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罵人，罵余英時。我之所以產生這個罵人沖動，就是因為看到了他余英時的一篇文章——《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準確地說，所謂看，是匆忙間從微信朋友圈掃了它一眼。微信朋友圈里的這篇文章，在引用之前不忘對余英時吹噓幾句，除了說他是錢穆先生最得意的門生，還是“唯一在三個美國一流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任教的中國人”“胡適之后最杰出的中國學者”，獲得過“被譽為人文社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以及“當代華人世界著名歷史學者，也是公認的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

　　云云，暗示了他文章的不容置疑。說實話，我非常愿意認可對余英時的這些肯定和贊譽，更希望能通過這篇文章向余英時先生學習“從中國史的觀點”如何看毛澤東，以至從“中國史的觀點”看其他人。的確，在閱讀這篇文章之前，我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接受余英時對毛澤東的適度貶損，我還是對一個著名史學家的客觀、理性、深刻等品質滿懷正面期待。

　　但是，還沒有看幾段，我就深深地失望了，這一失望是如此意外，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不已——余英時該是一個立場多么偏激、水平多么低劣的人啊。就這樣任由欺世盜名者繼續欺世盜名?任由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其叫好?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發自內心的義憤迫使我從網上下載了這篇文章，針對性地引用其中的部分語句，揭一揭余英時那差得可憐的文化涵養，批一批余英時那令人不齒的嘴臉，罵一罵余英時這個自欺欺人的東西。

　　一、混亂的邏輯

　　說實話，把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就很是語無倫次，請看：“歷史人物的評價本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而論斷一個剛剛走進歷史的人物則尤為不易。”“最困難”之后，還有“尤為不易”，我開始有點擔心這個余英時說話不靠譜。另外，從語法角度講，這句話開頭加上一個“對”表意才準確。對這些“小毛病”，我可以不計較，更急于想看看余英時的“干貨”。

　　整個第一段，余英時只是找理由謙虛了一番，說“本文關于毛澤東的評論只是個人的一種偏見，絕不敢自視為‘定論’”。看來這人也是未脫流俗，不似他的老師錢穆先生在論述問題時那般有確定的主見，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的做賊心虛。

　　二、先入為主的評判

　　到了第二段，我還是沒有看到“中國史的觀點”，看到的都是余英時的主觀論斷，先是極不情愿地表示“毛澤東對于現代中國的影響之大已是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但緊接著就拋出“這種影響的性質究竟如何則迄今尚在討論的階段”，擺出了一副學者探究的架勢，實際上內心的立場和用意已經昭然若揭。余英時隨之開始滿嘴跑火車：“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包括中共官方在內)是愈來愈低”。我開始納悶了，如果說“中共官方”對毛澤東的評價有波折和起伏，我不否認;但如果說到“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愈來愈低”，我作為見證這段歷史的“中國人”中的一員，從自己的切身觀察和感受出發，絕不認同這一歪曲的判斷;并且，正是在毛澤東逝世后的歲月里，大多數中國人經過現實的教育，才越來越真切地認識到毛澤東的偉大，這一認識比在毛澤東生前更為客觀，更接近歷史的真理。

　　接下來，余英時煞有介事地說：“這里便透露出一個極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澤東和其他二十世紀的大獨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樣，其生前那種使人不可逼視的‘偉大’，完全是由現實的權勢所烘托出來的。權勢隨生命以俱去，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空虛。不但如此，毛澤東的死后命運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還有不如。”不說余英時莫名其妙地亂用“消息”這個詞，也不說這個東西惡毒地將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劃分為同類，也不說他這個老賊將“偉大”和“權勢”簡單地聯系在一起，單說“毛澤東的死后命運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還有不如”，事實難道不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大陸民間自發掀起一陣又一陣的“毛澤東熱”嗎?毛主席紀念堂門外不是總會排起長長的瞻仰隊伍嗎?讀到這里，這篇文章中所謂中國史的觀點，已經愈來愈遠了。

　　三、低劣打造“中國史的觀點”

　　哦，下面第三段終于冒出“中國史的觀點”了，但是余英時不忘瞎扯一句“西方有英雄崇拜的傳統”，隨后才是“中國的傳統則不重視英雄”。余英時你這個東西，從夸父、女媧、后羿，到屈原、荊軻、衛青、霍去病、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戚繼光、鄭成功、林則徐、秋瑾，再到姜子牙、花木蘭、關云長、秦叔寶、武松、韓林兒、呂四娘，或神話傳說，或歷史人物，或文藝形象，中國的傳統哪里不重視英雄了?特別是，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干什么的?你這個乞食于美國資本家的所謂文人，不知道梁啟超有一句“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的論斷嗎?

　　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里講，“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很明顯，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傳承下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從古代走到現在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重要一席，就是因為中國從古到今，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它自己的脊梁，也就是有自己的英雄在支撐著。

　　是的，奴仆眼里無英雄。將一個英雄輩出的民族污蔑為“不重視英雄”，余英時，我相信不是你老眼昏花，而是豬油蒙心，更是標準的數典忘祖。“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這句話是革命先烈郁達夫在魯迅追悼會上說的，從你余英時的表現來看，真是對我們必不可少的警示和教育。

　　由此，我已經對余英時產生了嚴重的懷疑，這個老家伙的文章也夠配合，接著來了這么兩句話：“以中國十億人口而言，毛澤東最后二十年中對他們所留下的記憶除了災害與苦難之外實在別無他物。如果我們承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和絕大多數人心分不開的話，那么毛澤東的終極的歷史命運是不能樂觀的。”

　　那么，余英時，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六這二十年，中國人口數量達到十億了嗎?虧你還知道提及中國人口，按照你的邏輯，好像中國人都被毛澤東給餓死和迫害死了吧。現在為了攻擊毛澤東，卻又借用盡量多的人數，不顧基本的史實，用你的嘴把中國的人口數給暴漲到十億。而你不知道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時候，沒有出現歷史上改朝換代時的人口大規模減少現象嗎?隨后就是中國的人口穩步增長嗎?對于你嘴里的“災害和苦難”，我相信中國人的記憶中會有，但是，中國人更有戰勝災害和苦難的豪情壯志和驚人成就。對此，有無數的材料可以證明，就連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在其《旁觀毛澤東時代》一文中也認為，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你卻無恥地采取了選擇性屏蔽，代表“十億”中國人表示“別無他物”，可謂是對著全世界大撒其謊。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你信口雌黃的伎倆竟然如此拙劣!

　　那么，余英時你這個文妖，借用你的句式來說，如果我們承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和絕大多數人心分不開的話，那么毛澤東恰恰是絕大多數人心中的大英雄;所謂“毛澤東的終極的歷史命運”不容你這種品質惡劣的人歪曲。而你余英時，在污蔑毛澤東的時候，于史學、于修養、于人品，都恰恰暴露了自己不過是一個小爬蟲。

　　四、毫無歷史發展觀點的小人之心

　　到了這篇文章的第四段，余英時才終于正式提出了他的“中國史的觀點”，這個姍姍來遲的觀點是什么呢?讓我們來看：“毛澤東最后并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著他的正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那一部分——君主專制”“而且其程度則遠過之。因為他所掌握的集權主義的權力結構是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我非常驚訝，所謂在三個美國一流大學任教的余英時就這點見識?就不能對君主專制進行一點點理性的歷史分析?你的心里就沒有一點高尚的念頭?就一點不理解別人為天下勞苦大眾的情懷?

　　是的，在毛澤東之前，中國有無數英雄豪杰，都是為皇帝、為自已打天下，唯有毛澤東，是為窮人鬧革命，家破人亡在所不惜;親人沒有剩下幾個的時候，還要把兒子送上前線。積貧積弱的中國，從毛澤東開始根本扭轉了被動挨打的局面，他創立了一個全新的國家，讓中國人站起來了。同時，他帶來了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很多國家，這些變化要經歷幾百年，要經過很多戰爭，死很多人，但是，毛澤東一句話，中國婦女就有了選舉權，就可以自由戀愛，一步實現了男女平等。這不是專制，這是歷史的巨大飛躍，這種觀念在當時世界各國是最進步的。不論中國還是外國，歷史上沒有哪位君主鼓動他的子民去造反，如果毛澤東是君主、搞專制的話，為什么他總歡迎人民批評監督?為什么還總發動群眾運動?為什么還發動文革?為什么還教導人民造反?歷史上哪有這樣的專制?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

　　《東方紅》是陜北農民自發唱出來的，這首歌實際上從來就沒幾個歌唱家登臺演唱，全國各地到處都是底層老百姓在傳唱，可以說既反應了一種普遍的民意民情，又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現象。

　　再有，你余英時酸溜溜地說毛澤東“所掌握的集權主義的權力結構是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那么我問你：集權者靠什么來維護統治?對于這個問題，恐怕正常思維的人都知道答案：靠軍隊和警察對人民群眾實行白色恐怖和血腥鎮壓來維護。可是，毛澤東“晚年依仗的”康生、“江青和她黨羽”為什么毫無軍權?而那些對毛澤東無比崇敬又被毛主席重用的手握重兵、身經百戰的元勛，怎么沒有一個被弄成親信?毛澤東又依靠“集權”為個人攫取了哪些個人利益?如果毛澤東是一個中國“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集權者，他為什么在世界上產生了那么大的影響，他的思想為什么影響了亞非拉的革命，當年的歐洲街頭為什么到處是毛澤東的畫像?

　　告訴你，毛澤東的確享有崇高的個人威望，但這當然不是什么“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權力結構”，而是在無數次歷史選擇中形成的個人魅力;并且，每一個真正懂得文化的中國人都會相信，毛澤東的魅力在其身后也愈來愈被證明是特別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說毛澤東搞君主專政，不是你余英時老糊涂，而是心眼兒太壞!余英時，你的心地真的太狹隘，太齷齪，太骯臟!

　　五、純屬主觀污蔑的“論證”

　　我們在前面已經遇到了余英時兩個所謂的“中國史的觀點”，一個是中國傳統不重視英雄，一個是中國傳統政治格局的限制——君主專制。再向下看，余英時除了污蔑毛澤東與周恩來“只有傳統的君臣關系”，沒有再推出新的“中國史的觀點”，卻不惜“放下身段”，將某些屑小針對毛澤東的污蔑與謠言搬出來，堂而皇之地轉化成“目前中共官方對毛澤東的態度”：“大體上把毛澤東的政治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

　　余英時，你這個陰詐小人，不要再刻意貶損毛澤東了。不論“開國”“建國”還是“文革”，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大群人都可以稱其為“有功”“有錯”“有罪”，但是對毛澤東這樣評價不可以，因為毛澤東不是普普通通的“有”的問題，他是其中公認的最高領袖，絕不是一個泛泛的參與者。

　　并且告訴你余英時，目前“中共官方”對毛澤東的評價最嚴重不過是“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功績。但是，歷史的實踐無數次表明，毛澤東不愧是中華民族走向獨立自主和現代化的旗幟，其一生在大方向上始終是正確的。隨著一個個謠言的破滅，毛澤東越來越呈現出可遇不可求的偉人風范，人民越來越懷念毛澤東。而某些敵對者不甘心造謠失敗，當然也會愈來愈窮形盡相地污蔑毛澤東;很不幸，你余英時就是這些蠢貨之中非常丑陋的一個。

　　先說所謂“開國有功”。你余英時先是不得不承認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卻又為了達到自己陰暗的目的，“另辟蹊徑”，進行“價值判斷”，拋出“這樣從建立現代國家這一方面說，毛澤東的業績不但沒有超越過孫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魯在印度獨立運動上的貢獻”。單從你舉得例子來看，我不得不說，你這個老家伙的小聰明，耍得實在是小。我問你余英時，統一中國的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推翻滿清?袁世凱的貢獻也不比孫中山小啊。新中國成立前后，包括印度在內的亞非拉地區，很多國家都有共產黨，但像中國這樣取得革命成功的國家有嗎?而甘地和尼赫魯領導的印度，不是一分為三了嗎?什么是“現代國家”?毛澤東建立了一個讓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是開天辟地頭一回!

　　再說“建設有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經濟建設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成就，不亞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后發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這有統計資料為證，有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為證，有兩彈一星及核潛艇為證，有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為證……某些“精英”詆毀毛澤東時代的建設成就，主要是因為毛澤東出于自己的人民性，迫使精英也和工農大眾一起，承擔了一部分高積累的代價，精英們為此怨聲載道，哭哭啼啼地控訴了三十年，這恰好說明了他們是極端狹隘自私的一群，也說明了他們是對國家民族毫無責任感的一個階層。

　　最后說說所謂“文革有罪”。盡人皆知文革的鋒芒所向是指向官僚和知識精英的。在文革結束以后，官僚和知識精英在一個沒有任何“天敵”的環境里盡情表演了三十多年。他們的表演如何?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數。

　　余英時無視眾多歷史資料記載，完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毛澤東主要對曹操統一中國北方歷史貢獻的肯定，歪曲為“毛澤東一度表現過向曹操認同的意味，這大概是因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還有文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緣故”，還特別加上一句“毛澤東的文學修養自然不能與曹操相提并論”。其實，毛澤東的文學修養舉世公認，我們且不爭論哪位高下，但怎么就不能“相提并論”呢?

　　六、結語

　　關于余英時的種種不堪，本人已經懶得再多說了，各位可以看他本文后的那篇文章。

　　警告某些裝做有修養的人，不必攻擊本人的開罵。因為在客觀上，人罵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生活中、網絡上都常見。從人之常情甚或本性來說，不罵人是虛偽的。這就說明，罵人依然是人類社會斗爭的必須和常態。別說罵了，豢養余英時的美國主子不是一直在發展著毀滅世界的最先進武裝力量嗎?相比殘酷的戰爭，罵人是何其文明的斗爭方式。生活中有人也會天真地“鄙視”他人“相信武力”，順便提醒一句這樣的人，反思一下歷史和現實，反思一下自己!

　　錢穆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學術真人，他的所謂得意門生余英時卻徒有虛名，我真的極為失望，無法不鄙視之。由此可知，有其師真是未必有其弟子啊——余英時實在是一個心理狹隘而陰暗的人，最關鍵的是，竟然沒有學問，毫無可學之處。

　　余英時曾經借用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名言，說過一句牛逼轟轟帶閃電的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國。”這不是普普通通的小人大口氣，而是被西方的“桂冠”逗得忘了北之后的夜郎自大。而客觀事實卻是，余英時在哪里，中國文人的齷齪就在哪里。

　　據說，“大陸有關方面”很想余英時能回國“看看”，可惜怎么請都請不回來。本人在此正式呼吁，“有關方面”千萬不要讓這個東西回到大陸，浪費中國農民種的糧食!

　　正所謂“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對余英時這種選擇性裝神弄鬼的玩意兒，對他講真知與理性就是對牛彈琴，也實在是高抬了他。

　　【附】余英時：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

　　歷史人物的評價本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而論斷一個剛剛走進歷史的人物則尤為不易。中國人所常說的“蓋棺論定”其實大有斟酌的余地。這句話的本意不過是說人的言行表現至死而告終結，不再能有反復而已。但對于死者的看法則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得到“定論”，而且既“定”之后，仍難保不再發生反案的情況。我首先聲明這點意思，以表示本文關于毛澤東的評論只是個人的一種偏見，絕不敢自視為“定論”。

　　毛澤東對于現代中國的影響之大已是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但這種影響的性質究竟如何則迄今尚在討論的階段。回顧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的輿論變遷，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極顯著的客觀趨勢，即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包括中共官方在內)是愈來愈低;而且這一趨勢還在繼續發展之中。這里便透露出一個極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澤東和其他二十世紀的大獨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樣，其生前那種使人不可逼視的“偉大”，完全是由現實的權勢所烘托出來的。權勢隨生命以俱去，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空虛。不但如此，毛澤東的死后命運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還有不如。

　　此中關鍵即在于他是中國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傳統，希、史兩人雖各在人間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標準言，終不失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資后市欣賞之風姿。中國的傳統則不重視英雄，對死者的情感端視其人是否留有足夠的德業可供人去后之思。這恰好是毛澤東生命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思念他的人當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東興、陳永貴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過好處的人現在自然會對他倍加懷想。但是這些“攀龍附鳳”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以中國十億人口而言，毛澤東最后二十年中對他們所留下的記憶除了災害與苦難之外實在別無他物。如果我們承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和絕大多數人心分不開的話，那么毛澤東的終極的歷史命運是不能樂觀的。

　　在這篇短論中，我不準備、也不能全面地評論毛澤東的功過問題。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只想是從中國史的觀點來估定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毛澤東在生前一直以“革命”為標榜;通過他的一些極左的言論，他更在世界舞臺上擁有一個最徹底的革命領袖形象。但是如果我們稍稍留心這四年來中國大陸所不斷暴露出來的有關毛澤東晚年的言行，我們便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最后并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著他的正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那一部分——君主專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統而是相當于傳統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勢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賢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黨羽自然是諸呂、諸武一流的勢力了。以行為而論，中國歷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征如遠賢臣、親小人、拒諫飾非之類，毛澤東實無一不備，而且其程度則遠過之。因為他所掌握的集權主義的權力結構是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

　　我并不是說，毛澤東一切的思想與行為都在中國傳統的籠罩之中。他確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個最徹底否定傳統的革命者。但這只限于他在自覺的思想狀態之下為然。在潛意識里他則不折不扣地是傳統的俘虜。傳統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詩詞中已有清楚痕跡，不過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后才全面地爆發出來。阿克頓(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則絕對腐蝕人”到現在為止依然是一個有效的政治原理。一九四九以后，在絕對權力的腐蝕之下，革命的毛澤東逐漸讓位于傳統的毛澤東了。這絕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事實上環繞在他周邊的幾乎沒有人不把他當作開國皇帝那樣奉承。不說別人，當我們讀到許多有關周恩來如何“忠于毛主席”的小故事，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們之間只有傳統的君臣關系，而不是革命同志的關系。中國大陸上這幾年來才開始反省中國“封建”傳統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問題，實在未免遲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對毛澤東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們為了應付黨內的困難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為了重新建立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于是大體上把毛澤東的政治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

　　現在我們先談談應該怎樣估價他的“開國之功”。今天中共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強調“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正確與否是要看我們如何理解“新中國”這個名詞。如果說“新中國”是指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那么這句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是如果所謂“新中國”涵蘊著一種價值判斷，以為沒有毛澤東則中國今天將仍然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那么這個論斷則是很成問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舊式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蘇俄的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所以，亞非地區大大小小無數的舊殖民地或被壓迫的民族都一個個地獲得了解放、并建立了新的國家。中國人民近百年來一直在尋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之道，毛澤東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戰之后，中國事實上已擺脫了舊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而且至少在名義上已成為聯合國的“五強”之一。毛澤東所建立的“新中國”只有對中國共產黨才是有開天辟地的意義;對于中國人民而言，則不過是一個新的政權而已。這個新政權的成立頗藉助于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國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卻并不是從一九四九年才開始的。從建立現代國家這一方面說，毛澤東的業績不但沒有超越過孫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魯在印度獨立運動上的貢獻。客觀地分析，毛澤東的“新中國”在社會革命方面所表現的意義是遠大于民族革命的。

　　毛澤東接受了“五四”以來反傳統的思想洗禮;在自覺的層面，他是和傳統全面決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澤東并沒有真的跳出傳統的藩籬。以思想的內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卻把“封建”發展到了從來未有的高度。換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他所運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新穎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國則依然是陳舊的。正因為如此，他的“新中國”竟成為“封建主義”無限泛濫的重災區。這樣的國家對于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是沒有“新”的意義可言的。

　　由此可見，就毛澤東的所謂“開國之功”而言，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評價和一般人民的評價是大有距離的。這和漢代朝廷與民間對漢武帝的評價之截然異致，先后如出一轍。漢宣帝要頌揚漢武帝開邊的功德，特別下詔為武帝立廟作樂。但是當時有一位儒生夏侯勝竟持異議，他認為武帝雖有廣土斥境之實，其代價則是“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總結一句話，武帝“亡德澤于民，不宜立廟樂”。(見《漢書•夏侯勝傳》)中國人對于歷史人物的尊重向來只注重一個標準，就是看這個人對人民有沒有“功德”、是不是“遺愛在民”。讓我們再舉秦始皇為例。《三國志•王朗傳》注引“朗家傳”云：“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于是除之。”

　　經過兩漢三四百年之久，何以會稽獨祀秦始皇?這當然是因為始皇曾于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一一)上會稽、祭大禹，又在會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會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緣，因此后世民間對他還有所紀念。不過對整個中國而言，始皇畢竟是“無德之君”。王朗為會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實也還反映了多數中國人的想法。秦皇、漢武誠然“略輸文采”，但這兩個人在毛澤東的心中仍然占有了重要的位置。

　　從對人民有“功德”的觀點看，毛澤東顯然并不能勝過這兩人。尤其是漢武帝，晚年曾下輪臺詔，自悔其好大喜功、殘民以逞的種種作為，這更是我們在毛澤東身上找不到的質量了。最后我也想略說幾句關于毛澤東的“錯誤”與“罪惡”的問題。這一方面，許多人都已說過了，以后也還會有人繼續深入地發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個歷史人物作一對比，這就是他生前曾欣賞過的曹操。從我們今天的觀點看，曹操絕不是一個反面人物。毛澤東一度表現過向曹操認同的意味，這大概是因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還有文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緣故。毛澤東的文學修養自然不能與曹操相提并論，但是他確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這兩人都有不同。曹操畢竟生在漢末，雖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無忌憚之人。他至少還相信歷史上尚有周公這種偉大的人格存在(見他的《述志令》)。毛澤東在極端過激思潮的激蕩之下，則早已流入虛無主義一路。

　　據服侍他的人所寫的一篇文字，他熟讀歷史，但是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什么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權謀機詐一類的東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認為歷史記載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書中當然有虛飾，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個人過分地發展虛無史觀，滿眼看去只見到“臟唐臭漢”，那么他便不可能對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對人類未來抱什么理想。而毛澤東便恰好是這樣一個人。

　　再以才力言，兩人也迥不侔。許子將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大約可算得確評。但毛澤東則只是亂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遠不是毛澤東的敵手;以能臣言，毛澤東卻是連影子也沒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根本不曾為能臣，他終其一生只欣賞“人與人斗，其樂融融”的奸雄境界。

　　毛澤東和曹操在中國歷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惡則屬于同一性質的。顧炎武評曹操說：“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在三，至于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于是權詐迭進，奸道萌生。……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余。”(《日知錄•兩漢風俗》條)毛澤東由于無知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都還是有形的、也是比較容易補救的。唯有他為了遂一己奪權之私，不惜玩弄純潔的孩子們，搞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一絕大的騙局，使大多數中國人今天都對中共政權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們對一切理想主義都不再發生興趣，則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無可救治的精神崩潰癥。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分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前，中國社會上的一般風氣確是比較淳厚質樸的。但是毛澤東卻一再地欺騙他們、整治他們，并以搞“陽謀”而沾沾自喜，終于把這樣一筆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完全糟蹋掉了。根據我個人這幾年來的體察，現在中國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靜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終結，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悶，有的隨世浮沉，年輕的一代則或者腐化頹廢、或者憤世嫉俗、或者各謀一己的前程。總之，大陸上的中國人顯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那種共同的熱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干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墮落成保權保位、有家無國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這一彌漫在全中國的精神崩潰癥，毛澤東是不能辭其咎的。

　　借用顧炎武的話說，“毀方敗常之俗，毛澤東一人變之而有余”。這當然并不是我故意夸大毛澤東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單從權力的性格來說，毛澤東生前所擁有的威勢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歷史憑借上面，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權力的實質，后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毛澤東既是中共領導階層中傳統觀念最濃厚的一個人，又恰好占據了這一權力結構的樞紐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國弄得天翻地覆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以上我從中國史的觀點對毛澤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略作說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漢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澤東生前曾在不同階段與不同情況中發展了自我認同的歷史人物。他與這三人都各有異同，未可一概而論。但大體言之，所同者在過失方面，所異者則在功德方面。從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與否定兼而有之，毛澤東卻代表了一種純否定的精神。這大部分是時代的悲劇造成的，卻不能完全歸咎于他個人了。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要補充一筆，中國史上和毛澤東的形象最相近者則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澤東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兩人尤為肖似，都是陰狠、猜忌、殘暴兼而有之。除了語錄、紅衛兵、整肅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識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澤東師法朱元璋有時甚至到了亦步亦趨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陸上一度廣為宣傳的口號：“挖深洞、廣積糧、不稱霸”便完全是抄襲朱元璋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按：這是朱元璋克徽州后，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見高岱《鴻猷錄》卷二“延攬群英”條)這樣明顯的模仿頗足說明毛澤東向朱元璋認同的深度遠在前三人之上。這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澤東的歷史人格提供了極有意義的線索。

　　我很盼望將來有專治心理史學的人在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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