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有人向你宣揚“黑磚窯”應該合法化，理由：反正那是一群傻子弱智窩囊廢，又臟又笨又沒用，看著都惡心。地球資源本來就有限，哪能讓這群劣等人妨礙聰明人去占有呢?與其讓好好的地皮白白被他們的破爛房子占用、好好的糧食白白被他們糟蹋、好好的資源白白被他們浪費，不如把他們全弄到黑磚窯去當苦力，既能廢物利用讓他們給聰明人創造價值，又能為聰明人騰出寶貴的地球資源來，一舉數得，多合理啊。

　　即便不存在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問題，如果你足夠清醒，為你自己的生存計你也應該堅決反對這種邏輯。道理很簡單：這個邏輯的真正要害是“壓迫有理”：誰有權誰就可以壓迫別人。所謂“傻子”“聰明人”等等其實不過是隨便找出來的借口——當了“聰明人”就可以任意欺負“傻子”。而“聰明”不“聰明”、“傻”不“傻” 誰說了算?誰有權誰說了算。是不是真聰明、真傻并不是要害，要害是“誰有權誰就能任意決定誰算聰明誰算傻”、“誰有權誰就能任意決定別人的命運”——人家今天能用權力把別人定性為“傻子”送去當奴隸，明天為什么不能如法泡制用權力把你也定性為“傻子”送去當奴隸?即使按眼前的標準你不算“傻子”，但只要需要，有權的人可以隨時隨地更換標準，輕而易舉把你劃入“傻子”行列送入“黑磚窯”。甚至眼前有權、可以把別人定性為“傻子”的人也未必能幸免：誰敢保證他們永遠有權?一旦權力不再，他們同樣可以被新的有權的人定性為“傻子”送進“黑磚窯”——當年勃列日涅夫自持國家強大鼓吹用“有限主權論”干涉別國內政時，何曾想到如今俄羅斯會風光不再，會輪到別人用“有限主權論”干涉俄羅斯的內政?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強大而認同“有限主權論”的前蘇聯尚且嘗到了“請君入甕”的滋味，只看到自己眼前不屬于“傻子”而認同“黑磚窯”的“聰明人”更沒有理由確信自己會比俄羅斯人更走運——“改開”開始時有大專文憑就可以算“知識精英”了，后來呢?正規大學、名牌大學、碩士、博士、名教授帶出來的博士、海歸、名牌海歸、“長春藤大學海歸”、“學歷查三代”、“學者型官員”、“共青團出身名牌大學出來的學者型官員”……“精英”的標準是不是越來越高?過去有些人以為沒文憑的工人農民才會變成“改革代價”，自己不同，是“知識分子”，有文憑，是“精英”，“改革代價”輪不到自己。等嘗到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事業單位私有化、養老雙軌制、強制拆遷、禁止上訪、菜刀實名制、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泛濫成災、黑社會猖獗……等滋味后才明白自己的“聰明人”的“精英”地位其實值不了倆錢，隨時隨地會從“優等”變成“劣等”。

　　“黑磚窯理論”的要害在于用“該由誰當奴隸”的大原則偷換“根本不準有奴隸”的大原則。這個偷梁換柱一成立，任何人只要沒權力當靠山，就隨時隨地可能被綁架當奴隸——用“聰明人”與“傻子”、“精英”與“屁民”之類貌似有理的借口把人分為“優等”“劣等”以實現“壓迫有理”的伎倆是個吞噬一切的魔鬼，可以用來收拾任何人，一旦開了頭就止不住。對于多數人來說，只要自以為不屬于“傻子”、被“聰明人”“傻子”之類花言巧語打動而認同“黑磚窯”，就跟阿Q在自己的死刑判決書上畫圈還嫌畫得不圓沒什么本質區別，輪到自己被當成“傻子”送進黑磚窯當奴隸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黑磚窯理論”的核心是“精英論”——所謂“聰明人把傻子送進黑磚窯當奴工有理”不過是“精英奴役屁民有理”的一個具體應用實例。

　　“精英論”是極其陰險毒辣的理論：認同人分“精英”，就不能不認同“人有高低貴賤優等劣等之分”，就不能不認同“民乃屁民”;就不能不根據“優勝劣汰”的原則認同“精英”優于“屁民”，就不能不認同“優等人壓迫劣等人合理”，就不能不認同“把又臟又笨又沒用的傻子弱智窩囊廢送進黑磚窯當奴隸合情合理”、是“先進生產力”——所有這一切全起源于“精英論”。“精英論”是“壓迫有理”、“剝削有理”、“奴役有理”、“侵略有理”等所有理論的核心。一個“精英論”足以分裂整個社會，足以毀滅整個中國。

　　為什么說“精英論”足以毀滅整個中國？只要讓中國人相信外國人都是“精英”、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劣等”、都是“智力低下”的“又臟又笨又沒用的傻子弱智窩囊廢”，那中國人可不就會甘心情愿被外國“精英”和少數本國“精英”送進黑磚窯當奴隸了?整個中國可不就自動毀滅了?

　　如何讓中國人相信外國人都是“精英”、中國人都是“劣等”、都是“智力低下”的“又臟又笨又沒用的傻子弱智窩囊廢”?直截了當這么說當然不行——那等于找打。但是沒關系，人家的招多著呢，直接的不行，那就來間接的;硬的不行，那就來軟的;明的不行，那就來暗的——不是不能直接說嗎?那好辦，用“事實”說話，用精心選擇的“事實”使中國人看了信了之后不由自主產生出“處處不如人”的感覺，不用別人說，自己就覺得中國人實在窩囊，實在屬于“劣等”、“智力低下”、“又臟又笨又沒用的傻子弱智窩囊廢”，被送進“黑磚窯”當奴隸簡直活該。

　　最能讓中國人產生“處處不如人”、自己都覺得自己“劣等”的“事實”是什么?兩大條：第一，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第二，妖魔化毛澤東。

　　妖魔化義和團運動有什么用處?用處大了去了。最大的用處是能讓中國人自己都覺得自己“劣等”、“智力低下”、“又臟又笨又沒用的傻子弱智窩囊廢”——按“精英”的說法，中華文明對世界現代文明毫無貢獻，毫無影響，可見低劣。西方列強不是在侵略中國，而是送來了“先進文明先進生產力”，而你中國人居然不知好歹，居然用封建迷信暴力破壞殺戮動亂拒絕這先進文明，難道不是愚昧之至、野蠻之至、可惡之至?就憑這一條，中國人從此就在世界上永遠抬不起頭來——只要這個所謂的大規模的“用愚昧迷信野蠻暴力對抗科學文明”的罪名成立，中國人在世界面前怎么可能自豪得起來?怎么可能不矮人一頭?不但沒有勇氣抵抗侵略，而且根本就自我否定了抵抗侵略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君不見自義和團之后，“拳匪”、“暴民”、“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等等就成了中國“精英”收拾中國老百姓的王牌武器緊箍咒，稍不如意就搬出來當頭一棒。有了這條大棒，“精英”輕而易舉就把侵略和反侵略的是非徹底掉了個個兒：侵略不叫侵略，叫“傳播先進文明”;反侵略不叫反侵略，叫“用野蠻落后愚昧抗拒先進文明”，這就一下子徹底剝奪了中國人反侵略的正義性——你不是反侵略，而是鬧“拳匪”、“動亂”、抗拒“先進文明”。不但如此，這下子連中國人的民族自尊的權利都給掃蕩一空：從此“民族主義”在中國成了反義詞，誰敢講“民族主義”“民族自尊”誰就是在煽動“義和團式的暴民民粹”、“義和團式的排外”;而當漢奸倒成了理直氣壯：我不是賣國，我是“與先進文明接軌”、“順應時代潮流”，誰反漢奸誰就是“愛國賊”——總而言之“賣國有理、愛國有罪”。為什么有人說“中國是盛產漢奸的國度”?為什么世界上一切國家中只有在中國賣國賊敢明目張膽理直氣壯?妖魔化義和團的后果。妖魔化了義和團，自然就證明中國人是不折不扣的“劣等”、“智力低下”、“又臟又笨又沒用的傻子弱智窩囊廢”，自然只配被送進“黑磚窯”當奴工。

　　妖魔化毛澤東呢?那就更厲害了——只要讓中國人相信妖魔化毛澤東的“罪狀”成立，就能讓中國人徹底死心，誠心誠意覺得中華民族的確“劣等”、“智力低下”、“又臟又笨又沒用的傻子弱智窩囊廢”，再也產生不了反抗被送進“黑磚窯”的勇氣：“精英”把毛澤東妖魔化成比希特勒還邪惡的殺人魔鬼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新中國是比納粹德國更邪惡的法西斯國家，這可比妖魔化了的義和團性質更惡劣——妖魔化了的義和團還只算愚昧落后自己折騰自己，而如果中國出了個“希特勒法西斯”，那問題的性質可就屬于禍害世界了。這樣一來，中華民族就不僅僅是“劣等”的問題，而是“黃禍”的問題，比納粹德國法西斯更惡劣——德意志民族雖然出了個殺人魔王希特勒，但出的對世界文明有重大貢獻的的名人更多：馬克思、恩格斯、愛因斯坦、費爾巴哈、黑格爾、莫扎特、貝多芬、瓦格納、舒伯特、歌德、海涅、赫茲、高斯、克勞塞維茨、奧托·哈恩…… 而中國呢?妖魔化義和團時“精英”就說了，中華文明對世界現代文明毫無貢獻，毫無影響，可見中華文明“劣等”。如今可好，對世界不但沒貢獻，還出了個比希特勒還厲害的殺人惡魔禍害世界，換句話說中華民族中國人對世界現代文明只有破壞而毫無貢獻，不但是不折不扣的“劣等文化劣等人”，而且簡直是世界公害。如此“劣等文化劣等人”，那還有什么資格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還有什么理由跟“先進文明”“優秀民族”爭奪世界資源?當然應該滅絕，送進“黑磚窯”當奴工都便宜了——只要妖魔化了義和團和毛澤東，就休想躲過這樣的結論。

　　中國“精英”們為什么要通過妖魔化義和團和毛澤東能讓中國人感到“處處不如人”、自己都覺得中華民族“劣等”、中國該垮、該被外國的“先進文明”弄進“黑磚窯”當奴工?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存需要——作為吸血鬼、寄生蟲，“精英”不騎在老百姓頭上吃老百姓就活不下去。老百姓的地位低了他們的地位才能高。這是中國 “精英”的生存秘訣和生命線，生死悠關的頭等大事。

　　普通老百姓往往想當然地以為只要是中國人就自然不希望中國垮，這是不折不扣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對“精英”來說，生死悠關的問題不是中國能不能存在，而是自己能不能高人一等。如果當不成“精英”不能高人一等、不勞而獲、專吃老百姓，自己就不能生存。如果自己不能生存，中國再強大對自己又有什么用?只要自己能高人一等當上“精英”吃上老百姓，中國滅亡了又有什么關系?中國越倒霉、老百姓的地位越低，“精英”的地位才越高——中國強大，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大家地位都一樣，人人平等，大家一般高，平起平坐，自己還怎么把別人踩到腳下、騎到別人頭上?還怎么高人一等當“精英”?只有中國滅亡成了殖民地、中國老百姓成了“劣等人種”當了奴隸，才會有“高等華人”、“精英”出來當奴隸總管的需要，自己才能穩穩當當高高在上吃老百姓——魯迅說：“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的。”

　　明白這就能明白“精英”為什么要拼命妖魔化義和團、妖魔化毛澤東——義和團運動最大最根本的積極意義是什么?“反抗”。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反抗”——“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 “造反有理”。中國“精英”的生命線是什么?“壓迫有理”——“只許我壓迫，不許你反抗”：不殺窮人不富，不宰人民不發，不把別人踩到腳下就沒法往上爬，不壓迫老百姓就當不了“精英”，當不了“精英”就不能不勞而獲，就不能生存。“精英”和百姓的關系是壓迫與被壓迫、奴役與被奴役、剝削與被剝削的敵對關系，你死我活，勢不兩立，水火不相容。“精英”要生存就必須欺負老百姓，必須吃老百姓，必須用“優等”“劣等”、“優勝劣汰”、“英雄創造歷史”之類似是而非的理論把老百姓打趴下再踩在腳下。既然“精英”不壓迫老百姓就不能生存，那豈能容忍任何肯定老百姓反抗的東西?當然見了肯定“反抗”的義和團運動和毛澤東思想要暴跳如雷，當然要拼命妖魔化，當然不斬盡殺絕誓不罷休。這是“精英”的階級本性——存在決定意識，屁股決定腦袋，階級地位決定階級立場。

　　“精英”妖魔化義和團和毛澤東不僅是欺負老百姓、鎮壓老百姓反抗的需要，也是自己當上“精英”的需要——把別人都變成鬼了，自己自然就成了神了。“精英”當上 “精英”的訣竅不是證明自己優秀，而是“證明”別人“低劣”——別以為相對論是自然科學的東西，別以為世界上只有個“愛因斯坦相對論”，中國還有個“精英相對論”——“逆向競爭”：我才不費那個傻力氣用實實在在的實干成績證明自己優等呢。如何證明我“優等”?“證明”別人都“劣等”就行了。我啥也不用干，只要整天專門罵人，專門挑別人毛病，專門“證明”別人都“低劣”。別人都“低劣”了，我不就自然“優等”了嗎?如何證明我比別人干凈?劈頭蓋臉給別人都澆上一頭大糞水，可不就顯出我的“清潔衛生”了嗎?與其拼搏攀登，不如“水落石出”——只要讓水落下去，石頭根本用不著動窩、啥都不干就實現了高高在上。要比別人高，只要把別人都打趴下，自己不就比誰都高了?要高人一等，只要把別人都貶低了，自己不就大功告成了?這才是中國“精英”當上“精英”的真正訣竅 ——不是證明自己比別人強，而是“證明”別人比自己差;不是拼命做出成績來，而是整天啥也不干，專門挑別人的毛病，專門“證明”別人都“錯誤”、都“有罪”，專門把別人全按倒打趴下，自己就不費吹灰之力成了“精英”。要當“精英”就得學會“逆向競爭”，絕對不能承認別人有功，必須顛倒黑白專門挑別人的毛病，把別人都妖魔化了，自己就當上“精英”了。把義和團運動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這些群眾性運動都妖魔成犯罪行為了，自己自然就“一貫正確”了。

　　明白了這些就能明白永遠別指望“精英”會擺事實、講道理、實事求是看待義和團運動和毛澤東——他們的利益需要的是不擇手段顛倒黑白妖魔化，絕對容不得任何歷史真相。一切成就都必須一筆勾銷，一切問題都必須無限放大甚至無中生有憑空捏造。

　　處于義和團的時代，中國老百姓不可能知道任何正確的反抗方式，一切都只能從零摸索起，從滿清統治者和中國文人“精英”強加于自己的辦法試起——說義和團亂殺人，但這是滿清統治者“楊州十日”、“嘉定三屠”、瘋狂屠殺太平天國起義軍等野蠻屠殺政策的產物。說義和團見了用洋物件的人就殺，但這是滿清統治者“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根據衣著打扮區分敵我的血腥屠殺的產物。說義和團迷信，但這是滿清統治者堅持封建迷信執行愚民政策的產物。罪魁禍首歸根到底是滿清封建統治者。義和團運動只持續了幾個月，只發生在中國北方幾省;滿清的血腥屠殺血腥統治卻持續了幾百年，遍及中國全境。“精英”們對只發生在幾個省、持續了了幾個月的義和團運動口誅筆伐了上百年都沒完沒了，對遍及全中國持續了幾百年、野蠻血腥無以復加的滿清統治者卻大肆美化，“辮子戲”充斥全國。就憑這一樣就可以看出他們假仁假義的虛偽和顛倒黑白的無賴伎倆。

　　“精英”們把義和團運動的反抗精神一筆勾銷，對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成果更是概不承認，讓中國人以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一場災難。實際上恰恰相反，如果沒有義和團運動，對中國人來說才是真正的災難——沒有義和團運動，列強早就把中國瓜分了。甲午戰爭后，列強在中國人口稠密的要害地帶整省整省地瓜分中國，從馬關條約起僅僅三年，列強就從中國強行搶去了臺灣、東北、山東的主權。對列強的這種明目張膽的瓜分，中國發生唯一的抵抗就是義和團運動。中國沒有被瓜分，不是義和團運動的功勞又是誰的?八國聯軍司令瓦德西給德皇報告中列舉的不能瓜分中國的理由全是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因為義和團的反抗，根本沒有滿清和中國文人“精英” 半點事，這從反面證明了義和團運動的歷史作用——正是義和團的反抗使列強發現中國老百姓跟腐朽無能的滿清政府不一樣，瓜分中國就要直接跟中國老百姓對抗，感到力不從心——西方國家不怕弱國有組織的抵抗，因為有把握一舉粉碎;就怕弱國全民抵抗，因為經受不起人民戰爭持久戰。換句話說受不了“人民戰爭”的潛在威懾。雖然義和團運動本身直接的反抗力量并不大，但西方列強本能地從中感覺到了蘊藏在背后的“人民戰爭”的戰略威懾。沒瓜分中國不是不想，而是被義和團運動顯示出的“人民戰爭”的潛在威懾制止了。這才是義和團運動戰術上失敗、戰略上成功的真正原因。沒有義和團運動，中國人在列強眼中就跟美洲印地安人、非洲黑人沒什么區別，抓就抓了，殺就殺了，絲毫不當回事。中國之所以沒有被瓜分，中國人之所以避免了印地安人和黑人的命運，全虧了義和團運動——美洲非洲都沒有發生過類似中國的義和團運動，結果輕而易舉被殖民主義瓜分了。中國發生了義和團運動，結果沒有被瓜分。中國“精英”對此居然公開撒謊，居然硬說中國沒被瓜分并不是因為中國人的反抗，而是因為西方國家良心發現——“壓力僅僅來自西方列強的國內。畢竟，20世紀了，西方國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對列強落后國家過于放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張鳴：《賣國的罪名和太后的面子》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c7a2f50102e3br.html)——說義和團搞刀槍不入是荒唐，那說列強因為突然良心發現、“民主人道的思想今非昔比”、不再 “對落后國家過于放肆”而不瓜分中國是則更荒唐——圓明園都燒了，臺灣、東北、山東都占了，組織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做，“精英”卻說這很文明、很“民主人道的思想今非昔比”、不再“對落后國家過于放肆”，所以沒有瓜分中國——證據呢?什么也沒有，完全憑“精英”信口開河。這就叫“理性”、 “科學”、“先進文明”?義和團的迷信是戰術性的、一次性的，之后就不重復了，而“精英”的迷信則是戰略性的、屢教不改，無可救藥。

　　如果說義和團運動的歷史作用還不那么容易直接看出來、還容易被“精英”妖魔化的話，那“精英”妖魔化毛澤東則是赤裸裸的顛倒黑白——用不著一個一個地羅列具體事實，只需問一句：中國在毛澤東手里是變強了還是變弱了?變強了就是歷史的功臣;變弱了就是歷史的罪人——這個事實不清楚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嗎?如此簡單明了的問題“精英”們從來不敢明確回答，從來不是兜來兜去拐彎抹角瞎忽悠，就是氣急敗壞破口大罵當眾撒潑。這一點不奇怪，因為他們的私利需要他們瞪著眼說瞎話，需要他們把中國人貶低成“劣等文化劣等人”——誰說“普世價值”都是西方的專利?“為人民服務”難道不是“普世價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難道不是“普世價值”?“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難道不是“普世價值”?“一分為二”難道不是“普世價值”?“人民戰爭”、“持久戰”難道不是“普世價值”?“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弱國能夠打敗強國”難道不是“普世價值”?——超級大國美國在阿富汗打了十一年，終于撐不下去了，決心撤退，這是不是“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弱國能夠打敗強國”?是不是“普世價值”?就憑這，誰說中國人對當代世界文明沒貢獻?毛澤東思想就是貢獻。妖魔化了毛澤東，自然就可以把這一切中國人創造“普世價值”一筆勾銷，自然就可以讓中國人毫無民族自尊可言，自然面對“中國人是劣等文化劣等人”的誹謗無法辯駁。所有這一切恰恰是只有讓中國人自認劣等才能實現自己“高人一等”的“精英”的利益需要。

　　“精英”靠壓迫老百姓生存，最不能容忍老百姓反抗壓迫，拼命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和毛澤東說到底就是不準反抗。他們總是說反抗如何如何不好，但絕對不告訴人們這個事實：不反抗的命運更悲慘——“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怎么來的?大罵義和團罵出來的。中國文人“精英”們不遺余力地制造出來的。沒有他們從1900 年起幾十年如一日喋碟不休地大罵“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暴民暴亂假愛國真禍國”、“民粹愛國是害國”、“民族主義最危險”、大肆鼓吹“洋人代表先進文明”、反抗洋人就是“用愚昧對抗科學”、“用野蠻對抗文明”、“程序正義”、“理性抗爭”、“非暴力”、“國際裁決解決問題”……就沒有“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推行“精英治國”的“蔣委員長”“從善如流”，對中國文人“精英”從義和團運動中總結出來的一切“歷史教訓”、“學術研究成果”言聽計從照單全收，具體化成戰略決策，就是“絕對不抵抗”——“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怒含憤，暫持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如果不發一槍，那么就可以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結果呢?中國文人“精英”的目標倒是全達到了：“絕對證明中國人沒錯，是日本人侵略，國際社會就會站在他一邊，譴責日本”、“義和團式的愛國”的種種“弊端”倒是避免了，得到的卻是空前的民族浩劫：“國際社會譴責日本”屁用沒有。由于沒遭到任何抵抗就輕松獲得了出意料的成果，日本立即修改戰略，把本來由幾個瘋狂的少壯派日軍軍官擅自發動的孤注一擲變成了國策。輕而易舉獲得了東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資源使日本侵略實力空前增長，侵略野心極端膨脹，決心全面侵華，一口把整個中國吃掉，從此得寸進尺變本加厲：“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東北、華北、華東、華南、中原、南京大屠殺……追本溯源，所有這一切都起源于“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南京大屠殺的犧牲、八年抗戰的犧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開，防得百拳來”。所有這一切空前的災難浩劫都是“九.一八”時“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的后果。然而“九.一八”的 “絕對不抵抗”的戰略決策又來自哪里?來自中國文人“精英”幾十年如一日的妖魔化義和團運動。

　　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后果決不僅僅是“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為什么南京大屠殺時幾個日本兵就能看押上千中國人走向屠場?為什么南京那么多中國軍民會如此馴服地被屠殺而不敢反抗?為什么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兵能讓一個縣的中國老百姓“跑反”?中國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被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軟刀子殺光了。抗戰前幾十年中國文人“精英”們整天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老百姓外國人如何“文明”、中國人如何“野蠻”、反抗如何如何不好、“義和團式愛國”如何如何可惡……中國老百姓整天聽到的就是不要反抗、要“聽話”、“守規矩”，從來都被告訴這不能干那不能干，從來不告訴他們什么能干，最后的實際效果只能是得出結論：什么也別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面前仍然以為逆來順受就可以活命，等日本鬼子的屠刀砍到頭上才明白一條真理：“千錯萬錯，不反抗是最大的錯”，然而為時已晚。南京大屠殺、平頂山大屠殺……無數大屠殺，無數受害者不僅是被日本鬼子用硬刀子殺死的，更是被中國文人“精英”用軟刀子殺死的——受害者的反抗精神和意志被中國文人“精英”用妖魔化義和團、宣揚絕對不抵抗的軟刀子殺死在先，肉體被日本鬼子的屠刀殺死在后。沒有喪失反抗意志、面對屠刀逆來順受的精神崩潰，日本鬼子豈能輕而易舉用那么點的力量殺死那么多毫不反抗的中國人?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中國文人“精英”實際是日本鬼子的幫兇。

　　把 “絕對不抵抗”的帳全算在“蔣委員長”頭上不夠公平，因為真正的發明權屬於中國文人“精英”，“九.一八”的“絕對不抵抗”不過是他們妖魔化義和團運動的 “學術研究成果”之一(也是“不做不出錯，但不做本身就是最大的錯”、“不抵抗是最大的罪惡”的具體實例之一)。把“抗日戰爭時一個日本兵能讓一個縣的中國老百姓‘跑反’”之類窩囊歸咎于“中國人素質低劣”更是污蔑。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拼命妖魔化義和團的中國文人“精英”。是他們混帳透頂的妖魔化義和團的 “學術研究”和“理性判斷”導致了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無窮災難的“絕對不抵抗”。他們的雙手蘸滿了無數無辜中國人民的鮮血和生命。

　　關于義和團運動的評價決不是沒事找事、可有可無的遙遠的具體歷史細節扯皮、筆墨官司、“學術爭論”，而是在中國人是否“劣等”、有無民族自尊的權利、有無反侵略斗爭的權利和正義性等生死悠關的原則問題上的殊死搏斗。中國人一旦認同妖魔化義和團，就認同西方列強的侵略不是侵略而是“先進文明”、反抗侵略不是反抗侵略而是“落后文明抗拒先進文明”、“野蠻抗拒先進”、“迷信抗拒科學”，就自己否定了自己反抗侵略的正義性，就自己剝奪了自己反抗侵略的權利，就等于自己認同自己是“劣等人種”，就等于自己承認自己該被送進“黑磚窯”當奴隸——“絕對不抵抗”和“南京大屠殺”就是例子。

　　妖魔化毛澤東的后果更惡劣——不僅要把中國人變成“劣等文化劣等人”，而且根本否定了中國的存在資格——“精英”既然定性“毛澤東是比希特勒還邪惡的殺人魔鬼”、“中國是比納粹德國更邪惡的法西斯國家”，那還有什么可說的，當然鐵了心要按處置法西斯德國的方式處置中國——納粹德國是被外部敵人擊敗后不得不投降、不得不接受懲罰的，而中國的“精英”通過妖魔化毛澤東則要中國在沒有受到外來攻擊、沒有被擊敗的情況下不攻自垮、爭當戰敗國、自動要獲得戰敗國的待遇：徹底擊敗，由外國軍隊占領，由外國軍隊分割，徹底解除武裝，所有的核武器必須銷毀，所有的國防工業必須鏟除，象嚴禁信奉宣揚納粹思想一樣嚴禁信奉宣揚毛澤東思想，象取締納粹黨一樣取締共產黨……換句話說中國必須被消滅征服——“精英”們對任何認同毛澤東的言論都暴跳如雷，但對“一分錢把中國賣給美國當第五十一州”、“中國必須分裂”之類叫囂從來不反駁不譴責，因為他們心有共鳴，雖然嘴上不說，但卻“能做不能說”地朝這個方向一步一步邁進：先否定文革打開突破口，再擴大戰果否定毛澤東，再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再進而否定整個中國革命，再進而否定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吳敬璉毫無忌諱地宣布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都必須徹底否定：“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準所說的 ‘1789-1870-1917這股潮流’。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吳敬璉：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既然共產主義帶來的只有災難，那中國要擺脫災難自然只有回到出現共產黨之前的狀況中去，——人們已經看到“精英”是如何全面徹底反攻倒算、徹底清算中國革命的：清算文革，清算反右，清算公私合營，清算公有制，清算土改，清算鎮反，清算建立新中國，清算毛澤東，清算共產黨，清算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清算到一百多年前了，共產主義從根上都被刨掉了，那共產黨的一切自然都必須消滅——所以要解散人民公社取消農業集體化，所以取消公有制全面私有化，共產黨搞出來的核武器、國防工業當然也不能例外，難怪“精英”要鼓吹“主動銷毀核武器、向美國買安全”、要以“國企私有化”的方式一步一步予以消滅——國有企業一旦變成私有制，輕而易舉就能借外資之手消滅掉，殺人不見血，殺人不用刀。

　　妖魔化毛澤東只不過是肢解中國的開頭，只要走上了這條道就必然歷史大倒退，想止步也止不住，最終發展的結果必然是中國徹底解除武裝、重新回到沒有工業化、沒有國防工業、沒有核武器、隨便誰都可以打進來的一盤散沙狀態。那時中國可不久只有分崩離析任人宰割的份了嗎?所以關于毛澤東的評價不是學術之爭，不是個人意氣、個人恩怨之爭，不是僅僅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不是左右扯皮，不是無足輕重事不關己，而是涉及整個中華民族是否有權生存的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

　　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和妖魔化毛澤東把“精英”的無恥無賴展現得淋漓盡致——義和團運動挽救了中國，改變了歷史，毛澤東徹底改變了中國落后挨打的命運，使中國轉變為強大。中國“精英”對這兩次歷史大轉折無尺寸之功，無舉手之勞，沒有絲毫貢獻，什么都沒做，唯一做的就是破口大罵為改變中國命運作出了真正貢獻的人，不折不扣的“逆向淘汰”——你整天罵別人這錯那錯，你做了什么?什么都沒做，光罵人了，專門誹謗污蔑改變了歷史的人，把真正干事的人都貶成罪犯，自己不勞而獲就成了“一貫正確”的“精英”，這不叫無賴叫什么?

　　“精英論”、“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和“妖魔化毛澤東”是滅亡中國的三把刀。只要這三把刀肆無忌憚，中國崩潰戰亂只是時間問題。其中“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和“妖魔化毛澤東”是手段，罪魁禍首萬惡之源是“精英論”。任何人只要堅持“精英論”就必然抄起“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和“妖魔化毛澤東”這兩把刀來對中國老百姓下毒手。對中國老百姓來說，今后這三把刀尤其是“精英論”將是識別敵我的根本標準——誰堅持“精英論”、堅持“妖魔化義和團運動”和“妖魔化毛澤東”，誰就必然被證明為中國老百姓的死敵，絕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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