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容置疑，隨著新一屆中央政府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中國的發展理念逐步恢復理性，像“不以GDP論英雄”、“部分地區不進行GDP考核”、“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全體人民”、“老鼠蒼蠅一起打”等等政策措施的逐步推行，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心也在恢復。中央領導為了穩步推進改革，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據”，似乎深化改革的前提是完善法律。我卻不這么看。

　　我認為，方向問題是首要問題，大家的精力都要集中到這個問題上來?，F在的問題是進一步發展的方向不明。例如：所謂“徹底的市場化改革”不過是進一步瓜分全民資產行動的升級，本身就很有爭議，不足以作為方向，也很難實行到底。所謂的“發展要更加公平，讓民眾更有尊嚴”，也缺乏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保障，只能作為可遇而不可求的一個愿望罷了。所謂的“更加開放”，不過是一種忽悠策略，各國在危機面前都在反思，顯得更加保守，除非中國愿意犧牲自己的經濟命脈。所以，思來想去，這些提法都與眼下中國社會困頓的經濟問題和激烈矛盾的解決沒有直接關系。

　　那么，中國繼續前進的方向在哪里?理論根據是什么?

　　我覺得，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修改“政客定律”，即總是用漂亮的許諾來討好民眾，不是從“進”的角度，而是從“退”的角度來看問題，也許能看清問題的實質，找到癥結所在，前進方向自然也就明確了。仔細反思就會發現，改革30多年來的沉疴中，一個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就是所謂的“致富”觀念，改革合法性的口號是什么?就是讓人們“致富”嘛!這還能有錯?如果到大街上去調查，99%的人都會贊同“繼續致富”，繼續提高收入和消費水平。我是學物理出身的，不太相信真理掌握在眾人手里，尤其是在社會問題上，一萬人能有十萬個看法。我甘愿冒被批判、被孤立、被追殺的風險，也要講出自己的看法。我覺得，中國的出路在于檢討“致富”觀念，那些人為描繪的各種“致富愿景”，都是瞎掰，是給自己下的套，就好像央視主持人在評價北京地鐵擁擠的情狀時所說的，“你選擇了北京，就要同時選擇北京的擁擠”。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單純的“富裕”。

　　為什么突破點選在“致富”觀念呢?首先，“中國的GDP狂奔”起源于要實現鄧小平同志提出的5000美元的“中等發達”的目標，其中又分了“三步走”，政府宣傳機器給人們灌輸的就是：只要達到某某GDP數字或者GNP數字，就在“致富路”上邁上了某個臺階，走完了三步，中國就進入了“中等發達”的幸福天堂。從此以后，中國人民就走上了一條“致富路”，你“致富”慢了，政府會逼著你“致富”，各地大員都爭著表態“不拖全國致富奔小康的后腿”。現在看來，中國人民真是做了一場春秋大夢，無論是那些GNP達到5000美元或者沒有達到5000美元的地區，沒有一個有幸福天堂的感覺，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不是減少，反而更多了。這時候，有誰還能記起那個“5000美元”的許諾呢?有哪個政府的宣傳機器還敢提起這個“傷疤”呢?因為，只要恢復理性，人們就可以追問：鄧小平同志對“發達”的劃分有什么根據嗎?社會發展的目標能單純用經濟數字來規定嗎?“三步走”的每一步都解決了什么問題?為什么是“三步”而不是“五步”或者“八步”?.....

　　仔細一分析，其實都是“一拍腦袋”的結果，但是，沒有人敢于質問或懷疑，就這樣稀里糊涂走到現在，矛盾到了集中爆發期。不過，沒有關系，那些吃意識形態飯的人，有的是辦法為錯誤的指導思想打掩護，他們又從國外的文章中找來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來推卸責任，似乎中國的問題早就被“歷史規律”給規定好了，中國人民只要繼續忍受“初級階段的陣痛”，等著GNP數字繞過了“中等收入陷阱”，一切烏云都會散去，幸福就在前頭等著呢!（參考：江涌：中等收入的“陷阱”為誰而設？ ）

　　我們看到，有的人對這個“陷阱理論”是深信不疑的，比信仰馬克思主義都更加虔誠，逢人便講，不知道聽者會不會暗暗發笑?鄧小平同志當初沒有告訴中國人民有這個“陷阱”存在，要是告訴了，就該進行風險評估，做好預案。當然，我們有理由相信，鄧先生當初真的不知道有這個“陷阱”，他唯一擔心的是“發展了之后怎么辦”，就好像當年毛先生憂慮“糧食多了，吃不了，怎么辦”一樣。當我們反思當前的問題，回到起點的時候，“致富”是上下的一個共識，也可以說是一個共謀，那么，眼下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也必須從這個愿望的追求來解釋。

　　其次，為了快速地“致富”，我們經歷了大刀闊斧、史無前例、殘酷無情的改革，國企被強迫推向市場，自謀生路，然后大量破產、改制、侵吞，工人大量失業，從憲法上的領導階級一夜之間成了失業者和打工者;集體企業、鄉鎮企業全軍覆沒，那些集體資產鬼知道去了哪里;農村土地被重新私有化，小農經濟重新出現，在強勢推進的城市化面前，農村社會被遺棄，“三農問題”對中國社會神經的牽制一點也不亞于城市中經濟貧困、交通擁擠、大氣污染和精神疾病問題?，F在，官商共謀的熱門話題是掠奪農村土地和礦產資源，將憲法上屬于全體國民的資產變成了一場資本游戲，“混合所有制”這種概念不加檢驗地堂而皇之地強行推行，將會吞噬屬于全體國民的最后一點財產。這種赤裸裸的掠奪行為，徹底毀掉了中國人的道德基礎，扭曲了國民的價值判斷，不僅社會上連“扶不扶”都成了問題，更是讓官員們失掉了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腐敗之風蔓延，“裸官”、攜款潛逃成了常態，眼看就要“亡黨亡國”了。這就是“致富”所導致的結果。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這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致富”這個愿望本來是與“脫貧”相對應的，卻在發展過程中失去了它的本意，向著沒有頂點、沒有目標、沒有道義的方向滑將而去。（參：昆侖巖：國企改革的出路不是私有化 ）

　　第三，“致富”這個概念的動機只是“利人”，并沒有想到地球上還有其他生命，這導致對國土的過度開發，大量侵蝕了其他生物的棲息地，野生物種大量地減少，生態環境急遽退化，不僅在30年的狂奔中出現了其他國家曾經出現的嚴重環境污染，更是造成無法挽回的生態損失?，F在，能夠開發的土地、山林、河湖甚至是沙漠，幾乎都被開發了，誰還能看到野生動物?被大量報道的長江白鰭豚就是在人類的眼皮底下消失的。野生植物也很少了，“百草園”、“百花園”無從尋覓。如果讓50歲以上的人來對比一下現在的與過去的生態環境，他們所發出的感慨與惋惜，將會讓我們對“致富”所包含價值的狹隘性猛醒，它與“GDP崇拜”一樣，應該被審視和拋棄。其實，環境問題早已被大量報道，很多有識之士不畏艱險，為挽救某些動物的存在而竭盡努力，只是他們的努力被國人狂熱的“致富”追求所遮蔽，顯得那么蒼白而渺小，無法阻止事態的發展。由此，我們可以說：人類自私的“致富”愿望并非都是合理的，人類應該學習野生生命處理與環境的關系，放棄過度的貪欲，只滿足基本需要。那些因為神經疾病而演化出來的各種花哨的消費觀念都是可恥的，那些鼓勵消費的各種行為都是犯罪。

　　第四，中國人為了“致富”而表現出的瘋狂行為，擠壓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市場，正試圖掠奪性開發第三世界構建的資源，同時也給第一世界大量的補貼以保持“開放經濟”“比較優勢”，客觀上拉大了世界的兩極分化。中國的資源不夠(東部)中國人消費的了，除了把手伸向西部，把西部作為“資源接替區”，更是把眼光投向了世界，投向了那些實力比中國弱小的國家，通過各種手段，去開發人家的資源，破壞人家的環境，去占領人家的市場。人家終于有明白的時候，在加納淘金被驅趕，就是典型的例子。那個金子是能吃還是能穿?但是，因為中國人的畸形消費，有人就去挖它，即使賠了血汗錢，丟了性命，也有人干。

　　不僅是挖資源，中國人還甘愿頂著“勤勞”的美名，沒日沒夜地去為別國生產廉價消費品。中國人做了“活雷鋒”，消耗著自己的土地，消耗著自己的資源(例如三峽工程發出的電就是供上海與廣東外向型企業使用的，而且國人還要繼續為其交所謂的建設費用)，自己只得到一點血汗錢，而且與沾染了毒品一樣，對“外向型經濟”產生了依賴感，一旦國際上不消費了，自己就像末日來臨，到處游說人家開放市場，增加消費，甚至不惜補貼出口以滿足“外需”。把“致富”寄托在不靠譜的國際市場，這是“致富戰略”走到邊界的開始，因為再也不可能像在國內竭澤而漁一樣地支配國際資源，再加上周圍國家的圍堵，經濟上的“翻番增長”就是昨日黃花，所謂主動調減增長預期，那是幽默的自我解嘲罷了。

　　“節制消費，保護環境”這一用巨大發展代價換來的可貴真理，在中國富人那里是沒有地位的，因為他們不光彩的掠奪帶來的優越感讓他們目空一切，蒼白的環保觀念哪能起到約束作用?外國名牌，高檔會所，是他們的鐘愛。要追溯他們無節制消費的底氣從哪里來?他們會說，“中國人窮了幾千年了，也該輪到我們闊氣一把了。西方國家能高消費，我們為什么不能?”面對這個理，西方人還真一時語塞。但是，這些中國人所賭的只是比誰更爛，缺乏的是追求真理和服從真理的精神——這也難怪，因為中國的“致富”概念里并沒有物質貪欲之外的東西。

　　所以，如果要對中國的改革之路做一梳理，拋卻那些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說教(例如中國崛起、民族復興、中國夢等等)，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致富”理念從“脫貧”到異化的過程，中國的發展戰略依然繼續這個過程，所不同的，只是為現實矛盾所迫，含含糊糊地要求“有質量的發展”，并沒有根本的反省與修正。如果說當年結束文革實踐搞一個《決議》的是必須的話，現在的當局并沒有勇氣對“致富”實踐來一個《決議》進行總結和檢討，這就難在深化改革的理論上取得突破，實踐上繼續顧此失彼。中國的社會矛盾短期內見不到緩解的希望，有可能繼續發展和激化。我的結論是：深化改革，法律不是首要問題，首要的是要講邏輯，要明辨是非，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要允許別人講話，舊的權威已經倒下，想扶也扶不起來。是要面子，還是要里子?這是必須選擇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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