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草民亮出“要么社會主義民主，要么資本主義民主，二者必居其一，這是社會主義民主派與資產階級民主派斗爭的根本問題”的觀點時，有人必然悻悻然：“你懂民主嗎”?“你懂資本主義民主嗎”?

　　這樣一問，倒使草民我有些心虛。草民我只是在地球儀、世界地圖上看到過中國以外的世界，在書籍報刊、電影電視上領略過西方民主的風貌，在哈美一族中知道了美國民主的神奇。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一個從沒有享用過西方民主、尤其是美國民主的中國草民有什么資格批評、否定西方民主、資本主義民主?好在有上個世紀的中國啟蒙運動，好在有當今哈美一族的再啟蒙，好在有何新、王紹光、司馬南諸位先生的西方民主政治批判，讓我們早就沐浴在西方理性主義“普照的光”之中，從此人變成了“神”，再沒有了非理性，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憲政、法治、選舉、“選主”成為了永恒的真理，歷史從此終結——如果西方的“理性之光”不能澤被草民我等、如果西方的普世價值不能讓我等擁抱，那就太小看“理性之光”的力量了。

　　西方的民主是從古希臘雅典的民主而來的。

　　據說，西方民主已有2400年的歷史——但據何新先生考證說，西方2400年的民主是一部偽史!因為古希臘167年的民主歷史就是一部偽史，因為歐洲經歷了上千年的中世紀黑暗，因為資產階級民主400年，一直都是壞東西。只是到了最近100年，民主才成為香餑餑，由壞東西變為好東西。但是，由于有“形”與“神”分離的“理性之光”草民我姑且相信西方民主有了2400年的歷史，希臘民主成了西方民主的源頭，成了民主的源頭。

　　古希臘雅典的國體是奴隸主專政。雅典的人民只是年滿2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且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奴隸主和自由民，成年的婦女、男性的奴隸和外幫人都不是公民。雅典一共有多少公民呢?據估算，在不同時期，公民的數量介于3萬至6萬之間。那么，同期雅典的總人口是多少呢?估計在30萬至50萬之間。……不管確切的數字是多少?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公民人數在整個人口里面的比例……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左右。因此，雅典的民主僅僅是極少數“公民”享有的民主，是排斥絕大多數人的民主;雅典民主政治所謂多數人的統治，實際上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極少數人的統治。”(王紹光《民主四講》第4頁)

　　雅典的政體非常復雜，主要有三個機構。

　　一是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是雅典政體中最重要的機構，它有幾個重要特點。第一，全體公民都能參加大會;第二，對雅典公私生活的任何問題都可表決;第三，公民大會召開頻繁，每年至少要召開40次大會，每次要開5個小時;第四，必須達到法定最低人數才能開會，至少要有6000人來開會，這個會才是合法的，并且，所有合法的公民均有權在大會上發言，闡明自己的主張，并參與辯論和表決。(王紹光《民主四講》第4頁)

　　二是五百人議事會。它是雅典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五百人議事會最重要的職能是安排公民大會所有的議程，包括起草議案、預先審查提交公民大會的議案、召集并主持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成員，通過抽簽從雅典當時十個部落中產生。議事會成員任期一年，不得連任。議事會內部以部落為單位設制10組五十人團，輪流執掌雅典政務。

　　三是民眾法庭。其體制特征是一切由人民的多數說了算。如果有人被指控犯法，就要由200多位公民組成的民眾法庭來進行審判。他們既是陪審員，也是審判員，并且根據多數票來斷案。

　　據說，這3-6萬人的民主成了眾人之神，成了普照的光，成就了古希臘雅典的富裕、文明、繁榮、理性。

　　然而，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古希臘最繁榮昌盛的時代，恰恰是強人政治——伯利克里時代，依靠伯利克里的強硬、智慧的統治能力保證了古希臘雅典的繁榮;民主的古希臘雅典民主地殺死了“理性之父”——蘇格拉底;理性的古希臘雅典實際是生活在雅典眾神之下;理性的古希臘在“理性之父”死亡之后并沒有像“理性之父”預言的那樣成為不朽而很快分崩離析。更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普照天下的“理性之光”竟使現代民主的發源地歐洲經受了千年的中世紀黑暗。

　　看來，古希臘雅典的民主，神則神矣，奇則奇矣，但不過是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神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話語權下吹出來的神話。

　　西方的民主是從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之光”中產生的。

　　說到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之光”，不能不說到“理性之父”——蘇格拉底。

　　據說其丑無比而又智慧無比的蘇格拉底曾經成天光著腳與雅典公民們討論“沒有人比蘇格拉底更有智慧”的問題。這一討論，讓蘇格拉底成為了“理性之父”，也讓蘇格拉底成了眾矢之的。從此人人“認識自己”而使人不再成為神的燔祭;從此何謂敬神?何謂不敬?何謂美?何謂丑?何謂正義?何謂思慮?何謂瘋狂?何謂國家?何謂政治家?何謂政府?何謂統治者?宗教是什么?害怕和膽怯是什么?——的問題不再是神的理性而成為人的理性;從此“靈魂說”和“知識論”相互應證而使“美德就是知識”、“罪惡源于無知”成為人的常識;從此辯證法、歸納法“形相說”使哲學成為智慧之學;從此真、善、美的理性之光與“靈魂不朽”一樣成為人的形質之外的“不朽之光”;從此蘇格拉底成為了全人類的偉大導師而似乎使人類的歷史終結了。

　　公平而論，蘇格拉底對人的靈魂，對真、善、美的探討，對倫理學、知識論、修辭學的研究為人類的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不愧為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座燈塔，不愧為古希臘雅典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蘇格拉底雖不信神卻仍然在神的庇佑之下;理性之光實際存在于“神的邏輯”之中;真理的理性只不過是真理的極少部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蘇格拉底是人類思想史上的燈塔而僅僅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座燈塔，并且并不比那個時代世界上的思想家諸如穆罕默德、釋迦牟尼、耶穌、老子、孔子等高明多少甚至還在他們之下。

　　西方的民主是從基督教中產生的。

　　歐洲本來是多神的歐洲。自從基督教及它的分支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在歐洲取得統治地位后歐洲人就成了“上帝的選民”。說來也怪，曾經具有某種民主氣息的原始基督教竟然衍生出等級森嚴的羅馬天主教;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的嚴密統治使歐洲蒙受了千年的中世紀黑暗而使“普照天下”的“理性之光”黯淡無光。更怪的是，只是實行了政教分離將基督教及其分支驅逐出政治領域后，才結束了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才迎來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曙光。而更加奇怪的是，虛無縹緲的基督教被驅逐出政治領域后據說人都有宗教感情而仍然成為人不可移易的信仰。

　　我們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譜系是為了讀懂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不容否認，西方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是歷史的合理，也是現實的合理;但同樣不可否認，從西方民主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譜系看就是先天發育不良的民主;更不可否認的是西方民主不過是“有用即真理”的產物，他們并沒有真正實行過全民民主，而只是階級的民主，卻在全世界到處推銷他們的民主。

　　我們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譜系是為了撮破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民主神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就被籠罩在西方民主的光環中。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啟蒙，讓缺乏民主基因的中國人民幾乎相信了毛澤東是中國最無恥的大獨裁者，中國共產黨是最獨裁的政黨，中國政府是最獨裁的政府，是中國兩千年來最黑暗的時期。于是古希臘雅典167年的3——6萬人的所謂民主歷史成了世界唯一的古代史;四大文明古國尤其是中國的歷史是“虛無的”或者最多是一部野蠻史;中國只有再當三百年殖民地才有資格存活在地球上;“理性之光”成了世界上顛撲不破的唯一真理;天安門廣場只有矗立起自由女神像才能讓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學生們穿上孝衣，扎起白布就是爭民主、求自由。當下中國資產階級號召民主再啟蒙，也不過是想重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古希臘雅典的奴隸制民主以及古希臘的“理性之光”、基督教文化讓我們看清了“民主”：民主就是階級的民主，鼓吹全民民主、超階級的民主，不是自欺欺人，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真正用意：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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