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選舉結果顯示奧巴馬大幅領先羅姆尼當選美國新一任總統，而在之前的民調中兩人則不相上下，甚至僅僅相差0.4個百分點，選舉結果與民調大相徑庭，其實這并不新鮮。

　　羅姆尼是美國富人的忠實代表，這從他不會為47%的美國窮人負責的言論就可以看出，他的理由是這些人不交稅，而這顯然不是事實，在美國大部分人都交個人所得稅，另外這些人消費了商品，從事了工作就已經交了稅，雖然不是直接交稅而已。

　　這次美國人將奧巴馬擊敗羅姆尼說成是進步主義的勝利，確實是這樣，這些年美國政府一直被新保守主義把控，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急劇加大。從1979年到2005年，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的稅后收入增長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長了69%，處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長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長了6%;1979年美國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約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減稅風潮是導致中產階級社會解體的根源，首先富有群體是減稅受益最大的群體，因此減稅的同時無疑加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事實發展情況也是這樣，自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減稅風潮以來，美國和西歐國家的貧富差距都明顯的加大，其次減稅必然導致財政收入的減少，政府福利支出的減少，而貧困群體是政府支出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在降低公共支出的同時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貧困群體，因此美國和西歐都出現了貧困人口占人口比例上升的趨勢，減稅的客觀結果是使那些本來可以靠著國家的福利支出躋身于中產階級的部分中下產階級被擠出了中產階級的行列，成為了貧困人口，而那么原本就屬于貧困群體的人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減少就更加的邊緣化，因此說減稅是導致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中產階級社會崩潰最主要的根源。

　　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中，如此不公平的現象不會永遠持續。下層民眾雖然沒有富人那么多的財富和社會資源，但他們有人數眾多這一獨特優勢，一旦團結組織起來，就會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

　　19世紀末期的進步主義運動就是如此，當時要求社會平等和揭露黑幕的運動此起彼伏，聲勢浩大，對各級立法機構形成了強大壓力，迫使它們不得不通過限制壟斷、保護競爭、維護中下階層利益的立法，以糾正市場自發秩序帶來的不公正。

　　在強大的民意壓力面前，羅斯福政府一個又一個的立法。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法律保住了，《社會保障法》通過了，工人組織工會、集體談判的權利確立了。財產自由和契約自由不再神圣。

　　新政最大的成就就是讓富人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在上世紀20年代，稅收對富有群體而言是小事一樁。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僅為24%，同時由于對最大的地產所征的遺產稅不過為20%，富豪家族輕易便可維系下去。但隨著“新政”的來臨，富有群體所面對的稅收不僅開始遠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標準來看，稅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在羅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當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達到79%。

　　新政的大規模征稅措施，導致了貧富差距減小，中產階級成為了社會的主體，自新政后，民主黨就一直以弱勢群體的保護者自居，其政治理念則是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來擴大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了里根執政之前。

　　里根執政后，美國的保守主義卷土重來，特別是在小布什內達到了巔峰，而且一度廢除了遺產稅，最終導致了經濟危機。

　　其實福利是投資，而不是是消費，不是政府負擔。高素質的勞動力，健康的生活，能發揮個人才干的職業，較低的犯罪率，都是這個社會繁榮昌盛的基礎，而這些只有福利社會才可以做到，因為只有福利社會才對這些項目進行了投資，因此也只有福利社才會得到最高的回報，因此北歐福利國家才出現了最低失業率，人民最幸福的生活。

　　根據世界經濟發展規律，一個國家要實現發達，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只要實行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其人均GDP達到1萬多美元是沒有問題的，第二個階段是自主創新和產業自立，一個國家如果實現了自主創新和產業自立，其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是沒有問題的，第三個階段是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建立，一個國家如果要達到人均GDP4萬美元，沒有社會保障建設是不可能的。

　　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科技創新最強的國家，但是這個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數從來達不到北歐等國家的一線水準，關鍵還是福利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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