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在往前推100多年，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有個叫拉克伯里的，因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自己憋著研究，在1894年，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書。
在這本書里，拉克伯里說了一個故事：時間大概是在公元前2282年，兩河流域有個國王叫Nakhunte的，率領巴克族翻越昆侖山，來到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經過征戰兼并，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
這個Nakhunte又被稱做NaiHwangti，拉克伯里說他就是軒轅皇帝，而巴克族是“百姓”的轉音。這樣說起來，中華民族是中國這塊大地上的外來戶，中華文明是拷貝古巴比倫文明的山寨貨。
這種驚世駭俗的“研究”，現在大部分人只會把它當笑話看，但在那個時候，它作為“中國人種西來說”的正宗學術“成果”，居然在世界上有了影響。日本人如獲至寶，趕緊把它寫進了《支那文明史》里。而當時中國像章太炎、劉師培這樣的大家以及宋教仁這樣的政治人物，也都支持這種看法。
西方人為什么這么想把中華文明起源往西方扯呢?
根據《圣經》記載，上帝創世于公元前4000年。可是中國人不是老說自己上下5000年么?這多出1000年去可怎么算?當時的西方傳教士就拼命想辦法給中國歷史“減肥”，他們的出發點雖然荒誕不經，但這種思路延續了下來。
那為什么章太炎、劉師培也支持這種說法呢?
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如果能跟西方攀上親戚，“黃白同源”，也就證明中國人種從根子上也是“文明”的了。
可憐啊！
歷史從來不是歷史，它也是現實。如果不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考古學證據，把中華文明的源頭牢牢釘死在5000年前，我們民族就可能是被哪個西方學者隨意“研究”出來的“阿依土鱉”國王的后代，我們民族自信的底氣就不夠硬。
而做到這一點的，是一個只活了28歲的年輕人。
他不是名人，名字用搜狗輸入法都打不出聯想，但他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他在1936年、1937年那個中華民族最為危難的年代，以一己之力首先發現了良渚文化，把中華文明的起源推至5300年左右。
他叫施昕更，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記住這個名字。
國破山河在
1911年，清王朝已經只剩出氣沒有進氣的時候，施昕更出生在浙江省余杭縣良渚鎮一個小商人家庭。因為家里攤上了官司，到13歲的時候，已經供不起他讀書了。校長見他勤奮好學，多次上門勸說，說服其父，借錢送他到杭州貢院讀初中。
施昕更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所以更加努力學習。1926年中學畢業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半工半讀。
1929年，浙江省舉辦了規模盛大的杭州西湖臨時博覽會。剛畢業不久的施昕更經人推薦，擔任了歷史展廳的講解師，期間，他接觸了許多文物和礦物標本，眼界大開。正好當時的浙江省政府想利用西湖博覽會的展品，成立永久性的文化機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而施昕更因為在西博會工作出色，得以進入博物館任自然科學部地址礦產組助理干事。
在此后的5、6年間，施昕更潛心研究地質學。到了1936這一年，施昕更參加了杭州古蕩遺址的發掘工作，在對出土的石器進行整理時，發現有幾樣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跟老家良渚一帶盜洞邊散落的器物非常相似。
他隱隱覺得，古蕩與良渚之間應該有莫大的聯系，于是回到良渚兩次進行調查。在一天傍晚，從安溪岳母家回來途經一條沿山小路時候，他撿到了一塊黑色陶片，覺得跟別的陶片不同。第二天再去實地考察，發現這一帶散落的陶片極多，分布又呈現明顯的小區域，好像有先民居住的痕跡。
施昕更繼續調查，終于在1936年的11月3日這一天，于一個狹長型的干涸池底，發現了幾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后來的研究證明，這幾塊陶片，就是發現良渚文明的開始。
但施昕更當時還不知道他有了多么重大的發現。他拿著陶片向館長請教，館長鼓勵他繼續發掘，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這樣，從1936年底開始，施昕更在寒冬里以最低的經費，極少的人力獨立負責了三次發掘工作。
在那個有政府等于沒政府的年代，想做一件這樣有開創性質的工作有多難?施昕更的發掘工作在當地引起震動，一些不明就里的農民以為他在盜墓“自肥”，對發掘工作橫加阻攔，還有的合伙乘夜私盜，毀壞了不少農田，這些都被算在施昕更頭上。
首次發掘有所收獲之后，良渚的黑陶在杭州古玩市場上賣價飆升十倍，古玩商人唆使村民挖掘出售，盜墓之風更加盛行，施昕更本來計劃做長期研究，考慮到局面已經無法控制，只能趕緊做了搶救性發掘。
這三次發掘取得了重大成果，施昕更于是給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寫信，在梁的鼓勵下，將發掘所獲將以整理。施昕更沒有經過科班訓練，沒有專業考古知識，就是憑著一股勁，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從室內整理、撰寫報告到繪制圖幅，差不多全由他一個人來做。
經過半年時間，報告完成，主題為《良渚》，副題為《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初步報告》。
然而正準備交付印廠付印的時候，國難來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登陸， 11月24日，吳興淪陷，12月13日，南京淪陷，日軍分三路南下進攻杭州，12月24日，日軍攻入杭州市區，杭州淪陷。
僅僅1個半月時間，浙江1市17縣大片土地盡喪敵手。
日軍給浙江帶來了深重的苦難，1937年11月5日登陸當天，日軍屠殺金塘村民263人，19日攻陷南潯，屠殺400余人，24日攻陷吳興，屠殺300余人，12月24日杭州淪陷，日軍入城“自由行動”三天，屠殺杭州市民4000多人，700名婦女被奸淫致死，3700多家房屋被燒毀。
杭州失陷，屠殺未止。1938年3月4日，日軍田中有朋大隊包圍余杭縣午潮山，將避難于此的婦女老幼用刺刀相逼、集中起來，把男人押到院子里跪在地上，用重機槍掃射，屠殺400多人。3月26日，日軍再次掃蕩余杭與吳興，屠殺585人。
除了屠殺，日軍還在浙江先后三次大規模使用細菌戰，混雜使用包括鼠疫、霍亂、傷寒、痢疾、白喉、炭疽等細菌，波及7市30個縣，每攻下一處要撤退的時候，或者在村中水井投下細菌，或者強逼戰俘吃下帶有細菌的事物，有拒絕使用的戰俘就活活燒死或者槍殺。受此所害的中國百姓，不計其數。
這樣深重的國難前，哪還有文化人容身的地方，日軍登陸杭州灣后，博物館內遷浙南，杭州淪陷，《良渚》付印中斷，原稿中有部分內容丟失，施昕更邊走邊對報告內容進行補充、撰寫、整理，幾經周折，終于在1938年付印問世。
報告一經發表，立即引發學界關注。而此時的施昕更已在館長推薦下，投筆從戎，到溫州瑞安縣擔任抗日自衛會秘書。不幸因工作辛苦、積勞成疾，于1939年4月患病入院，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溘然長逝，年僅28歲。
同樣令人痛心的是，施昕更費勁辛苦發現的許多文物或因來不及搬遷而毀于戰火，或在輾轉過程中散落遺失了。
春生草木深
翻開施昕更的《良渚》，我們會發現，這不僅僅是一篇專業的考古學報告，而蘊含了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思考，他何以對良渚傾注心血的原因，以及他的心志。
他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上古的祖先，堅忍的開辟了這廣袤的土地，創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們今日追溯過去，應當如何兢兢業業的延續我們民族的生命與光榮的文化呢？”
他認為，自己要通過發掘和研究古跡這種方式，宣揚古代文化，來“健全民族的意識，而發生愛護鄉土的觀念”，激勵更多的人將中國文化“發揚而光大之”。
而探究的方法，不是扎到故紙堆里去，而是走向實踐探索，因為“當此世界學術潮流，一日千里，‘落伍者’，恥辱名詞也。欲洗刷之，則形式皮毛不為功，空口大言不奏效（所謂學術救國等），非至實際之陣線努力不可。”
因為日寇在淪陷區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宣揚“同文同種”、“中日提攜”，因此施昕更抱定的決心，是“除了軍事上的戰爭，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要進行戰爭”。
在很大程度上，施昕更把他深沉的愿望，寄托在這份報告上，最后的署名，特意標注于他參與抗日的瑞安縣，他寫道，“這份報告，跟隨作者同樣的命運，經歷了許多困苦的歷程……不過科學工作人員必須以最后一課的精神，在烽火連天中繼續我們的工作。”
在報告序言的最后，施昕更希望，有一天等到第二次良渚發掘的時候，他也能在“在焦土瓦堆中，找出敵人暴行的證據，同胞血和淚的遺體，供世界正義的批判。”
可惜，他既沒有看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也沒有看到他的研究光大的那一天，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他死后葬在哪里。
但他的研究在戰火中活了下來。
1959年，夏鼐先生依照按發現地點命名的考古慣例，正式提出“良渚文化”。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發掘，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鉞、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
玉琮象征神權、玉鉞象征軍權、玉璧象征王權，這說明良渚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禮制文化，不是蠻荒的史前文明，是文明的社會。
在此基礎上，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墻。這個大發現標志著良渚文明的確立。
2015年，經多方調查發掘和分析，相關部門確認在良渚古城外圍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著一個由11條壩體共同構成的古代水利系統。
這是世界上最早、規模最大的水利系統, 也是迄今為止被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攔洪水壩系統。專家通過測算發現，其可抵御該地區百年一遇的洪水。
大型水利設施往往涉及復雜的組織機構、人員管理和社會動員，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
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古城遺址獲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國際社會認可。
這是屬于歷史的蝴蝶效應吧，誰能想到，一個小小博物館助理在干涸池底的努力，70年后震蕩出這樣的聲響。
在人類文明的長河里，多少帝國王朝遠去了，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存續至今的原因，除了復雜的內外緣由，還因為我們幸運地擁有許許多多像施昕更這樣默默無聞的人，他們在最危難的年月，把中華文明的火種護在心口，為它而死去。
在《良渚》報告的序言里，施昕更寫道：“中國絕對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的，歷史明明告訴我們，正因為有淵源悠久、博大堅強的文化，所以我們生存在這艱巨偉大的時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來維護來保存我國固有的文化，不使毀損厘毫，才可以使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堅定不拔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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