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負數是比零小的數，這顯然與我們的常識相違背。試想，零的本意是什么都沒有，怎么可能有一種存在會是比什么都沒有還小呢？假如一個房間里有6個人，可以從這個房間里走出來8個人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以現在的數學體系，「6－8= －2」這種表述是成立的。這是為什么？
一、符號結構
仔細觀察負數的結構，我們可以發現負數并非是由單一符號構成的，而是由兩個符號合成（比如，「－8」是由「－」和「8」構成），因此它會有拆合之別。所謂拆合之別，即是文字的連讀和拆讀。有時候同一個字組，在連讀和拆讀的不同閱讀方式下會呈現出迥然不同的意義。賤文所要討論的負數，就有這種情況。如「－8」，拆讀是“減8”，連讀則是“負8”，而實際上人們眼前出現的是同一種符號組合。換言之，當「－8」這個符號出現在我們眼前時，會出現邏輯岔口，我們在這個邏輯岔口上如何選擇進入邏輯體系，與如何解讀這兩個符號有關，并與我們最終得到的答案息息相關。而對這個解讀規則的熟悉，我們需要在學校接受一種訓練過程，比如，用括號括起來就理解為負數，前面是數的話，理解為減數等。
準守這個規則老師會給你高分，家長會獎勵你，街坊鄰居也會稱贊你，將來也會有好的工作崗位給你，會有房有車，可以找個心儀的異性。如果不遵守這個規則，老師會給低分，家長會責罰你，街坊鄰居會說你是壞學生，社會也不會把好的工作崗位給你，很難有房有車，異性也會與你保持距離（對于學生來說，老師就是權威，分數就是評價你的標準，而學校是步入社會之前的小演習，學校的運行猶如小社會，它與外面的大社會息息相關。每次考試之后，老師會給學生們一個成績數字排行榜，按數字的大小排列名次，數字大的前幾名是成功者，數字小的落后者是失敗者，成功者會得到老師的稱贊，請他到臺前讓他接受其他學生的羨慕和鼓掌，讓這個學生講講成績高的秘訣。步入社會之后，評估部門會每年統計資產數字排行榜，數字大的前幾名是成功者，而銀行存款的數字小的，就是失敗者。存款數字大的幾位，會到處請到各種場合，讓他接受大眾的羨慕和掌聲，眾人追問，怎么把資產的數字變的那么大——數字化時代，人生意義只在數字的大小）。
那么，這個規則是誰定的？是現在的老師嗎？當然不是，他們也是從這種教育系統中走出來的，然后把已經成型的規則繼續傳給學生而已。那么，誰是原初的制定者呢？如此追問，我們要考察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文化變遷史以及四五百年的西方文化變遷史，愚另有論文專述，限于篇幅只說出結論。這個規則是西方資產階級制定的，而中國的現代教育體系囫圇吞棗的把西方資產階級制定的教育模式接受了下來，然后又希望建設社會主義。想建以天下為公的社會主義，就不能把人家的教育體制生搬硬套過來，而是要化解其毒性之后再銜接到中國社會。不能化解毒性，它當然會在體內不斷發作了。
言歸正傳，“減8”和“負8”是具有兩種不同意義的概念，為什么在科共體構建的符號體系里看起來一摸一樣呢？科學共同體號稱負數是“新發現”的數，果真如此嗎？實際上，負數并非是科共體的“新發現”，在科共體出現之前，任何文明群體都廣泛的使用負數概念，但其他文明群體都為了避免出現混淆而用明顯的標志來區分“減8”和“負8”，唯獨科共體不僅不區別它們的不同，還有意使用了容易產生混淆的方式來標示它們。
《九章算術》第八章：正負術曰：同名相除，異名相益，正無入負之，負無入正之。其異名相除，同名相益，正無入正之，負無入負之。劉徽注：今兩算得失相反，要令正負以名之。正算赤，負算黑。否則以邪正為異。
可見這些問題古人早就談論過，這絕不是什么科學共同體新發現的數。但是古人談論的方式與我們談論的方式不一樣，會用“同異”，“兩算”，“相益”等陰陽辭令，而現在的我們已經和西方人一樣，用絕對概念討論相對概念。比如，現代白話文里只有“溫度”，沒有“涼度”這樣的概念，而溫涼是一對陰陽，也是我們在真實的世界中感覺到的，只有溫，而沒有涼的世界，我們是無法生存的，這種“純溫世界”是一個脫離實際的“抽象世界”。只有加速度，沒有減速度這樣的概念（注意，加速度和加速運動是不一樣的）。只見物體的重量概念，不見物體的輕量概念，而古人論物皆以輕重論之。傳統的重量概念和科學共同體的質量概念的差別也在這里，重量是對兩種物體的輕重關系的描述，而科學共同體的質量概念，是物體自身含有的物質之量，是絕對概念（沒有質量這個絕對概念，整個科學理論體系無法構建）。
“負數是比零小的數”這樣的陳述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為它把絕對概念和相對概念相混淆了。有者有大小，無者無大小，換言之，無和有是不能進行大小對比的，因為無沒有大小，所以無既不比有大，也不比有小（西方數學都是以絕對化概念展開的，比如幾何學里的直線概念，直線定義是無限小寬度，即沒有寬度而有無限大長度的物體）。
是故，“負數是比零小的數，正數是比零大的數，所以所有正數比所有負數大”，這種陳述在數理上是不成立的。那么，它的原型又是什么呢？只有當我們把這里的零理解為“沒有得失”的時候才能理解這種陳述。“我得”不管大小總比沒有得失有“我得”，“我失”不管大小總比沒有得失有“我失”，所以，“我得”比“我失”好——這是每個人在計算得失的時候天然的，本能性的傾向，科學共同體以數的名義，把人的本能性的得失觀暗示給了人們。
科共體會說＋8和8是一樣的，這顯然是在混淆絕對值和相對值，亦即，在混淆客觀數和主觀得失之數，如果我們認為向東走8米和8米是一樣的，那就同樣要認為向西走8米和8米是一樣，甚至向動走8米和向西走8米是一樣的。反過來，為什么科共體不說－8和8是一樣的呢？
－8和8，顯然與大多數人的心理期望相違背，桌子上有8個蘋果（客觀數8）和我擁有8個蘋果（＋8）是一樣的，這很好，怎么就8個呢？多多益善。如果桌子上有8個蘋果（客觀數8）等同于我失去了8個蘋果（－8），壞了，失去8個，能不能少失去點？所以8只能等同于＋8，決不能等同于－8。顯然，現代正負數體制，其實是順著大多數人的主觀欲望擺開的，并通過這種符號體系不斷的把人們的主觀欲望勾出來并放大。
總之，負數絕不是科學共同體的新發現，而是科學共同體把傳統上存在的概念，賦予新的意義，并用新的概念偷換傳統原意，且來混淆是非。
二、民主本義的扭曲
民主的本義是所有權的共有，是說一個組織（企業）或國家的所有權歸于共有（傳統文化的產業模式是“有產者和諧秩序”，既不討論絕對小概念的無產，也不討論絕對大概念的資產）。而資產階級把民主的本義偷換為組織模式，甚至會偷換為選票制。我們到一個私營企業說“我們要以投票的方式選舉誰來當老板”，覺得這樣的可能性有嗎？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說出這個話，我們就會被炒魷魚。投票選出的不過是擺在前面的，幕后老板是不可能讓人們投票選舉的。換言之，通過投票制不可能轉換所有權的歸屬，只不過是換了有限的管理權所有者。現代資本主義是從西方的莊園經濟演化而來，而美國總統類似于莊園里的總管家，而不是莊園主，所以美國總統并不是真實的國家權利掌握者，美國的國家權力掌握在金融寡頭手上。必須要明確的指出這一點，美國政府不是美國的權力中心和行政中心，而是下屬于資本權利的傀儡，如果看不出這一點，人們會誤以為美國的選舉是權力的交接過程，實非。
①美國股份公司章程：總經理任期四年，可以連任一次。
②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總統的任期四年，可以連任一次。
美國總統大選，類似于股份公司選舉總經理。但與普通股份公司選擇總經理的區別在于，普通股份公司一般是由董事會直接選擇總經理，散戶是不參與的，因此，程序相對簡單一些。而美國總統選舉，要加一些貌似有投票權，卻無關大局的投票過程，因此顯得復雜一些。先是由控制董事會(國會)的控股股東們(金融寡頭們)圈定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內初選候選人名單。這是最關鍵環節，散戶是沒有發言權的，因為是由金融寡頭指定的名單，那些反對資本主義或不聽命于金融寡頭的人是不可能出現在名單上的。能夠進入初選名單的，皆為共濟會控制之下的各種協會和團體早就篩選和培養多年的人。比如，老小布什都是共濟會名下的骷髏會成員，而奧巴馬則是共濟會控制的三邊委員會培養的人才。接下來還須兩個程序。一是，黨內選舉，在圈定的候選人中，由兩黨黨員投票選出分別代表民主黨和共和黨參加總統選舉的候選人(為了黨內選舉結果不出意外，還設置了超級代表機制，由黨內大佬掌控，其票數約占總票數的20%)。二是，通知“散戶們”參加“股東大會”，給每個散戶人手一張叫選票的東西，讓“散戶們”從被圈定的候選人中選擇其一為“總經理”。如果操作過程出現了意外的情況（非共濟會成員被選上了），還有最后的步驟。歷史上有兩個非共濟會成員當過總統，林肯和肯尼迪，而這兩個人都遭到了刺殺。
美聯儲歷任主席列表。
Arthur F. Burns (1970 - 1978) 猶太（奧匈裔猶太）
G. William Miller (1978 - 1979) 非猶太（注意只做了1年）
Paul A. Volcker (1979 - 1987) 猶太（德裔猶太）
Alan Greenspan (1987 - 2006) 猶太（奧匈裔猶太）
Ben S. Bernanke (2006 - 至少2014) 猶太（奧匈裔猶太）
美聯儲主席是由猶太人世襲壟斷的，美國人反對政府集權模式的世襲——如朝鮮——實際上是為了自己的資本集權模式的世襲壟斷。他們把自己的資本世襲的事實隱藏于競選制度背后，然后反對別人的政府集權的世襲。
三、雙重定義
愚以為，在與資產階級和漢奸進行輿論戰和話語權的斗爭中，必須要擺脫固有的，借助資產階級的論述模式而沿襲下來的話語體系，而是要創出一種嶄新的，超越但根植于當下語境的新的話語體系，并以這種新的說話方式與資產階級和漢奸進行斗爭。如不然，我們會不斷的被資產階級的強詞奪理和歪理學說糾纏，甚至反被漢奸攻擊。
簡言之，西方資產階級在以對一些詞匯進行雙重定義的方式混淆是非。就像賤文開頭討論的負數概念，同一個符號具有了不同的邏輯岔口，而在這種邏輯岔口中選擇哪個邏輯路線進入文本解讀過程，和文本最終解讀出的怎樣的答案息息相關。比如，我們在使用科學二字的時候，到底是指科學理論還是科學技術？（事實上，科學技術這種說法已經會讓我們陷入邏輯糾纏中，技術前面為什么非要加上科學？西方人會說，科學是西方文化獨有的現象，然后接著會說由于科學在西方誕生，所以西方文化比其他文明先進。如此，把技術的先進和文明的先進對接起來了，于是我們處于文化自卑狀態。但是，西方人的技術進步真的是因為文化上的先進嗎？恰恰相反，愚以為西方人的技術有了突然的提升，正是因為西方體系的野蠻和落后，是因為西方人在欲望和利益的驅使下不斷的進行各種實驗的緣故——技術的進步和理論沒有關系，技術的進步只能通過不斷的實驗和實踐才能提升）
我們在使用民主一詞的時候，到底是指政府集權模式下的民主，還是資本集權模式下的民主？民主本義是把所有權歸于人民，絕不是選舉模式下所有權的個人私有，可是當我們在和資產階級和漢奸共同使用民主一詞的時候，會處于說不明道不清的狀態，使得資產階級和漢奸不斷的強詞奪理，是非越來越難以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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