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當我們談到文化自信的時候，會有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在鴉片戰爭之后的那些年，我們的文化優勢為什么沒有發揮作用。甚至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一些激進的人們甚至要把中國的文字都要替換掉。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么? 而這樣的局面后來也是怎樣發生了改變的?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當時中國的士人，或者說文人，至少還不能用現代知識分子的概念去稱呼的這些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中下層的文人們，甚至都沒有感覺到，我們這個國家已經受到了很大的損害。他們和一般普通百姓的觀念也沒有太大的差別。那就是說，與外國人打仗，是朝廷的事，與我何干? 我該干什么還是要干什么，要參加科舉考試，要求取功名，要通過得到功名爭取去做官。至于讀的書嘛，四書五經還是不能少的。八股文還是要不斷地做下去的。中下層的文人是這樣來看問題，來想問題的。

　　而高層的朝廷命官們也沒有因為鴉片戰爭，沒有因為南京條約受到多大的觸動。不就是割讓香港了嗎? 那才是多大的一塊地方，對我天朝根本沒有能力傷筋動骨。至于開放口岸嘛，那也不算是個事。外國人要我們開商埠，開就是了，對于皇上的江山社稷也沒有什么威脅。

　　拿破侖所說的中國這頭睡獅這個時候還沒有醒來，而封建王朝對于本國人民的盤剝依然在變本加厲。鴉片戰爭及其后果并沒有讓這個封建王朝產生什么更大的警示。然而殘酷地對百姓的剝削和壓榨卻進一步激進民眾的反抗。這時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在這種剝削和壓迫下，由農民參與的激烈反抗斗爭的一個重要部分。

　　太平天國運動與以往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相比，它在使用口號上，與“均貧富”、“均田地”是相似的。太平天國運動使用的口號是：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而太平天國運動與以往歷史上中國的農民起義不同的在于，它的組織形式借用了西方天主教的形式，即搞了一個拜上帝會。這種形式在文化上完全不屬于中國文化的范疇。或許，在天主教的教義中，也存在著所謂初級平等的理念。太平天國運動借用這樣一種外來的文化或者宗教的形式，是希望以一種新的文化理念，來吸引更多農民的參與。畢竟，在太平天國運動的領導者們看來，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封建王朝統治者們所熱衷和鼓吹的。如果太平天國運動也依然使用這樣的文化，恐怕就會影響農民起義的戰斗力。因此，他們想另辟蹊徑，企圖用一種改良過的外來文化來擔負這種組織與宣傳農民的一種方式。

　　當然，外來文化是一回事，太平天國的組織者們在使用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內容或者因素又是另一回事。太平天國運動擺脫不掉中國歷來農民起義中要推翻舊皇帝，自己來做新皇帝的傳統觀念，拜上帝教在文化上畢竟無法被這場浩大農民運動所消化。至少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太平天國運動的領導者們，不想用中國文化的內涵與范疇來指導他們對封建王朝的抗爭運動。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前夕，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皇家園林圓明園被燒毀。咸豐帝跑到了承德避難，而且死在了那里。第二次鴉片戰爭對中國的打擊比第一次鴉片戰爭要沉重得多。沙皇俄國從中國割去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西方列強除了打開更多的中國通商口岸之外，中國還要允許外國軍艦在中國港口停泊，還要允許傳教士來中國傳教。領土的損失是喪權，而軍艦的停泊和傳教士的傳教更是一種辱國。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高官中有人認為要學習掌握西方的機器制造，包括武器與軍艦的制造，即所謂要搞一種洋務運動。洋務運動講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思想與文化上，根本的東西還是中國文化，但在器具的使用上可以借鑒西方工業化成果。只是這時的中學為體，還是用封建王朝欽定的孔孟之道及儒家學說。

　　甲午戰爭之后，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宣告失敗。馬關條約失去了臺灣，還要賠償日本兩萬萬兩白銀。這個嚴重喪權辱國的條約，給中國帶來極大地損失，也極大地侮辱了中華民族。在這個時候，中國的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有所覺醒。他們認為，中國要強大起來，不能再被列強欺侮，就要走日本明治維新變法的道路。戊戌變法就是這樣一條道路的嘗試。變法就是要把中國制度中一直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內容要加以根本性的改變，走上一條如同日本向西方學習式的變革。

　　這個時候，對中華文化的自信開始動蕩。那種全盤否定中華文化的觀點還沒有真正地出現，但對中華文化的懷疑已經開始存在了。后來戊戌變法的失敗，中國的愛國者們開始選擇革命的道路。在這個階段，愛國者中的多數人們對西方文化的認同感進一步得到強化。華盛頓、拿破侖都成為這個時期一些革命青年崇拜的對象。

　　在辛亥革命導致清王朝覆滅之后，舊民主主義的革命者們對于西方文化的崇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北洋政府把多黨制和議會制幾乎完全不變地搬到中國。但中國被列強分割的局面并沒有得到改變。在新文化運動中，某些偏激的分子已經開始考慮要從根本上廢棄中國文字，以為向真正的全盤西化邁進的墊腳石。在這些人們當中，似乎只有徹底丟棄中華文明，完全擁抱西方文明，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

　　在這段時間，中華文化被不少文人所丟棄，但對西方文明又極不熟悉，只是一種懵懵懂懂的感覺。照搬過來肯定不倫不類，就像是邯鄲學步，根本無法進行下去。所幸的是，十月革命爆發了。這對中國真的是一件幸事。

　　在中國共產黨產生后的早期階段，確實一切都要學蘇俄，后來成為學蘇聯。這個時候，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人也顧不上如何來對待中華文化的問題。早期的大革命時期，以及后來土地革命的初期，當時對蘇聯的崇拜還是很高溫的。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之后，紅軍被迫長征，這才開始對盲目模仿蘇聯產生了較為深刻地反省和檢討。

　　遵義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真正擺脫共產國際而摸索著去走一條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也在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進行相結合的嘗試。

　　在這段時期，毛主席在調查研究、實事求是、武裝斗爭和加強黨的建設等方面，都在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有效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思想和觀點進行提煉，并應用到上述革命斗爭的各個方面之中。

　　“實事求是”是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為精辟的思想和觀念。深入群眾調查研究要做到“每事問”。講批評與自我批評就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閉幕詞中，毛主席特別把“愚公移山”作為一種最為重要的精神與品質提出來，作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并且力爭取得最后勝利的思想武器。

　　在講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時，毛主席強調理論一定要聯系實際，堅決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經驗主義。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到處都充滿著馬列主義與中國優秀文化相結合的偉大智慧。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革命過程中，在領導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堅持了“人民至上”的最高觀點。這與孟子所提出的“民本”思想是有著相通之處的。我們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都與“以民為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的人民民主，全過程的民主同樣也與“人民至上”、群眾路線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在毛主席的詩句里，“六億神州盡舜堯”，“遍地英雄下夕煙”等詩句，都體現了人民至上，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等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

　　在中國革命與建設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那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百折不撓的精神，在中國文化經典中可能表現出來的并不多。但是在中國人民的歷史中，這樣的精神卻真實地反映出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核心與本質。這樣的文化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也得到充分的表現。這種沒有寫在典籍里的文明或者文化精神，是不能被人們所忽視的。

　　我們今天的文化自信，來自于在黨的領導下，億萬人民群眾積極參與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偉大進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一種積極的精神。我們所賴以自信的文化，正是在這種革命與建設的斗爭中，與馬列主義相結合，同時又在實踐中開創出來一種全新的與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聯的新式無產階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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