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是人民軍隊的命脈。在長期革命戰爭和人民軍隊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十分重視紀律建設，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建立了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基本內容的紀律體系，并圍繞軍隊紀律建設作出一系列重要論斷。這些內容具有歷久彌新的時代價值，對新時代強軍興軍實踐，持續加強軍隊紀律建設有著現實指導意義。

　　一、關于地位作用——強調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闡明了紀律保證方向、關乎勝利的內在邏輯

　　1948年，解放戰爭形勢向著有利于人民解放軍的方向迅速發展。為迎接中國革命全面勝利的到來，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高度一致，毛澤東明確提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作出加強紀律性是黨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環的戰略部署。“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紀律與政治路線、紀律與中心任務、紀律與革命勝利的辯證關系，鮮明指出了紀律對黨和軍隊建設的重要支撐作用，貫穿體現于毛澤東管黨治軍的生動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蘊含著靠紀律保證路線執行的政治考量。毛澤東始終從政治和全局上加強軍隊紀律建設，早在人民軍隊初創時期就敏銳意識到，“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明確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集中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錯誤思想，從政治和組織上明確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斗爭”。后又在 1941年 9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闡述“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把紀律的功能作用提高到新的歷史高度。我軍作為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和制度，以嚴格的紀律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軍隊貫徹執行，確保部隊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二）蘊含著內因起決定作用的哲學思維。唯物辯證法認為，內因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源泉，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蘊含著毛澤東從黨和軍隊自身抓起，以強化全黨全軍的組織紀律性，為爭取全國范圍內的革命勝利創造最重要內部條件的深層次思考擘畫。1948年 9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起草通知時提到，“由于我黨我軍在過去長時期內是處于被敵人分割的、游擊戰爭的并且是農村的環境之下”，使得“各地方黨的和軍事的領導機關保持著很大的自治權”，這在客觀上造成一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傾向。面對新的形勢任務，1948年 1月 7日，毛澤東以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為抓手，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全面加強黨和軍隊紀律建設，克服黨內軍內存在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特別是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對各項工作的請示和報告作出詳細規定，有力保證了全黨全軍執行政策的完全統一和軍事計劃的順利實施。

　　（三）蘊含著軍令暢通、軍令歸一的制勝之道。“軍隊要有統一的領導和紀律，才能戰勝敵人”，這是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從戰火中得出的顛撲不破的真理。革命戰爭年代，我軍從一個個分散的根據地、解放區匯聚起來，始終團結如一人，贏得一個又一個勝利，嚴明的紀律是重要保證。淮海戰役前，毛澤東明確要求部隊做好有關這一戰役的充分的準備工作，加強紀律建設，“統一作戰意志，調整內部關系”。在毛澤東的領導和親自推動下，華野內部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從根本上增進了團結統一。淮海戰役的輝煌戰果以及戰役期間我軍各部隊緊密無間的配合支援，充分印證了紀律對于保障戰場勝利的無可替代的作用。反觀國民黨軍隊，之所以迅速走向崩潰，紀律廢弛、各自為戰是一個突出原因。

　　毛澤東關于“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論斷啟示我們：必須始終緊緊扭住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個建軍之本、強軍之魂，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持續深化政治整訓，做細做實政治監督，確保黨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牢牢掌握部隊；必須深刻理解把握兵權貴一、軍令歸一的鐵律，把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作為最高政治要求來遵守、最高政治紀律來維護，以嚴正綱紀確保部隊忠誠維護核心、堅決聽從指揮；必須著力濃厚黨內原則風氣，大力倡導和堅決維護建立在紀律和原則基礎上的團結，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有力武器，堅決反對和糾治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好人主義等各種不良傾向，以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保證強大的凝聚力、戰斗力。

　　二、關于基本內容——提出“要像‘王者之師’那樣，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奠定了我軍紀律體系的基石

　　1944年 11月，毛澤東出席八路軍南下支隊舉行的誓師大會時指出，“要像‘王者之師’那樣，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真正做到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紀律嚴明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也是人民軍隊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無往而不勝的重要法寶和經驗總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毛澤東從紀律層面鍛造新型人民軍隊的歷史創造，為構建人民軍隊紀律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從井岡山時期初步創立“三大紀律”，又提出“六項注意”，繼而發展為“八項注意”，到解放戰爭時期親自審改修訂，再到新中國成立后多次要求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戰士、教育干部、教育黨員和教育群眾，充分說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毛澤東心中分量之重。我軍紀律建設和軍事制度建設的實踐充分證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具有永恒歷史價值和強大生命力。

　　（一）涵蓋我軍紀律建設主要內容。“三大紀律”之中，“一切行動聽指揮”，實質上以制度的形式規定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既是軍事紀律更是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反映了我軍性質宗旨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立場態度，是群眾紀律的集中體現；“一切繳獲要歸公”，體現了廉潔軍隊的本色作風，是財經紀律也是廉潔紀律。“八項注意”之中，也包括群眾紀律、宣傳紀律、戰場紀律和生活紀律等各個方面的要求，如“借東西要還”“說話和氣”“不虐待俘虜”“不損壞莊稼”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字數雖然不多，但內涵十分豐富，已基本涵蓋了如今黨的六大紀律和軍隊紀律條令規定的主體內容，為軍隊紀律體系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貫徹體現鮮明的問題導向。“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每一條都是針對當時紅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而制定的，都是革命斗爭實踐的產物。從具體條文表述看，也曾根據革命形勢發展，不斷作出調整和修改完善。1928年后，隨著土地革命的開展，軍隊籌措資金的來源和方法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單單依賴打土豪，于是把“打土豪要歸公”改成“籌款要歸公”，后又根據工作需要發展為“一切繳獲要歸公”；1929年，紅軍入贛閩邊境，在新泉整訓時，戰士們經常在河邊洗澡，應當地鄉俗，又適時把“洗澡避女人”增入到六項注意；抗日戰爭時期，為團結抗日，以及為貫徹瓦解敵軍策略、展開政治攻勢等原因，增加了服從抗日救國綱領、不殺俘虜、不搜俘虜腰包等內容。從這些修改變化中，可以清晰看到我軍紀律發展的歷史軌跡，也說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從實踐中來的，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三）具有通俗易懂、便于傳播的特點。毛澤東最初制定“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每一條都簡明扼要、直截了當，戰士和群眾一聽就懂。1929年以后，毛澤東把“不拿個人農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種提法更加生動形象。為了讓紀律更加深入人心，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組織傳唱《紅軍紀律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譜上了曲，廣為傳唱，有力塑造了紅軍紀律嚴明的良好形象。1947年，由于解放戰爭對人民軍隊的政治紀律、軍事紀律和群眾紀律提出了更高要求，毛澤東在審改修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前，專門征求各戰略區意見，一個重要修改標準就是“簡單明了”，最終確定的內容僅 61個字，簡潔、通俗、易記，體現出短而精的文風。1961年，毛澤東指示胡喬木參照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起草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審閱了胡喬木報送的初稿后批示，“太復雜”，“使人難記”，并親自參與討論，制定出簡化后的修改稿。可見，貫穿毛澤東關于紀律制定的重要原則和一貫要求就是精要簡明、好記好用。

　　毛澤東關于“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論斷啟示我們：紀律規章不在多而在精，必須強化系統觀念，堅持頂層設計、體系配套，緊緊扭住根本性、關鍵性問題，編密扎緊制度籠子；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從部隊問題易發多發頻發的部位和環節入手，緊盯具體問題制定好操作、易執行的法規條文，切實管好關鍵人、管到關鍵處、管住關鍵事、管在關鍵時；必須堅持長久立、管長遠，保持法規制度的歷史延續性和相對穩定性，防止脫離歷史和實際朝令夕改，不斷提升法規制度制定綜合效益。

　　三、關于本質特征——明確“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秋毫無犯的紀律”，指出了人民軍隊力量所在、優勢所在

　　1937年 10月，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講到，我軍紀律是“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秋毫無犯的紀律”，指出了紀律嚴明的重要性，并強調這是軍隊在抗日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必需條件之一，軍隊必須“有威權的以自覺為基礎的軍事紀律”。這深刻闡明了我軍紀律與其他一切剝削階級軍隊紀律有著本質的不同，集中體現了我軍性質宗旨，揭示了我軍來自人民、為了人民，始終與人民血肉相連、生死與共的制勝之本、力量之源。

　　（一）自覺的紀律源自政治上的高度認同。毛澤東深刻指出，我們黨的抗日主力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紅軍初創時期，針對還沒有完全清除的軍閥作風、流寇思想，毛澤東提出官兵一致重要原則，把政治上平等和廢除肉刑、禁止打罵確定為處理軍隊內部關系的準則，實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紅軍官兵因而“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解放戰爭時期，部隊普遍開展訴苦運動，控訴舊軍隊壓迫人民之苦，成百萬的國民黨軍隊俘虜兵經過改造，轉變為革命戰士，昨天還在敵軍陣營里貪生怕死、今天卻在革命隊伍里舍生忘死。正是有了高度的覺悟和自覺的紀律，人民軍隊才能無往而不勝。

　　（二）對人民秋毫無犯才能贏得人民支持。秋毫無犯是群眾紀律的深刻表達，就是要堅決維護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毛澤東為人民軍隊打造鐵的紀律，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他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明確指出，“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要求紅軍嚴格遵守革命紀律，以實際行動教育群眾，取得群眾的信賴。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深刻指出，“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遼西戰役時，我軍在錦州不吃老百姓一個蘋果；解放上海時，官兵不住民宅而露宿街頭，都成為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生動寫照。正是我軍始終堅持人民利益至上，恪守群眾紀律，才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廣泛支持，擁有了“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堅強底氣。

　　（三）加強紀律性的根本途徑在于教育。毛澤東十分注重軍隊的紀律教育，認為教育是實現紀律自覺的必要條件。1930年 5月，毛澤東在指導部隊貫徹古田會議決議時，針對紅四軍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說服教育重于懲罰的原則，指出“我們的戰士是最懂得道理的人，只要把道理講清，他們就會自覺地遵守紀律，勇往直前，所向無敵”。1934年 1月，他在《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一文中指出，“要從政治教育去提高紅軍的自覺的紀律，使他們明白這是保證戰爭勝利的重要武器”。隨著革命斗爭形勢的發展，毛澤東對開展紀律教育的要求越來越具體。1946年７月，針對有部隊在收復和解放大中城市時發生破壞紀律之事，毛澤東強調：“任何部隊，在每一次行動前，必須進行一次公開的全體的紀律教育”，“使一切指戰員遵守政治紀律，給人民以良好影響”，要求“各部隊首長責成政治機關對此予以檢討”。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強調部隊要加強紀律教育，特別是經常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使官兵養成紀律自覺。

　　毛澤東關于“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秋毫無犯的紀律”的論斷啟示我們：加強紀律教育是紀律建設的基礎工程，必須堅持思想領先、政治引領，堅持說服教育、啟發自覺，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斷提高紀律教育針對性有效性；必須持續深化理論武裝，堅持不懈用黨的理論創新最新成果凝心鑄魂，深扎對黨絕對忠誠的思想根子，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必須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將紀律教育與理想信念教育、黨史軍史和光榮傳統教育、廉潔文化建設等貫通起來，站穩根本立場，強固理想信念，形成高度的紀律自覺。

　　四、關于紀律執行——要求 “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揭示了管黨治軍務必從嚴的鐵律

　　從嚴執紀是毛澤東管黨治軍的重要經驗，也是我們黨和軍隊紀律建設的鮮明標識。1937年，紅軍抗日軍政大學干部黃克功因逼婚不成槍殺陜北公學女學員劉茜被判處極刑。毛澤東針對一些人的求情，專門致信審判長雷經天，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表明了嚴格執紀、嚴明紀律的堅定決心意志。黃克功案是我黨我軍歷史上從嚴執紀的典型案例，是黨在局部執政條件下交出的合格紀律答卷，此后，“執行更加嚴格的紀律”成為黨和軍隊紀律建設的基本要求。

　　（一）剛性執行鐵的紀律。人民軍隊創建伊始，毛澤東就認為參加這個軍隊的人必須嚴守軍紀和法規、不能散漫，用嚴明的軍紀創造鐵的紅軍。如何嚴明軍紀？毛澤東在理論和實踐上進行了不懈探索。秋收起義后，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陳浩生活腐化，并妄圖叛變革命，毛澤東果斷處置，組織召開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全體軍人大會，公審并處決了陳浩，有力維護了革命紀律的權威性嚴肅性。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嚴肅批評了部隊當時存在的紀律松懈和執行紀律不適當等問題，強調“嚴格地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的報告中形象比喻“孫行者頭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寧論共產黨的紀律說紀律是鐵的，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強調“鐵的紀律就非執行不可”。毛澤東引述“鐵的紀律”這一概念，深刻揭示了我們黨和軍隊在紀律執行上的剛性要求，紀律一旦制定就必須不折不扣執行。

　　（二）紀律面前一律平等、沒有例外。這是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原則在紀律建設中的具體體現。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執行紀律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和例外，否則就會導致“一般地紀律松懈”。他強調指出：“特別在負擔重要工作，沒有人代替他的情況，對他所犯錯誤，往往敷衍下去，不執行紀律。對一人如此，對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紀律一般地放松了。”毛澤東堅持紀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親疏、不論功勞，只要是觸犯了黨紀軍規，就要按照統一的原則和標準處置。延安時期，肖玉璧濫用職權貪污腐化；新中國成立后，劉青山、張子善嚴重貪污盜竊國家資財，均被處以極刑。

　　（三）黨員干部應當模范遵守紀律。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對紀律執行起著風向標作用，領導干部率先垂范，自覺遵守紀律、接受監督，就能起到有力示范帶動作用。延安時期，毛澤東針對張國燾嚴重破壞紀律的行為，重申了“四個服從”的原則和紀律，要求“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同時，他對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作了突出強調，指出“共產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全國革命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西柏坡明確提出“兩個務必”的嚴肅告誡，對高級干部定下“不做壽”“不送禮”等六條規矩，有力推動了全黨全軍的作風和紀律建設。毛澤東身體力行、模范執行黨的紀律和要求，定下“戀親不為親徇私，念舊不為舊謀利，濟親不為親撐腰”的家風家規，為全黨全軍作出了表率、立起了標桿。

　　毛澤東關于“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的論斷啟示我們：紀律的權威和力量在于嚴格的執行，如果有紀律不嚴格執行，比沒有紀律危害還大，必須始終堅持嚴的基調不動搖，全面落實依法治軍、從嚴治軍方針，以嚴明的法治和紀律凝聚鐵的意志、錘煉鐵的作風、鍛造鐵的隊伍；必須保持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和堅定，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反腐，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決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必須堅決維護黨紀軍規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堅持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執行紀律沒有例外，緊緊扭住“關鍵少數”強化監督，督促做到嚴于律己、嚴負其責、嚴管所轄，帶動黨和軍隊各項紀律嚴起來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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