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去了一趟浙江嘉興，參觀了解那里的“道德講堂”活動。“道德講堂”最早在江蘇常州出現，我曾經寫文介紹評議。兩年多以后，到嘉興走訪，發現這里的“道德講堂”與當年常州的有所不同。常州在各基層設立“道德講堂”，彼此之間沒有隸屬關系。嘉興在基層“道德講堂”的基礎上，設立了“總堂”，這是最大的不同，也有它合理的原因。

　　常州的“道德講堂”雖然也有準備，但主要以身邊的、社會的事情為由頭，由民眾自發地評議，顯得自由隨意些。仿佛朋友、熟人聚會聊天，說說家長里短，有褒有貶。說過就過了，只在大家心里留下痕跡。嘉興“道德講堂”組織性更強，內容準備更精心，并帶有一定的儀式感。因此，“道德講堂”活動如果只是一次性地結束了，顯得有點浪費。所以，“總堂”的出現也就顯得順理成章。基層搞得好的“道德講堂”活動，可以移到“總堂”再辦，也可以到其他“道德講堂”巡回舉辦。仿佛文藝活動先組織基層群眾匯演，好的節目可以到省里乃至首都“調演”。這種方式便于組織得比較成功的“道德講堂”活動向更多人傳播。設在嘉興市圖書館里的“總堂”則定期把基層“道德講堂”好的活動請過來，市民自愿參加，反響和效果都不錯。

　　“道德講堂”從常州到嘉興的這一變化，說明了幾個問題。首先，面對當今社會道德缺失現象，民眾有較高的關注。樂于參與這種活動，說明很多民眾對不道德現象頻現有自發的關切，希望自己能體驗有道德的生活。現在很多地方家庭教會私下里盛行，拋開其他因素，至少說明民眾有自我道德凈化的要求。如果我們不為這種要求提供滿足的方式，其他人必定就會乘虛而入。所以，推廣“道德講堂”的方式是當今中國建設道德社會、培養道德素養的重要實踐，值得認真汲取正反兩方面的教訓。其次，各地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提倡道德的方式上有自己的摸索和創新。如果說常州的“道德講堂”主要針對沒有身份差別的個人，那么，嘉興的“道德講堂”更加突出了行業和集體。例如，嘉興第一人民醫院設立的“道德講堂”里有很多醫護人員應具備的職業道德內容，道德方面的模范、榜樣，大都是國內外醫療行業的著名人物和有突出貢獻者。

　　第三，嘉興對于“道德講堂”的創新也結合了很多企業的需求。現在很多企業都把對員工的宣傳教育作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有的也具有一定的儀式感。因此，嘉興市推行的“道德講堂”的方式，受到不少企業的歡迎，將其融為構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例如，著名食品企業“五芳齋”這項工作就開展得不錯。“五芳齋”認為，做食品，安全第一，要做有良心的食品、有良心的企業，利用“道德講堂”向全體員工和領導推動道德意識、提倡道德行為，有助于企業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但在上海只開了一半，后半段會議在嘉興南湖的一條船上完成。因此，嘉興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之一，“紅船精神”是嘉興的驕傲。基于這樣一種歷史地位，嘉興在推動“道德講堂”時，發展出“總堂”的形式，顯示了當地在全國道德建設上試圖做出更大貢獻的構想。

　　道德一般分為個人道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四個方面。嘉興的“道德講堂”內容上比較突出職業道德，而且增加了儀式感。強化職業道德，采取具有儀式感的形式是有益的。例如，對于醫護人員來說，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歷史悠久的一種儀式。除了醫療行業，教育、媒體、司法等行業，都需要高尚的職業道德。從樹立和宣傳這些行業的職業道德入手，帶動其他三個方面的道德培養，是以點帶面的有效辦法。我以前提出過一個觀點：希望當今教師行業能夠有一種定期且莊嚴的職業儀式。在古代中國，祭拜孔廟是一種崇高的“禮”，也等于是所有教師和讀書人最高的道德禮儀。如今，不光全社會缺乏傳承道德規范的基本禮儀，上述尤其需要道德的特殊職業在道德建設禮儀方面也是一片空白。對于提高道德素養來說，宣傳、教育、學習、自省是一種內在的方式;設立各種儀式，是從外部強化道德規范的有效手段。

　　中國號稱“禮儀之邦”，古人講求的“禮儀”就是在各個生活細節上以外在的方式傳播道德規范。如今，我們在錯誤批判傳統文化的潮流下，傳統禮儀幾乎蕩然無存，這是一種巨大的損失，也是全社會道德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完全恢復古代的“禮儀”未必合適，因此，各地結合當今社會的具體條件，創造和探索適合現代社會的傳播道德儀式，我認為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這個新實踐的過程中，也應該對道德宣傳的生活化、儀式化有所區分。

　　我認為，對于醫療、教育、傳媒、司法等特殊行業，應該設立獨特的強化和傳播職業道德的儀式。我還認為，對于黨員、干部，尤其是一定級別以上的干部，也應該有特殊的道德儀式，使得對于這些人群的道德要求不僅只停留在內心的自覺，而且還有外在的強化。但是，對于普通民眾，宣傳道德規范則應該更加生活化，沒必要有太強烈的儀式，否則就類似宗教了。西方社會從古至今宣傳道德基本上是宗教的專利，這種方式的利弊，本文不展開討論。中國比西方高明，其中之一便是，幾千年來，大眾的道德教育融在生活細節的禮儀中，而非借助宗教。今天，面對中國社會道德缺失的局面，有些人提出要引進國外的宗教，這是一種淺陋的觀點。歷史和現實經驗也告訴我們，國外的宗教在這方面并不很成功。

　　中國幾千年“禮儀之邦”的實踐，對于建設全社會的道德體系是有效的，對于今天也是有很大借鑒意義的。簡單來說，它的核心就是：對于每一個普通人，將道德規范融在具體的生活細節、日常禮儀中，不需要借助宗教化的儀式。例如，古代中國不強制性地要求普通人上教堂、去寺廟，或在家里念經、祈禱。如果有人要這么做，只是自愿，沒有強迫。宗教在古代中國處于輔助地位，不像西方那樣處于主導地位。中國傳統對于社會精英人群，除了日常生活禮儀，還有特殊的儀式，例如文廟、武廟、師道尊嚴等。這些儀式具有一定的宗教感，但本質上還是世俗的。中國傳統文化主張社會精英應該有更高的道德水準和道德要求。精英人群如果能較好地實踐道德，對于普通民眾就是無時無處不在的榜樣。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意思是說，社會上層的道德像風，社會基層的道德像草，草總是隨風而倒。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中國傳統社會道德建設的重點在于精英人群。這也是我多次強調的一個觀點：社會精英應該人人學雷鋒，社會大眾可以自愿。換句話說，只有學雷鋒學得好的人，才可能進入精英階層。

　　中國共產黨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共產黨是無神論，因此，借助宗教來建設道德，不光效果未必有效，而且還與共產黨的基本信念相違背。對于中國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社會，道德建設應更多借鑒中國傳統的世俗方式，而非西方的宗教方式。針對社會精英群體的道德儀式，細節上也應更多借鑒傳統的“禮儀”，而非西方宗教的技巧。對于醫療、教育、傳媒、司法等行業，設計道德儀式的自由度相對大一些。對于不同級別的黨員干部，設計道德儀式可以更多使用張思德、雷鋒、焦裕祿等無數烈士的事跡和形象，還可以采用領袖和普通黨員的道德箴言。

　　此外，道德建設一方面需要正面的“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對負面現象的“破”。這一點不管對民眾還是對精英都同樣適用。民眾家長里短的議論，“人言可畏”某種程度上是樹立道德規范的有效手段。對于黨員干部，研討不道德人物、批評不道德行為，也有助于道德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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