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一個什么東西都是待價而沽的社會嗎?

　　我曾經在上海一間酒吧洗手時，赫然發現面前的鏡子有是個螢幕，并且正在播放廣告。

　　真的是無孔不入的廣告。或者說，現在真是什么空間都可以賣──不只空間，而是越來越多事物都可以被買賣了。

　　以“正義”一書被廣為人知的哈佛大學教授麥可桑德爾在新書“錢所不能買的東西──道德的市場界線”一開始就舉出我們或者熟悉，或者匪夷所思的例子：西方人到印度尋求代理孕母的服務，醫師賣出手機號碼以讓病人獲得特別照顧，身體部位出租做為廣告看板，美國國會聽證會的排隊有專業排隊公司，或者紐約中央公園的免費戶外劇場也有人付錢請人排隊，還有現在大家都熟悉的碳排放的權利。

　　在這些新趨勢之前，人們是在為公共服務的商品化而斗爭：醫療、教育、失業照顧等──福利國家的本質其實就是要讓這些社會服務去商品化，而成為公民的基本權利。

　　在冷戰結束后，市場自由主義取得了至高的榮耀與霸權。這不只是科技力量或全球化的結果，而是國際組織如IMF、世界銀行以及資本家的共同塑造，把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革命推到了高峰。

　　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主流媒體赫然發現市場失控了，開始質疑市場至上論和新自由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依然義無反顧地把許多東西放到市場上販賣。

　　桑德爾指出，有人認為市場凱旋論的道德低落是因為過度貪婪，所以解決之道是遏止貪婪，但他認為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為“市場以及市場導向的思考延伸到傳統上由非市場基準所規范的領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大的一個發展。”

　　一切都可以賣、都讓市場決定有什么不好?

　　經濟學者會說這是效用的極大化。但桑德爾指出，商品化的問題在于：一、不平等，二、腐化。

　　就不平等來說，當錢可以買的東西更多(也就是當更多事物商品化)，當富裕的優勢不只是購買奢侈品，而是政治影響力、醫療、教育、居住，那么財富分配就變得非常關鍵，因為這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生活尊嚴。

　　除了市場的不平等效果，把生命中各種美好的事物標上價格，有可能導致其腐化或墮落。試想友情可以買賣嗎?榮譽可以買賣嗎?

　　人們當然知道不是什么東西都能賣，我們不會容許兒童被買賣;或者我們反對奴隸制度，是因為這是把人類視為可以在拍賣會中交易的商品。我們也不容許選票可以被買賣，除了這是讓政治競爭不公平，也是因為這代表公民責任的腐化。

　　上述是明顯的例子，但是更有爭議的例子是如每年夏天紐約中央公園都有莎士比亞劇場免費演出，總是大排長龍。(相信我，我曾經早上六點去排隊。)晚近開始有人付錢請他幫忙排隊，這是對的嗎?對市場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自愿性的交換。問題是，免費演出的意義是要讓好的演出有機會讓所有市民看到，不論富有或貧窮，是城市送給市民的禮物。一旦排隊倫理被商品倫理取代，就會完全破壞原始的意義，就是一種腐化。同樣的，去國會聽證會也是公民的平等權利，一旦排隊變成可以出賣的商品，參與聽證就將成為有錢人的專利。

　　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更大問題是公共領域的市場化。例如最明顯的公共空間。為什么我們眼前所看到的世界──不論是在公路上、在商業大樓外、在演唱會的舞臺旁、在計程車的后座，在捷運(公共運輸!)車廂的里里外外──都是被金錢制造的廣告所占據?為什么資本可以決定我們每天眼前可以看到什么?所以在西方有所謂的文化干擾行動(culture jamming)，去惡搞修改那些巨大的廣告招牌，以抵抗我們日益失去的公共空間。

　　另一個“公共領域”是媒體。在臺灣，威權時期是政治控制新聞，但民主化后是媒體把新聞版面或電視新聞時段大量出賣：從餐廳到上市公司，從臺灣政府部門到中國各省市政府。雖然前年立法禁止政府進行置入性行銷，但是商業性業配仍然充斥在各新聞媒體。這不只意味著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是被這些企業所挾持，也代表新聞的價值以及媒體與讀者之間關系“腐化”(用桑德爾的語言)。因此新聞媒體，做為一個有意義論辯與資訊提供的公共領域，做為監督企業或公權力的批判者，已經逐漸消失，并在民眾眼里逐漸失去可信賴性。

　　桑德爾說，市場是有道德邊界的。什么樣的事物可以被買賣，代表了人們認為這些東西被視為商品或是可以藉由獲利的工具是正當的。所以，事物的商品化與否是一個道德與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做為一個政治哲學上的社群主義者，桑德爾的核心關懷是事物的商品化會侵蝕我們所珍惜的某些價值，市場會破壞道德與共同體的價值。“市場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辯論”，因為市場不會去問某些東西被買賣是否是道德的。但如果我們不去進行道德討論，并且全力擁抱市場，后果就是讓公共論述失去道德和公民的能量，并且導致技術官僚主義的管理統治。

　　當然，他的論述是在西方脈絡下對市場霸權的反思，而在中國語境下，更多人擔心的是政治權力過大。兩者都很重要。我們不能讓政治權力或者市場邏輯決定一切事物的價值，不能讓他們來界定、甚至剝奪這個社會的基本道德與公共生活。

　　這正是桑德爾所說，“說到底，市場的問題其實是關于我們如何想要共同生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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