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爾文：并未割袍斷義，再無公開往來

　　——毛主席和“愿結管鮑之誼”的好友羅章龍

　　1915年的夏秋之間，長沙的數所學校門前均出現了一則“征友啟事”：“愿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尋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征友人署名 “二十八劃生”。數“毛澤東”三字筆畫，恰是二十八劃。首批前來應征的就有羅章龍。在經過兩、三個小時促膝長談至臨分手時，毛澤東脫口而出“愿結管鮑之誼”。

　　以后，從新民學會，到“火燒趙家樓”。由青年人唱主角的一場大戲演繹得有聲有色。

　　二人商定，北京陣地由羅章龍獨當一面，毛澤東則返回湖南，一南一北，遙相呼應。

　　在李大釗先生的直接影響下，羅章龍在北京大學積極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參與組建了北京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而毛澤東在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主持了馬克思研究會，創立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二人并肩攜手，羅章龍的身影始終與毛澤東并駕齊驅，印證了毛澤東對他認定之價值。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二人又同為中共創建時的黨員。

　　以后，毛澤東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并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后，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到1928年4月，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斗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

　　與毛澤東有“管鮑之誼”羅章龍則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連續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是中共第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后，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先后組織領導了隴海鐵路、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開灤五礦工人大罷工及京漢鐵路工人總罷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

　　二人均從一介書生轉變成職業革命家。

　　此時，如果二人繼續“管鮑之誼”，一人抓槍桿子，創建紅色政權，一人抓工人運動，不斷擴大共產黨的影響。紅區白區遙相呼應，局面當有大不同。

　　問題首先出在前來應“二十八劃生”征友三個半人中的半個人——李立三。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李立三，錯誤判斷中國形勢，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提出一整套“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要求全國各地準備馬上起義。不久定出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

　　結果所有起義均遭失敗，白區的黨組織也因身份暴露遭到重大損失。

　　羅章龍最初不同意李立三對形勢的判斷，存在和王明聯手形成小宗派的非組織活動，以后又因反對共產國際代表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干涉達到高峰。

　　1931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在來自蘇聯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將王明選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補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取得了中央領導權。

　　為反對米夫和王明，取得領導權，三十余名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在會上，羅章龍作了較長的發言，力主召開緊急會議，取消三中全會的決議，企圖通過召集緊急會議成立臨時中央改變中央領導。

　　“非委”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合法性的聲明、“告全黨同志書”和“致共產國際信”。此時毛澤東已經離開了羅霄山正在為建立后來的中央蘇區四處轉戰。羅章龍在與米夫、王明抗爭的緊急關頭，曾親筆給毛澤東寫信陳情，并派專人將此信及有關文件從上海送往井岡山。遠在江西的毛澤東肯定無法收到有關信函。即使收到也一定不會支持。羅章龍因此被開除出中共。與毛澤東曾南北遙相呼應的“管鮑之誼”也因羅章龍被開除出黨戛然而止。以后成為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直到逝世都未和羅章龍有過任何公開來往。

　　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四中全會這段歷史非常復雜。有些事至今是謎。到現在還有人為羅章龍鳴不平，也情有可原。因為羅章龍作為“非委”書記，所反對的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的代理書記王明，制定了一套比“立三路線”更左的路線。隨米夫去蘇聯前，王明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對內殘酷打擊對外“左”傾冒險的路線。確實給中國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在上海待不住就跑到江西，排擠毛澤東，完全奪去毛澤東的軍權，結果又把江西建立的中央蘇區全部丟光，把三十萬中央紅軍打得只剩十萬人，不得不被迫戰略轉移——進行長征(長征初期的湘江戰役，僅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就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因此用犯下重大錯誤都不能掩飾其過。說犯下大罪可能恰如其分。

　　因此，羅章龍為書記的“非委”行為有合理的成分。以后“非委”大部分成員被國民黨捕殺(著名的“上海龍華案”即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聯五烈士”柔石、胡也頻、李偉森、馮鏗、殷夫)，或被鋤奸隊殺害。也有被捕后叛變投敵者。大部分委員生活曲折、坎坷。他們的遭遇也確實值得同情。羅章龍輾轉逃生，從1934起，在河南大學開始了教學生涯。

　　怎樣看中國共產黨這段極其復雜的歷史，只需要看一下毛澤東怎樣對待共產國際，對待王明、博古、李立三，就能夠理清思路。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宣布加入共產國際，為其下屬一個支部，自愿聽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共產國際對參加者也有強制性紀律約束。如黨名后綴以——“第三國際共產黨支部”;必須遵守第三國際的一切決議;第三國際也有“強迫加入國際共產黨之各黨一律遵行的權利”。

　　對黨員個人和“國際”——黨組織的關系，堅持組織原則是毛澤東終身遵循、從不逾越的根本原則。對共產國際派中國的代表——必然受個人能力、水平限制;對中國的實際情況不了解;所接受的任務中還存在蘇聯至上、反共產主義思想的國家主義成分;能否克服往往取決于個人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很容易犯主觀、教條錯誤。所犯錯誤應由個人承擔。

　　對這些，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始終有理有利有節，有斗爭也有團結，還有暫時的妥協，必要時也會采用臨時的權宜之計。但從未有過公開抵制。

　　另一方面，不能說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例如在中國建黨、為黨提供安全可靠的后方基地、培訓黨的干部，提供部分武器物資支援，在這些方面都有重大貢獻。在長征途中，張國燾搞分裂、成立偽中央，共產國際就明確支持有毛澤東參與領導的中共中央，反對分裂，迫使張國燾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避免了中共中央和中國工農紅軍的公開分裂;在其后毛澤東逐漸掌控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過程中，共產國際也明確表達了對毛澤東的支持。

　　所以，關鍵是如何處理和共產國際的關系，什么人來處理。毛澤東對這一特殊關系處理的十分得當。羅章龍處理得就不好——書生意氣、固執刻板，缺少靈活性。關鍵是把個人意見放在了組織之上，并且一再堅持，終于釀成歷史悲劇。

　　再說博古、王明和李立三。博古(秦邦憲)負責中共中央之時，不過是一個24歲的小伙子，不懂軍事，因盲目聽從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指揮，致使紅軍傷亡慘重。遵義會議后雖然失去了中央負責人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涉及中央紅軍內部利益、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紅四方面軍沖突中，站在毛澤東一邊。和周恩來、葉劍英一起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以后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談判，取得成功。在新四軍組建初期也有功勞。是中共長江局成員，參與領導了武漢會戰期間的抗日宣傳。回到延安后，領導創辦了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他公開承認負總責時期，犯了路線錯誤。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前與大會上檢討說：“我應向黨所負的責任就在于執行了這個路線，而且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毛澤東做工作，使博古當選為中共七大中央委員。直到 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王明(原名陳紹禹)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抗日戰爭開始后，王明又回到國內，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犯有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抗戰初期在武漢任長江局書記時給黨帶來很大損失。1941年后因病長期休息。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宣判了曾統治黨4年、影響黨長達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傾錯誤路線的死刑。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親自提議讓王明繼續擔任中央委員。在44名當選中央委員中，以選票倒數第二當選。“七大”之前，王明主要從事婦女和統戰工作。“七大”以后，中央決定由王明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黨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條文。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問題研究委員會(1948年12月改為法律委員會)，中央仍任命王明為該委員會主任。解放戰爭時期，王明領導該委員會出色完成了制定陜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全國性的憲法草案等工作，還在山西參加過一段時間的土改。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明任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1956年1月30日從北京乘飛機出發，2月1日抵達莫斯科。中央在王明赴蘇時專門派了保健護士、警衛員和保姆，后來又派了兩名針灸大夫赴蘇達半年多，協助蘇聯方面給王明治病。1956年9月召開黨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電王明，希望他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回國參加會議。9月8日，王明回電表示因病無法回國參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團請假。黨中央和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但長期留居蘇聯。以后化名“馬馬維奇”、“波波維奇”撰文歪曲歷史。1971年，他相繼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五十年》、《“整風運動”是“文化革命”的演習》等文章，攻擊中國。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李立三(原名李隆郅)在1930年犯過“立三路線”的錯誤，但不久就認識改正。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接受遠東局和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的批判，并作自我檢查。態度誠懇，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的贊許。

　　1932-1935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1935年，任蘇聯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并主編《救國時報》，對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宣傳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作出了貢獻。7月，出席共產國際“七大”

　　1938年2月23日，因“日特嫌疑”被蘇聯內務部逮捕。

　　1939年11月4日，無罪釋放，仍被共產國際停止黨籍。后在莫斯科外國文學文籍出版局中文部擔任校對，為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作了大量工作。李立三多次申請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均遭蘇聯內務部拒絕。中共“七大”選舉李立三為中央委員。

　　1946年元月，離蘇回國，任軍調部東北3人組成員、首席代表，在哈爾濱與國民黨談判，同美蔣反動派發動內戰陰謀作針鋒相對的斗爭。李立三化名李敏然與國民黨鄭洞國、廖耀湘談判。美國情報機關在報上公布了中共談判代表就是當年赫赫有名的李立三，于是鄭洞國、廖耀湘以同鄉的名義會見李立三。次年5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敵工部、城工部部長等職，爭取滇軍六十軍起義，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東北根據地的開辟、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48年8月1日，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1949年2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深刻檢討自己的歷史錯誤。任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作組織準備工作。

　　1949年10月后，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央人民防空委員會秘書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勞動部部長兼黨組書記，中央政策討論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在組織全國工人階級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6年9月23日，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發言，對過去的錯誤進行了“總清算”，誠懇坦率解剖自己，進行自我批評，受到全會好評，并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8年率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部分干部下工廠調查研究，召開部分省市工交部長會議，提出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領導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管理工業的思想，據此撰寫社論在《人民日報》發表。后毛澤東將其主要內容歸納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定為鞍鋼憲法，為促進中國工業體制的民主化和科學管理作出重要貢獻。1960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是中共四至八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1967年6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以上這些資料主要從網上得來、簡單歸納了王明、博古、李立三的生平。可以看出，這三個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比之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逐步淡出中國政治的羅章龍后半生要更加豐富多彩。其中博古、李立三終其一生，用自己的努力，或多或少地彌補了他們前期的過失，為中國人民做出了一定貢獻。就算是以“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著稱的王明，也多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能夠做到這些，毛澤東主席對共產黨的堅定信仰和純潔的組織原則、光明正大的思想品格，處理政治事務實事求是、既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性的作風，起到關鍵作用。

　　從毛主席對待犯有路線錯誤的王明、博古、李立三的長期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毛主席思想深處長期堅守一條政治底線：允許犯錯誤，甚至犯路線錯誤，但決不允許分裂共產黨。

　　可以說，羅章龍就觸犯了這條底線。1949年夏，羅章龍在給老友毛澤東的信中，表明心跡：“弟平生行誼不慕勢力，不事剝削，不背階級，不賣同志，不殘害人民，不投機取巧。盡心竭力，為祖國為人民服務，則有事實可驗，差堪告慰。”不知這位耿直到古板的毛澤東老友，是否將軍事上的四渡赤水擺脫困境，重慶談判邊打邊談的政治謀略，也會看作“投機取巧”?而“事實可驗”是否是指王明、博古當初之作為均已被歷史證明其謬?他終于沒有認識到：將來正確不代表當時正確。在中國共產黨尚屬幼小之時，任何分裂之舉都有可能使這枝稚嫩的幼芽完全夭折。

　　未見有毛主席回復羅章龍信函的任何消息。就因為羅章龍觸犯了毛澤東的底線。你可以自由地搞學術、教學、當教授，一心一意做學問，但政治上不再有任何瓜葛。

　　這里說到的毛主席思想深處的政治底線——決不允許分裂共產黨——可以給現在的人們一些什么啟發?

　　別看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8500萬黨員，實際上這個黨已經走到十分虛弱、瀕于崩潰的地步：試問，修正主義路線統治中國幾十年，8500萬黨員中還有幾個黨員真正信仰共產主義?在14億中國人當中又有多少人不僅僅是因為迫于執政的權勢而是發自內心地熱愛共產黨?

　　共產黨真正的力量來自于精神的力量，來自于人民群眾發自內心深處的信仰和擁護。而不在于媒體如何造勢，掌握公權、媒體的人如何表白。

　　我就不止一次地聽見身邊有人公開大罵共產黨不如國民黨。這些咒罵共產黨的人不是口是心非的公知，也不是歷史的殘渣余孽，而是一些靠勞動為生的農民工，是共產黨得以存在、依靠的基礎。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威信已經降到了幾十年來的相對低點。

　　雖然中國共產黨黨章所載的共產主義的綱領還在，上面的一些條款不能遮掩其中共產主義的內核。但就算它寫得非常完美，剔除了一切修正主義的成分，又有多少人依然相信這個綱領?真正的信仰不在于表面文章。首先取決于對經濟利益的認識。

　　因為有大量的共產黨員背叛了共產黨應當遵循的道路，搶劫了中國共產黨奮斗九十多年、引領無數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幾乎全部成果，他們不僅貪天之功為己有，還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徹底剝奪工人和農民，用封資修文化、用金錢拜物教腐蝕工人和農民。影響既大且廣。要改變這種局面非常困難。蒼蠅老虎一起打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打掉一個還會成群結隊地滋生出來，滋生的速度比打的速度要快得多——現在已經不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而是“皮已恢復如初新毛必生”的問題，因為滋生蒼蠅老虎的基礎沒有變化——這種行動只能看作某種更大規模整肅行動的先兆信號。如果沒有直接關涉千百萬勞動人民切身利益(最根本的是恢復公有制)的實際行動，僅僅靠宣傳，完全無濟于事。中國共產黨將永遠置身于危險境地，直到隨中華民族一起徹底滅亡。

　　我在這篇文章中重點說到毛主席政治思想的底線。我只是希望人們，不管出現何種波折，面對何種局勢，永遠記住毛主席堅守一生的政治底線———決不允許分裂共產黨，哪怕它正在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只要共產黨還沒有垮臺，還存在，中國就有希望。

　　我就看到了希望。

　　習近平在最近一篇題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的署名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一段話。“恩格斯說過：一個新的綱領畢竟總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而外界就根據它來判斷這個黨。”問題是，習近平所說的“新的綱領”是不是僅僅指文章中提到的五條?我以為這樣理解有些片面。他所說的真正的“新綱領”應當是指不久前重新公之于眾的那部現行憲法。盡管其法的部分多數已經因為社會性倒退，只能當作“綱領”看待;但以此為綱領具有以國家機器為后盾強制實施的效力，力量超過一般的政治綱領。正如習近平文章中說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任何人違反憲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這是又一次向“全社會釋放正確而又明確的信號”

　　提請有寫作又有思考能力的左派注意，不要“東打一槍西打一炮”，那只會分散民眾的注意力。盡可能圍繞憲法如何背離現實、憲法與法律的矛盾深入解析，中國幸甚，人民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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