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人問題歸根結底是國家人才培養和教育問題。知識分子是國家治理工作不能離開的重要人才來源，但其脫離實際而又十分自我的心態則使他們在因見識卓越被納入政壇的同時，也帶來對事業有極大破壞作用的“王明式”的空談，而這樣的悖論又為尤其是建國之初的政治家所糾結。

　　在利用這類知識人方面，古今政治家也有不少嘗試。比如孔丘任魯國大司寇后七日殺以言“亂政者”少正卯[1]、秦始皇“焚書坑儒”、曹操殺楊修等，其手段最極端的大概就數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對付這類不成熟的干部和脫離實際而又自視精英的知識分子采取的辦法就是“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2]。以至洪武七年（1374年）便有人抗議：“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免者百無一二。”[3] 即使這樣，朱元璋也沒有因此而解決培養合格接班人的問題。

　　毛澤東在建國之初也面臨著讓朱元璋同樣糾結的“知識分子問題”。但與朱元璋不同，毛澤東本人就是學生出身，早期學生運動的成敗以及他自身從知識分子到成熟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轉變經歷，使他對知識分子的優點缺點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缺點，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體驗和認識。1939年12月9日，毛澤東在《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一文中說：

　　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只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跟工人、農民結合，就不會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業的；同樣，在革命隊伍里要是沒有知識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業的。[4]　　

　　建國初，毛澤東開始思考利用和改造相結合的知識分子政策。1950年12月29日，毛澤東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題詞：“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5] 這實際上提出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有一個再學習即向人民學習的新任務。1957年，毛澤東向全黨提出造就社會主義新型知識分子的任務。3月12日，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八個問題，第一是關于形勢，第二、第三、第四講的都是知識分子問題。毛澤東說：

　　如果在今后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內，在我們的知識分子中間，能夠有比較多的人通過工作和生活的實踐，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生產的實踐、科學的實踐，懂得比較多的馬克思主義，這樣就好了。

　　沒有知識分子，我們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好好地團結他們。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的工作是為人民服務的，也就是為工人農民服務的。知識分子又是教育者。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知識分子如果不把自己頭腦里的不恰當的東西去掉，就不能擔負起教育別人的任務。

　　知識分子既然要為工農群眾服務，那就首先必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知識分子如果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們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們從書本上學來的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己的東西。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6]

　　10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任務。他說：“一個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是不行的。無產階級專政要造成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7] 但在1958年“大鳴、大放”自由表達意見的氛圍中，知識分子脫離實際而又自陷“處士橫議”式清談的缺點展露無遺，以致造成至今仍令文化人不能釋懷的“反右”運動。毛澤東也明白僅靠運動式的“反右”、遑論朱皇帝“白刃不相饒”的方式并不能避免中國再陷明朝舊轍。為國家長治久安，毛澤東認為在利用知識分子的長處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即利用和改造并重是可行的方式。最終毛澤東指出了一條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道路，這就是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相結合，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道路。　　

　　195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和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問題說：

　　教育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幾千年來，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與勞動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是一個革命。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一條是黨的領導，還有一條是群眾路線，中心問題是教育與勞動相結合。……老讀書，實在不是一種辦法。書就是一些觀念形態，人家寫的，讓這些沒有經驗的娃娃來讀，凈搞意識形態，別的東西看不到。如果是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校有農場，人民公社辦學校，勤工儉學、或者半工半讀，學習和勞動就結合起來了。[8]

　　1963年，毛澤東在武昌同越南勞動黨代表團談話時說：

　　“干部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參加勞動，干部參加勞動，是保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也要出修正主義。”[9]　　

　　1964年2月，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澤東總結宋明以來的亡國教訓說“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10]。他為此要求“教育革命”，認為：“知識青年人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 4月21日，毛澤東在南昌對當時的負責同志說：“死讀書本，不從事工、農、商、學、兵的實際工作，造就不了人才。”[12] 而“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有什么用。”[13] 赫魯曉夫上臺后的胡來，讓毛澤東對中國未來國家接班人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他擔憂未來的中國會陷入北宋那種靠“誦文書，習程課”就能入仕、或蘇聯那種靠赫魯曉夫式的機會主義就能晉升領導高層的干部制度。值得體會的是，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14]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同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談話時再次重復自己的看法，他說：“很多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我們包下來了。他們看不起工農群眾，看不起工農出身的人。我們還得用他們，不用他們，我們的報紙就出不了，廣播也播不出去。文學界、藝術界，也是他們的人多。全部改變要用很長的時間。”[15] 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知識分子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16]，其目的就是要防止遠如大宋、近如蘇聯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注釋：

　　[1] 少正卯（?～前496），中國春秋時期魯國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辯，是魯國的著名人物，被稱為“聞人”。少正卯和孔丘都開辦私學，招收學生。魯定公14年，孔丘任魯國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7日就把少正卯處死，曝尸三日。

　　[2] “太素抗直不屈，屢瀕于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報首，即續韻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圣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御史，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后竟坐法死。”《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3]《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傳》，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新唐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8頁。

　　[4] 毛澤東：《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頁。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頁。

　　[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頁。

　　[1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

　　[1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頁。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頁。

　　[14]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16] 毛澤東：《關于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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