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世界和人類的地位、作用和意義(1)
——隆重紀念中國共產黨100周年華誕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兼院長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百年前。毛澤東將此稱之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一個由十三名代表組成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告了它的誕生。其代表著全國區區的幾十名黨員,而后在二十八年奪取了政權,又經七十余年而成為近千萬人的執政超級大黨,領導和掌舵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與經濟體,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是前無古人,并且大有可能也是后無來者的。任何組織、集團、政黨都不曾創造過如此不可思議的奇跡:在近代中國數百個政黨中,中共幾乎可謂“弱不禁風”、“無足輕重”、一無所有,并在絕對意義上的處于“兩袖清風”狀態,但卻在不足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徹底地改寫了中國和世界的歷史,顛覆了傳統的統治朝綱,變更了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與世界乃至人類的歷史命運和發展格局。
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都不能不正視這一人世間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混合大奇跡。任何一位有著理性思維和火熱激情的真正的學者、大家、文人、武將、領袖、統帥、社會活動家,哪怕就是一介政客,若對此事變和不可思議的奇跡熟視無睹,都只能證明其人屬于極端無知、無趣、無識、無品之徒。任何一個政黨、社會、國家乃至國際組織對此政黨的前生今世,對其的現代與未來走向,對其的歷史地位和真正的作用與意義,若不能有個清晰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成為當代和未來,時代與世界中的強者,更遑論成為人類史上的中流砥柱了。
歷史通常是自在的,但也更是自為的、自覺創造出來的。“太陽底下無新物”,“而歷史又鮮少重復自己”。馬克思有一明言:世界上的唯一一門科學就是歷史學。而中國共產黨歷史,并由此而引發出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史,并尤其是其導引出來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近代直通現代的轉折史,東方和亞洲復興的歷史,正在整合與引導著世界,其走勢和演進決定著人類文明未來,因此也就自然成為歷史科學中最為寶貴和偉大,并且極為豐富的滋養和最為絢麗的部分。
現代政黨的開啟和運作始于西方,但古代的最為偉大的政黨運作和運生卻是在中國——兩千五百年前左右的墨子學派或者墨家派系。他們不但有學說與理論,有嚴明的組織紀律和團隊先鋒意識,有精明強干的骨干成員,有對骨干人員收入奉獻與回饋的硬性規定,有自己的組織領袖,而其領袖示范與鐵的紀律,更是威震四方,并在秦等各戰國時期的大國之崛起和統一之中,發揮了杰出的歷史作用。
然而,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的大一統統治方式確立后,皇家及其第一社會,就再也容不下哪怕是像文王舉事得天下的那種“友之友謂之朋,朋之友謂之黨,黨之友謂之群”的“結黨成群方式”,并同儒家-儒教的君子“不黨不群”,小人拉幫結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定勢一道,把黨與群,變成了幾近十惡不赦的小集團、野心家的代名詞。從東漢的黨錮之禍到唐朝的牛李黨爭,從趙高、呂后、梁冀到鄧太后的外戚(太)后黨,從楊國忠、李林甫、李輔國、魚朝恩到嚴嵩、劉瑾、魏忠賢、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等等這些閹黨、后黨、帝黨、朋黨、死黨等等,成了禍國殃民,霍亂天下,邪惡不法,犯上作亂,陰謀詭計的代名詞和集中體現。
一、 古今中外政黨小史與系譜變遷
中國政壇、朝野之上,中華文明的歷史演進之中,在學派、家族、統治集團、社會組織形態的演進中,除了邪教結社(黨)、私黨死黨,其他的任何組織形式和存在形式,都得以保留并在歷史中得到演化和變遷,然而像樣和高度成熟的政黨由墨家一系曇花一現,在其幾百年間的歷史之后,就幾乎從此徹底地銷聲匿跡,退出了歷史舞臺。
而太史公司馬遷筆下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社會轉型,顯然一反堯舜禹之大同之世那樣的政治清明,經濟繁華,社會富足的安定,人民安居樂業的祥和局面。“三代之治”與“三國演義”,并愈演愈烈的天下大亂,爭權奪利,諸侯國分封,割據一方,出現“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分分合合之統合分離悲喜劇的不斷上演。
中國大一統的東方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方式和政治文化,似乎從根本上拒絕政黨的生態、空間與運作可能。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治下的貴族、平民與皇權、教權、政權、法權的歷史博弈,尤其是多元政經利益集團及其代表的力量平衡之歷史必然性,誘發、引導或者至少是保護并滋生了近現代的政黨產生之土壤。英國又因由其民族的獨特個性,率先在世界史上誕生了輝格黨和托利黨這西方最早的兩大政黨。而西方文明的源頭史上,由于元老院、法老會,由于貴族集團同主權與王權、教權的爭奪,突然就具有黨派集團的政治基因。
據英國世界著名史學大家霍布斯˙鮑姆的四卷本世界大歷史記載,近現代西方世界文明,肇始于如下三大革命:英法兩國的工業或經濟革命與法國政治大革命,再加上美國的獨立戰爭。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三大西方文明的歷史事變,都會發現,其中并基本上沒有政黨的影子,更遑論政黨的組織、綱領、作用和領導了。有魅力的杰出的歷史人物,或者大人物,諸如美國的華盛頓等國父先賢們,法國的拿破侖,英國的克倫威爾等等,加上俄國的彼得大帝,更追溯到法國路易十四,德國的士兵王和腓特烈大帝,印度的阿克巴大帝,還有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娜二世大帝,以及一批杰出的名將重臣和科學家奇才們,發揮直接和重大的作用。
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政黨、領袖集團與政客的表現與作為,盡管其也有政綱與黨群系統和組織,但其運作和體系,卻完全不同于無產階級政黨的。
資產階級的政黨及其文化與生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政府與國家里帶有明顯的黨派利益集團交易特點:小團體、山頭派系、“五馬分肥”、坐地分贓、拉幫結派、宮廷政治、分贓交易、游說分利,而政黨組織則成了其交易平臺、大染缸或者公開的政治賽馬場、政治經濟博弈場所與政治契約柔性體系。資產階級政黨成了分散型的各自為戰的俱樂部似的黨派團體。資產階級政黨,走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式的極權主義的政黨運作和政治惡搞,則是同西方資本主義個人權利與法權不相容的政治毒瘤與邪惡存在。而資產階級的資本靈魂和核心利益方式,又在文化和價值取向、精神結構、哲學思辨、理性體系等方面,更在根本性的利益格局上,不允許其政黨和任何的社會團體,成為一種能夠取代資本無形之手的領導核心、統治勢力、政治存在和社會建構。
而與此同時,現代與當下的西方普遍性的民主選舉政體,擬制普選制之下的代議政治方式,議會和三權分立的政治分治結構與框架,在非世襲與終身之下的每每四五年后的間歇似的大選和經常性議員、州長、市長選戰中的權力爭奪戰,又在如同打了雞血似的政治沖動、選民刺激、選票與選秀競逐中,建構起了同當下西方的體育與文藝賽事沒有本質區別的政黨運營方式。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是共產主義聯盟,馬克思、恩格斯作為其精神領袖和導師,并成為實際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成為無產階級政黨領袖和人類導師。而后國際工人聯合會(第一國際)、第二國際也都屬于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原生態形式?!豆伯a黨宣言》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份偉大宣言和根本大法性的政綱,是經典性、綱領性的根本指導思想和理論武裝。從第一國際的解散到第二國際被修正主義路線和人物所顛覆,可以大體上得出一個結論,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和數國首先獲得勝利的歷史時期,作為世界和國際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無論在理論、實踐,還是組織上,都是不適宜的。這在第三國際,尤其在后來的蘇聯老子黨的表現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各國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工農聯盟,各民族與人民有各自獨立的革命與解放的道路,其政黨與領袖集團,只能在自己獨立的歷史風雨中自行誕生,不可以由國際太上皇似的外來指揮和頤指氣使地任意坐鎮加以處理。
世界各國第一個成功的具有卓越表現的國家無產階級政黨是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其是在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列寧的領導和培育之下,由列寧為首的蘇共領袖集團創立和發展的第一個成功地取得革命勝利,并引導革命后建設,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的無產階級完全新型的政黨。蘇聯黨、政府、國家和人民,俄羅斯之路,啟發、示范、鼓舞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命運:“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俄國的路”,這是真實的歷史寫照和當時的中國有識之士的基本共識。
繼蘇共之后,中國共產黨橫空出世,盡管“作始也必簡”,但“其終也必巨”。而如今已成為百年大黨,有9,000多萬黨員,成功地使當代中國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走過70余年的光輝歷程,并將繼續百年征程,把中國送進“千古萬代”的盛世之中,更會將中國與世界,一步步地導向人類大同之世。這將是人類文明史上最為偉大壯麗的篇章。
二、 中國共產黨的宏大敘事:黨史大歷史學
中國共產黨盡管是世界歷史風云之下的產物,是俄國道路、俄共示范,甚至于俄共實際人員參與及其幫助之下所創建的。但卻是在中華萬年的文明史基礎之上,中國人數百萬年的生理與心理基因基礎之上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無產階級之中國政黨。這個堪稱在血雨腥風之中,風雨倉皇,從失敗走向勝利,從勝利走向輝煌的政黨,被稱之為偉大、光榮、正確是名至實歸,當之無愧的。這是歷史的結論,也將是未來之證明。
中國共產黨是馬列主義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舵手,是世界與人類之寄往、寄托與美好未來的引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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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歷史上宣稱代表普世價值和人民以及人類全體的并不少見,但有哪一個不是基于族群與家國利益自身的?!只有無產階級把“哲學作為自己的頭腦,而哲學把無產階級作為自己的心臟”;只有無產階級從階級屬性、人類多數,被壓迫階級、人民與人類的解放、地位、身份上,歷史與邏輯上確立了這樣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否則,任由打天下,做江山的政治邏輯演化,放任統治集團的那般革命、起義、造反,都只能是少數統治集團與階級的循環罔替,都只能是最大多數的貧苦人民大眾受壓迫與被剝削的歷史重復。
中國共產黨更是毛澤東似的政黨,是毛-周-朱鐵三角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戰友這樣的卓越領袖集團的卓越示范,其上承堯舜禹,中接馬恩列(也一定意義上包括斯大林)的中西合璧,也自然是古典中國輝煌與馬列現代優越的有機結合。中國共產黨名義上最著名的創始人是所謂的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但賦予中國共產黨黨魂、黨識、黨志、黨神,從組織到思想上建黨,從革命到建設上發展黨與整治黨,從理論到實踐,從政策到策略,從基層到中央,從革命、戰爭到執政、發展,無與倫比、橫空出世,更是超凡脫俗,大破大立,來親手締造、維護、組織、發展中國共產黨的人,是毛澤東。
美國作家特里爾發明了一個等式和不等式:毛澤東等于和大于中國的馬克思加列寧加斯大林。
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等光輝著作,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中國革命的對象、方式和道路;毛澤東的《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國革命戰爭與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和他多達八卷,五百萬字的軍事文選,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建軍、治軍、領軍,完成革命戰爭的理論原則、方式與手段;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十大關系》等光輝著作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政權建設、共和國運生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法寶與政綱(他領銜所主持起草和制定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與完成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第一部根本性的大法):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以及他的一切散布于數千萬字文獻中的哲學思想,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哲學與方法;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他的一切關于精神與價值設定及取向的文獻與著作,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靈魂設定和精神主脈。
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已經成了人類歷史上的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知識和智慧結晶。
從學運、工運、農運到社會主義思想運動,從建軍、建政到共和國發展藍圖,從意識形態、思想領域到科學技術發展,從國防建設到經濟建設,從文學藝術的方針、政策和人員培養到社會各個領域的變革、改造、建設與發展,從戰略方針到戰略工程,從社會組織的方式,甚至到服裝-語言-文詞與交流方式,毛澤東印記、毛澤東方式已經融化到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
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大公無私、舍家舍己為黨為國為民,幾起幾落,大起大落,相忍為黨,顧全大局,目光遠大又海納百川,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又老中青三結合,培養和造就了大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第一國際首次大會代表38人。第二國際成立大會全世界出席的代表人數更高達393人。而中共一大僅僅是13人。13人中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堅持到最后,革命到底。蘇聯共產黨,列寧、斯大面臨和接手的俄羅斯,盡管不發達,其也是緊隨歐洲列強之后,盡管面臨白匪和國際帝國主義的絞殺,但畢竟只有幾年的戰爭威脅,而中共卻經歷了整整22年的戰爭,和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和頻臨絕境的歷史考驗。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說是毛澤東影響了黨的多數,而不是相反);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因為有了毛主席,借助于毛主席的偉大領導,而成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在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毛澤東道路、毛澤東旗幟,更是毛澤東與精神與毛澤東意志,特別是毛澤東關于防止和平演變,反修防修,反對一切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牢牢把握國際與國內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理論與實踐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
如果我們把芝加哥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福格爾創立的反事實假設法運用于中國革命,尤其是新中國開國的歷史復盤之中,那么,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假如沒有毛主席的重大歷史命題:
假如沒有毛主席,三大戰役和渡江作戰,以及大西南之大迂回,進軍西藏和平解放新疆與內蒙,都是不可思議想象的。而若沒有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的解放,今日中國的領土與資源大國都是難以設想的;假如沒有毛主席,近代中國真正的完全的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抗美援朝是不可想象的(是他力排眾議,并運籌帷幄決勝于千里之外,沒有毛主席那是那神一樣的領袖決斷力和統帥驚魂,抗美援朝是斷然無從談起的);例如沒有毛主席從南水北調到大三線,從北大荒、新疆建設兵團到舉國1,200百個三峽工程那樣的水建設,從香港窗口到打破西方經濟封鎖直到“小球推動大球”,中美、中日、中西大門完全打開,都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沒有毛主席,對蘇,從斯大林時期的中蘇友好條約到 3億美元貸款,從156個項目引進到赫魯曉夫時期作為政治交換的全方位支援,從而完成了配套的過千個大型工程項目,一舉使得中國變成世界國民經濟門類最全的工業國,也是難以想象的;假如沒有毛主席,大三線、小三線、兩彈一星一艇(核潛艇)和所有高科技產業,今日中國的工業化制造業的橫空出世和整個經濟發展態勢都是不可想象。
而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世界一切民族和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的國際民主理論,人民主權理論,各國獨立建設與發展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周恩來最早系統表述和提出的),都依舊在當代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毛澤東反霸權思想,“那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壓迫越壓迫越深反抗越重”,“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中國人應當謙虛”,“官氣是種低級趣味”,“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等一系列的箴言名句,將長久地激勵中國與世界人民,成為全世界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永遠的動力源泉。
如同馬、恩、列、斯所面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政黨歷史情形一樣,甚至更加的跌宕起伏,中國共產黨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路線斗爭的風口浪尖上艱難地行進著,并最后每每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的。在大革命和白色恐怖之下,由于嚴酷的歷史環境,涇渭分明的敵我陣營,當時最主要的路線斗爭來自于對左傾冒險主義,特別是極“左”路線的防范。而當不那么地血雨腥風和反革命真面目不明朗時,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也是具有致命性質的。陳獨秀、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可謂“前赴后繼”。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一生都是在同左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其所代表的路線之斗爭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使得其不斷地發展和壯大的。與此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在其中得到了經驗、考驗和長足發展。西方資產階級除了權力斗爭,當然也有路線斗爭,也涉及到不同的主義之爭,但其通常不會是那么地生死攸關,而是會采取輪流坐莊,“各司其職”,采取政治自由主義化的“折衷主義”,和獲得“重疊共識”的交往理性方式等方式加以解決。當面臨重大危機和國家的生死攸關、生死存亡之際,關乎統治階級與集團根本利益時,其也可能發生劇烈的路線斗爭。但這種你死我活的局面并不常見。因為其在最高的主義和階級取向上是一致的。
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同這種情形不大一樣。這并不是說無產階級的真理觀和政治斗爭不同于資產階級的。或者說無產階級的領袖與集團天性好斗,唯我獨尊,排斥異己,更非無產階級的領袖和人民大眾的革命運動,先天就是烏合之眾似的亂序,無產階領袖天然具有歷史上的奴隸制、封建制下皇權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心理定勢:他們視權如命,自命不凡,儼然真龍天子,容不得挑戰和批判。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他(只馬克思)有無數的敵人,但我敢說他未必有一個私敵”。馬克思不會像亞歷山大˙漢彌爾頓那樣同自己的情敵絕斗而亡;他不會有拿破侖一生所面對的那些利益之爭的政客私敵們;他甚至沒有像華盛頓那樣對身邊周圍的無窮盡的黨派之爭,資產階級政客勾心斗角的厭倦和反感。恩格斯說他“斗爭是他得心應手的事情”。但卻絕不為私,更無意氣之爭,權力之享,私利之逐。這一切,對于毛主席就更是再適合不過的了。
毛主席一生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只有陽謀重未搞陰謀。他是絕對的共產黨人“以隱瞞自己的觀點為恥”。他一生反潮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又被實踐證明反對錯了的人”一道前進。對犯了錯誤的人,甚至嚴重路線錯誤的,始終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始終如一地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的。最大限度地做到“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創造了黨內斗爭和防修反修的舉世稱頌的偉大范例。
同法國大革命,甚至英國的“光榮革命”相比,同斯大林,特別是王明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相比,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斗爭,不但不蒂是真誠挽救和絕對給出的方針政策,更是極為溫和與善意的,而且是代價最小,教益最大的。
西方話語體系下的國際傳播學的精心制造就是,搞了一個所謂人類現代史上的三大惡魔的說法,他們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這完全是包含險惡用心的西方國際傳播心理戰和顏色革命宣傳的障眼法,其不但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是包藏禍心的。關于希特勒其人與現象,就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而言,其恰恰就是西方文明政治生態上的毒瘤。西方文明,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制,從神話時代到英雄時代,再到常人時代,從軍權、教權到貴族統治與“議會至上”、長老院系,從君主立憲到民主政治,始終沒有真正經歷過和演化出中華史上的圣人盛世。西方的《圣經》是神話、宗教,是上帝神靈性的。西方的“道成肉身”是非政治的“王中之王”的布衣耶穌基督。西方文明沒有中華史上大同之世那樣的輝煌偉業,沒有圣人治下不絕于世的立功、立德、立言。其是后起的晚來的,對其曾經有過的史前的小規模的母系、女權時代的歷史與遺風,缺乏認知與記憶。只是一味地崇尚暴力、威力。只相信劍與火的征服,只篤信均勢和力量平衡,只警惕和念念不忘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只有《荷馬史詩》、《圣經》新舊約,希臘城邦國和羅馬帝國的皮毛歷史記憶,和從北方森林走出來的一路殺伐爭斗,以及由外來的基督教的整合與統一起來的歐洲身份認證和文化取向。
中國共產黨就是在中華民族萬年輝煌事實上,更突出的是在近代中華喪權辱國,陷入百年恥辱,一敗涂地,面臨被開除球籍的災難之下的歷史關頭而誕生的。這種古典和現代歷史機緣和現代的血脈的完全不同,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黨大體和無敵智慧。而毛澤東則是中國共產黨無與倫比的永恒象征和偉大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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