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帝國主義侵略、注意帝國主義的間諜活動、做好和帝國主義打大仗的準備，這是毛主席建國以來一直堅持的。毛主席在建國初期就教導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國防”“嚴防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和其他反動破壞分子的陰謀活動”（《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3年，六十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不僅如此，針對臺灣問題，針對美帝和蔣介石的囂張挑釁，毛主席還提出要加強全國人民的警惕，并以此提升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斗爭能力。在主席指示下鄧小平起草的致周恩來電報中提到：“提出這個任務（也就是針對臺灣問題和美帝國主義的斗爭。——引者注。）的作用，不僅在于擊破美蔣軍事條約，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警惕心，從而激發人民的熱情，以推動國家建設任務的完成，并且可以利用這個斗爭來加強我們的國防力量，學會海上斗爭的本領。”（《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4年，六十一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毛主席還作著“打大仗”的準備。主席講：“我們要準備著。我們沒有原子彈，不想打，蘇聯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國主義丟下原子彈來了，我們準備打……我們認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當然，我們不是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要準備突然事變，但我們決不先打第一槍。”（《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帝國主義不僅有間諜手段，而且喜歡對我們進行戰爭威脅。身經百戰的毛主席無疑非常清楚：在準備打大仗的時候，也要提防帝國主義間諜。這也就是主席講的捍衛和平、“保護生產力”（《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這無疑是對帝國主義進行的國際階級斗爭。

　　對于帝國主義的威脅，主席是極其清楚的。所以在修改八大報告稿的時候，主席指出，帝國主義“還會要壓迫一切他們（帝國主義。——引者注。）可能壓迫的地方，決不會輕易放手。爆發戰爭的原素，即壟斷資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以，在會見拉丁美洲十一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的時候，主席也和他們講：“美帝國主義是你們的對頭，也是我們的對頭，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對頭。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主義。全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在各個地方砍斷它的手。”（《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當時主席對帝國主義極其警惕，而且高度重視國際階級斗爭。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帝國主義的威脅，正是由于1956年美蔣的瘋狂挑釁以及蘇聯當時對我們的拉攏態度，我們很有必要實行聯蘇抗美策略。所以當時毛主席會見國外領導人的談話很注意和蘇聯當時的說法保持一定的一致性，這是完全必要的——就像在抗日時期和蔣介石搞統一戰線一個道理。共和國生存是當時的第一要務！

　　還要澄清一個事實。毛主席當時對斯大林做的戰略性定調，和蘇聯是有溝通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的第二天，米高揚訪華，主席就和他以及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講清楚了這個問題。而且后來赫魯曉夫也是比較支持的。毛主席也非常清楚，不片面打到斯大林，對蘇修自身也有利，尤金和米高揚這些蘇修高官也不是赫魯曉夫那樣無知的傻瓜——蘇修集體一定會對這樣求之不得的建議予以采納。“關于斯大林問題,我們在1956年兩篇文章里全面講了；后來蘇共中央做了一個決議,也基本上糾正赫魯曉夫的片面性。而且赫魯曉夫自己也講,如果講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就是斯大林主義分子。他在個別場合、個別談話中間也講過這個話。”（吳冷西：《十年論戰》）可見蘇修當時還是選擇舉著斯的旗復辟資本主義。

　　后來中蘇決裂，主要原因則是赫魯曉夫要侵略我國、搞“聯合艦隊”，而不是由于對人物的評價或者理論認識分歧。主席是一個務實、理智、精明的政治戰略家，而不是一個耍書生意氣、理論意氣、因為理論問題或者人物評價問題才在大國外交中和別國領導人吵嘴的秀才。

　　上述內容可見，毛主席一直堅決堅持用各種手段對抗帝國主義，應對其間諜、準備和他們打大仗。毛主席對于帝國主義斗爭策略認識的深化、開創反“和平演變”戰略，則是在1959年初閱讀了杜勒斯關于“和平演變”的講話之后。這要從之前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斗爭史說起。

　　起初，帝國主義主要以暴力的手段去“圍剿”社會主義國家，例如武裝干涉蘇俄內政、搞間諜活動。所以，列寧強調國際資本的危險性。1938年蘇聯成功鎮壓了富農階級以后，盡管斯大林誤認為已經消滅了國內剝削階級余孽，犯了忽視國內舊上層建筑以及小生產勢力就會帶來對抗性的階級矛盾的錯誤，但是對國際資本主義的警惕還是有的。1939年，面對有人提出是不是需要“取消國家專政職能”，斯大林認為“他們忽視了資本主義的包圍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種種危險的事實。從這些問題中，不僅可以看出他們低估了資本主義包圍的事實，而且還可以看出他們低估了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機關派遣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到我們國家里來、并力圖尋找時機對我國實行武裝侵犯的作用和意義;從這些問題中，同樣可以看出他們也低估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及其軍事機關、懲罰機關和偵察機關是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免受外來侵犯所必需的那種作用和意義。”（《斯大林選集（下）》，第465頁）

　　只把專政對象定義為外敵，忽視小生產無時無刻不帶來兩極分化、忽視對國內舊思想舊習慣上層建筑殘余進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疑是片面的。但是反帝也是正確的。

　　由于蘇聯肅反比較大量的清除了法西斯德國間諜（盡管出現了擴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法西斯戰敗、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帝國主義領導的聯合國軍戰敗，以及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偉大勝利，帝國主義發現——安插間諜、開展侵略戰爭……玩這些硬的玩不起了！社會主義國家太能打，那就主要來軟的。于是，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用軟實力、和平的方式腐化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其他資本主義的民族獨立國家，使這些不附庸于西方世界的國家全盤西化！

　　對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毛主席的反應是最早而且最敏銳的。那時的蘇聯也已經自發地蛻變為官僚資產階級專制的帝國主義國家，但是由于其還是民族獨立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像歐洲那樣基本上就是美帝國主義的附庸，所以美帝國主義也沒有放棄對其進行全盤西化的“演變”。

　　1959年，主席找了幾個杜勒斯的講話文件。他對他的戰友們說：“杜勒斯的路線，在他在世的時候就有了。比如他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基本上我們希望果然蘇聯世界內部起變化。’這個所謂蘇聯世界，并不是講蘇聯一個國家，而是指社會主義陣營……他在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另一次發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看來，冷戰全部結束，對他們是不利的。還是這次演說，他說‘要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和正義。他又說‘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并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這是杜勒斯的演說，你們看一看。”（《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之后，王稼祥說:“赫魯曉夫在十一月七日那個宴會上說，冷戰已經結束，實力地位政策已經結束。他這個政策是個危險的政策。”毛主席極其敏銳的指出，這時“麻痹無產階級，粉飾資產階級。”王稼祥說:“《紐約時報》十一月三日發表的一篇短評說，赫魯曉夫的講演談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反對列寧的靈活的外交政策時所犯的錯誤，這是指中國黨而言的。”毛主席說:“他現在假借列寧的名義，假借列寧的所謂靈活，把鋒芒去掉。列寧是有鋒芒的、有靈活的呀。蘇聯這個社會，出了一層高薪分子，赫魯曉夫反映的是這些人的思想。”（《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對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的警惕、對赫魯曉夫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實質一針見血的指出……無一不展現了毛主席作為大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和敏銳的判斷能力。

　　可以說，這時，毛主席就開創了反“和平演變”的戰略，并和他的思想上政治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緊密結合了起來。毛澤東無疑是反“和平演變”戰略的開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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