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問責馬航失聯的評論《馬來西亞 真話去哪兒了》(《京華時報》3月16日)，我才知道，《爸爸去哪兒了》不可小視，它不僅可以轉型為自我表揚的“時間去哪兒了”，也能轉型為“尖銳而不極端”的“真話去哪兒了”。今日神州人似乎面臨著兩種轉型選擇：“批評者轉型為建設者”與“官話人轉型為真話者”。

　　傳統媒體上的喧囂，多在支持“批評者轉型為建設者”。比如，幾年前曾與我商量過加強社會批評的鄧飛(《鳳凰周刊》記者)，現在已為京城多家大媒樹立為“從一味的批評者向建設的介入者轉型”的楷模，盛贊其放棄揭露社會陰暗面閃亮轉身倡導關心“免費午餐計劃”。而網上等新媒體的濤聲，則多在力頂“‘建設者’轉型為真話者”。鳳凰網3月17日就在為央視名主持人崔永元“從官話人轉型為真話者”而鼓與呼——當許戈輝問崔永元：網上說你離開央視是因為轉基因調查?崔永元回答：“換一種說法吧——如果我在央視，肯定不能進行轉基因食品調查，更不可能播出轉基因調查的片子。”網民敬佩崔永元為了說真話而離開央視的轉型升級：崔為了揭露“美國人已多吃轉基因食品”的謊言，不惜從萬人矚目的央視離職，自費百萬元，自籌攝制組，走訪美國洛杉磯等6個地區，進行了將近30場的訪問，最終制成68分鐘的轉基因真相紀錄片，免費放到網上供國人辨察。今年兩會上，他又特意提出了在加強轉基因作物研究同時要嚴格控制大批量生產的提案。

　　如何辨別崔永元與鄧飛兩類轉型的高下?有一個誤區須先澄清：將批評者與建設者對立是邏輯混亂。誰說批評不是建設?“觀過斯知仁矣”!“忠言逆耳利于行”!從本質上說，批評是更寶貴的建設，一切建設都離不開批評。因此，以雜文為批評武器畢生致力于針砭國民性和時弊的魯迅先生，被尊為中華民族的“民族魂”。然而，近年有些人卻希望魯迅轉型，將魯迅雜文從中學課本中刪減，并對學習魯迅精神的人進行打壓，鬧出“文學批評家集體轉行為表揚家”的荒唐事。今日崔永元“從官話人轉型為真話者”，可以說是對魯迅精神的新發揚。

　　當然，贊揚崔永元的轉型，也并不意味著一概否定鄧飛轉型，如果我們社會上的批評者并非陷入大熊貓困境，供大于求，那么就當按照市場規律，鼓勵多學“鄧飛”。反之，恐怕該多頂一下崔永元。今日中國到底是“崔永元”多，還是“喜鵲”型的“建設者”多?只要能直面這個事實真相，我們自然可以有公平的判斷。

　　鳳凰網3月17日有《中國媒體在馬航客機新聞戰中為何失敗》一文，驚呼因為太多“批評者轉型為建設者”，以至于在馬航失聯轉變為世界超級媒體之間的新聞戰時，“中國媒體沒有一點‘獨家消息’”。而《南方周末》3月14日的《黨派PK，才夠格發言?》更顯示，2014年湖南有些基層的兩會，為減少政協委員的直言，竟然規定各民主黨派代表的發言必須經過事前檢查PK，優勝劣汰，只讓一半代表有發言權。如此之后，人們就只能長嘆息：“真話去哪兒了”? “真話被轉型了”!(朱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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