矛盾的總爆發。最后，《剩余價值理論》以“資本本身的兩因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從而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乃至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矛盾——這意味著剩余產品的歷史概念要轉化為剩余價值，并且后者要完全取代前者作為其認識的收結。矛盾的歷史論、危機論、實踐論及歷史矛盾的認識論，其中后三項內容逐次形成對前面一項內容的內部秩序的嵌入式擴展，這就造成辯證法同時是唯物主義的分析結果，“辯證法生唯物主義”所達成的效果是歷史發現了“結構型矛盾”的形成，并對其實施了機理解剖。

　　其次，《資本論》對歷史認識的解決，說到底是個唯物主義的問題，本質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知識論。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給出的結論，其第四節構筑的內容既是“認識的歷史部分”，又是完整意義的自然史和人類史互動過程，是歷史結構對認識史的檢驗。同樣如上指出，《資本論》沒有局限于“認識的解決”問題，而全面展開認識機理的探索與宏構。以“認識機理”(事格行動)歸結矛盾，這種唯物主義過程毋寧說就是“辯證法”，是辯證法在唯物主義行程中的落實。然則，產生認識史上的理論邏輯鏈條(歷史部分→理論部分或者說歷史部分貫徹于理論部分)：物質與意識統一(《資本論》開篇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寓意)→物質與行動(規定)統一(《資本的生產過程》)→自然過程與歷史過程統一(《資本的流通過程》)→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統一(《資本論》第三卷和第四卷)。須知《資本論》從商品開始，亦是從對商品及其拜物教的批判開始，這勢必要將商品理解為一個暫時的歷史規定：一個暫時的存在規定和一個暫時的發展規定。這進一步表明認識批判是沿著“發生型矛盾”路線前進和上升的，即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個別資本(運動)和社會總資本(運動)→體現在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的“要素二重性”(生產資料社會要素和消費資料社會要素)→資本的二重性(商品和貨幣)。簡言之，這是唯物主義領導辯證法的過程。

　　如此一來，歷史→認識(經線)和認識→歷史(緯線)，可擴充為：歷史(辯證法)→認識(唯物主義)，作為經線;以及認識(唯物主義)→歷史(辯證法)，作為緯線。緯線的規定或可寫為：認識I(唯物主義)——事格(過程)——矛盾(辯證法);經線的規定或可寫為：矛盾(辯證法)——事格(過程)——認識II(行動主義)。這兩個系列又可以分別合成為：矛盾I(發生型矛盾)——事格(過程)——認識(唯物主義)——事格(過程)——矛盾II(結構型矛盾)，作為母子關系發展系列;以及認識I(唯物主義)——事格(過程)——矛盾(辯證法)——事格(過程)——認識II(行動主義)，作為體用關系發展系列。從中可做幾點小結：(1)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唯物辯證法工作統一體的兩個規定側面，一為狹義的“認識機理”(揭示認識形成及發展的道路和結構化機理)，一為狹義的“矛盾機理”(揭示矛盾形成及發展的道路和結構化機理);?

　　【注11：王亞南認為，“應該從認識論方面和方法論方面分別考察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從認識論方面來看，承認事物自身的矛盾運動過程，就已經是在運用辯證方法;而從方法論方面來看，不僅要按照認識論所肯定的那樣，把對象看作是辯證發展著的，還要按照對象的辯證特性來認識它研究它。”[17]】

　　【注：[17] 周可.王亞南與新中國《資本論》方法研究的開啟[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 (6): 77-83.】

　　(2)進一步，唯物主義由于在政治經濟學中普遍采用了“事格”，也就成了“辯證法”;(3)同樣，辯證法沿著“事格”擴展自身的規定，也就成了“行動主義(認識)”;(4)母子路徑對體用結構的整體規定性的輻射作用，保證了認識的同一，即“人格化的事格”“物格化的事格”始終保持著內在的工作連通性。歸根結底，歷史是硬標準，“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歷史(行動和矛盾)下降與歷史(思維和認識)上升是同一過程，實質都是歷史對知識的關系生長過程，而可從中提煉“對象知識”(即范疇規定)。對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機理聯系于是決不可做“公式化”理解，亦不能懷有“普世主義”工具想法，須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種“廣義的方法”最終只能由自然歷史過程來做總體的布局。?

　　【注12：所謂合母子而成體用：合歷史而成規律(工具)定義，合規律而成范疇(工具)定義，合辯證法而成邏輯概念(工具)定義，合形式邏輯而成知識概念(工具)定義;進一步，概念形式成而有邏輯，邏輯形式成而有知識，知識形式成而有內涵和外延之分，內涵者定義之總格也，外延者知識形式之分格。然則概念定義者，曰一分到底，至無可分止也。一言以蔽之，定義不過是“用之工具”，概念定義則是最后的亦必是最完備的知識形態，同樣也必定是自我否定的一個認識上的開端。】

　　如何吹響《資本論》“新時代集結號”呢?行動主義的方向維度是“進和退”，唯物主義的方向維度是“實和虛”。第一場——起義：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資本積聚→資本集中;第二場——長征：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簡單再生產運動形式→擴大再生產運動形式;第三場——抗戰：掙得職能資本的一般利潤→掙得職能資本的平均利潤→掙得非職能資本的利息→掙得非職能資本的地租;第四場——解放：求得價值的共識→求得利潤的共識→求得壟斷的共識→求得虛擬的共識，如此等等。所有制決定了勞動過程文明規劃與經濟形式文明規劃的相互轉化，然則財產所有制只能確定為“生產方式對交換方式的關系”，相應身份所有制只能確定為“勞動方式對政治方式的關系”。?

　　【注13：它試圖回答這一問題：馬克思既然剖析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納入“特殊的層面”展開研究呢?其實馬克思的方法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統一，而不是其他。據筆者的研究，從中華唐詩宋詞到《資本論》的道路業已彰明“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之統一;中華思維學的學科體系業已給予“共同體經濟學”頂層設計的位置考慮。進一步，勞者的事格蘊涵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秩序”和“客體秩序”的發展，從批判角度看，它顯然有機兼容了“從統制到計劃”以及“從契約到市場”的經濟體式。從而在學理上，可以將“社會身份關系的組織生產”和“個人財產關系的組織生產”的規定匯融一體。總體而言，這是由“共同體本位”不斷地轉向“國家本位”，建立共同體“國家一般”與“個人一般”之間歷史對話的經濟學。決定在這個場合，勞動生產方式也必須既作為“歷史個別”又作為“抽象”(生產抽象范疇的規定)對待，同樣地，政治方式以及交換方式則既作為“社會一般”又作為“具體”(表現具體多樣性的規定)。】

　　剩余價值具有行動主義的“進和退”以及唯物主義的“實和虛”，這總體解釋了為什么當下必然會有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

　　【注14：任何病毒不獨具有自然性、物質性，還具有深刻的社會性、政治性。僅此意義而言，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發生的衛生疫情表現為可生仔的“特殊社會病毒”，在性質上成為了社會增殖性的“剩余病毒”。】

　　因為勞動過程的產物是“有機構成”的規定，是物質構成和社會構成的統一;其物質實體構成必然是使用價值，同時也包含“不良的東西”(破壞再生產因素);其社會構成又是社會主體構成(身份實體)和社會客體構成(財產實體)的結合和統一。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資本論》探究的商品價值構成同樣也作為“身份構成”：作為價值構成，它是c、v、m;而作為階級身份的構成(規定源自“產品身份構成”)，它是占有生產資料的“政治身份”、占有生活資料的“生產身份”以及作為與二者的對立關系對應的“經濟身份”。所有經濟形態都是圍繞“剩余”進行的，在這里，剩余價值是純粹的經濟身份的社會客體。其進一步表示社會主體構成是按照占有者狀況和占有標的進行建構的，一言以蔽之，“w= c + v + m”主體構成是隱含的!“政治身份+生產身份+經濟身份”乃是商品客體構成背后的主體規定。可見，社會客體是不能脫離社會主體而單獨構成的。兩者的辯證關系是：主體構成可看成行動主義的構成因素，而客體構成應直接看成唯物主義的構成因素;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歷史規定性)，后者鞏固前者并落實了它的社會規定性。然則正是經由極為詳盡的歷史考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明正是由于價值構成的歷史的社會的發展，導致了資產階級社會主體構成的特殊類型。作為“主體的構成”，它的先兆和征候是傳統產品社會的剝削的經濟規定，它的政治的社會的表現即是上述“特殊階級類型”——二元化對立的社會階級結構。概言之，從原理上看，這些是“病毒二重性”具體發生作用的社會機理與根據。?

　　【注15：自然科學是以實驗室技術為基礎的單純的物的科學。自然科學之和社會科學結合，在于提升物的科學為“事的科學”。當下，它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征候即為“政治病毒(規定性)”，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驅使作為“社會存在”的衛生疫情，藉由病毒的恣肆、社會蔓延，造成追捉剩余價值意義的“剩余病毒”。正是由于再生產所內生的“病毒”具有二重性，“政治病毒+再生產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以社會方式進行擴散、傳播)”之再生產構成將成為理解上的一個總公式。】

　　

　　四、兩個世界的對決：“仿真術”與“反仿真行動”相關問題

　　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天然結盟，唯心主義(拜物神和唯靈主義)與神秘主義(人格崇拜和主觀主義)天然結盟。市場其實是“拜物格化神”，是由拜物教角度觀看所有制的結果，仿佛財產就是“資源配置的結果”，又或是其天然前提。同樣，那種將計劃和計劃經濟等同化考慮的人一定領受了“拜人格化神”意識的影響。物質和行動、物質和意識說到底是唯物主義內部斗爭關系的同時性形成：一者針對“思維的發生”，一者針對“意識的發生”;以及一者因應“人的迷信問題”——著力解決主體“行動如何可能”，一者因應“社會宗教問題”——著力解決客體世界如何擺脫“宗教神秘主義”。?

　　【注16：這真正觸及到了問題要害之處。兩種唯心主義：起源于迷信的唯人主義(“人神崇拜”或曰拜人格神的唯心主義)和起源于宗教的唯神主義(“物神崇拜”或曰拜物格神的唯心主義)，現代拜物教意識更是深度結合了它們，使得商品教的意識形式中不僅發展出貨幣和資本的階級意識，而且提煉出一種“市場拜物教”的理論，以統一階級意識和認識形式。方法論學理高于一切。“馬克思革命”主旨在于揭示行動的語境，《資本論》由于自身特殊性質，注定成為理論生產的思想之泉、方法之石。以應對全球化公共衛生危機為例，我們要說的是，唯物辯證法注定是當前實踐化解決問題的總理路。人們愿意思考歷史，即能夠用歷史進行思考;然則，它超越了一般意義上泛泛而論的毒源的“天然論”“非天然論”和“陽謀論”“陰謀論”，作為對《資本論》原理的方法應用，也遠遠拋開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考政論”。一言以蔽之，以上科學考察是通過結合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側”和“客體側”，通過摒除“主體的唯心主義”和“客體的唯心主義”，而得到的一個總的認識成果。】

　　亦因此，說計劃和市場是“調節手段”，一定要認識到它們的涵義決不限于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是同一的。”[1]109【注：[1] 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所謂計劃，宗旨在于“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20]。【注：[20] 恩格斯.反杜林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06.】

　　對一定形態的所有制而言，計劃和市場必然是生產關系的范疇形式。以《資本論》而論，如上指出，設若《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為“合卷體”，那么，資本積累、市場、危機這三個范疇的寫作就會是另外一種布局，或寧可說目前的版本乃是原有底稿的“重新布局”。勞動過程→工廠機構→商業機構→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機構，決定在工廠制研究之后，必定首要引入個別資本的市場行動——資本循環和周轉過程，即研究資本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過程。其實前面說了，這是資本結構的形成——數量機制轉向結構機制;與之契合的是資本積累的積聚形式和集中形式的對比研究。其后才是系統化的市場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研究。一是資本的簡單再生產及其轉向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形式的研究，除開已建立在第一卷中的性質分析和第二卷中基于數量關系的結構分析，這里還將包括積聚形式轉向集中形式的結構機制和條件的分析。二是結合資本積累過程的危機階段機理的解剖，與上面的分析路徑不同，這里將從資本集中(因為它代表了“危機”“蕭條”兩個階段)反轉向資本積聚(代表“復蘇”“高漲”兩個階段)，以說明資本積累兩種基本形式的動態回環過程。蓋因馬克思在第一卷已表明這種看法：“社會資本分裂為許多單個資本或社會資本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互相排斥運動，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點上，會遭到各部分間的互相吸引的對立運動的阻礙。這個對立的運動不再是與積累等同的積聚，而是根本不同的過程，是把不同的積累和積聚點結合在一起的吸引，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數量較多的資本合并為數量較少的資本，總之，這是本來意義的集中。資本的這種集中或資本吸引資本的規律，在這里我們就不深入研究了。我們只做一些簡單扼要的論述。”[16]663【注：[16]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及原始積累篇仍作為上述三個范疇的寫作內容，只不過是作為了資本主義全部本質研究的總結。

　　與《資本論》相反相成，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之作為“體系”，只因其具有理論的偽裝形式，不遺余力地動用了仿真術。如果說《資本論》面對的始終是一個歷史系統的世界，那么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則以“軌道系統”作為世界之規定，因為這便于進行仿真術的實施和操作形式上的全偽裝。對1.0版的教科書而言，新古典(微觀)經濟學首先進行的是“一次仿真”：以均衡為經，以秩序為緯。亦即經線作為仿市場的自然過程，緯線作為仿市場的社會過程，又以軌道世界的底層仿真活動作為“局部均衡”，以軌道世界的頂層仿真活動作為“一般均衡”。其次進行這個基礎上的“二次仿真”活動，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既致力于對《資本論》進行“體系仿真”，又堅持這樣一種策略性：對緯線加以“全仿”，對經線則進行“半仿真”活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事格化道路”(勞動過程——生產方式)在經線上是難以全部更換的，然而資源對勞動過程以及資源配置方式對生產方式僅僅達成“物象化擬制”的仿真工作關系。一般均衡的頂層設計本身就是一項純粹的工程學仿真技術。?

　　【注17：這些論述部分透露出這個信息：“馬克思幾乎和瓦爾拉斯在同一時期建立了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資本論》第二卷中的再生產理論便是經濟均衡理論……(然而)馬克思的視野要比瓦爾拉斯更廣。瓦爾拉斯只關注商品的再生產，而馬克思則同時關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再生產，即如何維持兩個對立階級的關系。生產力的再生產加上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才能完整描述整個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特性。”[7]43“斯蒂德曼立場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是他的假定，僅僅因為不能在數學上從價值推演出價格，價值就毫無用處……他對斯拉法的改編甚為無用，因為這種改編盲目迷戀一種價格決定的一般理論而完全無視資本主義基本的深層社會經濟結構。”[5]220】

　　【注：[7] 郎咸平.馬克思中觀經濟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資本論》第二卷理論的實質當然不是均衡軌道的理性規定，而是資本主義歷史世界的特定矛盾事件——生產非均衡。這證偽了均衡作為“全仿真事件”的假定，也意味著“宏觀局部均衡”工具的出臺，藉以彌補仿真性不足。?

　　【注18：其依據的“自然原理”即是“專用——通論——通用”，即在微觀體現的“專用→通論”(為經)基礎上進一步引入“通論→通用”，而反過來從工作本位上提出“通用→通論”治理的理論;所謂通論，即“通用之理論”也，直接由現實通用提煉理論，實為實證主義對實用主義的工作轉換。】

　　這事實上宣告了新古典經濟學微觀體系的理論破產，因其完全不能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實行“全體系仿真”，無數的底層仿真活動僅僅制造出美學版的頂層仿真設計。但對宏觀經濟學的終極目標——追求全體軌道參數意義的均衡活動(即宏觀頂層仿真)而言，1.0版的教科書已明顯陳舊，無論概念或工具均顯得不敷使用。新古典經濟學極力打造“宏觀體系”，卻始終無法面對一個業已完全破敗了的微觀體系之理論尷尬現實，只能走向教科書的2.0版建設。可見，“1.0版的教科書從‘捍衛市場’起步，但迫于‘理性布局’失敗，‘仿事格’制名法(無道偽器)已然失效，2.0版的教科書必須盡快粉墨登場：仿佛從‘捍衛市場’到‘捍衛私有制’——這就是光明的前途，然過與不及，猶者也，結局終究是一樣的。其真能做到時圖紀事、空書結繩嗎?恐怕難以做到。”[21]【注：[21] 許光偉.熊十力本體論批判范疇研究——中西學術對話方法論的進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 1-19.】

　　其徒能進行空間布局意義的理論為體、工具為用罷了。如皮凱蒂的作品里面并沒有真正的歷史理論，乃是“空布乎圖”，他以6張圖揭露“兩極分化”，然后先將收入分配研究定格為“空間布局”，再從計量技術形成圖的手段上提供“證明”。但在理論實質上，“《21世紀資本論》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本質的現象特征的討論。”[22]【注：[22] 許光偉.《21世紀資本論》缺失了什么[J].當代經濟研究，2015，(1) : 55-61.】

　　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在商品和資本之間挖了一條壕溝，曰“貨幣中性”(貨幣數量論)，似乎能夠切斷商品和資本之間的制度性聯系;所謂：“現代在金錢上的自主，以及契約的自由和不可侵犯，其關鍵所在、一切依它而變動的，是貨幣價值。因此有一個假定，成為一切金錢上的契約的基礎的，是貨幣價值單位的穩定不變。契約的不可侵犯性需要有這樣一個假定。這已被毫無疑問地認為是一切商業交易的出發點。在契約的訂立與實施中，貨幣的穩定不變是在法律上、習俗上的一個基本要點。資本以及契約在這個條件上成立的，控制著工業的那些企業家們的規劃，是依靠在貨幣單位上作為其一切商業行為的確定為依據的。”[23]54【注：[23] 凡勃倫.企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殊不知，企業恰好是生產過程中建立的財產關系，而不是什么別的關系。凱恩斯主義不幸地摧毀了資產階級國家作為“市場國家”(總體資本家意義的央行制度體系國家)或“計劃國家”(追求全民福祉意義的政府制度體系國家)的信條，即國家僅僅做“短期調解人”。然則不同于新古典教科書1.0版，教科書2.0的版本以演化為經，以制度為緯;亦即，它有效針對這一點：“社會主義者所企望的是財產權的消滅，不是財產權的重新分配。”[23]219【注：[23] 凡勃倫.企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從而，可向無產階級澄清這樣“妙不可言”的改良立場：“問題的關鍵不是在于所有的財物，而是在于職業;不是相對的富力而是相對的工作。因此，我們說這是一個工作的問題，這是一個思想習慣的問題，工作從而形成思想習慣。社會主義在他們解釋這個區別時說，區別是跟思想習慣有關的;而構成思想習慣的乃是生活習慣，并不是蓄積的財物的法律關系。這種法律關系，在若干經濟階級仇恨心的形成中或者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把這一點作為社會主義思想擴展的原因，似乎并不恰當。”[23]224~225【注：[23] 凡勃倫.企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由于堅持了“理論設計歷史”觀念，霍奇遜遂有這樣的考量：“資本主義是制度的結構結合體，這些制度包括市場、資本主義企業、家庭結構和政府。對資本主義整體的研究，必須從對這四個維持性制度類型的個別研究中得到啟發。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缺陷就是僅僅集中于研究市場和資本主義企業，而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是試圖在一個單一的、非歷史的分析框架中處理所有四種現象類型。”[24]【注：[24] 杰弗里·M·霍奇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399.】

　　時托乎書——歷史為思想所打造，空謀乎圖——空間為模型圖技術所布局，然則，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思想工具的全部實質，詮釋了《資本論》在整體上為何不能被“全體系仿真”!試設想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全仿真的教科書版本：以演化為經，以秩序為緯;然則，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仿真階級斗爭學說呢?那只能寄希望于主觀設計——“理中客”的生物斗爭學說的暗喻了，又不過是數學物理學暗喻的另外的版本，作為手段，它早已為資產階級古典學所試用和拋棄。歸根結底，立足歷史的事的科學本身即是“反仿真”行動，由于采取“仿事格”，新古典教科書被迫研究其能研究的東西(所謂“內生變量”概念工具之創設)，將其不愿意研究的一些東西——特別是反映資本主義本質的規定(如私有制、價值、計劃、危機)，完全放入外生變量，或直接作為“理性假設”進行處理。所以，“軌道世界”實際就是局限版的世界軌道，它對“歷史世界”(完整版)而言是完全不能仿的，是徹頭徹尾的主觀設計物。新古典世界從來是由康德的“世界兩分”(信仰和物自體的彼岸世界/科學和理性的此岸世界)而來，向著康德主義知識論而去的，那么，按照主觀原則設計的物象化世界如何能夠全面仿真和偽裝本身是按照客觀原則設計的事格化世界?畢竟概念工具——如需求曲線、供給曲線，一旦離開它所直接依附的范疇(資本的商品和貨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范疇)就變成了“孤鬼游魂”，除了執行維護現狀的意識形態功能之外，就別無他用了。一句話，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大廈，就其作為“資產階級理論科學”的學科屬性而論，是按照“仿事格”要求予以定制的徹頭徹尾的意識形態理論。

　　

　　五、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代性命題——政治經濟學通史考

　　在為波格丹諾夫《經濟學簡明教程》寫的《書評》中，列寧盛贊了這樣的政治經濟學定義：“政治經濟學‘是從發展中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科學’”，并進一步指出，“政治經濟學入門書的全部任務，是要使研究這門科學的人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和每一種制度的根本特點有一個基本概念”，因此，必須絲毫不離開“唯物主義歷史觀”[25]。【注：[25] 列寧.列寧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

　　然而以新古典2.0版教科書的設計理念為切入點，“歷史特性”似乎是概念的供給方，而“普世主義理論”則是概念的需求方，乃尋找“供給的歷史曲線”和“需求的歷史曲線”，以實現對主觀供求曲線理論認識的糾偏[21]。【注：[21] 許光偉.熊十力本體論批判范疇研究——中西學術對話方法論的進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 1-19.】

　　這是倚靠自然科學，并通過添加歷史學和社會學的內容，把自然科學仿真為以“通論→專用”為經，以“專用→通論”為緯了。?

　　【注19：這是所謂“特性理論”的歷史根據，以及“專論”的通用內涵。】

　　自然科學自然不認可這一點，因其歷史的原相是專用→通用(經線史)和直接以之為規定性根據的通用→專用(緯線史)。?

　　【注20：理論自然科學的完整路線是“經：專用→通用(通論)，緯：通論→專用”。它成了新古典體系用作“仿真術”的基本依據。】

　　于是可以反過來依據真實的自然科學發展原則，設計出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科學”的若干時代發展階段：

　　第一時代：經濟學科-資源配置(對象1.0)科學，可稱為“物格時代”。經濟學和經濟學科當然可簡單視為同義語，所謂“食哉惟時”。以萬物為配置的對象，“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這是本來意義的“資源配置”;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毋令“材盡其能、物盡其用”。此階級矛盾潛伏期和萌生之際的人和物的管理景象。此共同體經濟學時代也，勞動過程處在共同體全體掌控中：經濟形式=產品形式，共同體本身規定成為國家制度之源起。此階段，無自然科學，或者說自然科學尚不獨立，處于成長期，直接隸屬總科學系統。此時代，經濟學尚出于言論思想——可追溯中國易經中的古老思想以及古希臘的早期思想議論;其制度典籍尚處于籌備階段，如《尚書》所記述狀況;但亦不排斥“體系思想”的文本初成，如《道德經》實為其理論科學規定之認識收結也。

　　第二時代：國民經濟學-勞動過程(實踐1.0)科學，可稱為“人格時代”。國民，是經濟的最初人格。士、農、工、商、役乃是中華民族經濟系統形成的主體人格類型標識。“拍賣者”乃是瓦爾拉斯“商民假設”的主體人格標識。這是以“家”和“自然單位”為主體掌握勞動過程的時代，家(單位)相應是國家制度之奠立基礎;價值論逐步從統一的財富理論中向外游離。自然科學方面的情況是，開始形成獨立體系，卻是局部的，且以物格為其直接領導(如中國古代工匠科學)。人們習慣于將這個時代稱之為“封建時代”，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仍然是這一階段的基本主題。雖說皇權是絕對的在場者，但經濟上，不排斥多個在場者的身份共處，猶如中國古代身份與財產的共治：首先，“中國的人，本著一貫的中庸之道，在道德上，有憐老恤貧的倫理觀念，重精神而不重物質。剝削農民雖然有物質上的，但是中國人，尤其是富有者，為了顧全面子，往往更不愿意壓迫下層階級的人。”其次，“在經濟上，由于農業社會的自給自足，而趨于自然的調節，封建經濟的資產分散，農民生活雖然清苦，但仍可以維持自己的衣食，并沒有更大的奢望，即使生活困難，也只是自怨命苦，并不怨人，所以他們沒有打破這種階級的企圖。”[26]【注：[26] 王增寶，等.紅樓夢：名家匯評本(上)[M].武漢：崇文書局，2016：292.】

　　另外不可忽視的是，“封建地主經濟體系在中國取得了兩千多年的絕對支配地位，如果把它在舊領主經濟體系內部產生和成長的時期合并計算，即中國封建制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歷史時期是屬于地主經濟的類型。”[27]【注：[27]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序言：5.】

　　這個時代的重要理論科學作品如《史記》和《國富論》，一為開創，一為收結(向新的時代過渡)，可謂中西合璧。

　　第三時代：政治經濟學-生產關系(對象2.0)科學，可稱為“事格I時代”。這個時代，首先是自然科學進入自主發展階段，即“非物格(化)領導”時代。“政治”取代“國民”具有獨立的意義，國家正式登上政治舞臺，市場形式幾乎成了商品形式的同義語，勞動過程高度組織學化。經濟學對象邁入2.0時代，這也意味著“經濟科學”覆蓋了“經濟學科”用語，后者僅僅作為基層工作者。價值論是產生“唯一在場者(身份)”經濟規定的理論。如上所述，剩余價值，而不是剩余產品本身，成為領航社會剩余的財產關系規定。且在這個時代階段，資產階級理論家迫于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斷襲擾自身體系之窘境，開始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手段，進行“國家治理”，產生凱恩斯政府干預主義。同時，新自由主義粉墨登場，試圖鼓吹乃至推行極端自由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制度與理論。這一時代偉大作品中執牛耳者，當屬《紅樓夢》和《資本論》，同樣一為開創，一為收結，可謂中西合璧之續。21

　　【注21：開創者身份準確來說是“《紅樓夢》-《國富論》”。《國富論》敘事對象是資本主義，但方法論依然屬于“人格時代”，運用的是人格化范疇之理論與方法，因此作為第二時代之總結與第三時代之開創。而《紅樓夢》之典型事格研究，實開第三時代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之先河。】

　　第四時代：社會主義經濟學-生產方式(實踐2.0)科學，曰“事格II時代”。社會主義說的是“政治(制度)”“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因此不能直接用作公平分配的語義。“實踐2.0”是對社會主義學科基礎的限定，亦是對“實踐1.0”的繼承與時代超越。社會主義勞動過程重回“隊生產”效率，但組織社會學特征日益突出、顯著，智慧學意義的工藝學和社會權力(產品形式的國家治理)的對話日益頻繁、具有互動性。自然科學重回“總體科學”。社會剩余開始成為領航一切剩余形式的經濟新規定，等等。總之，這個時代是全面回歸歷史意義的“科學新啟航”——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走向勞動過程的共產主義文明導向的規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為其道路之開創也!

　　然則可以說，《資本論》是“廣義政治經濟學”中結出的最為華彩的碩果，其內涵規定極為豐富。《資本論》與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科學連通的工作語境是：有史書，方有理論;有河圖，方言洛書;有史路，方望圖成;有絕句，而終結構。這樣看來，資產階級教科書1.0版、2.0版的體系設計是被完全解構了，是被時空結合體的理論設計徹底擊垮了;因對象1.0、2.0渾然一體(對象是經線上的概念)，實踐1.0、2.0體系連通(實踐是經和緯的概念)，為了仿真計，圖人為造設，必徒勞無功。簡潔起見，以圖2小結其義。

　　

　　圖2政治經濟學理論科學“軸”“線”結構的形成機理

　　

　　“中國舞步”包含有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如何結合”的理解妙義，于是圖2中可以真實呈現和設計一個經緯從“相生相克”到“相成相克”的生長關系。所謂時間軸，指相生相克的歷史生長關系連線規定;所謂空間軸，相應指社會空間擴張秩序(相成相克的時空生長關系)的連線規定。軸1.0，線2.0，線為軸余，無論經線或緯線，皆“軸”“線”一體相成;于是時間軸通過內蘊“時間對空間的生成關系”而成真正的過程規定，空間軸通過內蘊“空間對時間的制約關系”而成真正的結構規定。如果說《資本論》由剩余價值的規定認識而起，那么廣義政治經濟學當由“廣義剩余”范疇(剩余產品、剩余價值、社會剩余)的認識機理連綴而成。廣義剩余范疇皆由人類勞動而成，系經由特定分配關系所成，爾后對應于一定的剩余勞動的社會形態。由廣義剩余所結成的歷史認識機理，如圖2中的“經線(復合)”位置，簡單來說，這就是人類廣義的剩余生產過程——其中的生生滅滅過程。以此歷史形成的認識原理把握資本的深層結構，即空間軸線所展示的結構形成機理：所謂的“剩余價值”，即為道的規定性——馬克思以《六冊計劃》的“前3冊”界定之，相應具有“市場象”——馬克思以《六冊計劃》的“后3冊”界定之;同樣，資本積累亦為道，它的象(規定)指向“危機”。市場和危機的象的層次性，代表了資本分析的層級水準，并且在機制上內外一體，從而，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和資本積累的理論建構確實為成功建立資本深層結構理論奠定了基礎。又則，《資本論》的十大事格范疇其實是指示了這一路徑：總歷史(規定)→道·象·識→總認識(規定);歷史和認識的渾然一體即對應了圖2中所展示的結構形成機理，從而口占一絕：史路萬山重(時間軸或經線1.0)，梅園香數透(空間軸或緯線1.0)，寶圖形海河(經線2.0)，書卦落宇宙(緯線2.0)。然則，馬克思主義理論經濟學確實能夠通過對唯物史觀的建設性的認識元素的把握，建立總體歷史和理論范疇的統一。

　　以上亦說明，生產一般決非永恒不變的知識，歷史畢竟不能由“簡單的公式”來創造，相反，需要考察多條線索和多種維度。如上指出，《資本論》其實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它在詞章構造上進退有據，虛實并舉。第一卷名為《資本的生產過程》，其實是在生產過程領域內展開對資產階級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場范疇的歷史虛假性;第二卷名為《資本的流通過程》，是在流通過程領域繼續展開對資產階級概念的批判，揭示市場范疇的社會理論實在的規定，引出“市場/危機”渾然天成的有機的成對范疇，構造出“經脈+絡脈”一氣貫通的敘述整體;第三卷名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其實是從機理上解剖范疇與概念的區別;第四卷被恩格斯命名為《剩余價值理論》，正面解決“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必須受到批判”的所謂價值判斷問題，挑明所謂政治經濟學之“科學家身份”，其實是歷史學家之研究身份;弄清“科學”與“批判”之間的內在聯系，《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個書名本身就已提供了一個確切的進行歷史文化原理探究的指導線索。可見，以“生產一般”為對象的經濟學乃是“四個自信”深層構境的方法論根據。亦因此，至為重要之處在于把握“什么是政治經濟學”，以展開“仿真”與“反仿真”行動勘察。通過系統解說歷史元素所形成的工作關系總體，經由中華道路，匡正科學研究綱領，就能夠準確勾勒“政治經濟學中的唯物辯證法”之總形式、總路徑。其開顯“中國原理”視野的學科建設，謀劃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

　　從歷史到現實的發展軌跡，同時，又必然是對歷史思維結構的科學工具的最高程度掌握。“這種考察原則并使中國和《資本論》有望成為‘源流互濟的思想共同體’”，因此，“以歷史世界為中心的研究，所杜絕者即零碎資料整理的方式，勢必轉而強調多學科協同的思維優勢，從中彰顯與最大提升中國話語對世界體系之理論貢獻度。”[21]【注：[21] 許光偉.熊十力本體論批判范疇研究——中西學術對話方法論的進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 1-19.】

　　

　　

六、唯物辯證法：歷史的思維結構

 

　　在列寧看來，思維形式本身僅僅是“十八般兵器”，是隸屬于道的“術”的范疇工具。如本文一開頭的判明：唯物辯證法藝術之妙在于諸種思維形式(取象與比類、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歸納與演繹)的統一，“推理的‘格’的區別完全是由它們的起中介作用的環節在性質上的區別而產生的……黑格爾確實證明了：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黑格爾“不是證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測到了”。列寧同樣是天才，他純然地看到，“辯證的規律性(對立面的統一和斗爭，量向質的轉化，等等)不僅是自然界和社會固有的，而且是思維所固有的;它們在思維中又不僅與內容有關，而且與形式本身有關。”[28]【注：[28] 前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哲學研究所.列寧《哲學筆記》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4：253-254.】

　　然則當黑格爾指認“邏輯學是以純粹思想或純粹思維形式為研究對象”時，是以“邏輯的真理”為思維立法，從而強調“物理學與自然哲學的區別，只在于自然哲學能使我們在自然事物里意識到概念的真正形式”。由此可見，黑格爾眼里的“邏輯學是使一切科學生氣蓬勃的精神，邏輯學中的思維規定是一些純粹的精神力量”[29]。【注：[29] 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83-84.】

　　這樣看來，唯物主義當然不可能作為辯證法的“真理”，而是恰恰相反。與黑格爾相反，馬克思認為恰恰思維形式本身乃是邏輯的真理，以“邏輯”(無論辯證的邏輯或形式的邏輯)為思維形式的真理，是把思維形式純粹化了。但是，純粹思維形式的做法僅僅將思維看作自為的抽象活動規定了。走出抽象的囈語，是將歷史本身作為思維形式的真理;因此，商品形式作為“思維形式的辯證法”是有前提的，商品本身必須作為“實在的規定”，作為歷史的熔爐的規定。這是規律發生的實在過程，商品必須溶入生產史和交換史。恩格斯以“經濟曲線的橫坐標和縱坐標”作為譬喻，強調“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30]【注：[30]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3.】

　　這即是說，歷史為思維活動立法，乃至于對思維形式本身做出規定時，就可能產生我們這里標題所指示的“歷史的思維結構”問題。同樣當列寧談到“唯物主義的邏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三位一體的時候，他是指歷史的內部結構的規定——各個主觀表現和行動側面，它們實際上并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結成了“過程統一體”。然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分進合擊”的道路可分表展示(見圖3)。

　　

　　圖3生產史的唯物主義與商品形式辯證法的結合道路

　　

　　圖3鎖定資本主義研究對象的經線“勞動過程(勞動二重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發點規定(始)的結構是“生產力+商品(形式)”，成長和結束過程(終)的結構是“生產關系+資本(形式)”。相應地，緯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力形式”亦可看成由生產關系和資本(形式)合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體”，以及由本身作為生產關系之用的生產力規定和商品(形式)合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用”(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各種社會形式)所構成。由此，與其說唯物辯證法進行了“唯物主義側”和“辯證法側”的分解工作，不如說它是為了實現“道路結合”而進行的這種分解，于是有了規律和范疇的結合。唯物主義側→辯證法道路側以及辯證法側→唯物主義道路側，事格的規定毋寧說就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結合性工作規定。這有效控制了黑格爾的“神秘邏輯學”(以“邏輯史”為經，以“認識史”為緯)。例如黑格爾辯證法版本的“母子體用”在《資本論》上的運用，通常被描繪為：商品→資本，作為經線;以及資本(形式)→商品(形式)，作為緯線;商品是“存在論”，資本是“本質論”，以及“資本(形式)→商品(形式)”的認識路線本身作為“概念論”。須知歷史對“邏輯→認識”的統領，是通過唯物主義的工作介入實現的，于是生產史I被稱為“技術史”(生產技術史)，生產史II被稱為“技術史”(生產制度史)，對它們的工作分解是為了實現對“辯證法意蘊之唯物主義生產”的對象把握。二者進而構成“生產(歷史)/生產一般(思維結構)”的唯物主義對象側面。同樣，商品生產史I被稱為“一般商品生產史”，商品生產史II被稱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史”，對其內容分解乃是為了實現對“唯物主義意蘊之辯證法對象”的把握。此二者則構成“生產(歷史)/生產一般(思維結構)”的辯證法對象側面。對生產一般(對象思維學規定)進行“勞動過程→生產方式”路徑的把握，就把勞動二重性的“事的思維”唯物主義化了，也定格了歷史的思維的總結構。

　　生產——對象，生產一般——對象思維，它們從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角度“一而二、二而一”，于是具象出歷史之思維結構規定(即唯物辯證法)。“正是馬克思的抽象方法使他能夠在《資本論》開篇把商品看成一個‘抽象’(只具有一些規定性)，繼而把資本看成一個‘具體’(具有多種多樣的規定性)，并暫時省略——正如系統辯證法正確地認識到的——他所使用的范疇的歷史方面，以便于突出它們在他的概念邏輯中的作用。”[31]244【注：[31] 伯特爾·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換言之，唯物辯證法是以“歷史/思維結構”為工具規定的，而能夠將“勞動”和“生產”于歷史之始和終意義上予以貫通和內在結合。所謂“歷史的思維結構”，指唯物主義的“對象”(即思維學)、辯證法的“邏輯”(即邏輯學)、唯物辯證法的“知識”(即知識論)三者之有機統一。以母作設、以子施用，生產史上的商品形式辯證法得以創造性提出“商品(形式)”這一辯證法全體的工作概念，一時間使得資產階級經濟學面臨“無仿可仿”的情形。因為商品的完全化的歷史步伐，按其內在要求而集結全部種類的社會矛盾，就要求完全拒絕理論普適主義的研究，所以這種辯證法就本性而言是徹底的“歷史特性研究”;它寓特殊于一般之中，故求得“資本主義生產一般”。這樣才能認為，“馬克思《資本論》內在邏輯始于商品形式，理論上不應被認為是外來形式到內容的逐步實施”，亦即是說，“資本商品形式恰恰是這種形式的實質性內容，這就是資本主義。”一句話，“生產關系，而不是流通形式，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然則“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一個社會的資本主義越深入，經濟就變得越清晰和獨特”[5]64~65。【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歸根結底，《資本論》認識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是具有客觀真實性的理論形式，因為它們反映著現實的社會關系，不過這些關系只屬于商品生產成為社會生產方式的這個一定的歷史時期。因此，如果我們考察其他的生產形式，我們就會看到，在當前時期使勞動產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質都立刻消失了。”[16]56【注：[16] 馬克思.資本論(根據作者修訂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但是按照邏輯學的范疇排列方式，“馬克思被說成是從具有狹窄指向的抽象或簡單范疇出發，進而到達了其含義反映資本主義社會全面豐富性的具體或復雜范疇。”[31]236【注：[31] 伯特爾·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鑒于此，系統辯證法只能被理解為，被誤導的一種把馬克思多種多樣的敘述策略簡化為單一策略的企圖，盡管這一策略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系統特征發揮了重要作用。”[31]241【注：[31] 伯特爾·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然則，列寧的《資本論》“新論”是：“俄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就是要使農民擺脫這種中世紀的狀況”，必須實行“土地國有化，廢除土地私有制，將全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以“完全擺脫農村中的農奴制度”;“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行土地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10]782~783【注：[10]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而這實際上就是馬克思的看法，“生產資料屬于生產者只有兩種方式……個體占有方式……日益為工業進步所排斥;集體占有方式，資本主義社會本身的發展為這種方式創造了物質的和精神的因素。”[9]264【注：[9]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所謂社會形態選擇，是依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原理而進行的，而東方社會的特殊經濟形態形成原理使得以“主體身份”為基本內容的社會生產關系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生產關系起來領導社會生產力，及時組織社會革命，歷史性地實現從“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關于農村公社，列寧實事求是地指出“最近半個世紀以來俄國的資本主義已大大向前發展了，農業方面再要保存農奴制度已經是絕對不可能了”，中世紀式的俄國土地占有制“極其混亂”，其“把農民分為無數細小的中世紀式的類別和等級”[10]780~782。【注：[10]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因此，列寧事實上是認為在一定條件下，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是可以跨越的。

　　如前文所述，社會主義革命的“列寧道路理論”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32]【注：[32] 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然則在“社會主義如何建設”上，東方列寧-毛澤東道路必然與“馬恩思想共同體”內在一致、高度統一。恩格斯從資產階級社會形態選擇的事實前提出發，強調生產方式運動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會生產力，尤其是業已組織起來的物質生產力的社會力量，強調世界革命的有組織性和鞏固社會主義所需要的資本主義成果的內在支撐性，是列寧高度贊同的。恩格斯反復強調在不通過“卡夫丁峽谷”的進程中，要吸收資本主義發展的優秀成果，特別是生產力成果，這是將建設寓于革命之中。列寧及東方社會歷史的“思維(結構)舞步”再次表明這一路線立場：“唯物主義如果不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并不斷地完成這個任務，它就不能成為戰斗的唯物主義。”[1]329【注：[1] 列寧.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七、附論：《資本論》果真是形式系統么？

　　概言之，以上是所謂《資本論》“唯物辯證法原理”發現與具體表述之過程。《資本論》必須視為唯物辯證法考古意義上的“活化石”，是唯物辯證法完結形態的譜系。然則，可以運用“母子體用”體式刻畫《資本論》所定格的唯物主義與辯證法機理系統，亦即歷史機理、結構機理、矛盾機理以及認識機理。這種徹底事格化的歷史研究意欲為批判設立“科學標準”，意欲建立與“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科學的內部聯系，意欲將對科學本身的運用建立為“最高的手段”，意欲確立和“實驗的科學”(自然科學)對應的“批判的科學”(社會科學)，從而迫使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整體從事“仿事格”研究[21]。【注：[21] 許光偉.熊十力本體論批判范疇研究——中西學術對話方法論的進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 : 1-19.】

　　由于掌握了歷史思維結構的科學工具，《資本論》不僅具有“時代性命題”涵義，必然也具備指導政治經濟學通史研究之資質。很顯然，這種研究提升了中國話語對世界理論體系的貢獻度，其最大的實踐價值性則在于通過最大程度地延伸向過去，而有效展望未來。其不僅揭示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共同體，揭示這個共同體的實踐根據和歷史根據，揭示思想形式的發展道路，同樣深刻地顯露“列寧-恩格斯道路”與“恩格斯-列寧道路”的內在統一性(所謂關于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思想共同體規定”)，這就可能將馬克思主義文本在形成機理上的獨特性真正具象出來。22

　　【注22：歷史如詩，步伐成圖;詩的腳步，圖的落成，此歷史(矛盾)的沉降路線和過程;又曰結構故成絕句，絕句故有思成，此歷史(認識)的上升定格化，——前文稱為“寫意”也!故而矛盾，乃寫意、寫實兩兼也!由于矛盾，而有辯證法，由于對矛盾的科學分析與把握，于是有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實為歷史(對象和實踐)的自我認識(規定)也，是認識同時作為行動規定性的方法總稱。然則這項研究的深層次內容在于將《資本論》對原理的貢獻拓展至與科學史和中華典籍結合的高度，力求根據歷史展開“馬克思的思路”，疏浚通史意義之思想認識線索。】

　　對《資本論》的教學科研而言，這些都是源流并舉意義的“刮骨療傷”好方式。新時代境遇下，“資本論+”學術的有力推動和支撐乃是政治經濟學大學課堂的真正轉捩點。為此，我們提出工作口號：一邊讀《資本論》，一邊讀《紅樓夢》;一邊讀《紅樓夢》，一邊讀《資本論》。詩云：一曲紅豆唐宋吟，紅樓原本詩詞心;板蕩已隨忠魂去，西魄東來憶雪芹。誠哉斯言!23

　　【注23：階級社會的思想意識總具有階級的印記。然則《資本論》不僅是階級理論，同時也必是“詩和遠方”。但《資本論》之作為“勞者品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決不能夠用概念解釋概念，其在工作意蘊上有著特殊的藝術構境方式。聞多素心人，“《資本論》義鶻行”將會一舉扭轉課堂頹勢!豈不聞脫離階級的詩意是不存在的，又怎能不聞“《資本論》九張機”：一張機曰“何謂勞動價值論”(取“采桑陌上試春衣”詞章義)，二張機曰“何謂剩余價值論”(合“行人立馬意遲遲”詞章義)，三張機曰“何謂資本積累論”(深取“吳蠶已老燕雛飛”詞章義)，四張機曰“何謂資本循環論”(深合“咿啞聲里暗顰眉”詞章義)，五張機曰“何謂資本周轉論”(暗合“橫紋織就沈郎詩”詞章義)，六張機曰“何謂資本主義再生產論”(深取“行行都是耍花兒”詞章義)，七張機曰“何謂實體資本分配論”(巧取“鴛鴦織就又遲疑”詞章義)，八張機曰“何謂虛擬資本分配論”(深合“回紋知是阿誰詩”詞章義)，九張機曰“何謂資本主義地租論”(巧取“雙花雙葉又雙枝”詞章義)。經典的對話“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唐詩宋詞“道象識”意象、意境和音韻將帶給《資本論》解讀的新境界和奇妙的藝術領悟力，也將會給中國經濟研究工作掘新源，注活水，引入新流。義鶻行，九張機，素書權一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經典的對話于是同樣意味著“先知一語傳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縱通者，古今一體;橫通者，中西合璧。中國舞步有助于進一步在細節上解決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如何結合”的問題。結論：萬山重(時)、數香透(空)、海河形(圖)、宇宙落(書)(上述“口占一絕”寫意)。結論推理和具象過程為：(1)必須以“事格法”歸結《資本論》范疇，顯露歷史時空性質;(2)以母子體用、經緯合一體式定格《資本論》機理系統;(3)以唯物辯證法結構特征揭示認識機理、矛盾機理統一的實質;(4)以歷史應用彰顯理論科學“特別的質性”。

　　以上從側面表明，馬克思并不一味依靠辯證法做“推理”，而可逃出“資本本體論”之邏輯學煉獄。雖然唯物辯證法(歷史思維法)致力于給出有機的步驟和揭示較為清晰化的認識圖像，但也絕不會是藥方和公式。一種解釋是，“既然作為價值形式的商品，它在體現資本的內在邏輯的過程中是如此重要，那么就必須通過辯證法來形成新的范疇。”[5]98【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但是，“這里隱含的論斷是，如果敘述中每一步都能顯示出必然要緊跟在它前面的那一步之后，那么，在最后的結果中反映出來的復雜的社會相互作用，就會正如構建它們的概念邏輯一樣是必然的。”[31]241【注：[31] 伯特爾·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于是必須承認，“這一由人力來加以推動的內在邏輯使得社會關系日益客體化，日益抽象化，這樣就使得辯證推理成為一組內在聯系的必然延伸。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資本的內在邏輯可以通過這種強大方式實現理論化，從而規避嚴格的辯證推理。”然則結論和進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將資本作為一種理論上的辯證法，我們的目標是通過商品的形成去探析資本本身的抽象，而不是簡單地用我們構建的模型去加以套用。資本作為一個獨特的認知對象，它在歷史上多大程度上體現了強大的自我具體化和抽象化動力?或者換句話說，資本如何通過自身的商品化程度來深化商品形態建構，并且又如何通過將越來越多的經濟生活納入到商品的內在邏輯中來拓展商品形態的。”[5]93~94【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出來的仿佛是一巨大的形式系統——資本形式化系統，并且這些形式化的規定仿佛就是商品形式的若干邏輯學的“操作”。但是，“《資本論》當然不是一個形式化系統，資產階級工作者出于理論仿真術需要，樂于將資本權力說成‘物權力’，其實是充分利用了拜物教意識;這表明，純粹形式系統之被利用者乃資產階級教科書也。”[4]【注：[4] 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J].當代經濟研究，2020，(4): 11-23.】

　　然則“在系統辯證法給出的概念邏輯的范圍內，難以看到資本主義曾經能夠如何發生變化，或者人們可以做什么——甚至包括可以與誰聯合行動——來改變它”。可見，“它的邏輯必然性像一個封閉的圓圈在歷史地發揮著作用。”[31]247【注：[31] 伯特爾·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或仍可以做這樣的辯護性工作：“馬克思從最簡單且最明顯的商品形式著手，運用邏輯學獲得一系列從最基本的經濟種類演變的不易發覺的經濟類型。這么做的目的是為了揭示隱藏在商品形式間內在的資本邏輯關系。”[5]42~43【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這里，“系統辯證法錯誤地將馬克思的辯證方法僅僅局限在它緊密聯系的幾個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即敘述階段上。”[31]241【注：[31] 伯特爾·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馬克思方法的步驟[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所以同時，“馬克思用了很多斷語來描述他的理論對象：‘內部法律’‘內在邏輯’‘內部規律’‘內部經濟關系’‘普遍資本’‘社會經濟結構’‘資本的基本內部結構’。”其實，馬克思是想表達這一點：“商品形式在歷史上(包括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經濟生活的，但是它在資本主義中是至關重要的，正是商品形式恰恰使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有了其獨特的性質，結果也表明了它是現代社會核心”，從事者所領導的事格的范疇看，經濟系統是“1+9”模式(內容轉換的經濟學+形式轉換的經濟學)，從而“即使在馬克思《資本論》的開始，商品形式也被看作是一種合乎邏輯發展的全面的資本主義商品”[5]41~43。【注：[5] 羅伯特·阿爾布里坦.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蓋因揭示經濟運動形式全體(或曰發生學探究)既作為對自身進行的一個全程耙梳，也是產生出‘內容’和‘抽象規定’的地方，顯然按性質講，這是質和量、內容和形式、本質和現象、規律和范疇具體結合與統一的一個全程運動過程。所以，一切的運動必須要有一個歷史發生學的總過程……這就是勞動過程文明規劃。”[33]【注：[33] 許光偉.《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 : 5-22.】

　　正因如此，必須認識到，“勞動過程和特定社會生產關系始終是所有制不變的內容根據……如果失去這一高度，就失去了把握聯系的思維力、理論能力，失去掌握一切社會發展規定的話語權、邏輯思考能力，并最終失去理論的批判武器，相應就難以形成正確的判斷。”[4]【注：[4] 許光偉.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J].當代經濟研究，2020，(4): 11-23.】

　　《資本論》——史書工作規定也，關于以所有制啟動人本身的解放之路，馬克思聲明：“要挽救俄國公社，就必須有俄國革命”;并且，“首先必須排除從各方面向它襲來的破壞性影響，然后保證它具備自然發展的正常條件。”[11]773~775【注：[1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它孕育了列寧主義，催生列寧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思想。所以，列寧的東方道路理論立足的民族實際，實則倚靠的是恩格斯的世界革命視野主張，而歸于馬克思的“不通過卡夫丁峽谷”的理論。雄雞一唱天下白，詩人興會更無前;《資本論》同樣具有文化譜系學，“中華共同體工作指向正是美學意義的勞動解放，并率先提出且實踐了這一工作規定：勞動的自然形式的解放通過不斷變革它的社會形式來達到!因此，當哲學家癡迷于用個別、特殊、一般的邏輯學概念進行純粹的智力游戲時，馬克思毅然揭起‘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的行動旗幟;同樣，當人們還迷惑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原理、沉醉于探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否合乎‘資產階級原理一般’的規范并如何削足適履時，新時代社會主義學術號角已然吹響!”[34]【注：[34] 許光偉.唐詩宋詞與《資本論》：中華思維學進展及知識應用考量——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統一的機理問題[J].社會科學動態，2020，(5): 13-23.】

　　其也表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本土尋根的學術意指在于拒絕研究的老生常談和索然無味，深度啟發以中華思維學為依托的學科整理工作，并著力現代應用導向的體系性重建。

　　

　　

注釋

 

　　①須知就本質研究而論，“避免認為馬克思關于經濟對象的概念由非經濟結構從外部決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結構不是外在于經濟現象的這樣一種本質，這種本質會改變經濟現象的外觀、形式和關系，會作為空缺的原因對經濟現象發生作用”。對危機理論而言，“進一步說，用何種概念和通過何種概念體系人們可以思考從屬的結構由支配的結構決定?或者說，如何說明結構的因果性概念?這個簡單的理論問題本身可以歸結為馬克思的巨大的科學發現：歷史理論的發現，政治經濟學的發現，《資本論》的發現。但是這個問題把這種發現概括為以‘實踐形式’包含在馬克思的科學發現中的巨大理論問題，也就是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實踐上’所研究的問題。”所以，阿爾都塞指明：“這里說本質是空缺的原因，是因為原因外在于經濟現象。在結構對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關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結構與經濟現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結果，相反，是結構作為結構內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結構內在于它的作用，是內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賓諾莎的話來說，全部結構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總之，結構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結合，除了結構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3]209~213

　　②生產力→所有制→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社會類型的定格依存于所有制內在因素的對立與分化狀況。這導致在具體理解唯物史觀含義上，我國學界存在持久爭議。雖然不是理論路線斗爭，但代表了方法論上的嚴重分歧。

　　③所謂：“通過引入有機生產方式變遷的概念，我們保留了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合理內核，在承認生產力的歸根結底作用的同時，又對這種作用的實現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釋。根據這種解釋，生產力的歸根結底的作用不同于在歷史過程中的直接決定作用;推動生產方式改變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產力的發展無關，但一種生產方式要在整體上實現不可逆的改變，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為最終條件。”[12]99

　　④圖中，水平線代表“經線”，豎直線代表“緯線”;以下同。經緯兩條線所聯合而成的結構工具，取義時空一體意義的“母子體用、經緯合一”，該作圖法在表現力上或曰：時空相分，時空相成，時空相合，一體相克。

　　⑤猶如資源配置本身是生產力的實現形式，特定的市場關系乃是生產關系的實現形式。

　　⑥市場=資源配置+商品價值實現，那么《資本論》也講資源配置理論嗎?社會主義效用(供給側以及人民的需要)實際上僅僅是物資平衡問題，或者就是馬克思以“第二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名義”所聲稱的社會總產品的決定問題。價值規律的內容和核心原則是經濟平等關系，而非資源配置。結構效用或許直接影響市場配置結果，但不會影響利潤配置、剩余價值分配的最終結果。因而社會主義的一般當然不會是資源配置。社會主義時代，從產品效用上體現的人與自然關系的自覺進步，是通過每個社會成員的消費選擇自覺實現的，但前提是集體行動機制的形成。計劃通過資源配置(流通)起作用，但計劃根本反映的是社會主體(如共同體國家)按照社會化大生產辦事的集體意志，這個問題解決了，則馬克思主義基于按需生產的、消費結構引導供給結構的關于產業革命政策性的應用經濟學便會應運而生。“資源配置崇拜癥”的癥結所在依然是市場拜物教意識，而一旦走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物統治隨之瓦解。于是，“資源配置方式在概念上并不能代替生產方式，這是因為，資源配置方式這一概念缺失了作為人的類本質的生產活動這一維度……資源配置的背面是權力的配置。盡管土地、勞動力、技術知識歸不同的人所有，但資本會創造條件，使土地所有權、勞動力所有權以及知識產權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隸屬于自己，從而在資源的社會配置中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力。”[14]

　　⑦四格指人格、物格以及非人格、非物格;歸一的“一”，指事格本身。

　　⑧生產關系的功能類型如果可以細分，是指向“階級斗爭的全體概念”而言的。生產關系既然是“階級”的工作規定，那么階級斗爭就必須是全體的，涉及生產關系的全局和諸環節，如有日常型政治階級斗爭和“二元沖突”型社會階級斗爭之分，以及有社會主體構成內部的政治方式的斗爭和勞動方式的斗爭之分、社會客體構成內部的生產方式的斗爭和交換方式的斗爭之分，再如生產型階級斗爭、意識形態型階級斗爭和文化型階級斗爭之分以及一般階級斗爭和霸權階級斗爭之分，等等。

　　⑨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資本論》與中華唐詩宋詞遵守相同的思維學頂層設計，這就是“經濟學的文化自信”。“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馬克思沒有順從資產階級“經濟人假設”的思路，是因為從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質已經不是理性假設了。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作為歷史-社會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實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歷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識理論”。相反，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試圖通過虛擬一個普適的人性行為假設，是把歷史研究的真實過程隱去了。于是借助“生產一般”的系統性研究，《資本論》得以展示勞動生產機理各個向度上的歷史真實。

　　⑩早在1937年，毛澤東就指出在看待事物的矛盾及其發展中，既要注意區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要注意區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所謂普遍矛盾，是就事物聯系與發展所普遍遵循而論，是原則性強的矛盾規律。如對中國而言，“列寧-恩格斯道路”是個普遍運動規則，是個“大矛盾”;相反，“恩格斯-列寧道路”則是特殊運動規則，是相比大矛盾的“小矛盾”，但在特定發展階段上又可能是尖銳和突出的特殊矛盾，乃至成為“大矛盾”。矛盾的共性和個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相互轉化的。于是就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矛盾個性”而言，它仍然體現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規定”之統一，乃至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規定性與社會主義的階段發展的矛盾之統一。中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作用的水準與層級做出的科學判斷，但同時決不意味著它不隨時準備著向更高一級的發展階段進行過渡和轉化，實際上，生產方式內部的越來越激烈的矛盾對抗性已然充分表明了這種工作轉化的可能性。邏輯是歷史智慧學，而非現象學的兜圈子，可有人總是一味操弄“一般、特殊、個別”概念邏輯，欲將概念形式的邏輯學作為真理的公式，根本不了解個別對一般關系的唯物主義工作內涵。列寧站在歷史高度指出，社會主義本質上只能是這一運動形式和斗爭形式：“他們根本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下述見解——他們到目前為止只看到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在西歐的發展這條固定道路。因此，他們不能想象到，這條道路只有作相應的改變，也就是說，做某些修正(從世界歷史的總進程來看，這種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當作榜樣。”[18]

　　?王亞南認為，“應該從認識論方面和方法論方面分別考察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從認識論方面來看，承認事物自身的矛盾運動過程，就已經是在運用辯證方法;而從方法論方面來看，不僅要按照認識論所肯定的那樣，把對象看作是辯證發展著的，還要按照對象的辯證特性來認識它研究它。”[17]

　　?所謂合母子而成體用：合歷史而成規律(工具)定義，合規律而成范疇(工具)定義，合辯證法而成邏輯概念(工具)定義，合形式邏輯而成知識概念(工具)定義;進一步，概念形式成而有邏輯，邏輯形式成而有知識，知識形式成而有內涵和外延之分，內涵者定義之總格也，外延者知識形式之分格。然則概念定義者，曰一分到底，至無可分止也。一言以蔽之，定義不過是“用之工具”，概念定義則是最后的亦必是最完備的知識形態，同樣也必定是自我否定的一個認識上的開端。

　　?它試圖回答這一問題：馬克思既然剖析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納入“特殊的層面”展開研究呢?其實馬克思的方法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統一，而不是其他。據筆者的研究，從中華唐詩宋詞到《資本論》的道路業已彰明“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之統一;中華思維學的學科體系業已給予“共同體經濟學”頂層設計的位置考慮。進一步，勞者的事格蘊涵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秩序”和“客體秩序”的發展，從批判角度看，它顯然有機兼容了“從統制到計劃”以及“從契約到市場”的經濟體式。從而在學理上，可以將“社會身份關系的組織生產”和“個人財產關系的組織生產”的規定匯融一體。總體而言，這是由“共同體本位”不斷地轉向“國家本位”，建立共同體“國家一般”與“個人一般”之間歷史對話的經濟學。決定在這個場合，勞動生產方式也必須既作為“歷史個別”又作為“抽象”(生產抽象范疇的規定)對待，同樣地，政治方式以及交換方式則既作為“社會一般”又作為“具體”(表現具體多樣性的規定)。

　　?任何病毒不獨具有自然性、物質性，還具有深刻的社會性、政治性。僅此意義而言，在資本主義再生產中發生的衛生疫情表現為可生仔的“特殊社會病毒”，在性質上成為了社會增殖性的“剩余病毒”。

　　?自然科學是以實驗室技術為基礎的單純的物的科學。自然科學之和社會科學結合，在于提升物的科學為“事的科學”。當下，它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征候即為“政治病毒(規定性)”，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驅使作為“社會存在”的衛生疫情，藉由病毒的恣肆、社會蔓延，造成追捉剩余價值意義的“剩余病毒”。正是由于再生產所內生的“病毒”具有二重性，“政治病毒+再生產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以社會方式進行擴散、傳播)”之再生產構成將成為理解上的一個總公式。

　　?這真正觸及到了問題要害之處。兩種唯心主義：起源于迷信的唯人主義(“人神崇拜”或曰拜人格神的唯心主義)和起源于宗教的唯神主義(“物神崇拜”或曰拜物格神的唯心主義)，現代拜物教意識更是深度結合了它們，使得商品教的意識形式中不僅發展出貨幣和資本的階級意識，而且提煉出一種“市場拜物教”的理論，以統一階級意識和認識形式。方法論學理高于一切。“馬克思革命”主旨在于揭示行動的語境，《資本論》由于自身特殊性質，注定成為理論生產的思想之泉、方法之石。以應對全球化公共衛生危機為例，我們要說的是，唯物辯證法注定是當前實踐化解決問題的總理路。人們愿意思考歷史，即能夠用歷史進行思考;然則，它超越了一般意義上泛泛而論的毒源的“天然論”“非天然論”和“陽謀論”“陰謀論”，作為對《資本論》原理的方法應用，也遠遠拋開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考政論”。一言以蔽之，以上科學考察是通過結合政治經濟學批判“主體側”和“客體側”，通過摒除“主體的唯心主義”和“客體的唯心主義”，而得到的一個總的認識成果。

　　?這些論述部分透露出這個信息：“馬克思幾乎和瓦爾拉斯在同一時期建立了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資本論》第二卷中的再生產理論便是經濟均衡理論……(然而)馬克思的視野要比瓦爾拉斯更廣。瓦爾拉斯只關注商品的再生產，而馬克思則同時關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再生產，即如何維持兩個對立階級的關系。生產力的再生產加上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才能完整描述整個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特性。”[7]43“斯蒂德曼立場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是他的假定，僅僅因為不能在數學上從價值推演出價格，價值就毫無用處……他對斯拉法的改編甚為無用，因為這種改編盲目迷戀一種價格決定的一般理論而完全無視資本主義基本的深層社會經濟結構。”[5]220

　　?其依據的“自然原理”即是“專用——通論——通用”，即在微觀體現的“專用→通論”(為經)基礎上進一步引入“通論→通用”，而反過來從工作本位上提出“通用→通論”治理的理論;所謂通論，即“通用之理論”也，直接由現實通用提煉理論，實為實證主義對實用主義的工作轉換。

　　?這是所謂“特性理論”的歷史根據，以及“專論”的通用內涵。

　　?理論自然科學的完整路線是“經：專用→通用(通論)，緯：通論→專用”。它成了新古典體系用作“仿真術”的基本依據。

　　21開創者身份準確來說是“《紅樓夢》-《國富論》”。《國富論》敘事對象是資本主義，但方法論依然屬于“人格時代”，運用的是人格化范疇之理論與方法，因此作為第二時代之總結與第三時代之開創。而《紅樓夢》之典型事格研究，實開第三時代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之先河。

　　22歷史如詩，步伐成圖;詩的腳步，圖的落成，此歷史(矛盾)的沉降路線和過程;又曰結構故成絕句，絕句故有思成，此歷史(認識)的上升定格化，——前文稱為“寫意”也!故而矛盾，乃寫意、寫實兩兼也!由于矛盾，而有辯證法，由于對矛盾的科學分析與把握，于是有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實為歷史(對象和實踐)的自我認識(規定)也，是認識同時作為行動規定性的方法總稱。然則這項研究的深層次內容在于將《資本論》對原理的貢獻拓展至與科學史和中華典籍結合的高度，力求根據歷史展開“馬克思的思路”，疏浚通史意義之思想認識線索。

　　23階級社會的思想意識總具有階級的印記。然則《資本論》不僅是階級理論，同時也必是“詩和遠方”。但《資本論》之作為“勞者品格”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決不能夠用概念解釋概念，其在工作意蘊上有著特殊的藝術構境方式。聞多素心人，“《資本論》義鶻行”將會一舉扭轉課堂頹勢!豈不聞脫離階級的詩意是不存在的，又怎能不聞“《資本論》九張機”：一張機曰“何謂勞動價值論”(取“采桑陌上試春衣”詞章義)，二張機曰“何謂剩余價值論”(合“行人立馬意遲遲”詞章義)，三張機曰“何謂資本積累論”(深取“吳蠶已老燕雛飛”詞章義)，四張機曰“何謂資本循環論”(深合“咿啞聲里暗顰眉”詞章義)，五張機曰“何謂資本周轉論”(暗合“橫紋織就沈郎詩”詞章義)，六張機曰“何謂資本主義再生產論”(深取“行行都是耍花兒”詞章義)，七張機曰“何謂實體資本分配論”(巧取“鴛鴦織就又遲疑”詞章義)，八張機曰“何謂虛擬資本分配論”(深合“回紋知是阿誰詩”詞章義)，九張機曰“何謂資本主義地租論”(巧取“雙花雙葉又雙枝”詞章義)。經典的對話“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唐詩宋詞“道象識”意象、意境和音韻將帶給《資本論》解讀的新境界和奇妙的藝術領悟力，也將會給中國經濟研究工作掘新源，注活水，引入新流。義鶻行，九張機，素書權一束，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經典的對話于是同樣意味著“先知一語傳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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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經濟學教授。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資本論》與中國經濟學。文章載《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總第106期)，第36-57頁。鳴謝責編彭晶晶老師的辛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