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毛澤東在《講堂錄》筆記中寫道：“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可見，青年毛澤東已經關注到中醫和西醫各有所長，醫理各有特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后，醫生和藥源都極缺，毛澤東提出“草醫草藥要重視起來”“用中西兩法治療”[1]。根據地隨后廣泛利用當地流傳的中醫單方和當地出產的草藥，內服外敷治愈了許多傷病員。到了延安后，由于長征途中風寒侵襲及延安窯洞陰暗潮濕，毛澤東關節疼痛嚴重，不能動手寫字，甚至不能下床活動，經西醫治療兩個月仍收效甚微。陜北開明紳士、著名中醫李鼎銘聞訊，主動請纓為毛澤東治療，僅用了四服中藥就緩解了主席的病痛。治病期間，二人談到中國醫學如何發展時，李鼎銘認為中西醫各有長處，只有團結才能求得進步。毛澤東說：你這個想法好，以后中西醫一定要結合起來。1944年5月的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毛澤東就特別提到：“我們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銘同志是中醫，還有些人學的是西醫，這兩種醫生歷來就不大講統一戰線。我們大家來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講統一戰線？我不懂中醫，也不懂西醫，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還有醫術問題，不能因為治不好病就不贊成中醫或者不贊成西醫。能把娃娃養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醫我們獎勵，西醫我們也獎勵。我們提出這樣的口號：這兩種醫生要合作。”[2]1945年3月，陜甘寧邊區成立了中西醫藥研究會，為中西醫結合方針的確立作了可貴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的衛生形勢

　　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之前，每年有約1億人口患各種輕重不同的疾病，死亡500多萬人，各種傳染病、地方病嚴重危害人民健康。根據鄉村的一般調查，其中有80%的患者得不到合理的治療。中國人更被西方稱為“東亞病夫”。面對十分嚴峻的衛生形勢，毛澤東更加重視中西醫結合的問題。

　　1949年9月，毛澤東接見第一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的代表時，指出必須很好地團結中醫，提高中醫，搞好中醫工作，才能擔負起幾億人口艱巨的衛生工作任務。1950年8月，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提出新中國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的三個基本原則，并且作了“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的題詞。同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人民衛生工作的正確方向》的社論，指出：“中醫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寶貴的經驗……在為人民服務的目標下，中西醫團結合作，是發展我國人民醫學的必要步驟。”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發出關于醫藥界團結互助學習的決定。

　　1952年12月，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召開，進一步明確毛澤東提出的“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和團結中西醫”三大衛生工作原則。1953年至1954年，中南區、華東區和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西康省、陜西省等地先后召開中醫代表會議或座談會，著重討論組織和發揮中醫力量、整理中醫學術著作及中醫進修問題。中華醫學會總會也發出加強中醫工作的指示，認為中醫是祖國文化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絕大多數人民的疾病治療掌握在中醫手里，加強中醫工作是一個關系我國人民健康的重大問題。

　　由于社會上歧視中醫已久，錯誤觀念并非一日所能消除，中央關于團結中西醫的指示并未被完全貫徹。例如，當時中醫主要靠家傳、師授、私人辦學或自學成才，而按照1951年衛生部頒布的《中醫師暫行條例》和《中醫考試辦法》，要求過于苛刻、不切實際，且考試內容多是西醫的，使得大多數中醫師被淘汰。1953年，全國92個大中城市和165個縣登記、審查合格的中醫只有1.4萬多人。由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華北地區68個縣有90%以上的中醫師被認為是“不合格”的。天津市中醫水平是比較高的，但參加考試的530多名中醫只有55人合格。另外，在具體衛生工作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實行公費醫療制度沒有認真考慮中醫的作用，吃中藥不報銷；大醫院不吸收中醫參加工作；辦中醫進修學校主要講授簡單的西醫診療技術；片面地鼓勵中醫改學西醫；各高等醫學院校沒有考慮講授中醫藥課程；中華醫學會不吸收中醫會員；中藥產供銷無人管理；盲目取締一些深受群眾歡迎又確能治病的中成藥；有人發表文章公開聲稱中醫是“封建醫”，鼓吹隨著封建社會的消滅，中醫也應被消滅，等等。

　　針對上述問題，1953年12月上旬，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人匯報時，談了對衛生工作的意見：“我們的西醫少，廣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醫。對中西醫要有正確的認識。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把其積極的一面吸收過來加以發揮，使它科學化；另一面，對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3]1954年6月5日，毛澤東同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談話時，指出：“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高度。對新來的外國東西重視了，對自己本國的東西倒輕視了。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西醫要向中醫學習。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總是有精華和糟粕的嘛。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4]

　　毛澤東大力號召西醫學習中醫

　　1954年7月9日，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召集會議，傳達他關于中醫工作的指示：“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中醫問題，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們中國的醫學，歷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當然也有糟粕。在醫學上，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里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西醫到中國來，也不過百把年。當然，西醫是近代的，有好的東西。但什么都是‘舶來品’好，這是奴化思想的影響。”在指示中，毛澤東還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醫對中華民族人口繁衍的實際作用、疑難雜癥治療中的優勢作用是被歷史證明了的”“對中醫的‘湯頭’不能單從化學上研究，要與臨床上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提高中醫。”[5]關于中醫基礎理論中陰陽五行學說，他認為，目前沒法用現代術語解釋清楚，是因為“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但也不能因此就“輕易加以否定”。中醫是醫人之醫，從整體上為人服務之醫：“中國古書上這樣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意思就是強調人的整體性，和巴甫洛夫學說是一致的。”所以，“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力號召和組織西醫學習中醫，鼓勵那些具有現代科學知識的西醫，采取適當的態度同中醫合作，向中醫學習，整理祖國的醫學遺產。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固有的醫藥知識得到發展，并提高到現代科學的水平”[6]。

　　很快，中央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教育委員會、衛生部指定人員組成的中醫問題臨時工作組，傳達中共中央關于中醫問題的指示，并召開中西醫座談會，討論研究相關問題。1955年，上海名中醫章次公被調到衛生部任中醫顧問。不久后恰巧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較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三劑藥治好了林伯渠。中央辦公廳一位同志在閑談時對毛澤東說：衛生部新來了一位老中醫章老，那醫術可神了……又將林老案例講給毛澤東聽。毛澤東高興地說：我早對你們講過，中醫不比西醫差嘛，你們還不信。過了幾天，毛澤東身體不適，指名請章次公為他看病。此后，毛澤東曾兩次約請章次公徹夜長談中醫學，并夸贊章次公“難得之高士也”。1956年，毛澤東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的傳統醫學的規律，發展中國的新醫學”[7]。

　　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推動下，有效地糾正了對待中醫的武斷態度和宗派主義情緒，推動了中醫藥事業發展。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文委黨組《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進一步闡明了黨的中醫政策，要求鞏固地建立中西醫之間相互尊重和團結的關系，提出了應擴大中醫業務、改善中醫的進修、出版中醫書籍、改進和加強對中藥的管理等項工作的具體措施。同月，衛生部正式成立中醫司（1952年成立了中醫科）。1956年11月27日，衛生部宣布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12月13日，衛生部又宣布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和《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考試暫行辦法》，開始大力開展和推進中醫工作。

　　中醫研究院和各中醫藥大學相繼成立

　　1955年12月19日，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國中醫科學院）成立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周恩來總理專門題詞：“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一些省、市、自治區隨后相繼成立了中醫研究所。同時，衛生部舉辦了全國第一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這期間，一方面開展“中醫帶徒弟”教育，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基層中醫藥人才；另一方面，開始開辦中醫學院，首次將中醫教育納入正規學歷教育和高等教育體系。

　　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指示下，1956年8月6日，國務院發文批準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成都4地成立第一批中醫學院。規定中醫學院為普通高等本科院校，學制6年，開設課程主要有中國醫學史、醫經、中藥學、中醫診斷學、方劑學、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學、針灸學、中醫內科學、傷科學、婦科學、兒科學、眼科、喉科學與各家學說等。每所中醫學院為2400人的規模，并且都要建立擁有600張病床的附屬醫院，同時給予中醫學院的學生與師范、體育院校學生一樣的待遇，除助學金外，可享受伙食費的補貼，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培養中醫大學生的特殊照顧。

　　即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對各行各業進行精簡的情況下，除了河南洛陽正骨學院和河北中醫學院因省里堅持下馬外，23所中醫學院中的21所被保留了下來。1962年至1965年，全國各中醫學院的畢業生累計有5600余名；截至1965年，各地共培養中醫學徒5.9萬余名；同時，還大力吸收中醫進入大醫院工作。據統計，1952年，全國有中醫院19所，中醫院床位224張；1960年，全國中醫院發展到330所，床位14199張。絕大部分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都設立了中醫科。

　　毛澤東認為西醫學習中醫是光榮的，因為經過學習與提高，就可以取消中西醫界限，可以更好地貢獻世界。對此，毛澤東還對西醫學習中醫、發展和繁榮中醫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要求，如抽調100—200名醫學院校畢業生，集中學習知名中醫的臨床經驗；再如，各醫院要有計劃地請中醫看病和會診，允許住院病人用中藥。1955年底，在中國中醫研究院成立的同時，全國第一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開學。從全國調來的76名有經驗的西醫脫產兩年半學習中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8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該班總結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這一做法，稱舉辦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并預言“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

　　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給楊尚昆的信中也談到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問題，明確提出了西醫學習中醫的具體實施意見：“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市、自治區辦一個70—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們就有大約2000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8]

　　經過毛澤東的大力倡導和各方面的努力，到1956年前后，西醫學習中醫的潮流逐步形成。據有關資料顯示，1955年底到1956年初，北京、廣州、上海、武漢、成都、天津6大城市先后成立了6個西醫學習中醫的高級學習班，系統學習中醫理論和治療技術。1958年，全國掀起西醫學習中醫運動，毛澤東進一步肯定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的做法，并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從1955年到1966年，全國共培養了4700多名“西學中”人員，他們后來成為全國各地、各醫學學科中西醫結合研究的開拓者。屠呦呦、陳可冀、唐由之等人即他們中的典型代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1973年，毛澤東罹患老年性白內障，中央政治局召開專家討論會，研究如何為毛澤東安全穩妥地治療眼睛。在討論會上，中國中醫研究院的唐由之提出采用中醫古方發展而來的“白內障針撥術”。這是他從《秘傳眼科龍木論》等中醫典籍中尋找手術治療白內障的方法。在清代《目經大成》中提到的“金針撥障術”基礎上，他發展創新了傳統的“金針撥障術”和“白內障套出術”，也就是“白內障針撥套出術”。經反復斟酌后，周恩來總理拍板由唐由之為毛主席做手術。手術后，毛主席對效果非常滿意。隔著厚厚的紗布，他摸索著用鉛筆在白紙上“盲寫”了“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等四句詩。

　　1965年毛澤東發布“六·二六”指示，要求“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以解決7億農民的防病治病問題。辦法是因陋就簡，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培訓赤腳醫生，依靠一根銀針、一把中草藥基本上實現了廣大農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中草藥知識的普及，中醫藥適用技術在農村的推廣，加速了民間土單驗方的整理與出版，帶動了中草藥種植與加工，促進了中醫藥事業的發展。1971年，中藥品種由2600種增加到5000種以上。1974年，全國中藥材種植面積達到226萬畝，中藥材銷售9億9000余萬元。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赤腳醫生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全國約有180萬人。在此期間，中醫藥在國內發生的多次大規模傳染病、地方病和常見病、多發病的應對中都起到重要作用。

　　1972年，屠呦呦發現的青蒿素成為“中國傳統醫藥獻給世界的禮物”。而屠呦呦于2015年10月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理由正是她發現了青蒿素，該藥品可以有效降低瘧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為第一位獲諾貝爾科學獎項的中國本土科學家，表明了國際醫學界對中國醫學研究的深切關注，表明了中醫藥對維護人類健康的深刻意義，展現了中國科學家的學術精神和創新能力，這無疑是中國醫藥衛生界的驕傲。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頁。

　　[2]《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頁。

　　[3][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頁，第245頁，第259頁。

　　[6]《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1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2—333頁。

　　[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頁。

　　[8]羅元生：《毛澤東與新中國農村衛生健康體系的確立》，載《黨史博覽》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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