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天五論新篇

　　--試論戰疫之大道「仁道主義」

　　龔忠武

　　2021、2、15

　　正文

　　三論人天交戰

　　目錄

　　一、 人類的公敵

　　序論：方法論

　　人疫之戰

　　新冠肺炎病毒的真面目

　　二、對疫災的解讀

　　1、董仲舒的天譴論

　　2、馬克思的報復論

　　3、量態歷史力學的反擊論

　　三、小結

　　注釋

　　正文

　　一、 人類的公敵

　　序論：方法論

　　通常理解的歷史學，是一種描述人類活動進程的學問，概而言之，如同描述自然界的物理學一樣，有三個世界；物理的三個世界是：真實存在的世界、感知的經驗世界、人為構建的虛擬世界，即構建一套理論方法系統來描述（解讀）自然界的真實（本身），也即職業物理學家眼中的物理世界；歷史也有類似的三個世界，真實存在的歷史、感知的經驗歷史、構建的虛擬歷史，即構建一套理論方法來描述（解讀）已逝的歷史真實（本身），也即職業歷史學家眼中的歷史。（1）

　　本篇的重點是，參照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對瘟疫引起的人天關系史的解讀；這里僅列述漢代儒宗董仲舒的解讀和近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兩個經典解讀范例。另外，作者也提出自己的解讀。本文是一篇史學專論，不是一般的時論政論，所以遵照一般學術論文的章法，進行解讀論證。

　　質言之，新冠病毒引起的問題，不僅是個公共衛生的醫學問題，也是個司馬遷所謂的究天人之際的史學問題，所以本文主要將新冠病毒作為究天人之際的史學或醫學歷史學的問題來解讀論述。有鑒于此，在進入解讀之前，先簡單陳述一下本文在解讀時所使用的方法。這套方法論，固然針對新冠病毒，但也普遍適用于其他史學領域。

　　歷史，嚴格地說，是宇宙中自然界和生物界一切生物和無生物的活動，包括人類社會；歷史學則是研究探索這種活動進程的學問。根據這一定義，又可分為廣義歷史學和狹義歷史學；前者是研究自然界一切有機物和無無機物活動的歷史（如科學史、動植物學等）；狹義歷史學則是專門研究人類活動的學問（人們所理解的歷史學），所以，可以說狹義的歷史學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而研究人天互動關系的歷史，則介于廣義與狹義兩者之間（2），例如本文所探討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人天關系史，就是這種學問。

　　狹義歷史學即一般歷史學大體又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以記敘、考訂為職司的傳統史學，以還原四個W（who,what,where, when）的歷史真相（truth,facts），與自然科學無涉；第二大類又可分為兩子類，一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歷史學，一種以理解分析為職司的新史學，雖然是跨學科，基本上也與自然科學無涉；二是客觀唯物辯證主義的歷史學，也是一種以理解分析為職司的新歷史學，由于突出自然辨證規律，所以涉及自然科學，但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學，除了還原上述的四個W之外，還試圖回答另外兩個W（how,why）,進一步深入探索歷史的真實。這兩大類共同的標志性的特征是文本主義textism，主要是依據文本（文字或文物）進行記述、分析、理解和解讀。

　　第三大類的歷史學也可分為兩個子類，第一個是一種從文本出發，探究解讀天人關系的歷史學，也即司馬遷所謂的「究天人之際」關系的歷史學，到了近現代獨立而成為一個新的歷史學門類，歷史哲學，專門探索歷史的how, why，即歷史真實(reality)。

　　另一個是作者提出的歷史力學或量態歷史學。也從文本出發，借鑒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生物學）、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考古學、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解讀歷史，尋求無限趨近歷史整體的真實holistic reality of history，人天一體。其要旨在以大歷史的維度，將人類社會視為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受著「量」的理念支配，遵循「量」的規律在運作；于自然界，謂之量子，于人類社會，謂之量態，將「人」量態化為歷史人（以區別于生物人、社會人）。（3）

　　本文所處理的人天交戰的瘟疫史問題，介于上述的廣義和狹義的史學之間，主要是將新冠疫災作為一個醫學史學的專題來解讀。本篇據此提出下列九條假設，以便對這個21世紀的、千年一遇的獨特史學論題「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大瘟疫，進行解讀。

　　人疫之戰

　　當前的人天之戰，同歷史上的瘟疫一樣，是一種人與自然界的病毒--新冠肺炎瘟疫--進行的戰爭；這場人天之戰，既然是瘟疫引起的，那就先扼要地談一下當前的人疫之戰（4）。病毒是微生物的一種，應該是來到地球上最早的生物，大概與地球同齡，差不多地球上出現生物適存的條件時，就有了微生物，遠遠早于人類的出現。（5）哺乳動物，高等的生物人類的出現，是微生物在地球上遇到的最晚來的尊貴的客人。微生物，對這晚來的客人，反客為主一定是不歡迎的，必然反抗抵制，這是生物自衛的本能。所以，人天交戰的歷史，應該說自從人類來到地球這個世界，就開始了。

　　這個人類的公敵，地球上的病毒，難以計數，堪稱地球上數量最大的生物；而且無所不在，地球上每一個生態系統都少不了它們的蹤跡，并入侵每一種生物體。神奇的是，它們竟然可以穿越時空，每天有數以萬億的病毒會從天而降。地球上每平方米地方的病毒，竟有高達8億個之多！真是令人不寒而栗！（6）

　　而且病毒具有自然界無與倫比的進化速度，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 病毒也與時俱進，亦步亦趨，產生抗體和變體，增強適存能力；這不僅意味著它們可以戰勝我們的免疫系統，而且大大增加人類開發有效的疫苗和治療的難度。（7）所以，只要地球存在一天，微生物一天沒有絕滅，人疫交戰將是一個永恒的話題！（8）

　　誠如微軟（Microsoft）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一個有正義感和從事公益事業的大美國企業家，早在2018年就曾向人類發出警告說，下一次大流行病可能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傳染病。他建議我們人類像應對戰爭一樣，為其出現及早做好準備。

　　戰爭，打一場抗疫的戰爭！這不就是「人天交戰」么！

　　當人天交戰時，攸關戰疫成敗的科學技術和體制至關重要，但問題是，科學技術和體制都不能自己發揮作用，必須靠人來運作；所以，如果運作的人本身出了問題，成了病毒的幫兇助長毒焰，甚至人類自己制造病毒毒害自己，那就成了人禍。這也是本文假設所種說的，瘟疫成災，既是天災，也是人禍！

　　人禍特別體現在，一心做著權力夢的野心政治家例如美國的前總統特朗普及他的前國務卿彭佩奧，將自己的利益置于控制疫情之前，（10）或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一心只想維護全球霸權，不惜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世界各地遍設數以百計的生物實驗室，一旦發生意外將病毒泄露出去，傳播蔓延到世界各地，將造成比熱戰更為嚴重的致命后果。（11）誠如比爾?蓋茨去年所說：「擁有核武器，你認為你可能會殺掉1億人以后就會停下來。但病毒卻不會停止。」 果如此，則后果不堪設想！

　　新冠肺炎病毒的真面目

　　以上是講的病毒的一般情況，現在回到正題。2019年12月首先在武漢爆發迅即在全球各地先后爆發（12）的這種肆虐人類的叫做新型冠肺炎病毒，covid-19, 只是冠狀病毒（13）龐大家族中的一種，由于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新的冠狀病毒，（14）所以稱之為新型。該病毒雖然死亡率要比SARS病毒低得多，也低于MERS病毒，但是它十分狡猾，易于傳染，一般通過口水、空氣、接觸，即可傳染，令人防不勝防，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表示，新冠病毒之所以比SARS"狡猾"，除了傳播速度快之外，它會無癥狀傳染，（15）這給開始的診斷及防控都帶來很大的難題。

　　該病毒不但狡猾，而且生命力極其頑強，據中國國家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表示，新冠肺炎病毒不僅在冬季流行，在夏季，在氣溫高的地方也會流行；而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表示，新冠肺炎病毒也特別「不怕冷」，在攝氏零下四度可以存活數個月，在零下20度可以存活20年。此外，還會發生變異，據最新發現，新冠病毒在適合的宿主體內，其毒株復制周期為8-12小時，也即一天之內可以復制兩三次，結果是病毒數量成幾何級數躍增，每多一次復制，就多一次增加復制的機會，如此循環不已，戰疫前景十分黯淡。截至2021年一月，全球分別在英國、南非、巴西出現變異毒株，501v.1、501v.2、501v.3三種變異毒株。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傳播速度更快，致命率更高，目前都已蔓延到世界各國，美國、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令專家擔心的是，病毒如果在地球上傳播得像野火一般，感染的人越多，就越容易變得兇險，以致疫苗失效。人類與變體variants賽跑，分秒必爭，因為人類完全不知道毒株下一次如何進化變異（16）。于此可見，新冠病毒是個極其兇狠的天敵，以致造成今天肆虐全球的疫災浩劫，令人聞疫色變，也就不難理解了。

　　上面僅大致概述了瘟疫和冠狀病毒的一般情況，姑且作為本文解讀的大背景。誠如上篇二論當今的世運世道所述，這次的新冠病毒，同以往的瘟疫一樣，將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信仰等領域引發一系列的巨變，又是一個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分水嶺，將人天關系推到千年一遇的高度，從而引起全球人類密切的關注、憂慮和深刻的反思。

　　擺在面前的一個天問：如果連富甲天下、國力、科技和公衛都獨領風騷的美國，竟然在小小病毒的挑戰下，束手無策，狼狽不堪，難道這只是美國一國的問題、還是西方文明出了問題、整個人類文明出了問題？

　　這是一個涉及多個領域，科學、醫學、流行病學、公共衛生、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等的大問題，成為一時的顯學。對歷史學而言，這是千年一遇的醫學歷史學的問題，大大開拓了史學研究的視野。

　　二、對疫災的解讀

　　追蹤溯源瘟疫本身的來龍去脈，即其基因密碼，那是醫學家、遺傳學家、流行病學家的事；研究如何具體應對瘟疫，那是公共衛生專家、政治家、經濟學家的事；至于如何解讀瘟疫則是社會科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思想家的事。

　　有鑒于此，本論特提出「天擊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的獨家解讀，并引述董仲舒儒家的天譴論和馬克思主義的報復論作為佐證和闡釋。

　　3、天擊論

　　本文根據量態歷史學的歷史力學，（17）假設史場hisorical field是由自然界和人界（人類社會）八個基本力（人天互動基本力）驅動的，即四個自然力，即重力、電磁力、強力、弱力和四個社會力，即生力、滅力、物力、心力。

　　這八個基本力，交互作用，循環不已，創造了宇宙，也在史場中創造了歷史。歷史的進程，是人天互動的結果，缺一不可；沒有人，就沒有歷史，沒有天，人無所依，也創造不了歷史，所以只有在人天互動的條件下，才能創造歷史。根據自然均衡律，（18）自然界的四個基本力形成的生態秩序，一般保持均衡狀態，一旦嚴重失衡，必然會導致天災人禍。這種失衡，固然源自自然界，但人界四個基本力也起著明顯的作用，例如其中屬于心力的人的欲望，驅動人對大自然任意索取、無節制地榨取掠奪，竭澤而漁，對自然界發動無情的進攻，從而將人天的和諧關系轉變為對立的敵對關系，（19）以致大自然也無情地反擊；反擊力度與失衡程度成正比，失衡度越大，反擊度也越大，是為「反擊論」。（20）當下的新冠疫災，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但最后分析起來，就是這樣一種自然生態疊加社會生態嚴重失衡，造成的天災人禍。

　　現在進一步闡釋史場中這八個基本力之間交錯互動的高度錯綜復雜關系。這種互動關系，與中國的太極八卦的互動關系巧合相通；（21）前者的八種力與后者的八卦的八，是巧合，但功能相同，相互作用，循環不已。兩者均旨在描述解讀一切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現象，所以這里特借用高度濃縮的太極圖作為量態歷史力學八力運作的示意圖，以資說明。

　　左邊 天的四個基本力              右邊 人的四個基本力

　　自然界人界（人類社會）

　　量態歷史力學人天關系示意圖

　　自然界的四種力             │            人界的四種力

　　A重力、B電磁力、         │             E生力    F滅力

　　C強力、D弱力             │             G物力  H心力

三組交叉運動

　　自然界四種力的互動：A重力、B電磁力、C強力、D弱力

　　（一）、A →←    B→←  C→←D

　　人界四種力的互動：E生力 F 滅力 G 物力 H心力

　　（二）、E→←F →←G→←H

　　（三）A →← B→← C→←D

　　↑↓

　　E→←F →←G→←H

　　或曰，這樣的解讀，不倫不類。答曰：歷史學是一門探討人類歷史進程的學問，凡是有助于解讀這種進程有關問題的自然科學（特別是近代的物理學）、人文學科（特別是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均在借鑒參考利用之列。

　　這八個統攝人天宏觀微觀的自然社會力交相互動窮極變化，其或然率是無限大，難以綜合統一為簡單的表述（22）。所以，在援用歷史力學的八力論從事歷史研究時，只能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具體處理；質言之，就是找出引發具體事件的有關作用力，然后參照相應的自然、人文、社會各學科的前沿研究成果，根據辯證邏輯，回答歷史學上的如何how和為何how的兩個基本問題，而非只是根據史料文本本身，進行形式邏輯的推論。

　　例如在史學方法的認識論方面，可借用量子力學的波粒二象說、海森堡的不確定原理和波爾的互補（并協）原理，來解答歷史認識論中的必然、偶然、或然的矛盾；在中國通史方面，可借用天體物理學的波動論、渦旋論；在解讀近代中國的中西文明碰撞時，可借用地質學的板塊論；在解讀毛澤東的崛起時，可借用天體物理學的核心說；在解讀釣魚臺運動時，可借用氣象學的蝴蝶效應說等等。（23）

　　現在回歸正題，即新冠病毒與人天關系。新冠病毒發病的原因很多，本文假定主要源于客觀的大自然生態和主觀的人類社會兩者交叉互動的變化。下面分別引介馬克思的報復論和董仲舒的天譴論兩種經典解讀，作為代表。

　　馬克思主義的報復說

　　西方自哥倫布發現新航道（24）以來的數百年，征服了海洋；自英國工業以后又征服了自然，締造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物質革命，物質的供應遠超過需求。然而也連帶在政治、社會和生態等方面，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就這點特別作了詳細的論證：「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大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大自然都報復了我們。」（25），此即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報復論」。恩格斯所謂的「大自然的報復或懲罰」，同董仲舒的「天譴」、「天人感應」說，不謀而合。

　　讓我們進一步從理論上深入分析馬克思主義的人天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把「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確定為「有生命的個人存在」和「他們與自然的關系」，而對人天關系作了科學的界定。馬恩認為，「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離不開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即自然環境或稱自然地理環境，包括氣候、地形、海洋、土壤、動植物的分布情況以及自然資源和礦藏等等。（26）

　　人界的社會是從自然界大系統中分化出來的子系統，有了人才有社會。人類的社會環境（人界）從屬于自然環境（天界），它包括聚落環境（院落、村落、鄉鎮、城市）、生產環境（工業、農業等）、交通環境（陸路、水路、航空等）、文化衛生環境（教育場所、文化娛樂場所、醫療場所、文化古跡保護區、風景游覽區）等。環境為人類提供各種服務，更提供用以維持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資產」，如果人類能夠科學地、有節制地、嚴格地按照「生態均衡律」利用這些資產，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自然會平穩地持續下去。反之，如果過分地「榨取」自然，使資產流失或生態遭到破壞，那么人類必將遭受自然界的「報復和懲罰」，面臨生存環境的危機。（27）

　　必須強調，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論述人天關系時，明確提出，人必須和自然界和諧相處，不要站在自然之外去統治和主宰自然。如果這樣做自然界必然無情地報復人類，也即上文所謂的反擊或回擊人類。因為人類不僅變更了自然界始初為一切生物和無生物安排的位置，而且也改變了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氣候，甚至還改變了植物和動物本身的性質，使他們活動的結果最終只能和地球同歸于盡。（28）

　　恩格斯追本溯源，認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主要在于人有思想、有智慧，能用語言進行思維與交流，會使用工具進行勞動，創造出適合自己需要的物質產品；甚至還能「按照美的規律」（29）對大自然進行加工，改造自然，將整個自然界變成自己心儀的作品。但是，人類早年由于無知，不認識、不理解大自然的規律，或私心作祟，干出一些蠢事與壞事來，對大自然任意索取，甚至任意破壞。

　　到了資本主義大發展時期，人類的自私與貪欲已經學理化、法制化，甚至常態化，更是對大自然予以肆無忌憚地掠奪與破壞。所以才有恩格斯警示人類，提出「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的「報復論」。為此，他還特別舉了個具體的經典例子：「美索不達米亞（即底格里斯與幼發拉底兩河的中下游地區）、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里的高山牧畜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30）

　　簡言之，恩格斯當時說的「報復」，就是指人類顛覆生態平衡這一自然界內在運作規律的逆天行為，遭到了自然界的懲罰。今天我們已有海量的事實，特別是通過當下肆虐人類的新冠病毒浩劫，有力地印證了這點：自然界通過疫災對人類施予嚴厲的懲罰報復。

　　質言之，馬恩二人在科學的基礎上奠定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元理論基礎，因而，只要資本主義社會持續存在，那么不論其具體形態是什么，馬恩所提出的元命題就將持續地成為理論的起點并擁有理論再生產的生命力，并會以各種新的形式呈現在相關領域中。

　　例如，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杰德·林德加德（Jade Lindgaard）和阿米莉·波因索特（Amélie Poinssot））（31），將上述觀點直接同冠狀病毒聯系起來：森林的過度砍伐和種植園(橡膠、油棕、咖啡或可可)中經濟作物的大量種植，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從而導致了病毒向社區的傳播。農業用地的過度占用導致了森林砍伐過度，城市化和無休止的城市擴張同樣也加快了森林砍伐的速度，破壞了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最后，通過全球化的人口流動，跨國公司之間的物流，大都市的吸虹效應，迅速將個別區域性流行病推向全球性流行病。

　　又如《恐懼的生態學》（Ecology of Fear）的作者，「馬克思主義環保人士」邁克·戴維斯，在《石英之城》一書中對1992年洛杉磯暴動的預言和《近在咫尺的幽靈：禽流感的全球威脅》（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 2005）一書中對于禽流感的預言，都一一成為事實。早在2004年，他已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上發表的題為「布滿貧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2006）的文章中，預言了我們地球的未來--城市貧民窟星球，將有10多億貧民窟居民，完全脫離于他們的國家或全球經濟生活；未來的半個世紀里，將有20億—30億人他們最有可能的去處是貧民窟；這是社會貧富兩極化、城市貧困的不斷加劇必然帶來的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和環境后果；而貧民窟正是罪惡的淵藪，病毒的溫床。

　　又如演化生物學家先驅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和馬克思主義作家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都證明了，近代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極大地增強了現代全球大流行病，無論冠狀病毒還是流感。由于資本極力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然資源并尋求其投資的利潤最大化，所以它替農業綜合企業和畜牧業騰出空間或“竭澤而漁”地利用自然資源，已經摧毀了全世界森林的相當一部分。這意味著，生活在裝配流水線一樣的條件下的牲畜，越來越將激活前所未聞、原本只在森林深處沉睡的動物疾病毒株。這些因素，包括森林砍伐和高密度工廠化農場，創造了全球大流行幾成定數的條件。它們恰好也是過去十年間，在全世界特別是在去年美國的加州和中西部以及澳洲等地，爆發大規模野火的驅動因素。（32）

　　董仲舒的天譴說

　　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在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中對災異最具有啟發啟示性的解讀，當數漢初的一代儒宗董仲舒（前179-前104）（33），他以儒家倫理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黃老」、中醫學等諸子百家的思想之精華，建立起一套泛自然主義的漢代儒學思想體系。（34）他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35）將中國的帝王之學推至新的巔峰。讓我們來看看他是怎樣解讀人天交戰的。他的思想龐雜，由于篇幅所限，這里只能集中論述他的「天譴論」。

　　天譴論

　　董仲舒在《賢良策對·一》（即《天人三策》）里明確提出「天譴論」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按：即天譴）。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36）

　　又在《春秋繁露·必仁且知》里說得更為詳細、更為系統；由于此論奠定此后千年中國帝王之學中人天關系的理論基礎，影響深遠，值得詳細引述如下：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

　　凡災異之本，盡生于國家之失（按：指人禍），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為不善，而屢極。”楚莊王以天不見災，地不見孽，則禱之于山川曰：“天其將亡予邪！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

　　謹案：災異以見天意，……人內以自省，宜有懲于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于國，故見天意者之于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圣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37）

　　董的「天譴論」的思想，當然不是他的獨創，他的靈感來自他專治的《春秋》經。孔子在書中常將災異與政事對應記載，作為儒宗自然受其影響很深（38）。《易經》中也有天譴的意思，（39）但均未明言為「天譴」，直到春秋戰國之交問世的《尚書·洪范》才將災異與人事的關系（天人關系），直接聯系起來：

　　“庶征：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兇，一極無兇。曰休征：曰肅，時雨若；曰葽，時陽若；曰債，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圣，時風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陽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40）

　　所謂“庶征”，庶，就是各種各樣，庶征就是許多征兆：雨、陽光、熱、寒、風。在農耕文明時代，在生產力有限的時代，如果人類的活動能夠順應自然規律進行，按照正常秩序來得充足，各種植物就會茂盛而豐饒。（41）

　　然而，如果其中任何一種極多，或者極少，就是失衡了，就會造成災害，當然包括瘟疫，人天關系失衡，就會造成災異瘟疫。在君主時代，君主的一言一行決定天人關系，庶民眾生只是聽命順從；具體而言，吉兆出現的征兆是：君主恭謹，雨水就會按時降下來；君主有條理，陽光就會及時灑下來；君主有智慧，及時的溫暖就會出現；君主有謀慮，及時的寒冷就會出現；君主圣明，就會及時刮風。不吉的征兆則是：君主狂妄，大雨就會連綿不停；君主越禮，天氣就會久旱不雨；君主逸樂，天氣就會經常炎熱；君主急躁，天氣就會經常寒冷；君主愚昧，大風就會刮個不停。簡言之，君主的施政好壞，直接關乎自然界的變化。在這樣的思路之下，一旦出現大的災異，帝王就會下罪己詔，檢討自省施政的失誤。（42）

　　本來是自然現象的雨、穤、燠、寒、風，卻變成了天顯示其意志、對人間善惡行為進行獎懲的“庶征”，“休征”（吉兆）、“咎征”（兇兆），此即天人交感的表征。

　　天譴論的倫理心力

　　如上所述，董仲舒的人天思想以儒家倫理學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采「黃老」、中醫學等諸子百家的思想之精華，建立起一套泛自然主義的漢代儒學思想體系。質言之，天地派生陰陽、五行和人，同時，天、地、人又是萬物之本。陰陽是對立統一的天的兩種能量或功能，五行則是天地萬物的五大屬性，它們依其屬性而形成整個宇宙的循環系統。陰陽五行上承天意，下至王者，是上天和王者之間進行溝通的渠道和中介。（43）

　　陰陽五行的載體是氣，因此，可以說，「氣」是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中介，是推動力。這倒是符合中醫的醫理，例如《黃帝內經》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氯必虛」，瘟疫、病毒，其實就是一股邪氣，心正行端的人是不會被它侵犯的，被它感染的，一定是內里出了問題。對一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病毒能夠如此瘋狂肆虐，也是國家偏離了正道，要想遏制疫情，必須首先「歸正人心」。（44）

　　所謂歸正人心，作為儒宗的董仲舒認為，就是通過教化，就是「漸民以仁」、「萬民安仁」，心存「仁」念，（45）也即本文之主旨，戰疫之大道在仁道主義。詳情請見結論戰疫之大道在仁道主義。這是董的天譴論思想的核心--心力，有大愛之心的仁者無敵。

　　董仲舒的天的理論根據是天人感應，天人感應源于天人同類。他認為，天是萬物之本，人和其他萬事萬物都是由天而生的。他將天人格化，把天人關系放在儒家倫常關系的范疇內來審視，認為人既然是天派生的，那么就像子如其父一樣，人應該處處都與天相類似。于是，人天合一，從而展開了他泛自然主義想象的翅膀：

　　他說：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形體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空竅理脈，川谷之象也；心有哀樂喜怒，神氣之類也。觀人之體一，何高物之甚，而類于天也。(46)

　　總之，人在生理構造、內在精神上都與天——整個自然界相符合。董仲舒的天人同類，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人的身體構造與天相類似。他說：「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數也。……皆當同而副天，一也。」(46)這就是說，天在構造上與人的生理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董仲舒還說：「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47)他將人的四肢與一年四季、每季三個月相比附。一年四季l2個月，人有四肢十二節。

　　董仲舒的天人構造的偶合比附之論，當然過時了，甚至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因書生的迂腐之見，惹上了政治上的大麻煩。（48）所以無論理論上實踐上都應批判，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第一，在天人同類的構造說法上，董仲舒的闡述是體現漢代當時的科學(起碼是醫學)水平。他是以當時的醫學發展(解剖學)為背景，來讓人們理解天的。第二，在中國歷史上，董仲舒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形而下的解剖學知識讓人們具體地而非抽象思辨地去理解人天關系；以前的天總是深奧莫測的。這對一向輕視科技的儒家傳統來說，董仲舒確有創意，體現了儒宗的風范。第三、同類感應說，在古代是一種天才的直覺玄想，但現在則得到量子力學「量子干擾說」「量子意識論」的印證；也即在宏觀和微觀世界中，兩種同類的量子a和b，不論距離多遠，都會相互感應。這是量子通訊的基本理論，中國的墨子號衛星，就是根據「量子干擾」的理論建造的，而且其發展前景不可限量。所以董子的「同類感應說」與現代量子力學暗合，不應戴上神學的帽子而簡單地加以否定。

　　由上而觀，董仲舒天人感應論含有樸素唯物論的思想，影響深遠，成為中國儒家天人關系的主流，雖然間有荀子（49）、王充（50）一類思想家的批判雜音，但一直沿襲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的天人觀（宇宙觀）引入中國時為止。

　　兩千年后的今天，當我們仔細審視董的源自天人感應說的「天譴論」的基本思思路，與今天的生態學基本一致，所以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不能簡單否定，可以古為今用，批判繼承（51）：例如如果把他的天，換成自然界的規律，把君主換成握有決策權的政治人物、企業家、科學家等，那就是如果這些人不按照自然規律辦事，破壞生態環境，就會出現自然災難包括疫災，這不正是他所謂的「天譴」的意思嚒。所以，董的「天譴論」是可以利用馬克思主義和近代科學思想加以改造的。（52）

　　4、董仲舒天人說與作者人天說時代背景的比較

　　最后，簡略談一下本文的「人天」論和董仲舒的「天人」論的關系。兩者有三點共同之處：一是時代背景。漢代自公元前206年漢高祖立國至西元前140年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應詔提出影響深遠的「天人三策」時，其間約70年，也即漢代歷經高惠文景四朝休養生息、消除地方強藩的威脅之后，國家真正統一，民富國強，根基穩固，進入一個百年的大變局；具有這樣雄厚的物質基礎的武帝時代，反映到意識領域對思想界的要求，就是必須為大漢帝國提出相應的政道和治道的理論思想。于是，漢武帝下詔求賢，董仲舒應時而出，引領時代風騷。

　　相似地，大歷史千年一瞬，兩千年后的新中國，自1949年建國至2020年本文的提出，其間也約70年。也與漢帝國相似，新中國也民富國強，根基穩固，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千年一遇的機遇」，雖然尚未真正統一（臺灣仍在治外）；所以也必須為新中國提出相應的政道和治道的理論思想。唐初的唐玄宗和清初的乾隆，也都是處于相似的歷史時段，也都是大有作為的國家領導人。所以習總主政的時代和風格，具有中國歷史深厚的底蘊。所不同者，古代中華帝國的空域只是東亞一隅，東亞一體，而新中國的空域則是覆蓋整個地球，全球一體，所涉及的復雜因素是董仲舒及其后的帝王之學的思想家完全無法想象的。

　　其次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三策》，是集當時思想界之大成，以儒家的人倫思想為基礎，汲取當時的道、陰陽、法家思想的精粹，在農耕經濟、農耕科技的基礎上，從宇宙論、世界觀、人生觀的高度，熔為一爐，化為一體，構成漢代及其后中華帝國的統治意識形態。本文的《人天五論》也是集當代四大思想潮流、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新儒家和自由主義之所長，在工業化和近代科技的基礎上，以中國傳統的仁道主義為主導，從宇宙論、世界觀、人生觀的高度，熔為一爐，化為一體，以構成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53)

　　最后是領導人，古代的漢武帝、唐玄宗、清乾隆，今天的習總，都是大有為的領導人，漢武帝要擺脫道家的無為而治，對外韃伐匈奴，對內統一國家，要有所作為；習總則要擺脫韜光養晦的消極治道，也要有所作為。漢武的韃伐匈奴，習總倡導的反帝反霸、人類命運共同體、天下一家的大同理念，都是要在百年大變局、千年大機遇的時代背景下，有所作為，大展宏圖。

　　回到本文正題，現在正在進行的疫戰，本質上是人類在核戰時代面臨的攸關人類生存狀態的一個公共衛生領域的專門問題，所以下面來看看世界各國特別是中美兩個大國是怎樣應對這次疫戰的。這是以下的四論「命運與共」和五論「戰疫之大道」論證的主題。

　　注釋：

　　1、所謂真實的存在，就是獨立于人而存在的客觀世界本身；所謂感知的經驗，就是通過人類的感官而認知的世界；構建的形象世界，就是通過人的理性和邏輯思維構建的一套理論，例如牛頓的重力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普蘭克的量子力學，都是對自然界的一種人為描述的虛擬世界，并非自然界本身的客觀存在。

　　同理，所謂真實的歷史，就是歷史事件的發生是一次性的，不會重現，因此而成為獨立于人的客觀存在的真實世界；人類通過感官考古等渠道而認知的歷史，或存于記憶或存于文物或存于文字記述；所謂構建的虛擬歷史，就是通過理性（盡量排除主觀情緒）和邏輯思維而重構的虛擬歷史，非已消失的歷史本身。例如本文所處理的題材，新冠病毒瘟疫的歷史，也包括這三個部分，即史家對瘟疫本身的真實、人類感官認知的現象（事實），以及史家的解讀（虛擬）。野史、歷史小說，不在其內。

　　本文的主旨是解讀，不是記述，記述只是解讀的素材，據此以無限趨近事件的真實。這種解讀是歷史家思維構建的虛擬世界，只是存在于人的思維的虛擬世界里，不是事件本身和經驗的認知，與物理學家構建的虛擬物理世界同一性質。

　　2、量子力學在認識論上對這類研究，有很大的啟發和參照作用，普朗克的《物理學的世界觀》、波爾的《原子物理學與人類知識》、愛因斯坦等的著作，也提出物理學與文史研究的關系，強調物理學有助于加深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哲學、史學也可對物理學起著啟發作用，所以是相得益彰的互補關系。

　　3、請參看拙文，《量態歷史學芻議》，烏有之鄉網。

　　4、中國的習總、美國的前總統特朗普、英國的首相約翰遜和法國的總統馬克龍等國家領導人，都分別將抗擊新冠疫情看成是一場特殊形式的戰爭，就是人類正在同自然界的病毒“打仗”，紐約州州長科莫Andrew Cuomo稱醫護人員為“戰士”。（參看《參考消息網》，2020、4月15日；英國《獨立報》網站4月11日）。剛上任（2021年11月20日）的美國總統拜登，鑒于美國疫情的嚴峻形勢，也將抗疫視為一場戰爭，將自己也視為是個「戰時總統」，就職的第二天即迫不及待地發布一系列關于戰疫的行政命令。（參看Sheryl Gay Stoblerg, Biden roll out“full -scale，wartime’coronavirus strategy, New York Times, Jan. 21,2021）。

　　5、Diamond, Jared, 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W.W. Norton & Company, NewYork, London, 1997. pp.193-195（參看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謝延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

6、在恐龍生存的6500萬年前白堊紀末期的地球上究竟發生了什么，使得恐龍和另外一大批生物全部絕滅，固然是個待解的大謎團，迄今有氣候變遷說、物種斗爭說（小型哺乳動物最終吃光了恐龍蛋）、隕石撞擊說、大陸漂移說、地磁變化說、植物中毒說、酸雨說等。這些是在恐龍滅絕原因的假說中，目前最普遍也是最被認可的假說。但有沒有可能，恐龍是因為受到無所不在的某種病毒的攻擊，得了大流感的瘟疫而成批死亡，最后絕滅消失？考諸生物進化史，當非無稽之談。

　　7、專門研究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之間聯系的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疾病生態學家、也是一位走遍世界、尋找下一次大流行病潛在元兇的病毒獵手的凱文·奧利瓦爾（Kevin Olival）

　　說：“我認為下一次大流行病很可能由一種新型病毒引起，如果你看看非典（Sars，也翻譯為沙士），這個21世紀的第一場流行病，在進入人們視野蔓延全球之前，是一種人類從未聽說過的病毒。”從2009年到2014年這五年里，“我們發現了大約一千種新病毒”；未被發現的病毒，估計種類可能數以百萬計。可能有成百上千萬的病毒感染其他哺乳動物，有的就可能會傳染給人。

　　據世界衛生組織（WHO）透露，他們已經更新了最有可能導致大規模致命疾病爆發的病原體的名單，包括“X疾病”（Disease X）（指一種還沒有被發現的致命神秘微生物）在內，可見其多！要從地球上找到可能成為人類殺手的病毒中哪些會傳染到其他物種也即宿主的病毒，真是如大海撈針，就是現在的超超級大電腦，恐也難勝任！于此可見，下一次傳染全球大爆發的病毒元兇，可能潛伏在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然后像這次新冠病毒一樣，在人類猝不及防的情況下，發動突然襲擊，也不不會太令人感到意外的！

　　8、據奧利瓦爾說：“非典（Sars，或薩斯），這個21世紀的第一場流行病，在進入人們視野蔓延全球之前，是一種人類從未聽說過的病毒。” 權威的世界衛生組織（WHO）透露，他們已經更新了最有可能導致大規模致命疾病爆發的病原體的名單，包括“X疾病”（Disease X）（指一種還沒有被發現的致命神秘微生物）在內。

　　另據世衛的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邁克·瑞安Mike Ryan,警告稱，新冠病毒「可能永遠不會消失，而是將長期與人類同在」；他還把疫苗的開發工作比喻為「登月計劃」，告誡人們不要指望很快就能找到疫苗。（參看《紐約時報》，5月14日）

　　10、詳情見下論，命途與共。

　　11、例如美國設于馬里蘭州德克里克堡的陸軍生化實驗基地United States Army, Fort Detrick Laboratory，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也涉及病毒的溯源問題。據一位名叫Samantha Hill的印裔美國人說，他曾在美國做過研究員，他的上司Baric曾于2015年，將在中國發現的SHCO14基因片段上合成了Covid-19新冠病毒，是病毒生物學上的一次重大進步。2019年5月，這座基地發生泄漏事件，附近居民首先被感染，隨后在附近以人傳人的方式蔓延。

　　美國官方當然盡力隱瞞此事，趕巧的是，美國軍運會訓練基地就在該堡旁邊，隨著2019年10月15日武漢國際軍運會開始，美國代表團抵達武漢，其間5名外籍運動員身患傳染病，住進武漢銀潭醫院，感染的可能就是新冠病毒。再就是，是年12月，一名海員感染病毒后繼續工作，將病毒密封的海鮮非法運送到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隨著武漢是交通樞紐，正值春運人流劇增，于是爆發了疫情，蔓延全國各地，也可能因此輸出國外。

　　在此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插曲是，HILL說，Baric 教授本認為新冠病毒，不會對白種人造成巨大傷害，所以CIA才決定不發病毒傳播預警。實際上，美國在2019年爆發的大規模流感，就是與新冠一同傳播的。當中國爆發新冠后，Hill的老師Plummer教授曾經計劃與中國合作，利用手中的資料阻止病毒疫情傳播，但竟然在從肯尼亞飛往中國的飛機上遭到暗殺。

　　12、武漢是新冠首次的爆發地，但不能因此就判定也是病毒的發源地。世界衛生組織緊急項目負責人麥克爾·瑞安Michael J. Ryan于2020年11月23日認為，很可能在很早的時候就在不同時間在世界各地感染了一批人，不排除同時存在數名新冠病毒「零號」感染者的可能性。所以，新冠雖然首先傳出在中國武漢大規模爆發，只是新冠的爆發地，不是發源地。

　　他特別強調，新冠毒株源于大自然，宿主可能是動物蝙蝠、穿山甲、水貂、海鮮等，然后傳給人，只是首先在武漢發現而已。另一個世衛的高級官員，衛生緊急項目技術主管科霍夫推斷，新冠最早在2019年夏秋之交甚至更早就已經在歐美出現，但零號病例難以追尋。并特別指出，中國及早控制疫情，為世界爭取了時間。這兩位世衛高級官員關于病毒溯源問題的看法，因為身為一個立場超然的國際公共衛生專家，職責所在，其對溯源的判斷評論，應該比較客觀公正，比較靠譜。

　　2021年2月3日，由世界頂級的病毒學、食品安全和流行病專家啊組成的世衛專家組，為調查新冠病毒溯源問題，專訪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專研烈性傳染病、生物安全等級最高的實驗室，曾被懷疑是新冠病毒外泄的源頭），并與該所副主任石正麗（綽號蝙蝠女郎，領導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病）會面，聽取簡報。參訪專家之一的俄籍流行病專家弗拉基米爾·戴德科夫（Vladimir Dedkov）博士認為實驗室設備精良，很難想象此處會發生新冠病毒泄漏情況。他強調：“沒有證據表明病毒起源于那里，也許病毒出現在另一個地方。他還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新冠病毒起源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另一個參訪成員英國動物學家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也對實驗室予以積極評價。事實上，石正麗早在2020年7月接受《科學》雜志網站采訪時，就已指出，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壓倒性地得出結論：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而非實驗室。

　　以上是世衛專家對武漢病毒溯源問題的實地考察后得出的專家意見，應該有助于駁斥和澄清西方媒體和政客刻意編造「武漢病毒」所散布的中國陰謀論。果然，美國的CNN也不得不承認，特朗普及其團隊一口咬定武漢為病毒發源地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13、冠狀病毒的英文是兩個字cororona 和virus合成的，cororona是拉丁文，是英文的crown。冠狀病毒科分為α、β、γ、δ屬等4個屬。α屬冠狀病毒包括人冠狀病毒229E、長翼蝠冠狀病毒1、豬流行性腹瀉病毒等11種。β屬冠狀病毒包括鼠肝炎病毒、果蝠冠狀病毒HKU9、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相關病毒等9種。γ屬冠狀病毒包含禽冠狀病毒和白鯨冠狀病毒SW1兩個種。δ屬冠狀病毒包含豬δ冠狀病毒（PDCoV）。

　　14、已知的可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共有6種，其中4種較為常見，但致病率低；另外2種較為人們所熟知，分別是嚴重的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SARS冠狀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MERS冠狀病毒，兩者均可引起嚴重的呼吸系統疾病，屬于高致病性新發冠狀病毒。2020年1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將2019年12月在武漢發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命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novoid-19，簡稱新冠肺炎。讓我們來觀賞一下它的猙獰面貌：

　　尊容像座皇冠，十分光鮮，但也展現了其猙獰恐怖的

　　面貌（《柳葉刀》The Lancet雜志）

　　15、盡管存在無癥狀傳的播情況，但大多數患者以發熱和干咳為特征，約三分之一的患者出現呼吸困難，有些患者還出現其他癥狀，例如肌痛、頭痛、咽喉痛和腹瀉等癥狀。

　　16、David Abel, With variants, We are absolutely racing我們與變體拼命賽跑， The Boston Globe, January 30, 2021.

　　17、參看拙作，《論量態歷史學》，烏有之鄉網。

　　18、地球大約花了150億年才形成今天這個樣子，總體而言，生態一般處于均衡狀態。遠的不說，就本文主旨而言，直到距今4億年前，才形成今天的原生大氣層。這時，藍藻的光合作用，吸收消耗次生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釋放和積累氧氣；動物呼吸消耗氧氣，釋放二氧化碳，海洋和植被特別是森林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一排一放、一呼一吸，交替互動，成均衡狀態；此所謂大化流行，往復不已；大自然的生命與生物的生命合二為一，人類生命也得以誕生綿延發展。

　　再講一個宇宙的均衡律的例子，地球與太陽之間的均衡現象。地球與太陽一直保持均衡而不會向太陽墜落的原因是，地球公轉的離心力正好與太陽的引力保持平衡。一旦失衡，地球將遭遇毀滅性的災難。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僅舉兩個與量態歷史學也即與四個自然基本力運作有關的例子。

　　19、碳循環的調節機制經常受人類活動的干擾，大氣二氧化碳的含量在人類干擾以前是相當穩定的，但人類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已達到了可以有意識地影響氣候的程度。目前人類每年約向大氣中釋放2×1010噸的二氧化碳，使陸地、海洋和大氣之間二氧化碳交換的平衡受到干擾；結果使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每年增加7.5×109噸，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直接影響生態環境的質量。這是人天互動關系中一個攸關人類存亡的生態均衡大問題之一。

　　20、相較于帶有價值判斷的董仲舒的天譴論，馬克思的報復論，本文的天擊論，相對而言比較中性，只是客觀地表述一種自然現象。

　　21、饒有趣味的是，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丹麥的尼爾斯·玻爾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在其丹麥國王破格授予他刻有族徽的榮譽勛章中，竟然載有一幅含有中國古代‘陰陽魚太極圖’(現陳列在Frederiksborg皇宮內)。

　　（參見P·羅伯森著《玻爾研究所的早年歲月(1921～1930)》）

　　勛章上鐫刻玻爾家族的“族徽”，是他親自設計的，采用了中國古代陰陽二氣的符號－－太極圖。他以“一陰一陽”在圖中既對立而又互為補充的觀念來表達他的核心思想－－互補（并協）原理（參見李仕澂，《玻爾“并協原理”與〈八卦太極圖〉》）

　　鑒于此圖與本篇人天互動律示意圖的主旨相符，特予引證。

　　22、愛因斯坦晚年致力于重力場和電磁場的統一場論，一直未能如愿，主要由于涉及微觀世界的意識問題；量子微觀世界的規律，不同于宏觀世界經典物理學的規律，因此，他與波爾和哥本哈根學派為此爭論了四十年之久，仍然無法在宏觀和微觀世界架起一座天橋，將兩個世界統一連接起來，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可見其難。

　　23、參看拙作，《認祖歸宗：試論河洛文明的渦旋運動》、《試論兩宋重文輕武的國策—再論河洛文明的渦旋運動》、《近代中西兩大異質文明猛烈碰撞的火花》、《歷史上的毛澤東、當代的毛澤東、未來的毛澤東》、論《釣運學》等（均見烏有之鄉網、紅色文化網等）。

　　24、發現新大陸，是歐洲中心史觀的用語，不恰當，因為美洲大陸對印第安人而言早已經是他們族人生活的地方，根本不用發現，因此無所謂新舊大陸；反過來，假設如果也有印第安人的哥倫布航行到歐洲，不也可以稱之為發現新大陸嗎？所以哥倫布發現的，充其量只是他們歐洲人找到了一條通向美洲的航道。

　　2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頁457、517。

　　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57、517頁；徐民華，《面

　　對自然界的報復》，《科學技術哲學》1999 年 02 期;《馬克思主義研究》1998 年第 06 期 第 80-88頁。

　　28、恩格斯「自然報復論」的形成有個過程，青年時期較早地關注到工業生產帶來的污染問題，在《伍珀河谷來信》、《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論權威》等著作中，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特別是在《論權威》中首次以「報復」為關鍵詞，描述了社會生產引發的人與自然關系矛盾。此后他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作出了自然報復論的經典論述：「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

　　在此基礎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的寫作中已從關系角度串聯人與自然，用辯證思維將現實問題和深層背景進行抽象提升，歷史地揭開人類社會與自然的互動發展過程，系統論述了社會矛盾的深層原因，并試圖給出變革生產方式的方法論途徑。（李合亮、張旭，《恩格斯自然報復論的敘事特征》，《光明日報》，2020年06月15日）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0、同上，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1、參看《冠狀病毒，我們自食其果》。

　　32、美國一馬克思主義組織關于新冠肺炎（Covid-19）的聲明（一）美國社會主義復興黨全國委員會）

　　33、周桂鈿、吳鋒，《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13-16。34、將自然人格化，以人相天，天人互通，不能因此說成是宗教性的神話，儒家自孔子起一直都是反對怪力亂神的，董仲舒既是儒宗，當然也沿襲此一標志性的特點。在古代的儒家傳承譜系中，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亞圣，荀子是殿圣，董子就是殿后之圣。可見其在中國思想史中之地位。

　　35、本文的標題，《人天五論》的靈感，直接來自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與張岱年的《天人五論》（中華書局，北京，2017）形似而實異，貌合而神離。董著從儒家的人倫觀點出發，兼采黃老、陰陽五行，擴而大之，觀照宇宙，以解讀天人關系之奧秘；張著論述的是純粹的哲學問題，分別從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品德論和天人簡論的五論，探討天人關系之微義，與史學無關。而本文的人天五論，疫泄天機、當今的世運世道、人天交戰、命運與共、和戰疫大道在仁，則是從史學的維度，論述自然界微生物新冠瘟疫與人事的互動關系。所以張著五論與本文的五論的主旨大異其趣，只是偶合而已。本文不用用「天人」而用「人天」，意在突出人的能動作用。實際上，董仲舒的天譴論思想，也強調災異的出現的原因，在于人而不在于天，人是處于主動地位的，天是看人的作為而作出反應的（周桂鈿、吳鋒，《董仲舒》，頁95）。

　　當然，張著中所論的思維規則，例如辯證法、因果律、必然偶然等有關認識論的思想，對本文的論證很有啟發和參考的價值。

　　36、周桂鈿、吳鋒，《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95。

　　37、為了幫助讀者深入了解其論點，特將閻麗的《春秋繁露譯注》中之譯文引述如下：

　　天地上的萬物有不恒定的變化，稱這種不固定的變化為異常，其中小的異常叫做災。災害常常先出現而異常現象緊隨著出現。災害，是上天的責備；異常現象，是上天的威嚴。責備他還不知改悔，就用威嚴使他畏懼。《詩經》上說：「畏懼上天的威嚴」，大概說的是這一意思。

　　所有災害變異的本源，全出現在國家的失誤上（按：即人禍）。國家的失誤剛開始露出苗頭，上天就出現災害來責備警示他，責備警示他仍不知改變，就出現怪異的現象使之驚懼害怕，使之驚懼害怕還不知畏懼害怕，他的災禍就出現。………看到由災害變異表現出的上天的意圖，畏懼它卻不厭惡它，認為上天想要制止我們的過錯，制止我們的失誤，所以用這些現象向我們警示。……

　　《春秋》的記事方法，往上改變古已有之的固有常規，回應這種情況就出現天災的，叫做有幸的國家。孔子說：「上天所寵幸的人，有做壞事而多次犯過罪的。」楚莊王見到上天不出現災害，大地不出現災禍，就向山川祈禱，說：「上天難道忘記我們國家了嗎？不說清我的過錯，要使我們的罪行發展到極點。」由此看來，上天的災害是回應人的過錯而出現的，異常情況的出現很清楚是可畏懼的。

　　38、周桂鈿、吳鋒，《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140.。

　　39、《易經》一向被視為中國智慧的源泉，是研究人法天（宇宙運行規律）的經典，順應自然規律，才能達到天人合一。這里的"規律"即所謂的"天機"，只有窺破天機，才能真正地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但這種規律玄奧難測，只有大智慧的人方能登堂入室、窺破天機。精通《易經》的就是智者，有望究天人之際，作出準確的預言，于是就被說成是「窺破天機」。

　　「天機」往往涉及朝代興亡、國家大政方針，重大災異，所以一般都不輕言。古代輔佐帝王治國理政的智謀之士，由于熟讀經史，通曉天文地理，知識淵博，掌握一定程度的歷史規律，鑒往知來，能夠作出預言。帝王對這樣的謀士，固然視為左膀右臂之智囊，但也有所忌憚防范。謀士預言的事，不是一般的事，而是軍國大事，一旦泄露這樣的天機，就會造成人心浮動，危及家國天下，帝王或為了永葆國祚，或為了固權，或誅或貶，以致識破天機者反若禍上身，所以才說「天機不可泄露」。這是《易經》含有天譴的意思，但沒有像董仲舒那樣明說是「天譴」。

　　《易經》「觀物察象」所得的卦象是法天，以天象觀照人事，卦象不是自然科學的公理、定律、公式，這也是中國自然科學沒有得到大發展的一個思想方面的原因。楊振寧說《易經》不是科學，他的理由是：「在中華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觀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經》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與人道，也就是說，天的規律跟人世的規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經》思維方式的影響，把自然跟人歸納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學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擺脫掉「天人合一」這個觀念，承認人世間有人世間的規律，有人世間復雜的現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規律和復雜的現象，這兩者是兩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這就是上文所說的，物理的真實和物理的描述是兩碼事的意思。

　　（參看http:/tech.sina.com.cn/d/2004-09-22/0850429372.shtml）

　　作為一個文理兼修的大科學家，楊的論點有一定道理；充其量，《易經》含有科學哲學的元素，但不是現代意義的科學。臺灣已故新儒家牟宗三為了彌補儒家這一認識論的弱點，特別提出「自我坎陷」的命題，主張把主客分離，也是同一思路。總結而言，楊牟兩人都直指中國「人學」不重分析、實證的毛病缺失。這正是中國文明在近代化進程中所碰到的一個思維性的大難題。這是本文的題外話，就此打住。

　　40、《尚書·周書·洪范》。

　　41、同上。

　　42、據蕭瀚統計，漢朝15位皇帝下過罪己詔：其中漢宣帝下罪己詔8次，漢元帝13次，漢成帝12次。

　　蕭瀚根據《二十五史》所作的統計顯示，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例如曹魏黃初二年（221年）六月，發生日蝕，曹丕下詔罪己。宋寧宗嘉定六年（1213年），閏九月，有大雷。丙申，以雷發非時，下“罪己詔”。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大旱，皇帝命令相關單位祈雨，宰相等高官上表待罪。又召翰林學士黨懷英起草“罪己詔”。北宋末年，金兵兵臨城下，宋徽宗也發過“罪己詔”：“言路蔽塞，諂諛日聞，佞幸專權，貪官得志。賦稅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這種做法，一直沿襲到清末，清朝最后兩個皇帝也曾下過罪己詔，光緒二十六年（1900）因庚子拳亂下罪己詔，宣統三年(1911年)為緩和革命，攝政王載灃曾以兒皇帝宣統之名下詔罪己。于此可見，天人感應、天譴說，對中國政治文化影響之久遠。

　　43、周桂鈿、吳鋒，《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211。

　　44、同上，頁98-99；另參看《病毒「邪之所湊」·人心歸正可解》，紐約《星島日報·社論》，2020年3月26日)。

　　45、董仲舒，《天人三策一》，頁95-102。

　　46、《春秋繁露·任副天數》。

　　47、《春秋繁露·制象天》。

　　48、48、董仲舒曾經將他天譴災異論思想用于當時的政治，以身試法，引發了一件讓他險遭殺身之禍的小插曲。事緣他借《春秋》災異論來解讀遼東高廟、長陵高園失火事，準備奏請武帝，秉承天意，清除朝廷內外擅權之人，以清明朝政。草好后置于書房案上。適主父偃一大早來訪，仆人讓其在書房等候。主父偃見此奏折，閱讀后連忙將之放入懷中匆匆不告而別，呈上武帝。雖是未署名的文章草稿，武帝從文章風格判定出自董仲舒之手，武帝技巧地先讓賢良學士議論，學士等不知是董仲舒所奏，雖為文章之氣勢和條理縝密所吸引，但也多認為有「歪曲經典」之病，有「犯上作亂」之嫌。其中一個學士，董仲舒之得意門生呂步舒，不知是其老師所奏，極力倡言對此文章作者嚴懲治罪。武帝借學士之口，遂判董死罪。賢良學士得知所奏之人為董仲舒后，后悔莫及，其弟子呂步舒更是驚嚇不已，一再懇求赦免。武帝本無殺董之心，遂予赦免。董逃過此劫后，再不敢奢談「天譴論」了。（周桂鈿、吳鋒，《董仲舒》，頁227-231）于此可見，「天譴論」理論上和政治上都存在著局限性、主觀性和隨意性。

　　49、荀子的《天論》：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于春夏，畜積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章詩同，《荀子簡注》，頁180）【譯文：社會的太平和動亂，是天決定的嗎？回答說：日月星等天體運行和歷法現象，這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條件，夏禹憑借這樣的自然條件把國家治理得很好，夏桀卻把國家搞亂了，所以太平和動亂不是天決定的。是時節變化決定的嗎？回答說：莊稼在春夏都生長茂盛起來，在秋冬則收獲儲藏起來，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條件，夏禹憑借它把國家治理好了，夏桀卻把國家搞亂了，所以治亂不是時節變化決定的。是地理條件決定的嗎？回答說：莊稼得到土地便生長，離開土地就死去，這又是夏禹和夏桀同有的自然條件，夏禹憑借它使國家大治，夏桀卻把國家搞亂了，所以治亂不是土地決定的。】

　　夏禹是明君，順應自然規律，所以天下大治；夏桀是昏君，違反自然規律，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即本文上篇八大假設中第一條假設所謂的人為病毒），所以天下大亂。荀子的這番議論顯然含有天譴的意思，雖然沒有用天譴之名。50、東漢思想家的王充（西元27-97）認為，古代圣人講“天”都是為了嚇唬無道的國君和無知的人民。他說：“‘六經’之文，‘圣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論衡·譴告》與王充持同樣看法的還有清代學者皮錫瑞，他在《經學歷史·經學極盛時代)中也說，漢儒“借天象以示儆”，“借此以匡正其主”，近現代的梁啟超、徐復觀也有類似見解。（周桂鈿、吳鋒，《董仲舒》，頁221-222）

　　51、例如清代經學家皮錫瑞就告誡人們“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關于如何正確對待中國古代文化思想遺產的問題，毛澤東說，要批判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國歷史文化遺產（參看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頁522-523)，當然也包括董仲舒天譴論的思想。前輩學者郭沫若、侯外廬、范文瀾等老一輩的新史學家，在這方面已經在歷史領域樹立了批判繼承的經典范例。就本文的主題而言，董的「人天觀」需要利用馬克思主義和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加以批判繼承，同時也將馬克思主義的生態觀，予以中國化，賦予民族形式。

　　52、對天人感應中自然和人的關系問題，董仲舒強調天人互相影響，以及人要主動通過對天氣變化的觀察、研究，采取措施，進行協調。董認為，天人有對立的一面上也有協調的一面。這正是他的「天譴論」，在當今人天的和諧關系受到很大的破壞之際，也即處于激烈的交戰狀態之際，對我們當代人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可以給予人們追求人天和諧的目標一些有益啟示的地方。

　　53、構建新中國的統治意識形態ruling ideology 、振興中華文化的時代任務，應當是海內外所有炎黃學者不容推卸、也是義不容辭的天職，所以作者忝為海外炎黃學者的一員，大膽作出歷史學者份內的綿薄貢獻，雖然微不足道，甚至不自量力，但一隅之見或可供當道和對口學者專家參考，于愿足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