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幾位右翼陣營的標志性人物空前活躍，從沈陽到長沙，據說還要到成都，所到之處，一石激起千層浪，讓人不禁想起了一句古詩，“君看病驥瘦露骨，不思仗下思天山”。眼前情形還真有些仿佛，幾個老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的人，不辭勞苦、四處奔波，真是令人悚然動容。這就不能不引出這樣的問題，蔚然成勢的右翼力量在中國將會怎樣發展、擁有怎樣的未來與前途呢?明日中國之域中，究竟是誰家之天下?

　　說實話，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琢磨這樣的問題是典型的杞人憂天，但這又恰恰是中國老百姓揮之不去的毛病，明知自己不行卻偏偏愛湊熱鬧。筆者就是這類貨色，也想湊湊熱鬧來點管窺蠡測。

　　一、右翼在中國發展蔓延，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特有現象。

　　不容否認的是，伴隨改革開放，右翼思潮在中國由涓涓細流直至滾滾洪流，在今天的中國已經鋪天蓋地、蔚然成勢了。那么，這股思潮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影響呢?

　　筆者不揣冒昧，以為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

　　其一、強大的國際靠山

　　西方思想價值體系(現如今簡稱為“普世價值”)是中國右翼思想的來源地和大本營。坦率地說，盡管秉持這一思想的隊伍在中國浩浩蕩蕩且相當高端，但令人驚訝的是，迄今為止，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不過是二道販子，不過是把西方價值體系整體打包躉來中國，然后分包散賣而已，他們所做的，就是要按照西方的思想框架不走樣地改造現實的中國。所以總體而言，當今中國的右翼思潮說到底還是屬于滾滾西方大潮中的一股支流。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它動力強勁，具有強大的沖擊力和吸附力，更何況作為批判武器的普世價值背后是強大的武器批判，二十多年來所向披靡，無堅不摧、無城不陷，就更助長了這一思潮在中國的激蕩。

　　其二、開放的思想先導

　　歷史上中國有過幾次睜開眼睛看世界的經歷，改革開放之“開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其中的一次。此次開放之初，當西方世界的花花世界呈現在中國人眼前的時候，巨大的反差使相當一些中國人目瞪口呆，對比之下，原本的信心與信念一落千丈，從此，“西方=先進，中國=落后”的觀念深深地扎根于腦海之中，西方的一切東西，從物質技術、到生活方式到思想意識，全都高踞在上，向西方看齊，成為救贖中國使之拔離苦海皈于先進的不二法門，西方的思想觀念理所當然地成為打開未來的鑰匙。于是，書包里塞滿西方思想教科書，滿身攜帶西方價值觀念的人，就成了開放的旗手與向導，渾身上下都包裝著一層“文明、進步”的輕紗，一時間炫人眼目、魅力四射。

　　其三，改革的同盟力量

　　中國的經濟與社會改革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歷程，如果把已經過去的前三十年當做一個歷史階段的話，那么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右翼作為改革的體制外的力量，總體上與改革的體制內的力量訴求一致，能做到與體制力量并肩而行，盡管雙方不時發生沖突，有時還很激烈，但總的說來，二者仍然是同路人，右翼集團同時還扮演著智囊、參謀和助手的多種角色，得到了體制力量的扶持、慫恿、放任，使之在利益格局中成為一個重要版塊，因而其政治合法性就有了保障。這也是其力量的重要來源。

　　二，右翼的致命硬傷和先天不足，決定其注定經不起歷史的沖刷。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兩個方面，中國的右翼也不例外。在其強大與優勢的背后，是它與生俱來的不足和由此產生的致命硬傷，這些致命的硬傷決定這一力量在中國只能曇花一現，經不起中國歷史的沖刷，最終必將走向中國社會的對立面和中國歷史的反面。

　　第一個硬傷：輕視民族利益，使他們走向中華民族的對立面。

　　究竟應該把民族利益擺在什么位置，這是區分當代中國左右翼的一條分水嶺。由于來源與出身的決定，中國的右翼力量只能把民族利益擺在次要的位置，而把所謂“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擺在最優先的層次，借用他們一句經典的描述就是“人權高于主權”。在他們看來，融入國際體系，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民族利益的客觀存在，今后的中國只能奉行全人類的利益，而沒有什么民族的利益，在全球化、一體化的大潮下，強調民族利益就是狹隘，就是自私，就是封閉保守，就將落后于時代。正是在這一理論的支撐下，所以他們才主張放棄爭議中的領土主權，說什么捍衛國家其實就是捍衛獨裁。他們堅決反對民族主義，視愛國主義為洪水猛獸，將愛國者污稱為愛國賊，將其形容為當代中國最大的危險。他們歌頌汪精衛，支持帶路黨，教唆中國要勇敢地為西方火中取栗。在國際戰略領域，他們否認發展崛起的中國與西方霸權體系的矛盾不可調和，堅決反對中國與美國霸權主義做斗爭，堅決反對中國發展現代化武裝力量，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不要拿我的稅款去造航空母艦”，它們盜用“韜光養晦”的名義，鼓噪同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無條件地“合作”，把救美國、救歐洲當做比救中國還更重要還更急迫的事業。

　　當然，上述所有這些主張都經過了華麗的包裝與復雜的演繹，也大都是以學術的面目呈現出來的，并經常冠以最新、最先進思想理論的頭銜，在一定時期內具有很強的蠱惑力，成為主流，壓抑任何與之不同的聲音。

　　但是，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中華民族與西方霸權體系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注定將愈演愈烈。這是不同文化文明、不同社會模式和不同歷史方向之間的對抗，彼此之間矛盾沖突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這場空前漫長、空前深刻、空前激烈的沖突中，所有中國人都必須選擇站隊：是站在中華民族一邊，還是與西方體系抱成一團，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腳踏兩只船，也無法模棱兩可。中國的右翼別無選擇，只能站在中華民族的對立面，而向西方勢力輸誠效忠，這是沒辦法的事情。所以現在人們可以看到，在相對能自由表達網絡上，右翼的表現就是逢中必罵，逢美必贊。不過在現實中，他們也不得不有所收斂，還要借用左右之爭“都是為了中國人民利益”這樣的幌子。

　　所以，隨著中華民族與霸權主義矛盾的激化，中國人民與右翼力量之間的矛盾也必然日益激化，這是歷史的大趨勢。

　　第二個硬傷：否定傳統文化，使他們走向中國歷史的對立面。

　　否定傳統文化，這是普世價值與生俱來的本能，因為只有把傳統文化矮化、弱化、丑化，才可給普世價值騰出空間，譬如杜鵑的幼鳥擠走別的幼鳥一樣。但一般來說，較有城府的右翼思想者輕易不去觸碰這座大山，他們所做的只是盡可能的弘揚、彰顯西方文明，或者從學術比較的角度諷上化下，倒是沒有多少思想的右翼走卒們無所顧忌，經常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罵得一錢不值，喊出右翼力量的真實心聲。所以，普世價值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目前可謂是沖突不大、彼此并立，看起來很有點相安無事的樣子。

　　但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復興的真實涵義是包括中國文化、中國文明在內的全面的復興，傳統文化必將因此揚棄而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邁上新的歷史高度，用一句不經修飾而直白的話說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成為同任何偉大文明比肩而行、各具優勢的文化體系與文明模式，這意味著用普世價值改造中國的夢想歸于破滅。所以，攻擊中國文化，現如今已經成為右翼思潮的總體傾向，普世價值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對立面深入發展，二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必將愈演愈烈，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程日益加快，傳統文化與普世價值主動要發展到較高低、決勝負、定雌雄，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中國的右翼力量是普世價值的黨衛軍、沖鋒隊，是普世價值的瘋狂打手，所以，舉凡中國文化的符號、標志，都已成為他們下決心必須挖掉的祖墳，他們將因此成為典型的反中國歷史而動的力量。

　　第三個硬傷：站在精英的立場上，右翼成為中國最廣大基層工農群眾的對立面。

　　群眾創造歷史還是英雄創造歷史，這是兩種史觀的基本分野，落實到現實的中國，就是精英與大眾的關系：究竟站在精英群體一邊，從精英的利益出發，為精英呼喊，還是站在大眾的立場上，維護大眾的利益，這是當今中國社會“左”與“右”的分水嶺。站在大眾的立場上，就是強調社會公平，主張共同富裕，限制資本，打擊黑惡勢力;站在精英的立場上，就是強調市場自由、個人自由，主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所反映的是暴發戶的訴求，代表是資本家與富豪的利益。雖然中國的右翼集團也打著“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旗幟，但“為富人說話”代表的是他們全部思想體系 ，彰顯著他們的靈魂和價值，而“為窮人辦事”不過是點綴而已，不過是良心發現的一點善舉，二者雖然在語言邏輯上各居一半，但在實際上則是九牛與一毛之別，不可同日而語。

　　對此，有些右翼思想家其實已經不屑于掩飾。他們已經公開宣告，“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應該說，這樣的說法相當真誠也相當坦白。應該肯定，這是他們思維邏輯的必然結論。至于網絡媒體上的一些人，早已經直言不諱地把“窮鬼”一詞重新罵了起來。

　　筆者以為，這構成了中國右翼力量的致命硬傷。這樣的邏輯，不管在學術與思想的高度上如何堅挺，但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道德魅力與道義的力量。因為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天性是，不管什么理論什么思想，只有把關懷與關愛投放到底層弱勢的人群，才具有令人信服的道德魅力與道義力量，偉人所言“造反有理”，大概就是這一邏輯的凝練概括。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左翼的主張多么不現實，但都熠熠生輝;不管右翼的主張多么實用功利，但都不免銅臭熏天。所以，右翼在中國永遠只能居于少數，這是其歷史的宿命。前一階段引人入勝的《中國人想要什么樣民主》的調查研究所反映出來的數據，不過是這一歷史宿命尖尖角而已。

　　樹欲靜而風不止。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對立客觀存在，現如今的中國也是這樣。窮與富的對立，直接表現為大眾與精英的對立，現正在中國社會上演。這是新的歷史階段內一場空前的政治大戲與里是大戲，而右翼集團恰恰是精英群體中的骨干與中堅。

　　第四個硬傷：與國家離心，右翼正在轉變成為現行體制的對立面。

　　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不管現如今中國這個國家有多大的毛病，讓我們經常痛罵不已，但說到底她都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自己責罵可以，但如果別人也想來打罵，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對當今在中國執政的政權態度也是這樣，這個政府的毛病多得不可勝數，但中國畢竟需要政府，就算換一撥人，或者經常換人，來一個輪流執政，其執政水平也不見得因此就能有大的改觀，相反，體制上如果動蕩不定，缺少連續性和穩定性，很可能導致政治風波不斷，社會生活風雨飄搖，這大概是大多數中國人積幾十年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而得出的結論。所以，從根本上說，盡管大多數中國人對現行體制的意見看起來沸反盈天，但實際上并不是與這個國家離心離德，對執政者也基本上抱著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并不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現行體制與現存國家的政治合理性和歷史合法性。

　　但是，右翼勢力與此卻截然不同，他們從骨子里并不認可這個國家，更不認可現行體制，他們不但對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而且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總體上持否定的態度(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茅于軾，請不要無恥地貶低中國》和《談論中國外交，請不要拿毛澤東時代說事》，對歷史、對過去都沒有起碼的一分為二的態度，也從不辯證地分析看待中國的社會歷史問題，基本上是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執政黨身上，其最新的代表性理論觀點是，“毛澤東把一個二戰戰勝國弄成了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作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歷史偉人的毛澤東，自然就被他們拿出來當靶子打，將其形容成惡魔。他們深深懂得，只有在思想意識上打垮毛澤東，才能從根本上打垮那場社會變革，才能從根本上否掉那場變革的社會歷史產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些人的心中，三十年代的中國才是一個更美好的中國，海峽對面的中國才是理想的中國。

　　對過去的中國是這樣，對現在的中國他們的態度有所緩解，因為他們需要與現行體制合作，需要引導之，驅動之，最后達到改造之的目的。所以，在改革開放已經過去的階段，他們與現行體制之間保持大體上合作共贏的姿態，共識大于分歧，合作多于沖突，并且在相當程度上彼此結成秦晉之好，共同策劃實施了許多重大的社會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即或對于右翼勢力，也應該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也搖一分為二地加以分析，他們一定程度的歷史貢獻還必須給予承認，否則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事物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右翼勢力也在劫難逃。盡管與現行體制攜手并肩了一個階段，雙方曾耳鬢廝磨，你來我往，但由于最終目的截然不同，反目成仇就是或早或晚的事情?，F在，改革已經來到了十字路口，向哪條路上走，右翼力量已經與現行體制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對于執政黨明確宣告“不走封閉保守的老路”，他們當然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對于“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他們則基本上用集體沉默來對付，或者顧左右而言它。當然，這也是一種策略，因為他們指導，與體制力量正面相抗衡畢竟不甚明智。但他們無論如何難以咽下這口氣，于是在“中國夢”，“二個不否定”提出之后，他們一哄而上，試圖從學術的角度進行質疑、矮化，扭轉其顯而易見的政治意義。任何關注一點思想動向的人，都可從各種媒體上捕捉到這一明顯的動向。

　　這一動向撕開了右翼與現行體制之間的裂口，標著雙方圍繞“政改”已經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了。這一裂口事涉根本、無法縫合，今后只能越來越大，由此將導致雙方將分道揚鑣，彼此反目成仇，形成日益嚴重的對立。所以，盡管今天我們還不能說右翼勢力已然就是現行體制的對立面，但這一天很快就要成為現實。

　　第五個硬傷、私有萬能，墮落成為人類理性的對立面

　　財產私有化、政治自由化、經濟市場化，這樣的“三化”雖然并不能說就是西方思想價值觀念的主體，但確實是中國右翼所躉給中國的普世價值觀念體系的核心內容，其中，財產私有化，私有財產神圣可不侵犯是“三化”當中的基礎之“化”，這就是為什么中國右翼始終把私有制奉為至高無上法則的原因。

　　客觀地說，如果僅僅從經濟學的角度談論財產私有的是非功過，原本不可厚非，甚至有相當的合理性。但把財產私有化上升到社會模式的高度，拔高成為人類生活的絕對準則與永恒現象，則趨向謬誤，違反了人類理性。從人性的角度看，人人都有自私的一面，私有財產契合了人類的這一特點;但從人性另一個角度看，人人也都擁有天下為公的高尚靈魂，以天下為重，以公共為大，也契合了人類理想的特點。所以，人類社會可能無法根除私有，但不能私有泛濫。從這個意義上說，烏托邦式想法是人類最可貴的理想，它恰恰反映著人類社會不同于動物社會的高尚的一面。

　　但是，中國的右翼們卻把一切私有捧為神明，把一切公有視為萬惡之源，其矛頭長期以來瞄準國有企業及一切公有制形式，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們對于1949年以后的一切公有制嘗試，完全以罪惡視之，為此動用了一切可能動用的資源。這就已經超出策略與情感的范疇，而成為一種反人類理性的行為。

　　一個私有萬能和私有泛濫的社會，不管多么富裕，一定是一個墮落的社會;一個天下為公兼濟向上的社會，不管多么貧窮，一定是一個高尚的社會。這一點，古往今來的思想者無不有此共識。就算是宗教迷信，也從不把私有當神圣，他們甚至還努力破除人們對財產的私占欲望，如佛教，總想讓人們從物欲沉淪中解脫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右翼思潮的道德水準無從談起，甚至無法與三千年前就已經出現的宗教思想相比擬。

　　三、右翼勢力全力營造在中國社會與歷史地位，但其三個主要指望注定落空。

　　如果把中國的右翼勢力簡單說成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未免失之于簡單、幼稚。中國的右翼力量都是一些有思想、有見地的人，他們完全懂得壯大社會基礎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并力圖以此彌補其先天性的不足與缺陷。筆者以為，右翼力量在中國的發展，主要寄托于三個指望：

　　第一個指望：普世價值的權威與力量

　　右翼力量把普世價值奉為了絕對的真理。這聽起來似乎匪夷所思，但至少在表面上的確是這樣。而這樣的理念，又是和西方居世界中心的地位聯系在一起的。他們認為，世界過去在西方的領導之下，現在在西方的領導之下，將來也一定還在西方的領導之下，這個世界永遠都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大有天不變，此道亦不變的架勢。西方所奉行和所倡導的，自然就代表著絕對的權威與力量。中國向西方靠攏，全部溶度西方世界，是未來唯一可行的出路，除此以外別無它途，所以，中國右翼對于普世價值連最簡單的中國化都不愿意，他們所做的，不過就是照西方的葫蘆畫一個中國的瓢，可以說，他們把普世價值當做精神支柱，從根本上指望著這一力量的庇蔭。

　　第二個指望：世界大潮滾滾而來直到中國

　　在右翼力量看來，當今世界潮流(也就是普世大潮)滾滾兇猛，借助全球化、一體化的東風，這一席卷全球的普世大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也難以抗拒。借助與普世大潮的卷席之勢，中國右翼力量期盼像許多國家已經發生的那樣，能借此登上歷史舞臺，成為主角，做歷史的弄潮兒，引領時代之風騷。

　　第三個指望：中產階級發展壯大主導未來

　　寄希望于所謂的中產階級，這是中國右翼與西方戰略家們的一致意見。他們認為，只要在中國造就出這樣一個階級，中國的民主化、自由化就有了堅實的社會基礎，右翼也就有了自己的階級力量，就能夠推動中國社會向著他們所希望的方向改革、發展。從策略的角度而言，他們也希望中產階級發展壯大起來能夠縮小中國的貧富差距，降低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矛盾，削弱中國人仇富心理，淡化右翼力量事實上富豪階層政治代言人的色彩。

　　但是，上述三個指望一個都不能成立。

　　第一個指望是幼稚的。事實上，西方的政治家大概只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為自身的政治高度所迷惑，這發生冷戰后的一個時期，代表性的觀點就是“歷史的終結”。經過一個短暫的玄幻之后，西方世界重又回歸于現實的嚴肅之中，經濟危機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政治和精神塌陷同過去沒有什么兩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足，一切嚴肅的負責任的政治家思想家仍然在批判現實的基礎上找尋今后的未來。西方世界自身也在裂變之中，正通過反思、改革謀求新的發展變化。推崇備至、廣為流傳的普世價值之所以得到大肆推廣，更多的是西方國家的統治者維護霸權世界秩序的需要，他們出于戰略利己的目的，把推行普世價值當成了工具、手段與途徑，并不是對人類世界的終極關懷。西方的統治集團從來都沒有當人類救世主的慈悲心懷，也不是因為想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億世界人民還沒有過上自由、民主的生活而夜不成寐，他們的用意并不是想借助普世價值的力量讓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發展壯大而與西方并駕齊驅，恰恰相反，他們不過是要通過這樣的手段謀求永遠領導世界，妄想讓新興國家淪為永世附庸而已?！　∷哉f到底，普世價值不過是工具、手段和敲門磚，它非但不代表什么絕對真理永恒權威，甚至還是可以任意改造拿來交換買賣的籌碼，甚至可以當做市場上的商品出售。正因為如此，這一價值體系就不可能有什么精神感召力與思想的凝聚力，根本沒法與西方歷史上曾經誕生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相提并論，與這些主義在歷史的影響與作用更不可同日而語。它構不成信仰的力量，也不可能在中國社會和歷史中扎根，它給中國右翼帶來的不過是一時之歡，不過浮光掠影一場而已。

　　第二個指望是一種幻想。盡管普世價值大潮滾滾，已然滌蕩沖刷了世界上的許多地方，看起來似乎有無可阻擋的樣子，但是，事實上它并既不能無堅不摧，更不是澎湃不竭?，F在看來，這股大潮已然呈強弩之末的疲憊之態，已經在俄羅斯一些國家碰壁了。即使在它已經滌蕩過的國家和地區，洪水過后，留下的也不盡是陽光，很多都是政治災區。正因為如此，任何理性健全的社會都已本能地產生拒斥，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更會激發出越來越強大的反抗力量。俄羅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俄羅斯的右翼力量曾經紅極一時，著實鬧騰得歡，但結果如同花瓶里的鮮花，很快就枯萎了下去。任何具有理性分析能力的人，都不會簡單地把今日俄羅斯的政治現實簡單地歸咎于普京個人，即使沒有弗拉基米爾?普京，也一定會有伊萬諾夫?普京，這是合理邏輯。而俄羅斯右翼的命運就是中國右翼力量的一面鏡子。

　　其實，中國的右翼顛倒了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的關系。他們指望中國特色服從普世大潮，不符合基本的哲學邏輯。從哲學的角度講，從來都是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人類社會也是這樣普遍性的原則必須服從特殊性原則，而不是特殊性服從普遍性。中國首先以其特殊性而存在，只能以自身的特色為依托，參與到普遍性中來，用一句簡單的話說，只有中國的才是世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比普世價值更有生命力，在二者的比較對抗之中，不是中國特色服從普世價值，而是普世價值服從中國特色，這才是正確的個別與一般的關系。所以，發展崛起的中國不會因為全球化、一體化而與西方世界趨同，指望中國成為普世大潮的一個新領地，注定就是一種幻想。

　　第三個指望是一廂情愿。所謂中產階級，這大概是西方政治家們炮制出來的一個概念，事實上，中國從來沒有什么中產階級，中國社會也不會出現什么中產階級，筆者以為，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變遷所重新締造出來的新階級，從資產的角度來講，要么是資產階級，要么就是普通工農大眾，并沒有什么中產階級。不能因為一些普通工農大眾擁有了一點現代化的生活資料如房產、汽車等，就給他們冠以中產階級的名頭，他們不會有這樣的階級屬性，更不會因此同意右翼為他們的代言人，因為他們的基本態度、價值取向仍然是人民大眾的，基本訴求與右翼有天淵之別。這個問題，只要在中國做一點簡單的社會調查，訪問若干所謂的中產階級人士，情況就一目了然。中國的右翼力量所能依賴的，仍然只能是富豪階層，包括新時代的買辦、暴發戶、黑社會等，指望中產階級可與右翼勢力站在同一個戰壕，壯大支持右翼力量屹立不倒，完全是一廂情愿。

　　四、右翼力量在現實中國的影響與未來出路

　　既然這樣，中國右翼在當今中國社會有怎樣的影響，未來將有怎樣的出路呢?

　　宏觀而言，可以從這樣幾個視角來看。

　　一是有勢力沒力量。依靠國際背景，借助于思想面紗，搭乘改革東風，這些要素決定中國右翼勢力一定蔚然可觀，發展到現在，輿論大部分仍然在他們的一邊，各種形式的研究、論壇多被右翼所籠罩，越“右”越吃香，越“右”越被重視，越能可能成為廟堂內的座上賓、尊貴客，過去是這樣，今后很可能還要延續一個時期，看起來顯赫有勢力。但是，他們是沒有社會根基的浮萍，是插在花瓶里的鮮花，其能量頂峰也只限于在中國掀起思想輿論的批判浪潮而已，沒有更大的社會組織能力與動員能力，所以看起來聲勢很高很大，但實際上兵沒有力量。一旦其工具屬性減弱，就要遭到內外兩個方面的無情拋棄。

　　二是有影響沒響應。因為缺少基礎性的社會根基，所以中國的右翼可以在中國社會掀起思想上的風浪，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矮化、貶低源至體制內的價值創意與理論建樹，這一點，必須承認他們能夠做到，但也僅此而已，其社會響應的范圍只局限于由這個集團所組成的大小圈圈，并輻射不到基層大眾，而輻射不到基層大眾的社會主張與沒有響應異曲同工，即思想的武器不能轉變成大眾的武器，所以是沒有真實價值的。

　　三是有高枝沒根基。向上攀附是知識階層的本來屬性，無關乎自身傾向，右翼也不例外。但鑒于右翼得天獨厚的條件，其向上的攀附要比左翼順利快捷得多，這就是右翼力量中的一些名人經常得以登堂入室的原因。這種狀況今后也還會持續，但也已被他們玩得差不多了。這樣的成就可能被世俗的人看做是可靠的根基，以為因此就能有深固不搖之勢，等閑撼動不得，但其實不然。越是攀附高枝，越說明他們沒有根基，一朝反目，就要翻臉不認人了，伴君如伴虎，這根本就靠不住，連老百姓都懂得這個道理。而沒有根基的東西終究還是花瓶里的鮮花。

　　四是有地位沒尊敬。中國右翼的領軍及骨干任務大都位居社會高端，其主體部分也處于上層位置，因而他們在中國很有地位，甚至可說是相當尊崇，特別是體制內給予的尊崇，表現是所到之處都有官府護佑。但是，因為其理論思想缺少應有的道德魅力與道義力量，所以他們往往得不到社會層面的尊敬，嚴重者甚至有街頭上公開喊打。在民眾中做調查所反映出來的數據大概還只是冰山之一角，如果真把右翼的主要觀點和他們的身份地位及財產狀況公之于眾，所獲得的謾罵恐怕更要驚人。因為右翼自己本身就沉醉于物欲之中而沒有什么獻身精神，他們的代表人物差不多個個都是腰纏萬貫的思想者，個個都是財富等身的理論家，遠不是胸懷理想信仰的清教徒，所以不可能獲得由衷的敬意。

　　五是有空間沒前途。內外環境紛繁復雜的中國給右翼提供了廣闊的舞臺與空間，今后一個時期仍將是這樣，但是，鑒于他們不可避免日漸走向中華民族的對立面，走向中國歷史文化的對立面，走向基層大眾的對立面，所以從根本上說，右翼在中國沒有前途，他們只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現象。當然，正如偉人所言，任何時候都有好中差、左、中右之分，中華民族實現了偉大復興之后也還會有右翼存在，但現如今中國的右翼只能停留在現階段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隨著中國歷史進入新的階段，他們渡不過這條歷史的大河。有些思想的確能穿透歷史，但他們則完全不行，將無可避免地湮滅在長河中而不可能獲得新生，　　現階段這樣若干特征決定，中國的右翼力量將走依附分化、分裂分散的歷史道路：作為一個思想群體，它們處在不斷的分化改組當中，其中的一些人或者依附于體制，向體制靠攏，或者依附于外國，用移居移民的形式詮釋自己的未來，或者依附于富豪階層，以知本謀資本，變知本家為資本家;他們中還有的人可能要繼續被內外當做工具來利用，而一些人可能難免被拋棄的命運，甚至也可能要遭遇沉重的壓制;他們的思想價值體系將越來越暗淡無光，其醉心擘畫政治畫卷將被束之高閣、積滿灰塵，越來越成為歷史研究的素材和考古發掘的對象。一句話，右翼在中國沒有未來，未來的不中國是右翼的中國。

　　說道這里，筆者真的不勝感嘆。幾位中國右翼的代表人物現在都年高德劭了，他們看起來就像深秋的夕陽，也如落日之余暉，盡管表現燦爛，但來日實在短暫。垂暮之年難免有日暮途遠之慨，據說有先生已經說話，“我這輩子，恐怕等不到民主了”。這基本上是真的。在此借用一句古詩相送吧：“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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