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日，紀坡民先生與世長辭，享年79歲。

　　紀坡民是山西省武鄉人，1964年就讀于西安空軍工程學院航空機械工程系。文革中挨過整，當過掘進工、采煤工、鉗工、公社書記。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著有《商品社會的世界性法律》《產權與法》《憲政與立國之本》《民法史話》《朝鮮戰爭——決策的博弈》等書，在經濟學、法學、歷史學領域，均有獨特建樹。

　　紀坡民生前，我們和他多次在公共場合相遇，還曾數次到他家中拜訪。最后一次是2022年的8月29日，他邀我們作客，還簽名贈送我們三種著作，并合影留念。　　

　　當時，他仍很健談，表示還有一些著作要寫。我們覺得，他的獨家見聞和記憶，對于后人了解當代史，十分寶貴。但他不滿80歲，便匆匆離世，實在令人惋惜。

　　2012年2月3日，我們和許洋、李楠到他家，采訪了整整一個下午，請他回憶父親紀登奎，他敞開心扉，向我們講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往事。現將他的講述選登如下，以示對紀坡民先生的深切緬懷：

　　紀坡民一席談（之一）

　　紀坡民：歡迎你們來我家。這個院子原來華國鋒住，而后是我父親紀登奎住。我父親去世后，母親居住。我母親去世半年了，國管局將收回了。

　　丁東：聽說，這套住房當時要收華國鋒150元房費，華國鋒交了。讓你們家交150元錢，你母親有意見。有這么回事嗎？

　　紀坡民：我爸剛來北京的時候，收房租150元錢。我媽說：你們都是大干部，我們是小干部，工資低，吵了一架，變成了交30塊錢。華國鋒老實，叫他交150元，他就交了。

　　丁東：你父親曾經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從文革中期到改革開放初期，一直在領導層工作。

　　邢小群：你父親跟毛澤東交往很早吧？

　　紀坡民：我父親在地方工作時，至文化革命前，與毛澤東見面就有十幾次。文革中間到了中央，接觸就多了，開會，匯報工作，個別談話都有。他管的事也多。

　　1979年，我爸提出辭職，鄧小平留他管旅游等方面的事。我爸不大想干。他說，如果讓他管旅游，不兼旅游局局長，為什么？因為做局長要接見外國人，人家問我這事那事，我不好說。我爸管旅游期間，決定了兩件事情：

　　第一，中央所有的療養院全部開放，比如像北戴河的療養院。這樣一來，接待的設施就增加了，不然就不夠。

　　第二，外國人到中國，一般第一站是北京，北京的設施不夠，要蓋一些賓館，又沒有錢，提出搞合資賓館。第一批長城、燕京、建國等八個合資飯店是在他手上辦的。這是我們國家與外國人搞合資搞飯店的開始。需要他決定的事情也很簡單。問題是怎么干，誰也不懂。怎么辦？當時他剛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回來，他就叫大使館跟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聯系，把他們與西方國家搞合資飯店的合同拿過來，然后我們翻譯，比著葫蘆畫瓢，和外國人交涉。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他管農業。三中全會以后就不管了。

　　邢小群：你父親跟陳永貴之間關系怎樣？

　　紀坡民：我爸跟陳永貴關系很好。文革前他一直管農業，那時管農業就是學大寨，跟陳永貴關系就非常密切。1970年“北方農村工作會議”，就是我爸組織的，那次他是第一次主持全國性的會議，北方十二省開這個會，實際上文革期間的農業政策，就是那次會議上定的。他到大寨去，和地方上的人很熟。我那會也在農村工作，我當公社書記時還到大寨去參觀，參觀的時候聽陳永貴介紹情況，他趴在我耳朵上說：我跟你家老漢關系可好了。

　　丁東：你父親主張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保留自留地，陳永貴主張是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有分歧吧。

　　紀坡民：這個事情就涉及到農村改革了，體改委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把我找去，問我爸是什么情況。應該說，農村改革經歷了三個國家領導人，一開始是我爸，后來是王任重，再后來是萬里。我爸管農業的時候，和陳永貴有分歧。陳永貴搞大隊核算，我爸反對。鄧小平對陳永貴特別欣賞，學大寨會議他到場了，對大寨記工分那套贊不絕口。

　　體改委的人問我：你爸啥態度？我說，三中全會時，我爸分管搞農業的兩個文件，討論文件時，談到萬里把地都分了，很有意見，議論紛紛。我爸問他：萬里同志，聽說你們那個地方把地分了，是真的嗎？萬里站起來說：不錯，分了，分了兩個縣，你叫我試試不行嗎？我爸沒吭聲，意思是默許了。我說，這就是我爸當初對安徽模式的態度。三中全會后，他交了權。

　　邢小群：陳永貴對他沒意見？

　　紀坡民：工作上的一些分歧，不影響他們個人關系。大寨原來就沒有自留地，他那個大隊，不到500人，規模比較小。我當公社書記，有的大隊5000人，生產隊400、500人的有得是，所以，大寨在我那個地方就是小隊的規模。體制不完全一樣，這是一。 第二，自留地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沒有，也不完全一樣。

　　1970年，我爸起的是比較積極的作用。文化革命中期，由于很多地方是軍隊掌權，整個社會勢頭比較左，這就波及到農村政策。軍人當了各省革委主任，就要搞大隊所有制等等，全國有這個風，但沒有大搞，我爸在北方農業會議上把這股風剎住了。以生產隊為基礎的所有制不能動。因此，1970年以后，整個農村政策，別的方面偏左，不準做生意，不準趕集，這些事都有，但農村基本體制沒有動。因此文革期間農村沒有大亂。1979年我爸下臺后，我們又說農村的事， 他說：農村問題，我的思想就是農業六十條。我說：你現在覺得三自一包行不行？我爸說：那誰知道，試試看？這是他的原話。

　　1962年的春夏，曾希圣得到毛澤東同意，去搞包產試點。主席說你可以搞試點，可以試一試。試點成功后，曾希圣又說要擴大試點，毛澤東也同意了。所以說，他是征求過主席意見，得到過主席同意的。后來主席變了。主席思想為什么變了？這才是問題所在。毛澤東腦子是不亂的，即：集體為主，困難時期，挽救生產，單干試點。基本體制還是六十條。到1962年的時候，主席就另有想法了。北戴河會議開了一個多月，主要議題是國際問題。康生把共產國際歷史上的東西翻騰出來在會議上跟大家講，牽扯到民族問題，黨中央群情激憤，情緒高漲。主席把國內問題穩住了，中蘇大論戰又要開張了，這時候，對于國內政策，毛澤東估計到另外一種情況：中蘇大論戰可能從黨的關系到國家關系，由文斗到武斗，因此國內的體制不能動，農村人民公社就是這個體制的一部分。給主席提出來，明確主張實行單干的是陳云。陳云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因此我們應該耕者有其田，不叫蔣介石反攻大陸。北戴河會議陳云沒參加。毛澤東到河南調查時，問紀登奎：農村形勢多長時間能恢復？紀登奎說，有三兩年就行了。陳云認為得十幾年。

　　邢小群：毛澤東怎么欣賞您父親，讓他一步步走上來？

　　紀坡民：解放初期，我父親很年輕，27、28歲，在許昌當地委書記，跟毛澤東的接觸也算是運氣。主席建國以后經常南巡，坐上火車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般不到廣東，然后從南昌折回來到上海，華東，轉大圈，一路上就找人談話。我爸正好在許昌工作， 這樣我父親就跟主席認識了，雙方印象都很好。主席認為這個干部：第一有能力，有水平，有見解；第二，說實話。因此，我父親是主席調查研究的一個很合適的對象。以后，主席每次到河南都找他，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前，他說，毛澤東和他個別談話是十三次。

　　丁東：你父親還搞過一段工業？

　　紀坡民：對，解放初期他就是許昌地委書記，1954轉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廠長兼黨委書記，在那兒干了四年。156項，他參與了其中的一項。我爸轉工業就是主席下的命令。主席跟他談話說：登奎同志，你去搞工業吧。我爸說：科學技術我不懂啊。主席說：不懂工業學工業，不懂科學技術學科學技術。我爸說：主席，我文化程度很低，是個小學生啊。主席說：沒有文化就學文化。這樣把他調去了。調去了以后，中宣部專門發了一個文件，讓老干部學文化，學科學技術。50年代，學習氣氛特別好，我正上小學，每天晚上小學校里都有干部們學數理化。我爸不用去學校聽課，他是廠長，就叫了一個工程師到家里給他上課，每天晚上吃了晚飯，從七、八點學到十一、二點。一元二次方程、杠桿原理、數學題，我爸的作業本做了一大摞，可認真了。我爸的文化程度大體上學到高中，工業基礎知識，技術知識相當于技校，管理知識相當于中專，工業上他也算比較內行了。當了四年廠長，一直把那個工廠建成投產，交工驗收，完了他就走了。

　　這事我問過他：你當廠長當得好好的，怎么又調走了？他說，一輩子最喜歡的工作、心情最舒暢的工作，就是當廠長，感覺太好了，天天都能學到新知識，也沒有什么左、右之爭，和沒完沒了的折騰。我爸還是喜歡學新知識。但1958年秋天，主席說：登奎同志，你到地方吧。我就問父親，主席為什么又讓你到地方？我爸說：農村搞亂了，他自己也搞不清了，讓我去當個哨兵，當個偵察兵，偵察情況。

　　丁東：你父親進入省級領導班子是哪年？

　　紀坡民：1963年。主席跟我爸那么熟，給他調工作。我爸一直是地委書記一級。從許昌地委書記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廠長，然后到洛陽地委書記，在這一級干了十三、四年。

　　丁東：他進省級是多少歲？

　　紀坡民：40歲整。任河南省委秘書長、書記處候補書記。實際省委也沒呆幾天，就到商丘救災，任商丘地委代理第一書記。然后是四清工作隊，省四清工作總團團長，在農村蹲點，管全省的事情。然后文化革命開始了，省里亂套了，省委書記劉建勛，一撥撥接待紅衛兵，身體受不了，就叫我爸回來給他當擋箭牌。我爸是八月下旬、九月初回到省委。

　　丁東：“九大”毛澤東提名你父親，心里早就有數了。

　　紀坡民：主席接觸過一些基層工作干部，對基層工作滿意的也有，但是提拔紀到中央來，還不是因為他管工業，管農業這些事情，主要是因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主席選干部就兩條：一條是這個人能正確對待群眾，雖然斗他，但他沒有怨恨情緒；第二，在文化大革命那種亂糟糟的局面中，他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1967年巡視大江南北，一路上見了好多熟人，像陳昌奉見到主席就嚎啕大哭，委屈得不得了，訴說怎么挨批，挨斗，挨打。主席的好幾個熟人都這樣。主席見到我爸說：登奎同志，你怎么樣了？聽說你坐了一百多次“飛機”？我爸說：對。他說：感覺怎么樣？我爸說：大有好處。主席問：“坐飛機”怎么個坐法？我爸就起來給他比劃，揪住胳膊什么的。主席問他：“坐飛機”什么感覺？我爸說：就跟割麥子一樣，腰酸哪。主席很高興：這個干部挨了斗，挨了打，受了委屈，能正確對待。

　　我爸下臺后又批他，說紀登奎欺騙毛主席，說他“坐飛機”坐了一百多次，實際上沒有，就是97次。這是河南的大字報，我自己看到的。

　　丁東：“九大”是毛澤東提名他發言嗎？

　　紀坡民：對。主席叫他發言的，叫他代表革命干部。大會主席團的吳法憲通知我爸，說讓你代表革命領導干部。我爸說：我不是革命領導干部，我是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干部。吳法憲說：那誰是革命干部？我爸說：王效禹、劉格平算革命干部，人家是造反出來的，我是被打倒了，主席把我解放了。在河南的領導干部中，我爸不是造反的。

　　邢小群：他在省委是第幾把手？

　　紀坡民：第八把手，劉建勛是省委第一書記，他是跟著劉建勛的。劉建勛走了以后，文敏生代理第一書記，他又跟著文敏生的。最后他被打倒后，河南叫“打倒劉文紀”，他是跟著兩任省委書記一塊被打倒的。我爸那會年富力強，是壯丁，所以大家都認為他跟前后兩任省委書記特別好，劉建勛跑到北京來了，夠不著了，他就是劉建勛的代理人。

　　丁東：九大上“三個正確對待”的發言完全是您父親自己寫的？

　　紀坡民：我問過他，他說，他自己寫，自己念，沒有審查。吳法憲通知他發言，他說我不能算革命領導，我不發言。最后主席說：就是要你這個解放干部發言。吳法憲跟他講：毛主席的指示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

　　丁東：邱會作回憶錄談到，定政治局班子，一開始提名了王效禹，毛澤東說王效禹不考慮。后來紀登奎和李德生是毛澤東親自加上的。

　　紀登奎和李德生都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地方干部要找一個代表，軍隊干部找一個代表。李德生因為處理“蕪湖事件”，主席很滿意。以后軍隊干部開會，主席就點名說：李德生同志，聽說你處理蕪湖事件處理得不錯，你看看有什么經驗沒有？李德生站起來大喊一聲：大造輿論。說完了以后，大家還等著下面繼續說什么事呢，這只是點了一個題啊。大家都愣住了，這么兩句話就沒了？主席自己接過來了：對嘛，大造輿論，我們革命時候就是從造輿論開始的。安徽武斗打得很厲害，十二軍原來在蘇北駐防，從蘇北調到安徽去解決問題，解決得非常好，因此李德生成為軍隊領導干部的一個典型。

　　丁東：毛澤東提名李德生、紀登奎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對這兩個人也是重用的。

　　紀坡民：主席用人不拘一格，九大以后他們兩個人負擔的工作格外多。有人說，主席用人，第一，用起來就死用，工作給你加負擔，方方面面的事都壓在你頭上，看你的能力；第二，權力大了，捧你的多，看你頭腦發昏不發昏；第三，成為眾矢之的，栽了跟頭以后，看你能不能頂得住，逆境中你是怎么樣的人。三關都過了，你就是好苗子。（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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