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于毛主席反感個人崇拜的史料梳理

　　1966年，毛主席對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做了修改，“把文中‘毛主席的這四篇著作(指紀要中提到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夠我們無產階級用幾百年的了’，改為‘毛主席的這四篇著作，夠我們無產階級用上一個長時期了’。刪去稱《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高峰’、‘解放軍是主席親手締造的’‘高高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等語句”（《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審閱周恩來等報送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關于的決定》和《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毛主席“將文中的‘毛主席’一律改為“毛澤東同‘毛主席的指示’改為‘毛澤東同志的建議’” “刪去‘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句;刪去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句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在‘黨的基層組織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中的‘毛澤東思想’前加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在談到編輯《毛選》第五卷、第六卷時說：“我也沒有寫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閱新華社的電訊稿，批示:“以后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6年，毛主席閱陶鑄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報告說：“中宣部召集首都各報負責人，傳達討論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關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語言的指示。”（《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7年12月29日，毛主席審閱姚文元送審的兩報一刊社論稿，批示:“去掉了幾個浮夸的形容詞，請你們酌定。”“去掉的形容詞包括‘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句中的‘最高水平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7年，七十四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68年1月6日，主席審閱姚文元送審的新聞稿和社論稿，批示:“在兩件中各去掉了幾句不大妥當的話。”“在新聞稿中，刪去‘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在社論稿中，刪去‘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8年，七十五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上述內容可見，毛主席本人是非常反感個人崇拜的。但是如今來看，毛主席的一句話，難道不比一萬句的黨八股、學院風強一萬倍嗎？作為主席的學生仔，我也要堅持堅持我的觀點。主席即使自己不承認一句頂一萬句，但是在我看來，主席一句，比某些大人物一萬句的枯燥乏味、言之無物的空話套話強得多。

　　（2）毛主席對“個人崇拜”也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

　　主席對個人崇拜也不是一棒子打死，作為最徹底的堅持辯證法的偉大導師，主席對個人崇拜的看法也是“一分為二”。例如，主席對斯諾講：“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70年，七十七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可見，毛主席在探索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過程中，由于面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阻力，面臨內部存在了三千多年的、遠遠多于歐美地區的封建主義“官本位”習慣（群眾不敢反抗壓迫、人民不敢當家作主、“官大一級壓死人”）勢力，為了做最困難準備，實事求是地尊重了群眾的斗爭熱情，決定做群眾的后盾、全力支持群眾“借鐘馗打鬼”。

　　在封建殘余遠遠濃厚于歐美的中國，讓群眾沖破三千多年的“封建官本位“思想、敢于在沒被逼到絕境的時候受到了欺壓就積極地反抗壓迫、敢于充分地自己起來自覺捍衛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破除舊習慣腐蝕下的極端嚴重的“心理障礙”，這是整個人類歷史都前所未有的難題！殺牛非殺雞，焉能不用牛刀？！如果不這樣做，群眾想：“絕對支持我們前所未有的熱情的力量，不是最堅實的后盾，也會鼓勵錯、支持錯，那么如果這次支持我們這樣做就是一個錯誤的話該怎么辦？反正我們本來就怕‘當官的’，那還是不行動了吧！（這樣，人民群眾由于沒有最堅實的后盾，他們前所未有的熱情就取消了，進而繼續被官官相護的變質勢力壓迫了。）”如果變質分子再加以宣傳說：“你們懂什么？反正支持你們的力量所堅持的也不對、也有錯。那么你們就各盡其職去吧，別管我！你是領導還是我是領導？數千年一直是當官的管不當官的！你算老幾？”群眾前所未有的敢于自覺捍衛自己當家做主權利是熱情還沒充分鼓起來就被打下去，陣地最終丟失——這才是最危險的！

　　先最大限度地讓群眾有自覺捍衛自己當家做主權利的熱情，從沒有這樣的行動熱情到有了這樣的熱情行動，這是“1”；之后，在群眾已經行動起來的情況下，再想辦法引導群眾獲得更正確認識，則是“1”之后的“0”。

　　所以主席說：“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只有這樣，才能抵制住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才能充分支持黨和群眾進行全社會性的反壓迫、反腐朽力量的斗爭實踐，才能最大限度的打擊極其強大的舊習慣勢力，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群眾反壓迫的捍衛自己當家作主權力的熱情。這是對壓迫勢力、腐朽勢力做最大打擊的革命鐵拳！殺牛，就應該用牛刀，不能用雞刀！

　　（3）根據實際情況引導群眾向更高階段進步

　　在尊重群眾斗爭熱情同時，毛主席也沒有放棄對認識問題加以糾正。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講話雖然只字未提無產階級的大規模民主實踐和群眾運動，雖然僅僅是談了預防政權變質和支持毛主席所講的上層建筑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但是他對毛主席的評價和當時群眾對毛主席的高度評價是一樣的。毛主席精準看出這些評價存在認識問題。于是，毛主席決定尊重群眾斗爭熱情同時對林彪進行思想糾正。

　　1966年7月11日下午、12日上午，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同周恩來、王任重談話，并給他們看了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王任重1966年7月13日日記記載: “11日總理來，下午到主席處談了三個小時，12日上午9時又到主席處談了二個小時。主席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不贊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贊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實際上林彪答應修改的這個講話比布哈林曾經在《真理報》公開發表的修正主義文章要干凈的多。毛主席眼光敏銳，所以極其精準的看出了其中的認識問題。——引者注。），這是強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強加于人。”)周恩來建議找林彪談談，毛澤東表示同意。十四日，周恩來到大連同林彪談話，轉達了毛澤東這封信中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北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講話。”（《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上，主席遵守共產黨人一脈相承的民主集中制紀律，既然中央多數通過要發的講話，就批準下發；行動上，主席堅持遵守黨的紀律和群眾的熱情同時糾正林彪的認識問題。這是毛主席天衣無縫的安排！

　　這里要說明的是，毛主席探索防修防變的實踐，不是簡簡單單的在中央核心層內部解決一個或幾個機會主義者那么簡單。對瞿李王的斗爭、對高饒的斗爭、對小農路線的斗爭，毛主席分別采取了反對教條主義又反對經驗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又反對修正主義、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又反對“左”傾“一平二調”就解決了。這種方法，主席多次運用，再熟悉不過。但是，如果把這種方法套用在防修反修實踐之中，是治標不治本的。上邊干凈了，下邊還有吸血鬼之間的官官相護，群眾照樣難以充分實現當家作主。全社會性的實踐探索，需要最大限度地沖破前所未有的三千多年封建主義官本位阻力、前所未有地調動群眾敢于自己解放自己的熱情。

　　毛主席的這一思路和馬列是一致的。列寧說：“在1870年9月9日的那個著名的國際通告中，馬克思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舉行不適時的起義（因當時群眾對形勢的唯心的估量。——引者注。），但當起義還是發生了的時候（1871 年），馬克思卻十分喜悅歡迎群眾‘沖天’的革命首創精神（也就是前所未有的法國人民群眾自覺反抗壓迫的熱情。——引者注。）（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列寧：《卡爾.馬克思》）

　　當群眾已經充分調動起了自覺捍衛自己當家作主權力、打破變質干部之間“官官相護”的熱情（這是“1”，是“從無到有”），真的充分的自覺起來并有了一定成績之后，主席也對群眾做了科學、及時的引導（這是“1”后面的“0”）。所以，毛主席閱準備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印發的六月二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時候，看到 “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后，毛主席明確提出：“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6年，七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當群眾敢于主動起來為了捍衛自己當家作主權力而斗爭了，主席就開始逐漸引導群眾用更是實事求是的辦法來捍衛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了。這也可見當時主席對斗爭環節有很精準的把握。

　　這里也可見毛主席掌握著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群眾起來之前，毛主席對他們的過火熱情表示尊重和支持；群眾起來之后，毛主席決定減少“鐘馗”的作用、糾正群眾的認識問題，向群眾表達自己的態度，告訴他們不能把自己的每句話做行動準則，告訴他們只能遵循正確的領導，必須抵制錯誤的領導。毛主席很精準的強調，群眾的這一認識問題如果不糾正，就會產生對他自己的盲目服從。這是這一認識問題帶來的唯一消極影響。所以，毛主席在群眾已經有了一定的空前自覺捍衛自己當家做主權利的熱情之后，就第一時間引導群眾克服這一認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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